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伟人光辉，永世长存
孙中山（1866-1925），20世纪中国“三大伟人”之一。其所以伟大，是他首先发出“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并以艰苦卓绝的奋斗去拯救中华民族，促使文明而古老的国家快速转型；是他为民族复兴提出了一套思想学说，并规划了宏伟的建设蓝图，为国家的现代化进行了前瞻性的构想；是他的“愈挫愈奋”的精神，激励着中华儿女不间歇地努力奋斗。而他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是当代中国人构筑“中国梦”的先声。尽管在当今，许多人对他的名字还比较陌生，对他的事功还不太知晓，对他的思想还知之甚少，但是历史已经和将要用事实来证明他的伟大，证明其思想可以超越时空，他头上的光环并没有消失。伟人孙中山，光辉永存！
“振兴中华”，是孙中山为挽救危亡的国家，实现民族复兴而发出的时代强音。他提出了民族振兴的理论纲领——“民族主义”，发动和领导了辛亥革命，终结了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为民族振兴迈出了关键一步。他撰写《建国方略》，勾画了民族振兴的宏伟蓝图，以使中华民族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主权在民”，是孙中山传承儒家的“民惟邦本”的治国理念，并对西方思想进行检讨而创新的民权思想。他认为“权之在民”即为“民权”，故变西方的“共和国”为“民国”，是“让四万万人当皇帝”。他强调“主权在民”，“官吏不过为公仆之效能者”。他提出确保“主权在民”，须实行“权能相分”，使“政权”与“治权”相制衡，用人民的“四权”驾驭政府的“五权”，又用政府的“五权”确保人民的“四权”。
“不患贫而患不均”，是孙中山对儒家均富思想的继承，为防止西方工业化后产生贫富不均的社会问题而提出，是其民生主义的核心理念。伦敦蒙难后，目睹西方在财富增长的同时，出现贫富严重对立的社会问题，孙中山认定“均富”是疗治社会问题之“药石”。他提出实现“均富”的经济纲领：“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以防止土地与资本被私人所垄断。
“仁爱”、“互助”，是孙中山继承儒家“德治”的治国理念，也是顺应世界道德新潮流而提出的新道德观，旨在疗治物质文明快速发展之后出现的社会顽疾。其“有道德始有国家”论，揭示道德的社会功能，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与作用。他主张“恢复固有道德”，呼吁“人格救国”、“修齐治平”，倡导以“博爱”为核心的“博爱”、“互助”、“为众人服务”的新道德。
“门户开放”，是孙中山运用系统思维观，在经济建设上提出的重大国策。他认定“开放，兴国之要图，救亡之急务”，主张“改变闭关主义而为开放主义”，明确开放的宗旨是“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他提出资本、人才、方法“三引进”的开放措施；他构建以三大海港为龙头而牵动整体经济发展的规划——开放型的经济建设蓝图。
“兼收众长，益以新创”，是孙中山弘扬岭南文化开放、兼容、创新的文化精神而提出的新文化理念。他揭示了“由武力而文化”的社会发展规律，高度肯定文化建设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他反复申述民族复兴首先要振兴民族精神，即要恢复民族固有的道德、知识和能力。他主张“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其三民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学说事迹者，有吾所见而创获者”，是其文化发展观的集中体现。
“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是孙中山协调发展观的集中体现。为建设新中国，他撰写了《建国方略》，提出“心性建设”、“物质建设”与“社会建设”三大部分，构筑了社会建设的系统工程。在系统思维方法的指导下，他强调了系统内的协调性，其中特别注重“心性建设”与“物质建设”的宏观协调发展。他从哲学高度论证二者的关系，认为“精神虽为物质之对，然实相辅为用”，物质为“体”、精神为“用”，“仅有物质之体，而无精神之用，必非人类”，认定“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在其建设规划中，还十分注重中观与微观协调发展。
“天下为公”，是孙中山既继承儒家又放眼世界的最高理念，并为之奋斗终生。其遗墨三分之一的题词是“博爱”与“天下为公”，他还全文抄录《礼运·大同篇》两遍。他将其三民主义直接等同于“大同主义”，憧憬未来的理想世界便是大同主义，即“民不争，兵甲亦可以不用”、“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应营，幼者有所教”的社会。他甚至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其社会建设蓝图，旨在实现“大同”，称“人类进化之目的为何？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化现在之痛苦世界而为极乐之天堂 ”。（P1-3）
后记
当书稿敲完了最后一个字符之时，我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老院长张磊教授交付的任务终于完成了！
2015年12月底的一天，在单位的办公室，张磊院长对我说：“明年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老黄，你写一本书吧！”我当时感到十分为难，快过年了，时间如此之紧，再说孙中山的专著我已从经济思想，到哲学思想，再到文化，该写的都写了，还能写什么？我向张院长表示“写不了”，申辩各种原因后，他又建议编个论文集，总之这是一个不可推卸的任务！之后，我联系了省内外多家出版社，大家对论文集都不感兴趣，纠结了几天，咬咬牙便决心做一次“自我抄袭”，写一本综述性的专著。这里，万分感谢老领导对我的信任与关照，让我再次去思考孙中山思想的当代价值！
在孙中山研究28年的漫长人生路上，张磊教授是我的引路人和导师。1988年，因“北京有人说‘中国文化早该后继无人'”，华南师范大学哲学所新任所长取消了研究生的中国哲学史的课程，我面临第四次转专业，而且要转到我最不熟悉的“领导哲学”(即“管理学”)。当时，我年近半百，于是不得不拒绝，选择工作调动。记得1986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所刚成立时，该所的两位所长曾建议我调过去，拖了两年，在走投无路之时，还是请导师李锦全教授出面，联系时任社科院副院长的张磊教授。他十分抓紧，在短短的两个月给办了调进省社科院的手续，5月我进入了新的单位，开始了新领域的研究。孙中山研究被誉为显学，现状是大家多、成果多、起点高，我并非历史专业出身，在这方面能有所突破吗？我依据自身的条件，先后自著或合著了几本孙中山研究之作，张磊教授总在百忙中为每本著作作序，对研究给予肯定。我的孙中山研究，是跨国研究，起步晚，起点低，正是在他的鼓励与鞭策下，才不断坚持着，推进着。这次书稿的撰写，得他的提议、敦促，又一次为我写序，这是前辈对我的关怀与期待，实在让我感动，由衷地感激他！
在孙中山研究的岁月里，我还得到了诸多领导与同仁的关注与帮助。本院才退下来的院长梁桂全教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也十分关心我这本书的撰写，从题目的用词，到各章节的内容，都提出宝贵意见，还在繁忙的工作中专门抽出时间，详细阅读书稿，撰写了高屋建瓴的序言，十分地感谢他！
初稿边写边请忘年之交、省委宣传部机关原党委副书记黎伟东同志审阅。他分三部分审阅，每次看完稿子，都与我交谈几个小时。他建议书稿原拟的书名为“孙中山超越时空的思想理念”应具体一点，突出“振兴中华”，因孙中山在100多年前提出的“振兴中华”号召，成为中华儿女的奋斗目标，一直影响至今，这是孙中山最最伟大的贡献；全书各章都应紧扣这中心展开；他建议与当代实践结合的内容要具体一点，有针对性一点；还提出书稿中的一些说法要注意准确性等。他的既有高度又具体的意见，对书稿的修改与提高帮助很大。这次能在4个月里完成书稿，实在离不开黎伟东书记的指导与鼎力相助，可以说这本书也凝结着他的心血与智慧。至为感激！
本书稿得到广东省社科院杨荷卿、华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刘金荣、魏娟娟、王欢、黄争艳等诸位协助校对引文，省社科院林芳静多次打印书稿，在此一并感谢。
最后，特别感谢上海辞书出版社童力军副总编辑的关注与支持！他不仅把课题列入该出版社今年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的出版选题，还安排力量尽量抓紧编辑；对出版社的诸位，由衷感谢！
作者
2016年6月 于广州
序一：既是革命者 亦是建设者
张磊
为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我建议明同教授撰写一本反映孙中山思想当代价值的书稿。因为是老朋友、老同事，我的请求不够体谅。她当前任务甚多，负责《湛若水全集》编勘的重大课题，刚刚完成，但在当今学术界确是十分需要这样一部系统研究孙中山“振兴中华”的宏图大业的专著。她却毅然同意，并很快地完成了26万多字的新作《孙中山“振兴中华”的理念与宏图》。
书稿以孙中山关于“振兴中华”为主线，从他第一个提出“振兴中华”的伟大号召开始，然后就孙中山的“振兴中华”的民族振兴观、“不患贫而患不均”的财富“共享”观、“主权在民”的“人民共治”观、“仁爱”“互助”的新道德观、“开放主义”的社会建设观、“兼收众长，益以新创”的文化发展观、“心性文明与物质文明相待”的协调发展观、“天下为公”的世界大同观等八个方面，进行详尽剖析，展示了孙中山的爱国情怀、民族认同、儒学情结的精神风貌，展示了孙中山开放、兼容、创新、协调、共享的思想理念，展示了孙中山为民族振兴所勾画的宏伟蓝图及对美好理想的憧憬。
书稿的突出特点是开拓性，作者进行了多视角、多学科的综合分析，内容堪称丰富、深刻。尤为可贵的是，书稿着力于发掘孙中山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着力于凸显孙中山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中的创新，并着力以当代的社会实践去验证孙中山思想的前瞻性、真理性、可操作性和普遍意义，寻找孙文学说与当代社会的融汇点。
明同教授对“振兴中华”的民族复兴观的探讨，揭示了孙中山摸索中国发展道路的过程：由效仿西方到反思西方，决心走自己的路，不重蹈前者的覆辙。同时强调，孙中山在寻求中国模式时，从中国儒家的理念中吸取了大同、民本、均富、仁爱等思想养分，也吸取了西方社会主义思潮中关于土地、资本的观念和方案，以及工业化的元素。
孙中山为振兴中华，不仅是发出鼓舞人心的口号，寻找可行的道路，而且构建了全面、系统的宏伟蓝图——《建国方略》，即包括由心理建设、物质建设和社会建设构成的系统建设工程。孙中山认定的建设要在开放中进行，开放对于闭关自守而言亦是重大的改革，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实现民族振兴。他在始终坚持改革的同时提出“开放主义”的国策，提出了开放的“三引进”措施。他提出了开放建设、系统建设和协调建设的理念，并把它们贯串于建设蓝图。作者认定，孙中山是中国近代化的光辉前驱。只是民国成立后他未能真正主政，只是担任了临时大总统和非常大总统不足两年，开府广州两任大元帅亦仅年余，其间还要忙于军事。
孙中山十分注重文化建设，认定在“强迫”变革之后必须进行文化建设，由此揭示文化在社会建设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孙中山尤其关注在民族振兴中的“复我国粹”与学习西方对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提出“兼收众长，益以新创”的文化发展观，并以其“三民主义”的创立来体现与实践其文化观。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因袭中国固有思想，撷取西方的学说与实际，而后进行创新，把中国传统的优秀思想与西方的先进思想融为一体，由此构建既富有时代精神，又富有民族特色的思想体系，推进了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型。孙中山在文化方面的贡献，应得到充分重视与肯定。
书稿展示了孙中山振兴中华的远大目标——“大同主义”，揭示其与西方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中国儒家的“大同主义”的关系，阐述其当代的价值观，以及对孙中山理想的传承和弘扬。
作者以相当的篇幅阐述孕育世纪伟人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以及孙中山的人生道路，展示其成长与成功的特定的外部条件。同时，也论述了重要的内在因素：忠实于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坚持与时俱进。
作者还特别关注到孙中山的事业为共产党人所继承和发展，其理念与蓝图在新中国得以实现和超越。后继者的实践，验证了中山思想与蓝图的超前性。
综观全书，明同教授深厚的学术研究功力使本书具有研究深度、广度和独到的见解，且兼具可读性，可作为一部历史教材，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与近代化前驱孙中山的思想和业绩。
2016年3月
孙中山的思想博大丰富，孙学曾为显学，由黄明同所著的这本书稿《孙中山振兴中华的理念与宏图》在前人的基础上，力求突破，据史料进行解读，还其历史真实。三民主义是西方先进思想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而后的创新，本书稿将努力展示其对西方的检讨、对传统的承传，以揭示孙中山在中华文化现代转型中的历史贡献。本书稿着重选取其中富有当代价值的部分展开阐述，以启迪今人。
综观全书，明同教授深厚的学术研究功力使本书具有研究深度、广度和独到的见解，且兼具可读性，可作为一部历史教材，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与近代化前驱孙中山的思想和业绩。
作者黄明同以《孙中山振兴中华的理念与宏图》一书中相当的篇幅阐述孕育世纪伟人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以及孙中山的人生道路，展示其成长与成功的特定的外部条件。同时，也论述了重要的内在因素：忠实于爱国主义与民主主义，坚持与时俱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