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曲水流觞，是文人的娱乐吗？
只要提起三月三，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兰亭集序》里的描述。
在东晋的永和九年，四十一位军政高官兼文人雅士，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出游，并写下众多歌咏自然、一抒怀抱的诗作。其间，提到了修禊事和曲水流觞这两种活动。
“初唐四杰”中的王勃，曾在山阴云门寺，模仿兰亭曲水流觞的格局，主持过一次禊事，还写了一篇《修禊序》，文辞大有可观之处。“他乡易感，增栖怆于兹辰羁客，何情更欢娱于此日，加以今之视昔，已非昔日之欢。后之视今，亦是今时之会？”这样的句子，和王羲之“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等句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北宋黄庭坚也十分欣慕古人雅聚，曾在万州和戎州（今四川宜宾），模仿《兰亭集序》中所绘的意境，凿石引水为池，皆取名为“流杯池”。有趣的是，两者之间相隔长达三十余年，可见黄庭坚对这种风雅的活动，实在有很深的执念。
然而，将目光回溯至魏晋南北朝，我们会发现，那时三月三的面貌与我们的想象颇有不同。应该说，三月三的准确称法，是“上巳节”，意思是说三月中第一个上巳的日子。因此，很明显，上巳节的日期肯定不是固定的。
翻阅一下《宋书》，大概可以看出，在曹魏之后，人们就已经将此上巳节定为每年的三月三。同时，也有人认为，人们依然把巳日当作上巳节，不固定为三月三。如果按这种说法来看，就是上巳节与三月三这两者已经分家了。
如果后一说法更为确凿，其实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在三月三这天，活动的主题是宴饮游玩，而传统的上巳节则不然，它们各有其存在的意义。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虽让弟子们“各言其志”，却独独对曾点的志趣表示赞同。春日郊游，没有战乱和饥荒，只有阳光的照拂和春风的滋养，沐浴和歌唱，都让人心旷神怡。
这里的沐浴，并不仅仅只是沐浴而已。根据《周礼·春官·女巫》的记载，由女巫职掌每年的祓除仪式，同时为人们衅浴除灾。祓除，是一种除灾去邪的祭礼；衅浴，是说用香薰草药涂身（或熏身）并沐浴洁身。
早在春秋时，便已流传至民间的风俗，到了东汉时仍然保留了下来，《后汉书》中说：“是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为大洁。”
到了王羲之所在的东晋，三月三日几乎不再进行祭祀活动，想来《兰亭集序》中所说“修禊事”的重点并不在祭祀，而是在洁身沐浴和水边嬉游这上头。节日意义的变化，是移风易俗的必然，实在不必大惊小怪，但值得注意的是，被三月三日“丢”去的东西，不仅是修禊事里的祭祀内涵，还有曲水流觞里的迷信说法。
其实，曲水流觞并不是王羲之等人的首创，只是因为《兰亭集序》太有名气，后人的追慕太过痴狂，我们才容易误以为，这活动其实就只是这群文人雅士们，一边喝酒一边吟诗的事儿。
南朝梁吴均在《续齐谐记》中曾写到晋武帝对三月三日来历的困惑。他的询问对象是挚虞。挚虞这人挺实诚，也没多想，就照着他听来的掌故，缓缓道来。晋武帝听了以后，有些不高兴。他本以为曲水流觞挺风雅的，不料却是晦气得紧。
这是因为，挚虞说，在东汉章帝时，有个叫徐肇的人，在三月初生了仨女儿，结果很悲剧地只活了三天就夭折了。村民们觉得这事儿实在太邪门了，便赶紧去河边盥洗除灾，还把酒杯漂在水上，大概也是为了送走晦气。
大臣束皙见挚虞捅出了篓子，赶紧上来讲了个好听的故事。故事挺久远的，还得套到周公的头上。据他所说，周公当年营建洛邑，便借流水来泛酒，故此逸诗（先秦古籍中引用的“诗”，但又不在今本《诗经》中）中有“羽觞随波”的句子。
在此，我不得不插入一句，羽觞那个“羽”字，和羽毛没有关系。之所以有这么个名字，是因为它的形状如爵，两侧的抓耳又类似于鸟的双翼，才得了这么个名字。当然，您要说这形状也挺像小耳朵的，也无不可，因为它还有个别名，叫“耳杯”。
束皙接着说，后来秦昭王曾在三月三当天，效仿周公在河边泛舟酒。这仿佛是个吉兆，因为有个金人“嗖”的一声从水里冒出来，呈给他一柄水心剑，并且告诉他，如果持有此剑，可据有西夏之地。后来，秦昭王为了感谢这个金人，便在那里建了一座曲水祠，泛酒也就是流觞的习俗，便被当作吉俗一并传承了下来。
因为束皙的故事讲得太好了，当即得到了奖赏，而挚虞那个倒霉蛋，则因为讲了个晦气的传说而被贬为阳城县令，真是祸从天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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