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忠，台湾著名社会运动家、“统左”组织的代表性人物、“二二八”事件的亲历者、台湾最后一个政治死刑犯。吕正惠口述回忆录《无悔(陈明忠回忆录)》讲述了一个出身于台湾地主家庭的少爷从日据时代直至当今台湾的传奇经历：参与“二二八”事件的武装斗争、长达21年牢狱生涯、国际声援浪潮得免死刑、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演讲推动两岸和解……人生的血与肉，时代的变与常，一一呈现。

吕正惠编著的《无悔(陈明忠回忆录)》记述了陈明忠从童年时代开始的经历和心路历程。少年时代，他和日本同学打架遭到报复，认识到自己不是日本人，是中国人，从而萌发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他还从自己的地主家庭少爷身份体悟到人与人的等级及压迫关系，由此建立了明确的建立平等社会的社会主义思想观念。他亲身参与“二二八”事件遭到追捕，又在白色恐怖中先后两次坐牢，长达二十一年。假释后参与“党外民主”活动，以大义为重，积极促进两岸和解，推动连战访问大陆。他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生动地折射出台湾自日据时代以来数十年间的社会发展进程，是大陆读者了解台湾二十世纪历史的难得渠道。

作者立场坚定、意志顽强，面临历史转折带来的巨大困惑时勇于进行思想探索。他的生动人生历程，在他极为鲜明的个性和鲜活的语言的映衬下，得以充分呈现，真实而富有历史感，大量细节令人动容、深思，留下深刻的印象。

讲述共话百年台湾的风雨历程，剖析当今台湾的短短长长，为读者勾勒描画一个红蓝绿杂色纷呈的台湾。

序

陈明忠回忆录

 家族与童年

 从高雄中学到学生兵

 从光复到“二二八”

 “二二八”事件前后

 从加入地下党到被捕

 从被捕到判刑

 在绿岛·

 在新店军人监狱

 我的一九六○年代·

 第二次被捕

 刑求逼供

 死里逃生

 第二次十年牢狱

 第二次出狱之后(一九八七年至今)

一个台湾人的统左之路

统一是大趋势，谁也挡不住

暗夜行路：《陈明忠回忆录》整理后记

家族与童年

我的家族

我们陈家原来住在高雄阿莲乡。郑成功在收复台湾后不久就病死了，郑经接受陈永华的建议，把一些军队安排到各地屯垦，阿莲乡就是福建姓陈的开发出来的。阿莲陈姓有四个家族，我们属于最小的一支。

我的曾祖父叫陈蛤，因为是农家子弟，名字很土。但他是私塾先生，后来把家搬到五甲尾。我的祖父也读书识字，我家好像是从他开始做生意的。当时冈山各乡的粮食要送往府城(台南)去卖，路上很不安全，常有土匪，我祖父有武功，可以保护。路上的土匪只要一听说五甲尾陈家的车子，就挥手让过去，不收过路费。有一天，一连过了三辆，都喊：“五甲尾”，土匪头不相信，亲自过来看看，竟然是我祖父亲自押车，一看，说“是陈英的哥哥啊”，就放过去了。不过，如果土匪来我们家，阿公也会请他们吃饭。

陈英是我阿公的大妹，在五甲尾非常有名，我小时候在外面就常听说：“五甲尾的厉害女人，陈仔英、陈仔兰。”我回家就跟着说：“土匪陈仔英、陈仔兰。”我爸爸非常生气，骂我：“你知道陈仔英是谁吗？是你阿公的大妹；你知道陈仔兰是谁吗？是我姊姊。”看来，我们陈家的女人都很厉害。

我们陈家的武装好像是由陈英带领的。日本人来台湾后，陈英起来反抗，遭到围捕。陈英的人都还留着长辫子，被抓后，日本人将他们的辫子绑在一起，用火烧死。据说陈英拿着一根竹竿，撑着跳过墙头，逃走了。陈英后来死在台北艋胛(万华)。至于我的大姑妈陈兰，她后来离婚，一直在娘家跟我父母住，对我母亲很苛刻。

我祖父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留给父亲五六十甲土地(一甲地约0．97公顷。——编者注)。我祖母叫侯鸳鸯，是绑脚的，显然出身地主家庭。他们侯家的房子是两层楼，五甲尾唯一的两层楼。祖父过世得早，祖母很会花钱，五六十甲土地，慢慢就剩下三十多甲了。我父亲是长子，上面三个姊姊，下面一个弟弟。

父亲陈万生从小接受日本教育，嘉义农校毕业，可以保送到日本去读书，因为是长子，家里不让他去，就留在台湾当公务员。我父亲是个标准的顺民，从来不反抗日本人。我后来读小学，老师说：“你们是台湾人，也是日本人。”我虽然讲闽南话，但也以为自己是日本人，没有怀疑过，因为父亲是顺民，从来没有批评过日本人。

我叔叔叫陈进兴，书也读得很好，是台南高等工业学校(成功大学前身)第一届的学生。他一九三一年入学，读机械，毕业的时候刚好碰到经济危机，日本大萧条，影响到台湾，再加上日本的殖民政策是“工业日本，农业台湾”，他学的一点也用不到，只好先到学校当代课教员，后来和前民进党籍高雄县长余陈月瑛的父亲在高雄市“入船町”开“新和铁工所”，做制糖机器。叔叔有很多左翼书籍，我读中学时开始翻看，对我影响很大。后来我想，叔叔是因为经济危机而对社会不满，才会买那么多左翼书籍。不过，这好像也是当时的风气，读高等学校的人阅读左翼书籍好像很普遍。

我母亲叫黄不缠，出生在冈山地区海边村庄的一个贫苦农家。不缠，闽南话就是“不要了”的意思，希望下一个是男孩子。父母的婚姻完全门不当、户不对，祖母和大姑妈陈兰强烈反对，但因为我母亲漂亮，父亲坚持要娶，父亲是长子，祖父又不在，她们只好接受了。大姑妈陈兰一直对我妈妈不好，应该跟我妈妈出身有关系。P22-24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这些台湾统派的年轻人，很希望五十年代的老政治犯(我们习称“老同学”)写回忆录。那时候全台湾已经充斥着“台独”派的历史观，我们希望“老同学”的回忆录可以产生一些平衡作用。但“老同学”对我们的建议不予理会，他们认为，重要的是要做事，回忆过去没有什么用。况且，那时候台湾解除“戒严令”才不久，“老同学”也不知道过去的事能讲到什么程度，心里有很多顾忌，当然更不愿意讲述以前的事。

当时我们着重说服的两个对象，是林书扬先生和陈明忠先生。林先生尤其排斥写回忆录的想法，因此，直到他过世我们都不太了解他的一生。陈先生虽然比较愿意谈过去的事，但也只是在不同的场合偶尔谈上一段，也没有想写回忆录的念头。

二○○八年，《思想》的主编钱永祥，要我和陈宜中联合访问陈先生。这篇访问稿《一个台湾人的左统之路》发表以后，很意外地被大陆很多网站转载，大陆读者反映说，他们对台湾历史增加了另一种理解。

由于这个缘故，陈先生终于同意由他口述，让我们整理出一部回忆录。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李娜知道这件事以后，自告奋勇，表示愿意承担访谈录音和整理、编辑的工作，不拿任何报酬。李娜和蓝博洲、张俊杰，还有我，多有来往，比较了解台湾的统派，熟悉台湾历史，为人也很热情，所以我们都同意由她来承担这一工作。应该说，这本书能够完成，李娜是最大的功臣。

李娜完成录音的逐字稿整理和编辑以后，我打印出来，交给陈先生修订增补，我再根据陈先生的校稿加以整理。李娜的逐字稿已经把陈先生所讲述的事实做了一些归并，而且划分了章节。在这方面陈先生和我只做了小幅度的调整。我的主要工作是修订文字，让陈先生的意思表达得更明确，并且跟陈先生随时联系，确认一些事实。

我跟李娜讲，陈先生普通话讲得不太好，讲话常有闽南话的习惯，造句、用词比较质朴，整理时不要太过修饰，尽可能保持他的语气，这样比较生动。李娜完全按照这一原则整理，只有少数地方不太合乎闽南语的习惯。我跟陈先生一样，讲的普通话含有浓厚的闽南话味道，因此，凡是我认为不太合乎陈先生口吻的句子和用词，我都改了。另外，陈先生个性比较急，讲得比较快，前后句子常常不太连贯，我就增加一些句子，让意思清楚。我的修改，陈先生至少看过三遍，他有时候也加以增改。应该说，全稿是在陈先生的仔细审订下通过的。

回顾起来，自从李娜把逐字稿交给我以后，又经过了两年多，因为我很忙，校订工作拖得太久，这是应该跟陈先生和李娜致歉的。另外，稿子在《犇报》连载期间，我把校订稿打印出来，交由陈先生修订。这种工作都是陈福裕负责的，他还和陈先生密切联系，从陈先生处选用照片，编配在本书中。在最后的排印过程中，一切工作全部由人间出版社的蔡钰淩小姐和夏潮联合会的李中小姐统筹。最后，黄玛琍小姐听说是陈先生的书，立即允诺设计封面及版面，这都应该说明，并表示感谢。

陈先生生于一九二九年，经历了日本殖民统治的最后阶段，台湾光复时十六岁，高中已经毕业，因此他主要的知识语言是日语。十八岁时遭逢“二二八”事件，并身涉其中，事变后不久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一九五○年被捕，一九六。年出狱。出狱后，经过艰苦的努力，成为台湾新兴企业的重要管理人员。但他不改其志，始终关心祖国的前途，花费大量金钱从日本搜购资料，并与岛内同志密切联系，导致他在一九七六年第二次被捕。国民党原本要借着他的案件，把当时岛内从事民主运动的重要人物一网打尽。陈先生备受各种苦刑，仍然坚贞不屈，让国民党找不到扩大逮捕的借口。国民党原本要判他死刑，由于海外人权组织和美国保钓运动参加者的倾力援救，改判十五年徒刑，一九八七年因病保释就医。陈先生出狱时，岛内“台独”势力已成气候，不久民进党组党，“戒严令”解除。为了对抗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陈先生又联络同志，组织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中国统一联盟、劳动党等，是台湾公认的重要统左派领袖。

……

五

我跟陈先生来往二十余年，用客观的眼光来看，他一辈子的经历让我非常感兴趣。他出身于大地主之家，从小不愁吃穿，生性聪明，居然从偏僻的乡下小学，考上台湾南部最优秀的高雄中学，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台中农业专门学校的农化系，最后还是以第一名毕业。以这样的背景，在台湾刚光复的历史条件下，他可以从政，就像他的好朋友林渊源那样，很容易成为地方派系领袖，甚至可以选上县长；他也可以从商，在台湾现代化的过程中，不难成为富裕的企业家；他也可以走学术道路，如果光复后他到日本留学，应该有机会成为名牌大学的教授。但是，这些路他都不走。在高雄中学的时候，因为日本人的歧视与欺压，他走上了反抗之路；光复后，因为国民党接收的劣政和“二二八”事件，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因此历经艰险，九死一生，但从不后悔。从我们光复后接受国民党教育的人的眼光来看，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陈先生现在的生活非常简单，如果没事在家，一天就买两个便当，中餐和太太共吃一个，晚餐再吃另一个。他全心全力为他的工作奔忙，此外，没有其他的需求。我没有见过人生目标这么明确、行动这么果决、意志这么坚定的人。一个人，十八岁就决定加入革命组织，到现在已经八十五岁了，还不想休息。看到这样的陈先生，再想起五十年代就已牺牲的郭琇琮、吴思汉、许强、钟浩东等人，就会觉得，他们那一代人真了不起。

我跟陈先生相处，最大的收获，是鲜明地意识到自己身上的小知识分子那种患得患失、怨天尤人的坏习气。有一次，在他面前，我对某件事情大发牢骚，他非常不解地看着我说，这有什么呢？让我很不好意思。应该说，这十年来，我的目标越来越单纯，行动越来越坚定，牢骚越来越少，他的无形的影响是很关键的。我很高兴，为他的回忆录的出版，我有机会稍尽绵薄之力，我也希望，借由这本回忆录可以让人们回想起五十年代为了全中国和全人类的前途而牺牲的那一代台湾精英。

二○一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文|李娜

第一次见到陈明忠先生，就被他的“蹒跚”吸引。拖着被当年酷刑毁掉的膝盖，他走得吃力却坚定，身无所求、心无旁骛的坚定，这坚定从什么生命经验中来？

“我的回忆有意义吗？”访谈中，陈先生好几次这样问。他难得“犹疑”，但这“犹疑”不需回答。他的一生，无论作为台湾百年离乱的见证，还是红色理想在战后东亚的一种艰困实践，其可贵价值，一读便知。

“有意义吗？”这问号只是让我再度感受他的壮心不已：他的回忆，不是八十岁老人的悠然抒怀，而依然是面对现实的斗争。

陈明忠先生，大家叫他“陈桑”（以日语发音），这是一个包含着亲切关系的尊称。一九八七年以保外就医出狱后，他很快成为统左派各路人马的核心和纽带，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夏潮联合会、工党、劳动党、少数民族部落工作队的先后成立，他都是个关键人物。这二十余年的活动，在这本回忆录里，他讲得不多，但这二十余年活动的根本与精神，念兹在兹，都贯注在他对早年经历的叙述里。

一、雨豆树下的小孩

如果在那里，陈桑自问，是不是他也会成为一个“读书就好”的顺民呢？

陈桑一九二九年出生于高雄冈山的小村落五甲尾。如今名“嘉兴里”。二〇一一年夏天我去寻访时，问路“五甲尾”，年轻人多已不知。建于一九二〇年的小学还在原址，教导主任说，日据时代唯一留下的，是操场边那株绿荫如伞的雨豆树。

“整个五甲尾我还认得的，就那株雨豆树了。”

当年他和同学在雨豆树下练习相扑，他们“五甲尾分校”得了冈山地区小学比赛的第一名。因为不少孩子是一九三七年战争爆发后推行“皇民化运动”，才强制入学的，五年级生十八九岁的都有，跟别的学校十二三岁的孩子比，“当然第一”。此时日语的推行也从学校延伸到村落，乡村生活因此多了不少笑话。班上同学用日语请假“我家猪的妈妈发神经了，我要去找猪的哥哥给它打”（猪母发情了，我要去牵猪哥来交配），把日本老师听得目瞪口呆；电影公司来村里拍片，宣传“‘国语’运动的成果”，老农紧张到指着“脑袋（あたま）”说“睾丸（きんた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村民被组织壮丁团操练，用“碗筷碗筷”代替“左右左右”的口令……这些笑话都极其生动，无论当年总督府宣扬的模范村，还是赞助“台湾独立”论述、貌似学术化的“日据时代日语的普及是台湾形成共同体意识的基础”，都得在笑声中遁形。同时，陈桑回忆农民所受的压榨、学校里的军事化训练，以及随时准备当炮灰的恐惧，来反驳李登辉对殖民统治的美化，“李登辉大概是个很特殊的台湾人吧”。  陈桑出身地主家庭，父亲是接受殖民教育的顺民，还因为战争的机会，开设牛奶牧场和榻榻米工厂，与日本人做生意。战争来了，一般乡下人吃不起白米吃番薯签的时候，他家的饮食变化，是从吃海鱼改吃“有泥土味”的河鱼—因为渔船被军队征用了。以为自己“是台湾人也是日本人”的小学生陈明忠，考上高雄中学，受日本学生的欺负，才知道自己是“清国奴”，不是“日本人”。

陆续出版和将出版的老政治犯回忆录中，有一部同样以真率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赖丁旺回忆录》。赖丁旺和陈桑相差一岁，生在台南楠西村，作为贫家子弟，他更细致地讲述了日据后期农民生活的困苦程度，譬如即使是麻袋片做的衣服，一家四个孩子也只有两个有得穿；还有习武结社的乡村习俗的起起落落，比如“宋江阵”与地方势力、日本人的关系。颇可与陈桑的回忆对照。

一九二〇年代生发的台湾新文学，以揭露殖民地现实与文化启蒙为职志，乡村社会是主要题材，一九三〇年代中期殖民政府越来越严厉的镇压管制，让新文学的生存空间日益逼仄。卢沟桥事变后，陈桑喜欢读的杨逵、吕赫若、张文环等人的小说，即便仍以乡村故事寄寓对殖民地问题的思考，也都难以正面处理乡村的民族与阶级冲突（除了杨逵写于一九三八年的《模范村》）。就此而言，陈桑和赖丁旺的回忆录，正是了解“皇民化”时期乡村实景的可贵材料。

陈桑和赖丁旺的回忆都提到了他们的村庄之“偏远”，赖丁旺的楠西村近山，不若台南市区以及海边或平原上的村庄，有地利有交易。陈桑自觉于殖民记忆的“城乡差异和阶级差异”，那是否只有城市或经济较好的乡村，以及地主阶层，才会对殖民时代有好感呢？以档案史料、文学作品和口述回忆搭建一个多层次的途径，可以了解的是：日本殖民台湾三十年前后，水利、发电设施的修建，农地产出的提高，让一般人在资源掠夺式的殖民地经济发展中，仍能维持生活；小学教育普及率在日据后期达到八～十四岁儿童百分之七十就学；高等教育方面，有条件读书的台湾人被限制进入有刺激不稳思想之虞的文法学科，却颇有机会入农林医各类专门学校，习得一技之长。如此，生产力的提高、导向明确的殖民教育，配合严密的警察制度，维持了所谓良好的社会秩序。这大概是陈桑的上一代人中，不只是陈桑的父亲这样的地主阶层，会对“日据时代”抱有好感的原因。这也意味着一种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殖民意识形态的建立。一九三七年后战争逐渐破坏了生产和生活，但意识形态的松动要复杂得多。陈桑在高雄中学被日本同学欺负，由歧视唤醒民族意识，这是殖民地人，特别是受教育者觉醒的常见形式。他曾请求父亲给自己转学到台南二中（以台湾子弟为主的中学，“总督府台南州立第二中学校”，一九四五年改名“台湾省立台南第一中学”），如果在那里，陈桑自问，是不是他也会成为一个“读书就好”的顺民呢？

阶级是事实，阶级立场却是主观能动性。如果不是日后“背叛了自己的阶级”，从雨豆树下走出的陈桑，大概难以这样得见殖民地生活的城乡差异和阶级差异。

一九四九年后国民党当局通过土地改革、白色恐怖和情治体系，以及以儒家为底的道德伦理规训，完成了一套新的意识形态管控，却与日据时代的殖民意识形态具有本质的连贯性。正如“清理奴化思想”，取而代之的是“人人脑中有个‘警备总部’”。之后反体制运动和“解严”，也不曾动摇从日据时代确立的“知礼守法”和现代化价值。或也因此，虽然如今以美化殖民经验来建构“我族”的认同政治，不那么有效了，却不妨碍它以“多元文化”的名义，转为从官方到民间通吃的温情怀旧，或曰“殖民地乡愁”，如大热的《海角七号》里的日台之恋，如建成文物景点的金瓜石日本员工宿舍；也不妨碍国民党一样郑重其事地纪念乌山头水库和八田与一，不妨碍文化界热衷“跳舞时代”的各种“现代化初体验”。

从学界的戴国辉、许介麟到陈桑，都曾用了各种资料和譬喻来破解殖民现代化建设的神话，“小偷为了偷东西带了梯子来，离开时带不走，我们就该感谢他带来梯子吗？”但人们在意的似乎并非小偷的正义与否，而是这个梯子是否符合当下的审美。对许多年轻人来说，日本殖民、国共内战、两岸分断……或者没那么要紧，只要“尊重多元记忆”就好了。如果这是一种普遍的怠惰，那么沿着殖民史观批判，或许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进对殖民意识形态的反思。我想陈桑可以略宽心的是，也有许多为社会变革投身乡镇、社区等具体实践的年轻人，“蓝绿”魔咒不能再捆绑他们，殖民地经验也得以被更清醒、有历史感地对待。

几次访谈之间，得知我去了五甲尾，陈桑在一个信封上默了一首诗给我看：

ふるさとは遠きにありて思ふもの

そして悲しくうたふもの

（所谓故乡，是唱着悲伤的歌、从远方想念的地方……）

“家没了，地没了，母亲走了……小时候的同学，这些年也一个个都走掉了。十几岁就离开家，故乡就一直是远远想着才有。回去，什么都没有。但五甲尾是这辈子最无忧无虑的时候。”回忆即便有着强烈的现实战斗指向，也仍是个感性的力气活，不时让他陷入唏嘘激动。他也从不回避他身上的日本印记，他记得许多日语诗与歌谣，坦言日本“二二六”士兵和台中农学院的日本老师对他的影响；日语，更是他日后阅读马克思理论、获得中国大陆信息的重要渠道。

这样一种既有立场又坦然开放的殖民时代回忆，对于大陆理解台湾的殖民地经验和两岸文化差异，当大有帮助。大陆人多有“台湾人有日本情结”的印象—热衷于报道台湾政党斗争的媒体与有功焉—也同样难于了解这一经验的复杂性。想到这里，如果陈桑和赖丁旺的回忆能拍成电影，不会逊于《稻草人》或《海角七号》的有趣有味，一定会引发两岸，特别是年轻人了解的兴趣吧。

二、坐牢算什么

走在狱中过道上，天灵盖突突地跳，才知道人的脑袋上面还有动脉。

二〇一三年底，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落成了一个“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纪念碑铭文中写着：“一九四九年前后，我军按照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的决策部署，秘密派遣一千五百余名干部入台，被国民党当局公审处决一千一百余人。”这是大陆官方第一次公开这段历史。有杂志报道：这是国共双方绵延三十年的角力过程中，中共鲜有的在“隐蔽的战线”上遭遇的沉痛挫败，也阴差阳错地开启了岛内的一段“惨史”。

“惨史”指的是台湾一九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它当然不是“阴差阳错”地被开启的。“白色恐怖”之于大陆人，还不如被蓝绿政治捆绑的“二二八”更熟悉。陈桑说，大陆曾有人问他：“你是蓝的还是绿的？”他说：“我是红的。”听者吓了一跳。

从党外运动到民进党执政，“二二八”是用以控诉威权体制的武器；“白色恐怖”少被提及，因为反共意识形态并非改变，而对彼时运动分化、通过了“台独”纲领的民进党来说，不分省籍的受难也无利于“国殇”建构。“白色恐怖”迟至一九九〇年代才因六张犁公墓进入公众视野，并不奇怪。“夏潮联合会”、“中国统一联盟”等成立后，统左有了组织，也有意识地以报告文学、口述史、纪录片等文化形式，推开白色恐怖和冷战的铁幕，争夺战后历史的论述权。（其实一九八〇年代中期陈映真和蓝博洲的作品都已开启了这一工作。）

近年来形势悄然变化，随着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的日益开放，政治上打“省籍”牌已不是万灵药，民进党也开始“看见”白色恐怖。而陈桑的回忆，一方面以“‘二二八’台独起源论”为对手；另一方面，我觉得更有意味的是，他的亲历带出了“人民”的视角：从日据时代的抵抗，到“二二八”事件，到“白色恐怖”，是台湾人民反抗奴役、专制与腐败的连续历史。

敢反抗日本人的，

就敢反抗国民党

“从高雄到台中读书以后，最让我吃惊的是，街上十字楼口旁常有二十到三十个年轻人，围着圈弹风琴一起学‘国歌’……深深感觉在思想上我真的比那些人落后太多。两年后‘二二八’事件发生，我在‘“二二八”最后一役’之地的埔里看到了当年教唱‘国歌’、教学国语的那些人围在谢雪红旁边、听谢雪红指挥的情形。三年后白色恐怖肃杀全面展开，我更在‘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里，看到了那些人从容就义的最后一幕，也就是，由于‘二二八’事件而抛弃‘白色祖国’，走向‘红色祖国’的那批爱祖国爱人民的热血青年的下场。”

“敢反抗日本人的，就敢反抗国民党。”

陈桑和赖丁旺的讲述里，时时可以感受到一种属于移民乡村社会传统的草莽气息。赖丁旺回忆，光复后，楠西和附近的村子迅速恢复了曾被日本人禁止的“宋江阵”，人们结社练武，交朋友，行侠仗义，“心里很畅快”。陈桑虽然已经是读农学院的“读书人”，但从幼年时就表现出来的机敏好勇，在这个才从日本军队的暴力和谎言中走出来的青年身上，更显旺盛。“会武功”的祖父和反抗日本人的“土匪”姑婆，似乎把反骨都隔代传给了他。

从凭着血气参加“二二八”，到“认识到国民党的腐败不代表中国”、“为了建设一个公平、平等的新中国”秘密入党，陈桑踏上红色理想的不悔路。

一九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中共地下党“潜伏在台湾”是大肆抓捕的由头；朝鲜战争爆发、“冷战”格局下得到美国的庇护，是大肆杀戮的背景。国民党档案资料中，被捕叛变的“中共台湾省地下工作委员会”领导人蔡孝乾供认，当时发展的台籍地下党员九百多人，大陆来的人数不明确，但一共被抓的党员约一千三百多人。而据台湾多年来官方公布或民间调查（争议至今）的数字，被抓的人达到九万（或说十三万～十五万），被处死的九千人（或说一万）左右。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再度“清共”，抓捕杀戮以至于疯狂—狮子的凶心里都有兔子的怯弱，陈桑说：“它（国民党）是太害怕了。”

对死难者，许多人是通过陈映真、蓝博洲等人的小说如《铃铛花》《山路》《赵南栋》《幌马车之歌》，或者电影《悲情城市》得以了解的。那些为理想抛家舍子、义无反顾，甚至拒绝“感训”、从容赴死的革命者，从几十年的压抑历史中浮出，其震撼和动人，可想而知。

陈桑说：“判死刑的人，许多人是像陈映真小说写的，视死如归。他们选择了共产主义，知道是掉脑袋的事。但那时候，共产党在台湾的力量薄弱，为了壮大，采取了比较宽的路线，凡是反对国民党的，都争取进来。所以有许多年轻人，有左倾或者同情共产党的，还谈不上对共产主义有多少认识，或多深的信仰。所以，在狱中，面对死亡的命运，不好受。”他停下来，“心有不甘啊”。

陈桑自己在误以为被叫出去枪毙时（实际是转移），走在狱中过道上，天灵盖突突地跳，“才知道人的脑袋上面还有动脉”。

也因此，无论外省人张伯哲对周围人的关怀抚慰、上刑场时的平静从容，罗东镇青年冯锦辉与难友告别时温暖如常的手，还是那些心有不甘者的痛苦，都成为陈桑一生的精神印记。回忆狱中生活的时候，陈桑的讲述常常急促而跳跃，提到一个个人名，一个个故事，如断简残编却惊心动魄。许多人如武侠小说人物一样来无影去无踪，他所固执的，是想要为他看到的每一个生命的瞬间光华留下记录。

再之后，他叹息复沉默，要讲的是：“慷慨就义易，活下来难。”

第一次坐牢的十年，一方面，他看了太多逃亡、发神经、成为告密者的悲剧；另一方面，他见证了许多被牵连或无辜被抓的台湾人，原不知共产主义为何物，却在狱中走向“红色祖国”。那些喊着口号赴死的人震动着他们，“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对这些人，名为“新生训导处”的绿岛监狱，的确是他们的新生之地、他们的“学校”，所以出狱后往来，他们互称“老同学”。

有知识的教没上过学的，英语、代数、几何，什么都教。外省人教福佬人和客家人国语。思想上的学习则冒着风险，他们利用监狱“政治学习”课上的教材：投降的共产党理论家叶青写的《毛泽东思想批判》，“大段大段引用毛泽东的话”，简直有“为匪宣传”之嫌。他们略其批判而读。有人甚至偷偷抄下来藏在牢房里，几十个人因此被安上“暴动”的名字枪毙。但仍有人冒生命危险做抄录，藏匿在厕所便池下的水泥地里。伴随这样饥渴的学习热情，还产生了“极左”和“修正主义”的派系。“极左派”攻击较为知识分子型的狱友，开展各种形式的狱中反抗，譬如多盛饭然后倒在厕所里，来消耗敌人的粮食，譬如用做“狗仔”（奸细）的方式“打入敌人内部”，等等。回忆牢房里的“斗争”，陈桑叹惋：“极左”虽有热情，但徒劳而已，甚至白白牺牲。“什么都反抗”让整个牢房的难友受罚。十年间，母亲路迢迢地来绿岛两次都不得接见，从此黯然不再来。一次，为了让一个难友扮“狗仔”“打入敌人内部”，他们选出叫石沧柏的来做“被打报告的人”，结果石被随之而来的审讯逼得“发了神经”。“是很勇敢啦！”陈桑不愿批评难友们，在那样残酷的处境中，即使是荒谬的反抗，也是种光亮，是活下去的意义。

南日岛的俘虏，

大陆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的事情

“老同学”多未亲炙过大陆，在狱中，除了“共匪”毛泽东的思想，还有“共匪”的战俘，带来“红色祖国”的信息。

一九五二年十月，国民党袭击莆田的南日岛，俘虏八百多名解放军，军官全被处死，士兵被送到绿岛，编入“第三大队”，成了与台湾政治犯一起上训导课的“同学”。陈桑印象深刻：他们很多人没上过学，却能认字，那是在部队学的；他们的军官都死了，但在绿岛，他们竟然摸清碉堡、机关枪的位置，策划了抢夺补给船、逃回大陆或者上山打游击的“暴动”，台风拖延了补给船，暴动失败。曾经帮他们送报纸“国际版”的“老同学”也受到牵连，包括陈桑在内的一批“不老实”的政治犯被趁机整肃，与南日岛战俘一起被押赴台北的“军法处”。

时逢七月一日，“反正要死了”，南日岛战俘与台湾政治犯一起唱起了“五星红旗的国歌”。

南日岛俘虏最后都被枪决了。台湾的政治犯们，因为其中一人的父亲卖掉医院奔走营救，再次得免一死。“南日岛的俘虏，大陆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的事情。”

考古学家张光直一九四九年也曾入狱一年，他的自述《番薯人的故事》里，记录了与金门战俘的两次相遇。一段是在情报处监狱时，十来个解放军战俘，被允许与单独关押的团长见面，一坐下来，他们讨论的是“这一仗怎么打输的”，如同开战后检讨会，连监狱的所长也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另一段更有意思，是送到内湖“感训”后，听到一个国民党教官对金门战俘的“指导课”：

教：（穿军装，二十出头，可能已在军校毕业）你在这里与原来的部队有什么不同？

俘：（穿俘虏装，二十上下。剃光头，华北农村中的典型老实人的样子）：不一样！就像我走出走进营部的时候，还要给卫兵敬礼。看见了个官，又要敬礼。

教：这是非常重要的“礼”。军队里没有礼貌就没有秩序。给卫兵敬礼是尊敬他的守卫的职务；给官长敬礼是尊敬他比我高的等级。这是从三千年前孔子的时候就传下来的。

俘：我们那边不敬礼，也照样有秩序。看谁轮到站岗，点一个头；我们没有等级，照样也有发命令的，有把命令接过来照做的。

这特殊环境下两岸接触的吉光片羽，让人听来五味杂陈。一九五〇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展露了如此清新昂扬的面貌！它不只是以暴力打破了旧世界。部队是学校，除了识字，他们在具体的战斗中认识和实践平等、秩序的新含义。这本是革命的精神所在，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的基础。相应地，一九五〇年代的台湾，如内湖的小军官所言，偷渡于“三千年前孔子的时候就传下来的”仁义礼智信中的等级与规训，正在重新整合台湾的移民传统和殖民地经验，形成三十余年“戒严”的基础。那是高度有效的管控，是思想喑哑、消失了“左眼”的时代。但在狱中，疑似的“共匪”经过“训导”，成了真正的“共匪”，恐怕是当政者怎么也想不到的。

张光直在北平度过童年，日本占领北平时，上学路上可见城外常常被八路军扒开的铁路；报摊上可买到偷运来的“解放区”的任何报刊。到台湾后就读建国中学，又受到国文老师—大陆来的地下党罗铁鹰先生的影响，以“左倾学生”入狱。一年后张光直终于被父亲张我军辗转保释出狱，即报考台大考古人类学专业，走上研究“器物与古人”的学问之路。比他大两岁的陈桑则继续他的暗夜之路。白色恐怖施加于他们的，在未来，还要让他们殊途同归：在民族情感与社会主义信仰的问题上。

总之，在绿岛这所学校里，从鬼门关走过一遭的人们成了“老同学”，完成了社会主义的启蒙，奠定了对“红色祖国”的向往。狱中学习资源有限，也无从实践。无须回避：作为台湾左翼思想的残存继承，这一血脉先天不足。但他们所走过的是炼狱，有逃亡，有疯狂，有为“激进还是修正”势不两立，也有相濡以沫、拼死卫护的情谊。陈桑说，狱中每天二十四小时相对，彼此全无遮掩，相互太了解了，所以“老同学”的信仰中有无从撼动的情感，一九八八年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成立后，是以成为台湾统派最坚定的母体。

那并不遥远的历史，

却已经要问“谁的记忆算数”

二〇一〇年我跟随蓝博洲去苗栗探访当年地下党最后逃亡的山区。陈映真曾以此写下报告文学《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一九九二）：客家青年曾梅兰苦苦寻找一九五〇年代以“二条一”处死的哥哥的尸骨，终于让六张犁公墓与白色恐怖浮出历史地表。陈映真随之探寻一九五〇年代被扑杀的左翼青年中“觉醒的农民”，为何农民中之最“诚恳、正直”的会投身革命，且“一旦觉醒，英勇异常”——这是土地改革几十年后，当代人难以理解的。作家朱天心则以出狱的亲人为原型写下小说《从前从前有个浦岛太郎》，地主出身而试图解放自己的佃农的“宝将”，在小说中，只是一种因青春血气导致的误会，一场龙宫归来猛然惊醒的悲情。

陈映真的报告文学，每读之如文中所言：“即使号啕失声，也不为失态。”但我们必得从这一情感重击中稍微抽离，来面对异议：那并不遥远的历史，却已经要问“谁的记忆算数”。陈映真的叙述脉络里，台湾人的红色理想在光复前后有其阶级矛盾的土壤，也有短暂而具体的实践。而朱天心对土改前乡村社会的描写，无疑更符合当代人的感觉：地主和佃农在各就其位的乡村秩序中，大可能温情脉脉。（这一想象分歧，与大陆社会近年来对土改历史的翻案和争议，颇有一比。）地主的良善与否自然可有别，但地主与佃农土地、生产关系上的根本冲突，却不取决于地主的品格。朱天心在小说中尽其可能地对“宝将”和他的革命理想做同情与了解，已是人道主义话语面对历史所能达到的进步的极限。

在苗栗，望着茂密山林和幽谷，蓝博洲说，一九四九年开始的土地改革，使得逃亡的地下党渐渐不易得到农民的支持了。

当年在苗栗山区逃亡的萧道应等人试图“重建”省工委，他对同志说：国民党土改可能让我们失去农民的支持，但我们还是要鼓励他们去减租、分土地。

“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源远流长，一九二〇年代台湾农民组合运动不曾做到，日据后期觉醒的地主子弟，比如陈桑，比如朱天心笔下的“宝将”，也曾想把家里的土地分给佃农。讽刺的是，自己革命做不到的，关在牢里时，却被敌人做到了。

从“三七五减租”到“耕者有其田”，农民逐渐转化为自耕农，与地主的关系得到缓解，也为一九六〇年代工业发展提供了自由移动的劳动力基础。从只管种地到只管赚钱，一样的是不问政治。

这里有个有意味的对照，中共在大陆发动土改时，不管是在抗战和内战期间以“打土豪、分田地”来获得农民支持，还是建国初期新区土改的“群众运动”，都极为重视这过程中乡村结构的改变和“人的觉悟”。很多档案和运动的观察者，细腻地记录了生产关系变化中人与人的关系变化、乡村新政治形态的产生，比如“干部”和“群众”的关系、群众的分化、暴力的问题等等。农民与政治的关系是被正向鼓励的。一九五〇年代，在台湾的国民党则有意以共产党土改中的暴力为反面教材，正当化其“自上而下”、和平赎买的方式进行土改，而作用恰是去政治的。土改让农民安分守己。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白色恐怖得以实行并令社会长期喑哑的“民意基础”。

所以十几年后“老同学”陆续出狱，无不感叹从“小牢”到“大牢”，体制监控与民间歧视的无所不在。一九九〇年代以来，以“走出白色恐怖”为号召的出版物，从官方到民间，所在皆是。

如何走出“白色恐怖”？恐怕并不依赖“从吞恨到感恩”的劫后余生心态。对罪行的控诉或有时尽，深入个体意识肌理的恐怖，才更难走出。

三、陈桑的遗憾

“我的一生是失败的，没能革命！也只能如此了。

第二次出狱后，在“民气可用”的形势下，丢失工党这个阵地，是陈桑最感痛心之事。一九七〇年代，他偷印禁书、与反对党接触乃至策反黄顺兴的行动，多是独立、秘密进行的，也不可能有什么组织工作。到了他出狱后的一九八七年，《夏潮》《人间》杂志十几年来凝聚的力量和影响，已有所积累，如果与社会民主派合作的工党组党成功，统左派将有一个真正的阵地，公开战斗的阵地。

“那个势，过去了就没有了。”陈桑详细讲了他认为的造成工党分裂的多重因素，或许也会引起当事人与关心者不同角度的意见。若以二十余年来各自发展的经验，重新检讨这个“失败”，是否能提供一个左翼各方实践重新合作的想象呢？无论如何，陈桑认为，这是他们该给后辈的交代。

比工党的分裂更让他揪心的，是“统”与“左”的分裂。陈桑认为，对改革开放后大陆社会性质的认识差异，是“统”与“左”分裂的原因。代表正义、平等、穷人过上好日子的社会主义理想，还在吗？陈桑为此大量阅读有关中国革命的历史材料，思考现实，得出的结论为，大陆是“特殊过渡阶段的国家资本主义”，仍在朝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走。而美国对台湾战后经济和政治无远弗届的渗透，让台湾一度成了新形态的美国殖民地。因而，统一亦是立足于反帝基础上的民族主义。基于此，陈桑认为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虽是阶级矛盾，但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却是“统”“独”矛盾。因此陈桑的回忆录有着贯穿始终的对话对象：关于“独立”的论述，和渐行渐远的（不愿意统或消极于统的）左派。

台湾左翼的光谱并不只是以“统”“独”分，还有保钓左，毛派，学院左，运动左，道德左，假左，还有不愿被归派别的、进入台湾社会变革的具体面向的新一代实践者……那么如何对待不赞成或消极于统一的左派呢？除了对大陆社会主义性质之争议，在其实践领域内，还有怎样值得聆听的声音？譬如对两岸经贸往来模式偏于图利资本的状况，对大陆“惠台”政策的反省。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只有为台湾的农业自主、合作化打下基础，大陆的“采购”和支持，才能成为可持续性的力量。何况，采购团若没有站得稳的中间人，没有在地组织——远有台南学甲虱目鱼、近有金钻菠萝的案例，“惠”的落实又何其难也！然而，或许也是从这里，可以重新构想“统”与“左”的携手。特别是，在两岸文化、学术的精英交流之外，如何打开两岸基层民众的实质交流！

二〇一四年三月台湾发生的“反服贸”事件，无疑有政党政治与“冷战”格局的遗留或内化，但从台湾的年轻人的表现看，民进党和国民党的政治操作，其实已经越来越罩不住他们。大

陆无须对台湾民主抱有蔷薇梦，但也不能率意对待，错过与这一代青年以及他们所内含的台湾社会的深层矛盾的对话。新任国台办主任从台湾“反服贸”得到的启示是：“要全面了解台湾，了解台湾基层民众的想法。”

有时，陈桑会说：“我的一生是失败的，没能革命！也只能如此了。”

陈桑的路，贯穿着一个想做真正的、不被奴役的、勇敢的人，不为自己苟活的人的理想，在白色恐怖的年代他坚定了统一和社会主义的信仰，心无旁骛走到今天，而两岸的往来，一直在以种种新问题提出挑战。有谁说，自日据时代萌生以来，台湾左翼运动是一连串的挫败史？看看二十世纪的世界，又岂止是台湾左翼。后辈只能踏着前辈的挫败往前走，如果对“失败”的检讨能推动两岸共同进步，我想，该是陈桑最乐见的。

整理后记我借用了“暗夜行路”这个词，这是陈桑曾经想给回忆录的名字，来自志贺直哉的小说。或许是觉得小说里孤独的思想探索终究太文人气？陈桑最后用了“无悔”。我觉得，这两个词合起来，是对他的人生最好的描述。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