三世为官，方知穿衣吃饭、谈笔论墨。这本书也许写早了。胡昭衡与我父亲同月同日差一年生，50年代同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同住在一个小院里，每年同一天同一桌过生日。祝生日快乐时，父亲说：“多跟你胡叔叔学习啊，他可是咱们内蒙古的第一大才子。”
于是，我自小崇拜胡昭衡像座山，喜欢读他写的《老生常谈》。
60年代初，中央调父亲去天津任市长，内蒙古第一书记乌兰夫不同意：“工作离不开。”
于是，换了胡昭衡。胡昭衡在天津有位常客，圆头圆脑圆脖子圆身子，连头顶的制服帽和鼻梁上架的金丝眼镜也是圆圆的没有棱角。他私下称胡昭衡“老夫子”、“父母官”，胡昭衡慌不迭地摆手：“在您面前我算什么？班门弄斧，班门弄斧了……”
胡叔叔告诉我：“他就是我们党的‘第一支笔’，陈伯达。”我倒抽一口凉气，这“山”望那“山”：我小学二年级便读过《四大家族》，原来他就是那座山外山？
不久又遇到一位来访的座上客，是位枯瘦颀长略显驼背的老人，瘦长的脸和细长的手指不见血色。胡昭衡和陈伯达见了他都变得恭敬谨慎起来，举手投足无不小心翼翼。
“他就是我党‘第一大才子’，康生。”胡叔叔压低了声音。
“康生？”我张大嘴巴却忘了喘气，“这大概就叫天外有天吧？”不要笑，这是圈养20年后刚刚放养出去的我见了大人物的真实感觉，不懂“粪土当年万户侯”，一如今日那些傻C们，见了“戏子”也号叫着想去下九流。话又说回来，今日的我不过一介老秀才，曾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的周维德却说：“20多年不写文章，还有那么多人崇拜你，想见见面。刚见面还像回事，三杯酒一下肚，唉，原来……”
“原来也是一只猴。”我替欲言又止的周副主席说出口，“猴又怎么了？毛主席还说自己一半是虎一半是猴呢。打败了日本，赶走了蒋介石，纸糊了美国，虎不虎？又搞了场‘文化大革命’，猴不猴？”
陈伯达也是只猴变的。他不善言辞，喜欢笔墨。他待客喜欢先敬茶，不敬酒，叫作秀才人情，闽南习惯。
他常常莫名其妙地发牢骚：“其实我的强项不是写文章，而是管理。可惜主席……唉。”
言外之意是说：他不但“能”，而且“能造”，只是主席不叫他造。“文化大革命”主席让他造了，一造就造个身败名裂。这就叫猴。
他还多情善感，莫名其妙就悲伤起来：“唉，快60岁了，常常手脚冰冷……莫非是遗传？我常常沮丧，我的儿子就自杀了……”
他落泪了，这就叫秀才。
每逢我损陈伯达，石玉平总要说旬公平话：“他也有横刀立马像大将军的时候。”
“对。”我承认道，“只有铺开宣纸，抓起毛笔，他才精神焕发，横刀立马。”“文房四宝——笔、墨、纸、砚。笔有大中小，墨有石松油，纸分生熟半，砚分石陶金。这就是三笔三墨三纸三砚。”陈伯达容光焕发，作势作态地给大家上课，“用笔六法……永字八法，练字有三个阶段。初学要讲横平竖直，掌握重心，注意匀称。做不扎实，不要临帖，否则无法长进，再怎么苦练，功力也达不到三成。”
我曾不以为然：“苏东坡逸笔草草，却是离不开美酒的大师。”
后来我的一些朋友走了仕途，位高权重之后，报纸和电视台上频频露脸，便成了名人。字画分“字画名人”和“名人字画”，成了名人便少不了题题写写。只可惜，我看这些成了名人的大领导为了题字没少苦练，十几年没长进，功力达不到三成，便明白陈伯达所言不虚。
“基本功扎实了，再临帖，是第二个阶段。你们看康老的字，这是什么功力？”陈伯达拿出康生的书法，边临摹边沉醉道，“不习篆，不谙中锋用笔；不习隶，不懂变通；不习楷，法度难臻；不习草，不得情致哟！”
后来我欣赏两位朋友的字：“溥杰圆转，赖少琪方折”，心有所悟：
篆体圆转，变为汉隶，八分书，完成于楷体。所以说汉隶革了篆体的命，成为楷体之真母体。“永”字八法无重笔：八个方向，八个笔迹，八个不同的势能、动能，八个不同的运笔方法和粗细变化，利用它们可拼出千姿百态的艺术形象——行话叫“笔墨”。
胡昭衡曾笑问陈伯达：“这时候的字可以卖了？”
“卖不了字，只能卖文，替人写个状纸文书。”陈伯达脱开康生的字，在空中大幅度挥洒，“卖字非到第三个阶段不可，就比如主席的字，要有了气韵旨趣才算悟出真谛，天马行空，乱石铺街，无法胜有法，无度胜有度；点曳之功，裁成之妙，烟霏露结，凤翥龙蟠，若断还连，势直反曲……”陈伯达从天挥洒到地，久久才运完丹田那股气，将手一扬，煞有介事，“喏，拿去换酒喝吧。”
P11-14
人说：我能。猴说：我能造。
一个成了登堂广告词，一个成了江湖的口头语。
我不老成，耳顺之年仍能造。端起酒杯喜欢挑战：我的酒量一般般，屈指数来排第三，老大老二不出山。
我酒风好，造再多酒不吐；酒德不好，造半斤就失态。都说55岁下山虎，那年我最多3斤白酒量，独自过生日，一天神伤，从中午喝到凌晨，居然造下4斤二锅头、6瓶燕京啤酒——没吐，可能损去几年寿。酒醒也后悔，萎在床上问老婆：为啥猴子变人十万年不够，人变猴子却只需一瓶二锅头？
老婆说：我也纳了闷儿。怎么人造1斤可能死，猴子造下4斤还能活过来？
我赧颜一笑：人是圈养的，猴子是放养的。
医生说：幸亏你喝下6瓶啤酒，那是最好的解滔剂。
我的办学伙伴周玉树——内蒙古师大鸿德学院院长，诗、书、画俱佳，赠我画册时配有8个字：边城美疆，马散人刚。
放养的总比圈养的强。
从文坛跌进酒坛20多年是学阮籍自保，两次身患癌症后想回文坛，已经不适应这个世界。我不会开车，不会上网，不会炒股，不会英语……只学会了用手机，便给胡昭衡的儿子李罗力（胡昭衡原姓李，战争年代因环境要求改姓胡，子女仍姓李）打去电话。因为我想起胡昭衡当天津市长时的一件事。
48年前在天津，陈伯达掰着手指头数完“上九流”，考问胡昭衡：何为下九流？
“优、娼、皂、卒、批、捶、奴、蛋、剃。”胡昭衡按下九根指头，将剩下的一根手指指向舞台，“优就是演员，下九流里数第一。”
陈伯达笑：“不对吧？那为何下九流在台上当红，上九流在台下鼓掌？”
这个乌鸦嘴。观念转变，优伶变演员又变表演艺术家，剃头的变理发师又变美容美发师。国门洞开，眼前一亮，方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各民族的民俗、民风、民习，多由下九流传承保留至今。所以毛泽东说“卑贱者聪明”……只可惜，世道也变得笑贫不笑娼，追“优”不思“家”了。青少年迷恋的是歌星、影星、舞星，冷落一边的是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
这就叫矛盾世界——乱世出英雄，盛世多腐败；人的本能是避乱趋盛。
这就叫娱乐世界——钱多买回人浑蛋。
政治冷酷，军事凶险，科学、文学何尝不是如此？无论伽利略还是曹雪芹，哪比得星族们的潇洒娱乐？就说这个陈伯达吧，如今的年轻人，十个有八个不知道他是谁。他曾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委，却成为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沦为阶下囚，被判刑18年。不过，他也确是个“大秀才”，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比如我自小生活过的内蒙古，他来转_圈，就发现了《绥远通志稿》，下令出版。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容易事。说来颇有些传奇，并且将我党这位曾经的“大秀才”与我的笔墨朋友石玉平联系到一起，成为本书的缘起。
《绥远通志稿》记述了原绥远省所辖16县、2个设置局和乌、伊2盟13旗的历史沿革、地理疆域、山川河流、自然气候、地蕴物产、土地人口、农牧经济、政治设施、文化教育、民族宗教、古今人物……凡20余项门类；上起战国赵武灵王，下迄民国，总括2000多年的历史，成书100卷，12册。
绥远省政府成立于1929年8月，那还是“上智下愚”、“立君牧民”为社会主流意识的年代，但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已然萌芽：“不破不立”、“高贵者愚蠢，卑贱者最聪明”的呐喊声此起彼伏。绥远省主席李培基装有半肚子墨水，说“不读书不知礼义廉耻”，“不学史不懂盛衰之道”。他下令成立省通志馆，汇聚鸿儒才俊几十人修史，要让后人明白，“英雄创造历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百姓只求温饱”，“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道理。至1934年收集了大量资料，却因经费等多方原因停顿。傅作义接任省主席，拨经费，改组人事，至1937年将要成稿之际，偏遇“七七事变”，日寇大举侵华，志稿散失，幸亏底稿被通志总纂保存下来。
日军侵占绥远后，深知《绥远通志稿》的历史、自然与社会价值，由其政务最高顾问下令，“召学士，集人才，绝歌舞，远声色，居静室，清神心”，拨专款继续编修整理《通志》。至1945年5月，终于在日本东京影印出版。准备出厂之际，遭美军空袭，550架轰炸机投燃烧弹70万枚，印刷厂被夷为平地，成书及原稿均灰飞烟灭。
幸《通志》总纂之子将保留之底稿存护下来，但已残缺不全，余113卷。然内战又起，志书编修之事难以为继。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通志》的编纂自然提不上议程，直到1959年才提上日程。几经努力，至1965年夏，志书准备排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印刷出版又成泡影。
197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来内蒙古视察，获知《绥远通志稿》有未印稿，马上调来阅看，一夜翻阅未眠，拍案道：“如此珍贵，价值非凡，日本人来了都抢着印，你们居然一丢20年。无知，愚蠢！”
当时，内蒙古实行全面军管，组建了前线指挥所。陈伯达叫来“前指”领导，要求3个月完成印刷。但是，自秦汉以来，中国对文字书册坚持了2000余年的极严格的审查制度，如此大部头3个月怎么能完成？直到1971年4月，才完成50卷三校，23卷打成纸型。这时，“批陈整风”运动开始，“上马取江山，下马坐天下”的“前指”将军们匆忙下令：陈伯达是反党反马列主义分子，毁版毁书！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政治。
粉碎“四人帮”后，这部《通志》几经磨难，跨了世纪仍然未能成书。直到2004年，我的朋友石玉平出任新闻出版局局长，才将此书的出版提上日程。
石玉平的父亲也属于“上马取江山，下马坐天下”之列，无论当兵还是做官都吃尽了没文化、不识字的苦，所以不忘把儿子送去上学读书，却不料有了文化的儿子天天与自己唱反调闹矛盾。有道是“人生识字糊涂始”，他决心把“知识化”的儿子“工农化”，偏偏儿子坚持知识化，并且坚决要把“工农化”的父亲“知识化”，父子斗法，一直斗到改革开放，父亲终于妥协，儿子也出任新闻出版局的局长。新官上任，他深知一些文人学者的愿望，了解《通志》的出版价值，于是找到当时任内蒙古宣传部部长的张国民，要求拨经费。张国民说：“为这本《通志》给你们两次经费了。一次被你们发了工资，一次被挪用出了回忆录。这是最后一次啊，再出不来拿你是问！”
石玉平曾与陈伯达“有一腿”。他上中学即见过陈伯达的笔墨，上大学更目睹过陈伯达挥毫。陈伯达下令出版《绥远通志稿》时，他父亲已经重新工作，他了解当时的全过程。他当即立下军令状：“我不会花一分钱向群众买好，发工资；也不会动一分钱出回忆录，《通志》是留给后人的财富，我只替历史和后人负责。”
他盯着36万专款，走一步给一步钱，至2007年终于将这部巨著出版问世。
老骥识旧途，小马闯新路。如今石玉平也已退休几年了。闲来对酌，免不了感叹世人观念的改变。
石玉平聊天有个习惯，把传统叫“我们”，把新观念叫“他们”。
“我们是友谊天长地久；他们是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石玉平三杯酒下肚，肯定睑红眼潮，“我们是英雄主义，他们是人道主义；我们是集体主义，他们是个人主义；我们讲理想和奉献，他们讲现实和报酬……”
“喂喂，喝多了吧？你有那么高尚、那么伟大吗？”我用酒杯敲桌子。
“我是说焦裕禄、说雷锋……”石玉平干一杯酒，“我算个鸟？出世的和尚，入世的画家……”
“这还差不多。怀旧是一种情感，是甜蜜的哀伤，是你们一位画家讲的。”我吸燃一支香烟，也发出感慨，“没有传统就没有物种，没有叛逆就没有进化。老猴子不教小猴子，小猴子只有一个死；小猴子不搞点叛逆和创新，猴子就永远变不成人。我们老喽……一转眼！”
真是一转眼，我也从“小权”变成了“权老”。
夕阳已近山脊，所剩明光闪烁无几时，还能干点啥？讲几个70后不爱，80后不懂，90后不知道的故事吧。就从陈伯达讲到石玉平……
权延赤编著的《另类人生：石玉平局长的传奇故事》写一位“红二代”子女的从政成长道路，从“文革”时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磨难，到当画报社长、新闻出版局长的经历；无论当年和兄弟哥们儿交情，还是与国家领导人交往，都始终坚持真诚、善良、正义，干文化事，做文化人，当文化官，表现了一位“红二代”的独特个性和潇洒人生，也为读者展现了一幅中国当代社会市井、官场图。
权延赤编著的《另类人生：石玉平局长的传奇故事》是一部纪实文学，写内蒙古自治区新闻出版局原局长石玉平（已退休）的人生之路。作品通过从50年代孩童时代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到“文革”时期上山下乡当知识青年，到返城在基层文化单位工作，后担任画报社社长、新闻出版局局长的轨迹，描写主人公坚持真诚、善良、正义，干文化事、做文化人、当文化官的专注文化、执著文化、痴迷文化几近“另类”的人生经历，塑造了一个信仰坚定、正直诚实、为民服务的共产党干部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