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的特别，任何到过古巴的人都能强烈感觉到，它贫穷，但不凄苦。古巴人乐天开朗，直率自然，易于满足，热带阳光照耀下的社会主义。随着与美国关系的改变，古巴以及古巴的社会主义今后将何去何从？

翻开这本雷竞璇著的《远在古巴》，看看这个没有星巴克和麦当劳的国家。看看无数华人留下了梦想和遗憾的国家。看看遥远的古巴，遥远的社会主义。

本书着重记述华人及其后裔在古巴的经历和生活，从寻根开始，通过系列访谈，展现了华人在古巴留下的深深足迹。

《远在古巴》是雷竞璇数次探访古巴，写下的随笔游记精粹。带着曾在古巴谋生的父辈记忆探访古巴老城，雷竞璇将所见、所闻、所感汇集成文字，将古巴现在的面貌和老华侨们的记忆，留驻在迅疾的时光中。

以父辈们的200封书信为起点，雷竞璇使用第一手素材，三次到访古巴，采访40位垂垂老矣的古巴华人，从早期在种植园里收甘蔗的劳工，到经营小店铺的商人，到参与古巴革命乃至后来身居高位的军人，到国际上有相当名望等等华裔画家，乃至被华人收为养女登台唱粤剧的古巴人，从而对古巴华人及其后裔展开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深入探寻。同时，雷竞璇通过对当代古巴民众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从中洞见古巴的特别——这个热带阳光照耀下的社会主义国家，“贫穷，但不悲惨凄苦”，进一步思考，如今，在剧变前夜的古巴，又将何去何从？

鸣谢

一页伤心史（代序）

第一辑

 祖父的家书

 夏湾拿的地址

 1959 年

 回家的感觉真不好

 流落远方的语词

 怎么不说“夏湾拿”？

 老照片

 革命到天涯

 光华报

 两片坟地

 古巴人看中国人

 关云长在古巴

 天主堂里的观音

 海外淘金梦

 吃苦瓜，在古巴

 克女士

 将军的遗孀

 两位华裔画家

第二辑

 古巴的面目

 一人缩影一国

 古巴社会主义

 两个老革命

 捷之城和捷

 革命博物馆

 海明威的足迹

 老爷车之国

 夏湾拿的阳光

 人力车夫的午睡

 卖小鸟的小贩

 千里达的小老头

 脂肪和单车

 见证贪污

 强货币

 古巴大烟

 咖啡和甘蔗酒

 下咽的问题

 民宿风光

 怀孕树

 卡斯特罗的旧部

第三辑

 参加过猪湾之战的余景暖

 海隅秀才赵肇商

 古巴大爷伍迎创

 周柏图的眼神和语调

 未获上苍眷顾的谭树枢

 飘零老兵马持旺

 黄家两代三女子

 叶泽棠的军旅生涯

 天涯歌女何秋兰

 允文允武吴帝胄

附录：古巴地名、街道名称对照表

老照片

本文附上的三张黑白照片，都是翻拍的。我第二和第三次到古巴，主要找老华侨访谈，希望记录一下他们的经历。这几十年来古巴华侨处于近乎与世隔绝的状态，忽然有我这样一个老远从香港来的人找上门，要聆听他们的故事，还说是个大学教授，惊讶之余他们一般都乐于协助，当中有几位特别热心，从家里翻出尘封的老照片和旧刊物，拿来给我看，这三张就是如此这般翻拍下来。

题有《古巴华侨公立中华学校员生摄影》的一张，出自一本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杂志，中、西文印刷，看来是向洋人介绍当时古巴华侨社会情况的刊物。此时期的华侨社区相当辉煌，人数好几万，各行各业兴旺，夏湾拿华埠号称全美洲最繁荣、最漂亮。照片是中华学校师生的合影，以一间孤悬海外的学校来说，算得上有规模。我访谈的华侨当中，有几位在古巴出生，他们小时候在这间学校读书上课，上午学中文，下午学西班牙文，学费一个月五元。当时不少华侨还是旧观念，强迫子女读中文，规定家里要说中文，以为有朝一日会落叶归根，返回唐山老家。于是，学校有足够的生源。

访谈过的华侨当中，有一位李月娟女士，1952年出生于夏湾拿，是这间学校最后的学生之一。她在中华学校读了三年，直至古巴革命，学校停办为止。李女士现在还保留了这三年的学业手册，特意拿来给我看，内里登录着中文科的成绩，有读书、默书、背诵、认字、讲解、写字、联句作文等好几项。李女士带来给我看的，还有一张大照片，里面有学校教员和学生，当时的校长叫高世英，校务主任叫马效贤，华人教员三位，西人教员三位，学生共一百〇六人，从面孔看，不少是混血儿。学校的名字，此时已改为“公教华侨学校”，何以如此，我没有细究。由于小时候读过中文，父母都是中国人，李月娟直到现在依然可以说中文，虽然表达起来有时显得困难。

追溯这间学校的历史，倒也久远。中国有现代意义的国际外交，始于光绪朝，最早遣派出国的官员中，有一位同时出使美国、西班牙和秘鲁三国，由于当时古巴在西班牙统治之下，也属于这位大使的管辖范围。光绪十二年(1886)张荫桓出任这个职位，是继陈兰彬、郑藻如之后的第三任大使。他比较关心华侨教育，在出使的三年期间，督促驻旧金山、夏湾拿和利马等地的领事馆联络当地侨领，开办华侨学校，并且亲自参与制定章程，这在张荫桓的日记中有记录。古巴的中文学校，就是这样设立的。屈指算来，这间华侨学校从创寺到结束，经历了七十年。

李月娟带来给我看的照片中，有一张是在酒席上拍摄的，也引起我很大的兴趣。照片中坐在前排、眼望镜头的小女孩，就是李月娟，当时四五岁。旁边是她的母亲和父亲。她还有一个哥哥，当时二十多岁，坐在最右边，没有被拍进来。这次的酒席相当热闹，有济济一堂的气氛。据李月娟回忆，宴会地点是太平洋酒楼，位于夏湾拿华区的中心，整整一幢大楼好几层。这酒楼和三份中文日报、三间放映中文电影的戏院、四个粤剧戏班，共同见证了当时古巴华侨社会的兴盛。2010年我第一次到古巴时；太平洋酒楼虽然已经停业，了无生气，但外墙上的名字还清晰可见；最后一次再去时，外墙粉刷一新，大楼正在维修，准备改作孔子学院办公和上课之用，古巴人和华侨的后代将来可以到这里学中文，另一段历史正准备从这里整装出发。

这张酒席照片特别引起我注意的，还有里头的几位女性。古巴华侨社会向来男性占绝大比例，拍摄这照片的年代，算是女华侨最多的时期，但也不超过5％。这是从前的常态，由于观念，也由于经济能力，华侨一般只身在海外谋生，妻子儿女有的话也留在乡下，等到有了积蓄，就回去探望一下，我祖父和我父亲就是这样。李月娟的家庭在当时属于少数，是比较幸运的少数。

李月娟的父亲李华章十四岁时到达古巴，这是抗战以前的事。初到时做斩蔗的工作，非常辛苦，钱也少。后来改去种瓜菜，积了点钱，买下一个瓜菜摊档在市场里卖瓜菜，再积了点钱，然后回乡结婚，婚后自己返回古巴继续挣钱。再之后，钱积够了，就办理了妻子和在乡下出生的儿子过来，这是1951年的事情，当时中国解放不久，华侨家眷出洋的门户还未关上。他妻子黄竹女没有读过书，不识字，到达古巴的翌年，生下了李月娟，一家四口，成了华侨当中令人羡慕的完整家庭。我祖父、父亲这时候也在古巴，两人都只身，只能通过写信和家人联络。

1959年古巴革命，之后一切国有化，李月娟父亲的瓜菜摊和太平洋酒楼命运相同，都被没收。华侨接踵离开，我祖父、父亲相继回到香港，但李月娟一家没有走，留下来继续生活，到了如今，她的父母亲和哥哥已经去世，照片中的一家四口，现在只剩下李月娟。总计从中国前来今日仍在古巴的华侨，只剩下不到二百人。

看李月娟的老照片，我感触很深。她和我相差一岁，我父亲当时如果和她父亲一样，将妻儿带去了古巴，我的身影，也许就出现在这些照片上。

P49-53

一页伤心史（代序）

2010年的冬天，我到了古巴，第一次踏足这片遥远得仿如在天尽头的土地，出发前内心很不平静，揣度着：我祖父和我父亲还会有什么痕迹留在那里吗？

我们台山人出洋谋生的传统相当悠长，祖父追随先辈，远赴古巴，他什么时候前去，我不知道，到了想要追查时，已经无从问起，长辈们都仙逝了。至于我父亲，他是在家乡结婚并生下我们兄弟三人之后，经祖父在古巴做好安排，于1954年秋天去的。之后我们兄弟在祖母、母亲带领下，先后来到香港定居。为何当时没有追随祖父、父亲去古巴，我不知道，现在也无法追问。到了1959年，祖父、父亲一起从古巴来香港，两人不会说广东话，也不会听和说英语，这时候我祖母、母亲和我们兄弟在香港已经生活了三四年。记忆中，他们两人当年的“回乡”很风光，穿体面的西装，亲戚川流到访，他们送上一盒又一盒的雪茄烟，都是长方形的木盒，很讲究。然后在旺角一座新落成的大厦买下一个单位，一家人高高兴兴搬进去。不过，就在这一年，古巴革命成功，卡斯特罗上台，政府更换，祖父由于年近七十，就留在香港，没有返回古巴，父亲则匆匆赶回去。自此之后，家里的气氛完全变了样。

祖父是1966年在香港逝世的，这一年我中学二年级。由于他从外国回来，我遇到不会读的英文词时，会向他请教，但他发出来的音我老是感到有点奇怪，后来才弄明白，他说的是西班牙音。他有个洋名，叫何塞（Jose），非常西班牙。还留在我脑海里的印象，是他不时夸耀夏湾拿，说那里的唐人街全美洲最大最漂亮最繁华。

至于父亲，回古巴之后，无法脱身，在当地待了六年，最后我们从香港汇钱给他买机票，经欧洲绕了大半个地球回到香港，身上分文全无，父子两代在古巴的努力，化为乌有；这还不止，父亲因为拿的是国民政府在古巴签发的护照，香港不让他入境，抵埗时从机场直接去了澳门，之后再从澳门偷渡回来，这是1966年的事情，祖父在他回家之前几个月病逝。之后的一年，香港有大暴动，再过一年，父亲逝世，患的是肺癌。我估计他回到香港之后心情抑郁，加上在古巴养成的吸烟习惯，四十七岁就死掉了。他也有个洋名，叫胡利奥（Julio），相当于英文的July即“七月”，也是常见的西班牙名字。这一年我读中学四年级。我和祖父、父亲相处的时间不长，两人对我来说都陌生。

自此之后，我母亲总是不愿意提到古巴，偶然说及，也会伴随连声叹息，这显然是一页伤心史。2004年我母亲去世后，我整理她的遗物，找到一批信，捆绑成一扎，绝大部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再用的邮简”，是历年父亲从古巴寄回来的，近两百封。后来我抽空陆续读了，震动说不上，但感到丝丝哀愁。我母亲虽然读过书，但识字不多，又一直为糊口而奔波，写信给我父亲，多数是她口述我笔录，或者她说了大意我随意发挥，读父亲这些来信或回信，也就引起我不少记忆。在这些信里，我找到他在古巴的地址，读到不同的人物和各样的事情，有些我知道一点，有些茫无头绪，于是，我兴起了到古巴去一下的念头。然后就去了，在2010年年底。

结果呢？近乎一无所获，毕竟已经过了这么多年。在夏湾拿接触到的十多位老华侨，只有一位见过而且还记得我父亲，他是我们的同乡，姓邝。他又特意找出一本纪念册，1958年出版，庆贺宗亲会在夏湾拿的大楼落成，里头有我祖父和父亲的名字，两人都捐了钱助建；此外，在中华总会馆的会员档案里，我找到父亲当年的登记记录。能找到的，就这么一些痕迹。

出发到古巴之前，为了准备，我读了点书，了解了一些古巴华侨的历史，知道这是非常沉痛的一页。鸦片战争之后，华侨就抵达古巴，当时是作为“猪仔”漂洋过海被贩运过去的，绝大部分被骗被拐甚至被掳掠被绑架，抵炒之后，都成了奴隶。古巴盛产甘蔗、烟草、咖啡，种植这些东西，需要大量劳动力，一直以来主要依赖非洲黑奴，欧洲从19世纪开始兴起禁止贩运黑奴的运动，古巴廉价劳动力的来源渐渐枯竭，于是转移目光，向人口过剩的中国打主意。“华工”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贩运到古巴，作为黑奴的替身，人数达到十四万，都是青壮年，以来自广东四邑为主。他们在古巴的命运很悲惨，生活得牛马不如，半数人在抵埗后的五年内死去。清政府在同治末年派官员前往调查，之后才废止了这种可怕的人口贩运，在古巴的华工，当时还存活的，剩下约六万。古巴华侨的历史，就从这极为沉痛的一页开始，之后连绵不绝，从未中断，人数时多时少，总在三万至六万之间。我祖父和父亲到古巴谋生时，正是古巴华侨景况最好的日子。然后来了1959年的革命，古巴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生意经营不下去，生活愈来愈困难，华侨走的走，走不了的老死当地。我到达古巴时，看到的夏湾拿唐人街残破颓败，华侨都垂垂老矣，只剩下三百人左右，说旧式的四邑话，处境坎坷，是另一页伤心史。

2010年从古巴回来后，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能不能为这些老华侨保存一点记录呢？不然的话，将来烟消云散，无从寻觅。他们大多身份卑微，读书少，没有意识也没有能力为自身的经历留下记录。后来终于让我找到机会，得到资助，再去了两次古巴，在2013年1月和12月，每次逗留一个月，访谈了约四十位老华侨，将他们的记忆部分保留了下来。对于古巴，也因为这几次接触，外加读了些书刊，增加了认识，知道前辈们曾在那里闯出一片天地，当中也有免不了的挫折和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