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是国内外公认的佛教研究权威,一生对佛教研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季羡林从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切入,修正了原来的很多假设,考证了佛教是间接传进中国来的。《季羡林谈佛(精装珍藏版季羡林唯一亲定自选集)(精)》收录了季羡林先生经典的佛教研究文章,旨在反映季羡林先生重要的佛学研究成果,呈现季羡林先生在佛教研究中体现的思想和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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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季羡林谈佛(精装珍藏版)(精)/季羡林唯一亲定自选集 |
分类 | 人文社科-哲学宗教-宗教 |
作者 | 季羡林 |
出版社 | 浙江人民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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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季羡林先生是国内外公认的佛教研究权威,一生对佛教研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季羡林从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切入,修正了原来的很多假设,考证了佛教是间接传进中国来的。《季羡林谈佛(精装珍藏版季羡林唯一亲定自选集)(精)》收录了季羡林先生经典的佛教研究文章,旨在反映季羡林先生重要的佛学研究成果,呈现季羡林先生在佛教研究中体现的思想和文化观。 内容推荐 季羡林编著的这本《季羡林谈佛(精装珍藏版季羡林唯一亲定自选集)(精)》既是佛教入门经典,也是季羡林学术著作中影响巨大的代表作。早在20世纪30年代留德求学时,作者就确立对佛教研究的兴趣,在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佛教占据了核心的位置。书中季羡林以语言学、印度学、古代中印历史等领域的深厚学养为基础,对佛教的起源、流变、传入中国等重要方面做了深入浅出、举重若轻的分析。 佛教传入中国,是东方文化史上,甚至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其意义无论怎样评价,也是不会过高的。佛教不但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而且由中国传入朝鲜和日本,也影响了那里的文化发展以及社会风俗习惯。佛教至今还是东方干百万人所崇信的宗教。如果没有佛教的输入,东方以及东南亚、南亚国家今天的文化是什么样,社会风俗习惯是什么样,简直无法想象。 目录 做真实的自己(代序) 我和佛教研究 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释迦牟尼 印度佛教的发展与衍变 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路线斗争”——提婆达多问题 浮屠与佛 再谈浮屠与佛 法显 佛教的传入中国——两种文化的撞击和吸收 中国佛教史上的《六祖坛经》 佛经的翻译与翻译组织 佛教教义的发展与宗派的形成 佛教与儒家和道教的关系 关于玄奘 关于《大唐西域记》 佛教的倒流 跋 试读章节 我和佛教研究 我接触到佛教研究,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1935年,我到了德国哥廷根,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算是我研究佛教的滥觞。从那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漫长的年代里,不管我的研究对象“杂”到什么程度,我对佛教研究始终锲而不舍,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始终没有降低。 “你研究佛教是不是想当和尚呀?”有人曾半开玩笑地问过我。我从来没有信过任何宗教,对佛教也不例外。而且我还有一条经验:对世界上的任何宗教,只要认真地用科学方法加以探讨,则会发现它的教义与仪规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都有其产生根源,都是人制造成的,都是破绽百出、自相矛盾的,有的简直是非常可笑的。因此,研究越深入,则信仰越淡薄。如果一个研究者竟然相信一种宗教,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他的研究不实事求是,不够深入,自欺欺人。佛教当然也是如此。 那么为什么还要研究佛教呢?要想圆满地回答这个问题,应该先解决对佛教评价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评价是众所周知的,从本质上来看,也是正确的。’佛教这个宗教当然也包括在里面。但是我感觉到,我们过去对佛教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的评价多少有点简单化、片面化的倾向。个别著名的史学家几乎是用谩骂的口吻来谈论佛教。这不是一个好的学风。谩骂不等于战斗,也不等于革命性强,这个真理早为大家所承认,可惜并不为这位史学家所接受。平心而论,佛教既然是一个宗教,宗教的消极方面必然会有。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如果我们说佛教简直浑身是宝,完美无缺,那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但是佛教在中国产生的仅仅是消极的影响吗?这就需要我们平心静气仔细分析。从整个世界自古至今文化发展的情况来看,一个文化,不管在某一时期内发展得多么辉煌灿烂,如果故步自封,抱残守缺,又没有外来的新成分注入,结果必然会销声匿迹,成为夏天夜空中的流星。打一个未必很恰当的比方,一种植物,必须随时嫁接,方能永葆青春:放任不管,时间一久,就会退化。中华民族创造了极其卓越的文化,至今仍然没有失去活力,历时之久,为世界各民族所仅见。原因当然是很多的,重要原因之一,我认为,就是随时吸收外来的新成分,随时“拿来”,决不僵化。佛教作为一个外来的宗教,传入中国以后,抛开消极的方面不讲,积极的方面是无论如何也否定不了的。它几乎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给它增添了新的活力,促其发展,助其成长。这是公认的事实,用不着再细加阐述。 我们过去在评价佛教方面,不是没有问题的。一些史学家、哲学史家等,除了谩骂者以外,评价也往往失之偏颇,不够全面。他们说,佛教是唯心主义,同唯心主义作斗争的过程,就是中国唯物主义发展的过程。用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佛教只是一个“反面教员”。我们过去习惯于这一套貌似辩证的说法,今天我们谁也不再满足于这样的认识了。我们必须对佛教重新估价。一百多年以前,恩格斯已经指出来过,佛教有辩证思想。我们过去有一些论者,言必称马恩,其实往往是仅取所需的狭隘的实用主义。任何社会现象都是极其复杂的,佛教这个上层建筑更是如此。优点和缺点有时纠缠在一起,很难立即做出定性分析。我们一定要摒除一切先入之见,细致地、客观地、平心静气地对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进行分析,然后再做出结论。只有这样的结论才真有说服力,因为它符合客观事实。 现在大家都承认,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甚至中国历史。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公元前传入中国以后,经历了试探、适应、发展、改变、渗透、融合许许多多阶段,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的一部分。至于在中国发展起来的禅宗,最终发展到诃佛骂祖的程度,几乎成为佛教的对立面,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深入研究的。佛教在中国产生了许多宗派,有的流布时间长,有的短。几乎要跟佛教“对着干”的禅宗流传的时间反而最长,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我还想在这里谈一谈整个宗教发展的问题。冯定同志在世时,我有一次同他谈到宗教前途问题。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宗教先消灭,还是国家、阶级先消灭呢?最终我们两人的意见完全一致:国家、阶级先消灭,宗教后消灭。换句话说,即使人类进入大同之域共产主义社会,在一定的时期内,宗教或者类似宗教的想法,还会以某种形式存在着。这看起来似乎类似怪论,我却至今深信不疑。我记得,马克思讲过一句话,大意是:宗教是有宗教需要的人们所创造的。“宗教需要”有多种含义:真正的需要、虚幻的需要,甚至麻醉的需要,都属于“需要”的范畴,其性质大相径庭,其为需要则一也。否认这一点,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不要宣传唯物主义、宣传无神论了呢?不,不,决不。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宣传、坚持唯物主义是我们的天职,这一点决不能动摇。我们决不能宣传有神论,为宗教张目。但是,唯其因为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我们就必须承认客观实际,一个是历史的客观实际,一个是眼前的客观实际。在历史上确实有宗教消灭的现象,消灭的原因异常复杂。总起来看,小的宗教,比如会道门一类,是容易消灭的。成为燎原之势的大宗教则几乎无法消灭。即使消灭,也必然有其他替代品。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佛教原产生于印度和尼泊尔,现在在印度它实际上几乎不存在了。现在的一些佛教组织是人为地创办起来的。为什么产生这个现象呢?印度史家、思想史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什么伊斯兰的侵入呀,什么印度教的复活呀。但是根据马克思的意见,我们只能说,真正原因在于印度人民已经不再需要它,他们已经有了代用品。佛教在印度的消逝绝不是由于什么人、什么组织大力宣传,大力打击的结果。在人类历史上,靠行政命令的办法消灭宗教,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十分罕见。 再看一看眼前的客观实际。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至今快七十年了。对无神论的宣传可谓不遗余力,对宗教的批评也可谓雷厉风行。然而结果怎样呢?我们现在从许多刊物上都可以读到,在苏联,宗教并没有被消灭,而且还有一些抬头之势。“一边倒”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绝不认为苏联什么都好,但是苏联的经验和教训,确实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总之,我认为,对任何宗教,佛教当然也包括在内,我们一方面决不能去提倡;另一方面,我们也用不着故意去“消灭”。唯一的原因就是,这样做,毫无用处。如果有什么地方宗教势力抬头了,我们一不张皇失措,二不忧心忡忡。张皇无用,忧心白搭。宗教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产生出来的,它也会在人类社会发展到某一个阶段时消灭。操之过急,徒费气力。我们的职责是对人民进行唯物主义、无神论教育。至于宗教是否因之而逐渐消灭,我们可以不一必过分地去考虑。P3-7 序言 做真实的自己 (代序) 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连寿命比较短的人都无不如此,何况像我这样寿登耄耋的老人! 我们舞笔弄墨的所谓“文人”,这种变化必然表现在文章中。到了老年,如果想出文集的话,怎样来处理这样一些思想感情前后有矛盾,甚至天翻地覆的矛盾的文章呢?这里就有两种办法。在过去,有一些文人,悔其少作,竭力掩盖自己幼年挂屁股帘的形象,尽量删削年轻时的文章,使自己成为一个一生一贯正确、思想感情总是前后一致的人。 我个人不赞成这种做法,认为这有点作伪的嫌疑。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绝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这样的文章绝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中,我的思想感情前后矛盾的现象,是颇能找出一些来的。比如对中国社会某一个阶段的歌颂,对某一个人的崇拜与歌颂,在写作的当时,我是真诚的;后来感到一点失望,我也是真诚的。这些文章,我都毫不加以删改,统统保留下来。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幼稚,甚至多么荒谬,我都不加掩饰,目的仍然是存真。 像我这样性格的一个人,我是颇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离一个社会活动家,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我本来希望像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那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不求闻达,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又绝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绝不是不爱国,那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然而阴差阳错,我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人。应景文章不能不写,写序也推脱不掉,“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会也不得不开。事与愿违,尘根难断,自己已垂垂老矣,改弦更张,只有俟诸来生了。 后记 季羡林先生是我尊敬的国学大师,但他的贡献和意义又远在其学问之上。我尝问先生:“你所治之学,如吐火罗文,如大印度佛教,于今天何用?”他肃然答道:“学问不问有用无用,只问精不精。”严谨的治学态度发人深省。此其一令人尊敬。先生学问虽专、虽深,然文风晓畅朴实,散文尤美。就是有关佛学、中外文化交流,甚至如《糖史》这些很专的学术论著也深入浅出,条分缕析。虽学富五车,却水深愈静,绝无一丝卖弄。此其二令人尊敬。先生以教授身份居校园凡六十年,然放眼天下,心忧国事。常忆季荷池畔红砖小楼,拜访时,品评人事,说到动人处,竟眼含热泪。我曾问之,最佩服者何人。答日:“梁漱溟。”又问再有何人。答日: “彭德怀。”问其因,只为他们有骨气。联系“文革”中,先生身陷牛棚,宁折不屈,士身不可辱,公心忧天下。此其三令人尊敬。 先生学问之衣钵,自有专业人士接而传之。然治学之志、文章之风、人格之美则应为学术界、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所学、所重。而这一切又都体现在先生的文章著作中。于是遂建议于先生全部著作中,选易普及之篇,面对一般读者,编一季文普及读本。适有磨铁图书领导多方促成,于是有此选本问世,庶可体现初衷。 梁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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