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塔洛·卡尔维诺说过:“在青少年时代,每一次阅读跟每一次经验一样,都会产生独特的滋味和意义;而在成熟的年龄,一个人会欣赏更多的细节、层次和含义。”
凸凹著的《西典新读》沿着时间的脉络、空间的维度,走进名家的思想殿堂,梳理世界经典文学作品。凸凹以国别为篇,在希腊、波斯、法国、德国、英国、美国、俄国、日本、印度、爱尔兰、西班牙、保加利亚、奥地利、捷克、瑞典、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十八个国度之间展开生动而别具一格的阅读之旅,名家名作、尘封经典、鲜为人知的冷门佳作,在知名作家极具个性化的解读之下,闪动着别样的光芒,令人迫不及待想重新翻开经典,寻找曾被自己忽略的精妙之处。
《西典新读》系凸凹文集中的一本,札记卷,以不一样的视角解读世界经典。
为什么要研读“名著”?
因为名著是时间深处的精神土壤,它记述的是人类的典型形状、典型情感,是人性不断提升的基础和平台,是人性从兽性中脱颖而出的见证和坐标。所以,阅读的过程,为的是寻找来路,理性地找到继承和发扬的精神命脉,不蹈“覆辙”,不费虚工,节省精神追求的人生成本,更好地进行新的思想建构。
“太阳底下无新事”,这不是一句消极的话,而是告诉我们,所谓“名著新读”,便是不断摆脱历史的“催眠”作用,从“定评”中读出原生态的人性内涵,为现世生活找到新的精神昭示,让人活得不仅现代,而且纯粹。
人塑其形
午睡之后,是慵懒的,抬一抬手腕,好像连握笔展卷的力气都没有。
便仍想睡去。既然个体的人,在这个广大的世间是那么的无足轻重,又何必醒呢?
然而还是醒来,因为依着人间的惯例,午后的时光,“人”应该是醒的,紧闭的门,是抵挡不住敲的。你应该衣冠齐整地为他人预备着,即便你是个“私人”,又居停在私人的空间之中。就如一句俗语所说:做人就应该有人样。
坐在沙发上,随手翻一本萨福的诗,以此等待一个什么来客。那个人并没有来,整本诗集却读完了。接下来的时间,整个思绪都被萨福萦绕着,倒也感到一种意外的充实。
古希腊的萨福是很“私人的”,因为她的生平几乎是个空白。但是,后人却根据她的作品和一鳞半爪的记述,把她“塑造”成一个有历史的“全人”,供别人思量与拷问。直让你感到,只要你有了一个名字,旁人就会给你组织起血肉,让你有“人样”,成为公众人物。所以,纯粹的“私人化”,是不存在的。
对萨福的阅读,给我一个印象:少有哪个古代人物,在欧美的文学史中,像她那样被如此经年累月塑造成形象迥异的种种神话。她的声音被篡改、被发明、被模拟、被重构,到了任意的程度。人们根据自己的情趣和欲求,将其“还原”成自己需要的那样。
和萨福时代相近的希腊政治家梭伦,在酒会上听到自己的侄儿吟唱萨福的诗,极为喜爱,立即请侄儿教他。一个友人问他何以这般急切,他说:“我学会了它,就可以死而无憾了。”
米雷格在他编选的《希腊诗铭集》的绪言里,以花喻诗,他称颂萨福的诗:虽然不多,但朵朵都是蔷薇。历史学家狄奥尼索斯赞誉萨福诗的风格,评论道:“永远选择最婉妙最和谐的字眼,追求悠扬的音节,已达到优美动人的效果。”
以上的几位都是君子,都有端庄的理趣,他们只流连女诗人的诗美,而不感兴趣她的身世,这时的萨福便有神圣的光晕,便是:婉妙与雅洁。
在中国,第一个介绍萨福的,是周作人。1914年,他在《中华小说界》上著文说道:“(萨福的诗)情文并胜……譬如蝶衣之美,不能禁人手沾捉。”在中国老派文人眼里,萨福岂止是一个“雅洁”了得,简直就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
看来,在以“精神”为着眼点的人那里,东西方的趣味是相近的,至少是相通的。
但是,在另一种趣味“引导”下的“破译”就不同了,萨福不仅“卑微”“低贱”,而且是“污浊”“变态”的象征。
一种说法是,萨福名下的作品,其实是口头文学的集成,因为她不仅不通诗艺,甚至是否能够阅读都值得怀疑。所以,“萨福”只是个符号,是和“萨福的诗”没有关系的。
因为萨福组织了一所女子诗歌学校,专门向未婚少女传授诗艺,那种亲热唱和的场景还被陶画描绘下来,又因为她的诗中对女子表现出一种特别的热情,有人就认定萨福有畸形趣味,是个同性恋的爱好者。安妮·卡尔森在她的萨福新译本的序言里就写道:“我们只知道,萨福爱女子就和她爱音乐一样深。让我们就到此为止吧,行吗?”这是欲擒故纵别有用心的暗示,因其暖昧,就更强烈地激发了人们对萨福“形而下”的好奇,便使女诗人的“蝶衣之美”湮没在一片风尘之中。
到了后来,萨福的“沦陷”味道就更浓了。人们把萨福之死,归结为对一个无足轻重的男子之爱。这个男子居然是个一无所长的渔夫。他名叫法翁,无知无识,且放荡成性,唯一的资质,是有一副好皮囊。著名喜剧作家米南德写了一部《来自卢卡斯的女子》,称萨福为了对法翁无望的爱,从卢卡斯的悬崖投海自尽。在奥维德的诗里,更是把萨福这种失去自我的“委身”渲染得淋漓尽致:
我爱过上百的人——作孽的爱——可是现在,你这冤家,以前为众人所有的,现在属了你一人。
这出自男性作家之手的内心独白,似乎比女诗人的断简残篇更凄楚迷人。在我看来,其实不过是一种伧夫心理:女人的卑贱,是男人的快乐;女才子的卑贱,更是男人的欢宴!
这迎合着一般人的心理,对杰出者的无奈与嫉恨,使他们愿意看到高雅被庸常蹂躏,那里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快感。不禁让人联想到,普希金如果不是被枪弹击中,拜伦若不是死于疟疾,雪莱要不是意外地溺毙,他们便不会那样地被世人尊敬和爱戴。杰出者是不能活得好的,更不能长寿。正如中国人的一句老话:寿则多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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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有强烈阅读嗜好的人。
我仔细思考过,感到阅读的快乐或许就是我的第一快乐了。为什么用“或许”这两个字呢?因为在物质至上的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感觉多少有些奢侈,甚至有与物质相对抗的味道。同时,跟真正的学问家相比,我辈的读书快乐只能算是一种小快乐,过分夸耀,便显得浅薄,至少也有些不知天高地厚。
但反复比较之后,除了读书的快乐之外,我还真不知自己还有什么别的快乐——对于金钱,我从小过简朴的生活已成了习惯,花销极小,并没有感到金钱的压迫,所以,也就没有过于强烈的需要。因为没有强烈的需要,便也就没有欲望被满足之后的快乐。对于地位,我出生于贫寒之家,父母从来不灌输在社会上的晋升之道,总是叮嘱道,只要不愁吃喝,便不要自讨烦恼。因为这个世界是强梁的世界,我等弱无支撑的小民,不要不自量力地去争持,一旦争持,便会受到伤害。至于女人,我等造化不够,好女人不会跟你,荆钗布衣、柴米油盐,能跟你生一个不傻不奸、不聪不慧的儿子,给你延续来世足矣。因为父亲是个农民,农民很讲来世,而他早早过世了,他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如果我不落实他给我的薪火相传的“密诏”,作为他生前钦封的“大孝子”,我会愧疚不安。而这个任务我也完成了,男女之事,我也不会有太大的作为了,便也不去想它了。
由于许多事情我不会去做了,人生就有了许多空白,怎么填补呢?便只有读书。所以,读书之乐,其实是我唯一的快乐了。之所以不能理直气壮地说出来,盖所得太少,怕被人误称大雅的缘故。
但我的读书生活,是虔诚的:每拿到一本值得读的书,都怀着一种崇拜的心理,仔细研读,生怕把书中的要义错过了。日子久了,就生出了习惯,即一种沉浸其中的习惯。能沉浸其中,便是一种痴迷;一旦痴迷,就有乐趣。所以,我的读书之乐是真快乐,没有附庸风雅的虚伪。正如与质素凡常的自家女人厮磨得久了,也能感到几分可爱一样,是心无旁骛的结果。
我曾跟友人说过,我从阅读中得到的快乐比从写作中得到的要多得多,所以我更喜欢阅读。这跟人性中的懒惰习性有关:种植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而品尝果实却是唾手可得的享受;只要你的胃口好,万千美味中的每一味,都会给你一丝快感。所以,阅读的快乐是一种自私的感受,它不好传达给别人,一不可传达,就是真幸福了。有人说,无节制的阅读会荒废事功,这或许有道理。但人们追求事功的目的是什么?也无非是在价值实现之后所得到的人生快意而已。而阅读本身也得到了心灵的抚慰,从生命快乐的层面,作用是一样的。在外在的世界中,正如曾文正公所说,事功是“半由天命,半由人力”的事情,在“天命”不授的时候,要保持人性的贞纯、人格的独立和生命的高贵,假阅读以自守,也是“抵抗”物质主义侵蚀人性的可选之途。
其实,读书人正如水一样,平静地流淌着,素日,并不让人感到它特别有价值——但染以污浊的时候,便想到它可以洗涤;口干舌燥之时,便想到它可以疗渴。“无用”之处,正是它的价值所在。读书人所氤氲的书香,正是人性的土壤,无声无形地涵养着真善美的质子,也淘洗着恶的泥沙。所以,我总是认为,即便是逆子匪盗,只要他对书籍还葆有着一些难得的情感,便不会有大恶,便会有回心转意的那一天,且成为比常人更忠烈的赤子,且成为比市井小人更忠诚的爱人。
我之读书,总想读出自己的心得,总想读出人性的含量,不是为了示人而教化,而是为了自己受用。所以,对于所谓的“名著”,我总是读了又读,以期在年龄的自然增长和阅历的自然丰富的前提之下,得到精神的“自新”,以得到更大的受用。因为人生有涯,知也有涯,能得到深刻而丰富的人生体验,唯有读书。读书可以增加人生的时空,把一辈子活成几辈子,以有限的生命成本,获得无限的生命历程。
所以,我说自己是一个有强烈阅读嗜好的人,既不是欺人,更不是自欺,而是呈现一种真实的生命状态。也就是说,读书之于我,已远离功利的获取,而成为生活本身——是一种个人的生活方式。读后有没有作为,已不重要了。
由此可以看出,我之所说阅读比写作更让我感到快乐,是实话,而非矫情。
阅读之后,当然会有些个人的感受,作为眉批写在册页的空白之处,得闲把玩一下,竟尚有可供咀嚼的货色,便感到:书有大恩,它不欺有心之人。所以,如果说书籍是上帝对人类的精神之赐,读书人的阅读心得便是它假读者之手写下的眉批,是永恒精神的延续,便不敢私昧,恭恭敬敬地抄下来,传呈到世间中去。所以,阅读者变成思想者,再变成写作者,是一个很自然的精神流变过程,无丝毫神秘感可言,更无一点骄人之处可资。
我要说的还有一点,便是为什么要研读“名著”?因为名著是时间深处的精神土壤,它记述的是人类的典型形状、典型情感,是人性不断提升的基础和平台,是人性从兽性中脱颖而出的见证和坐标。所以,阅读的过程,为的是寻找来路,理性地找到继承和发扬的精神命脉,不蹈“覆辙”,不费虚工,节省精神追求的人生成本,更好地进行新的思想建构。“太阳底下无新事”,这不是一句消极的话,而是告诉我们,所谓“名著新读”,便是不断摆脱历史的“催眠”作用,从“定评”中读出原生态的人性内涵,为现世生活找到新的精神昭示,让人活得不仅现代,而且纯粹。“名著”当然要分中外,而我对本国的经典,只是摩挲着品,做到心知肚明、涵养借鉴即可,一如对祖上的传统,虽察其短长,却不能放口而言,以免误判,或留下欺师灭祖的嫌疑,遭人非议。至于国外经典则不同,因无“家里”的禁忌,可不顾来路,不看脸色,任意评点,即便是歪理,也疑为“卓见”,至少聊备一格,让人批判。所以,我的“名著新读”只选取国外经典,虽离学贯中西的美誉远些,但心中无碍,可安心入眠。
2016年1月18日于改定于北京石板宅
凸凹的小说打破了田园牧歌式、阶级斗争式等传统的乡土文学写作模式,创作了一种立足于大地本真的新的乡土文学范式,具有划时代的文本意义。
——解玺璋
这个坐在故乡土地上思考祖父的中年人,打通了与土地的最深刻的关系,成为土地道德与土地哲学的代言人。
——宁肯
凸凹的文字,有很深的情理,然而却是家常的。正因为是家常的,便有了质朴而准确的价值趣味,即人性之真。
——邱华栋
凸凹的乡村散文是土地上长出来的文字,自然、蓬勃、温暖、野性,是一种原生态创作。
——刘江滨
凸凹的小说,有乡土的东西,也有学问的东西,九曲回肠,大概是王小波说的:小说具有无限可能。凸凹就确确实实地具备了这种品质——像诗,像随笔,像风情绘,又像戏剧。
——孙郁
凸凹并非一涉写作就很惯性地匍匐在“乡土”上,醉倒在“村俗”中。他的作品,有的是研磨历史,有的是冶炼哲理,有的是对现实生活的多工序蒸馏,有的是对人生真谛的多层面思考。
——毛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