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与及物／凸凹文集》所收小说，曾在《十月》《当代》《大家》《花城》《长城》《中国作家》等核心文学期刊上发表，许多篇目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及中国作协创研部年度最佳小说选载，在文坛和读者中具有广泛的影响。

这些小说，描绘了北京京西的历史、风情、传奇，是京味文学的最新收获。小说风格独具，人的欲望和土地上的生态浑然交融，既描摹世象，又揭示人性，耐人寻味、撼人心魄，与果戈理描写乌克兰风情的经典小说《狄康卡近乡夜话》有相同的品质。虽是地域的，却是民族的，是解读当下中国农村、农民，对国民性进行反思的形象读本。

小说的语言既有京西民间的幽默风趣，又有拉美小说的神秘荒诞，更有汪曾祺小说的妩媚品质，引人入胜，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在场与及物》系著名作家凸凹的中短篇小说选。

真实的人生状况是这样的：对具体的死，人往往不怕，惧怕的是死的概念；对现世的贫穷，人往往能够应对，不能承受的，倒是贫穷的意识。正因为如此，温暖的书写多么重要，它对世道人心有益。

所以就有了这组小说。它虽然弘扬了汪曾祺的叙事传统，但绝不是出于崇拜，而是出于相知，更出于内心的驱动。

序一

序二

本纪

 天赐

 悯生

 无为

世象

 温暖

 端庄

 断指

 淘金

 皮实

 神医

 字戒

 欢悦

 顺生

 混沌

 银音

心史

 美满

 同谋

 小米

 晌熟

 落寞

后记

他唱的都是自己经历的物事，很细腻，却不追究意义。

一场罕见的大水，把上三村冲到下三村来。浊流中漂浮着死猪、死羊、仓板、木瓢、南瓜和半青不熟的谷穗。水中漂浮的东西很多，总称“水涝儿”。因为“水涝儿”是天赐之财，谁捡到归谁，所以，捡拾的人很多。

祖父站在齐腰深的水里，发现了一丛毛发，他抓住毛发往起一提，竟是一个白脸长身的大姑娘。他下意识地探了探人家的鼻息，吓了他一跳一那女子居然还活着。

他像扛木头一样，把人扛回家里，交给他母亲处置。那女子活过来之后，一声不吭地走了。过了两天，又不声不响地走回来，她说：“我再也不走了。”

洪水把她的家人都“收”走了，她已无家可归，便只有归到捡到她的这家人，便做了祖父的媳妇。

当悲伤从脸上消退之后，像塘里擦去泥之后的藕，在滚烫的阳光下，这个女子竟异常地俊秀。祖父很长一段时间，一句话都不说。后来祖母问他：“老天平白无故地赐给你一房媳妇，你那时为啥没一点高兴的样子？”

他说：“我们山地上有一种叫‘马跑儿’的大蘑菇，雨过天晴，一袋烟的工夫，就从指甲盖儿大小长到锅盖那么大了。你见到之后，千万别喊叫，它一听见声响倏地就变没了——你要悄没声地挪到它跟前，等你把它的根脉掐断了之后，你再咋喊它都跑不了了，嘻嘻……”

这是祖父的一点小心机，再俊秀的女子一旦嫁做人妇之后，就像那被掐断了根脉的“马跑儿”，任你摆布了。

其实，祖父是在信奉着山里的一个古训：在意外所得面前，千万不要张狂，要隐忍。

祖父和祖母不声不响地过日子，不知不觉间生了八个孩子——六个男孩和两个女孩。其中最小的女孩长到六岁的时候，家里住进了一个下乡干部。下乡干部很稀罕这个女崽，把她认作了干女儿，从山外给她买了一件花衣裳。这个女崽太稀罕这件衣服了，穿着它挨家挨户串门，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舍不得脱下。不期就得了一种热病，整整一个星期昏迷不醒，到了第八天她终于睁开了眼，但只是诡秘地笑一笑，安静地死了。

全家人都很悲痛，但祖父却不曾动容，用一张旧席把孩子裹了，像处理别人家的事儿一样，把她埋了。他说：“这孩子心性小，经不起悲喜，天生就是个短命鬼儿，留不住的。”

听他的话茬，好像孩子的死，已在他预料之中了。

这其实并不奇怪，他不是信命吗，在命运中，他活该没有这个女儿。

敬畏命运，会淡化痛苦。  祖父兀自放着他的羊，孩子们的衣食起居他从不放在心上。

一天，七个孩子像商量好了似的，一个不落地站在他面前。他吓了一跳，问他们：“你们想干啥？”

每个孩子的表情都很麻木，谁也不接话茬儿。

祖母说：“你看看他们的脚，鞋子都破得露脚指头了。”

祖父看都不看一眼，笑着说：“嘁，这也算事儿？”

祖母眼里含着泪水，反问道：“咋？穷得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算事儿？”

“不算事儿，”祖父说，“没鞋可穿，不是还有脚吗，只要脚齐全就成。”

“哼，你自己咋穿那么齐整的鞋？”

“废话，谁让我是他们的爹哩！”

孩子们一听，知道跟这样的父亲讨鞋穿是没有希望的，便反过来安慰母亲说：“娘，你甭跟我爹置气，我们早晚是要穿上鞋子的。”

祖父毫不羞愧地笑了：“嗯，是我的种！”

面对一群光脚的孩子，他的底气依然是十足的。

虽然有这么一个啥也指望不上的父亲，孩子们却一溜烟似的长大了，且每个人都有一个很好的归宿——

大伯有一挂属于自己的马车，给村里人拉脚，能挣不少现钱。父亲排行老二，因为读完了高小，当了村里的支书。三叔当了国营煤矿的矿工，吃上了商品粮。四叔、五叔有荆编手艺，在村里挣的工分最多，年底决算，能挣不少钱。老叔到北海舰队当了海军，由于人长得机灵，当了舰队司令的警卫员，要不是不习惯南方人的生活方式，就给人家当上门女婿了。唯一的姑姑嫁给了邻村的一个裱糊匠，给人家贴窗花、糊顶棚，既吃请，又拿钱，过一种富庶而体面的日子。

这家人过得都很红火，祖父便感到很有面子，村里人每一提到，他会随口说道：“哼，你不看看，是谁给他们掌持着哩。”

祖母撇一撇嘴，说：“你有啥资格这样？孩子们的日子，有哪个是你给挣来的？”

祖父说：“你只是个妇人，这里的道理你哪儿会懂？正因为我不给他们挣日子，他们才有好日子哩。”

祖母说：“你净瞎拽。”

祖父说：“咋叫瞎拽？你让他们穿不上鞋子，他们就会想办法去挣鞋子，而且，还要挣来好鞋子。”

大伯要娶亲了，按老礼，父母是要给盖两间新房的。祖父对大伯说：“河川里有的是石头，沟坡上有的是黄土，你自己把房子垒起来吧，我只给你担当些木料。”

大伯就真的自己垒房子，啥怨言都没有。

P13－15

北京乡土文学的扛鼎之作

读凸凹中短篇小说选《在场与及物》

邱华栋（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前些年凸凹的长篇小说《玄武》出版之时，我曾情不自禁地说过，继浩然、刘绍棠、刘恒之后，凸凹是北京地域文学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符号性存在。《玄武》气势恢宏，纵横捭阖，接续了由鲁迅开创的中国乡土文学的大文脉，是一部史诗性作品。我的判断后来不断得到验证——当代很多评论家几乎都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比如，解玺璋就认为《玄武》一反已有的政治划界、田园牧歌等固有样式，开创了一种深入土地内部、本真呈现人的生存的新的写作范式，具有划时代意义。白烨也把《玄武》和蒋子龙的《农民帝国》，一道列入了2008年度农村题材的代表性作品。陈晓明在《南方周末》中也称《玄武》有“全新品质，值得关注”。更让人惊喜的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北京文艺评奖，《玄武》一路破关斩将，一举摘得了长篇小说的头奖，凸凹也毋庸置疑地获得了北京本土代表性作家的地位。

待我读到他的中短篇小说选《在场与及物》，他的创作实力和勤奋更是让我感佩不已。

我一直认为，长篇小说的成功，基本上是取决于“写什么”和“怎么写”，靠题材取胜，也要靠结构艺术，形式和内容最好完美结合。而中短篇更是接近于刀锋一样的写作，大多要靠“怎么写”立身。“怎么写”是文学技巧的运用，更是艺术品质的呈现。所以，我对他的《在场与及物》，在阅读上是更加用心的，而且还带着几分挑剔的目光。读过之后，对他的叙事技巧与能力我心悦诚服。在小说创作普遍推崇技术至上主义的风潮下，凸凹的《在场与及物》以足够的自信，进行了一种反其道而行的“朴实”叙事，描写小人物的“常态生活”，揭示出人性最本质的部分一内心的温柔，足可以抵御外界的崚嶒与浇薄；精神的自守，足可以冲破物质的包围与挤压——生活的美好，最根本的，是取决于人的精神驱动和人性之善。《在场与及物》从始至终充满了温暖、和谐的色调，让人从内心里生出欢悦，感到阴霾里仍有明媚的光。对于文学当下的处境来说，《在场与及物》更像是对崇高人性的一次次凭吊，它的理想主义色彩让人心绪激荡，因为它如此鲜明地映衬出文学与人间生活在现实中的隔膜，以及人们对于诗书之美的漠然。它也涤荡了当下小说的“阴私之气”，表现出了对世道人心抚慰和浸润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是当下小说中难得的一抹亮色。

小说集中的作品，整体淡雅，叙述从容，语言俊洁，其氛围、气韵、笔致以及语调都有汪曾祺之风，但与汪曾祺相比，作者不淡化环境、不回避现实，表现出在入世中“出世”的全新品格。因而就具有了时代的光泽和指归。可以说，《在场与及物》是对汪曾祺叙事传统的弘扬与拓展，具有独特的文本贡献。  进一步说来，凸凹的小说是土地上的生命叙事，能让读者找到自己的来路——虽是讲荒山野土。蛮人陋事，却是人性生成和繁盛的地方。在阅读的同时，作品能够把读者带入“共同生活”的状态，因而建立起一种在“无罪之罪”中承担“共同犯罪”之责的文学伦理。

王国维据叔本华的理论阐述，人生总的来说是一场悲剧，悲剧有三种之别——

第一种之悲剧，由极恶之人，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第二种，由于盲目的运命者。第三种之悲剧，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种悲剧，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何则？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固有故也……

我看凸凹的小说呈现的就是这第三种悲剧。一切的悲情与怨事，都非由“蛇蝎之人”所造成的，也非盲目的命运使然，而是由乡土中的每一个人共同制造的——他们都不是坏人，也根本没有制造悲剧的本意，他们只是本分地扮演着生活“分配”给他们的角色，每个人都有为何如此行事、如此处世的理由，每个人的理由也都符合社会确立的人情与伦理——一切都是顺乎自然的发展，无可无不可，无是也无非，既无善恶之对立，也无因果之轮回。然而，正是这种自然状况下的“无罪之罪”、这些“通常之人情”，毫无预谋地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悲剧。

以中国的叙事传统，即惩恶扬善、因果报应的陈旧模式作比，凸凹提供了一个超越是非、善恶的道德评价，而进入到经验的内部、人性的深度的全新文本。他的文字，有很深的情理，然而却是家常的。正因为是家常的，便有了质朴而准确的价值趣味，即人性之真。

凸凹在长篇小说《玄武》的跋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每束阳光都有照耀的理由！”这实际上是解读他作品的一把钥匙，他的写作追求，就是要用最柔软的方式，建立一种道德之上的道德、伦理之上的伦理。

凸凹也曾经跟我说过，一个写作者，不是规则的制定者，也不是生活的评判者，而是人间信息的记述者和传递者，要按照生活的“逻辑”写作，而不是把自己的理由强加给生活，也没有必要采取高高在上的姿态，能够准确地呈现人间的真相便是写作的意义了。

所以在凸凹的笔下，乡间人事，既原始又开放，既固守又旷达，既质朴又复杂，既高贵又卑贱，既宽容又褊狭，既正经又淫亵，既善良又恶毒……总之，都体现着对生活的照拂与尊重，好像是让“天道人心”自己说话。

凸凹生活在京西，《在场与及物》中的小说，自然对京西的历史、风情、传奇多有描绘，因而也可以说是京味文学的最新收获。但小说风格独具，人的欲望和土地上的生态浑然交融，既描摹世象，又揭示人性，而且以悲悯的审视和批判为底色，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民间的生存状态、情感样相和生活智慧，呈现出特有的文化眼光，与果戈理描写乌克兰风情的经典小说《狄康卡近乡夜话》有相同的品质。凸凹的作品超越了地域，是解读乡土中国，对国民性进行历史反思的形象读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凸凹作为北京乡土文学的代表人物，不辱使命，为北京文学争得了荣誉，也使自己具有了更加鲜明的“符号”价值。

2010年10月28日一稿

2016卑4月8日修订

温暖的书写

在中国当代文坛，汪曾祺老先生的文字，是镶嵌到我的生命中去的，他的著作，是我的枕边书，每日耽读与揣摩，从无中辍。“人间送小温”是他的写作之道，也是他的人生品格，他的人与文是一致的。所以，我把他当作父执人物，虽无缘谋面，但一直是敬的，并把他的创作理念当作自己的人生信念。

因此，我的写作姿态就放低了：写小人物，关注民间情感，把能贡献温暖当作自己的创作伦理。

小人物与人间的本质近些，他们的生态往往就是写作者的生态，因为写作者从来都是卑微的一类人。所以，写小人物就是写自己，能让人在写中，自然而然地看清自己，心花怒放，创作的过程，也是受用的过程。

积几十年的人生体验，小人物在现实中是“小”的，但在人性层面却大得无边。其一，小人物有草木品格：兀自生长，不计冷暖。他们坚韧、隐忍、沉静、皮实、忘我，活得本分，自适、自足。这就了不得，如草木虽被磐石挤压，也能钻隙而出，向上生长。其二，小人物有天地性情：被人轻鄙，被人污损，却绝不仓皇失据，他们从容地应对，以失为得，正如天地——人一不如意就骂天，但老天从不怪罪，阳光依旧照进那家的庭院，雨露依旧滋润那家的田园；人一乱性就咒地，但大地从不计较，即便瘠瘦与旱涝加身，只要你播下种子，就没心没肺地生长，贡奉出果实。海子曾说，收获过的大地一片苍凉。他说的是真相，也道出了土地道德的核心所在，即苍凉背后是孕育和再生，是不熄的生命力。其三，小人物有光明本性：因为他们不被人照耀，所以他们自己发光，正如萤火虫在暗夜里行走，自身就带着一盏小灯笼。也就是说，良心、悲悯、喜生与善，这些温暖的东西，足可以让他们不迷失自我，也不加害于他人。己心妩媚，而世间妩媚；己心温暖，而世间温暖——这是汪曾祺老先生文章与人生的底色，以前我认为是他的个人修为，能冷眼看风物之后，才知道，那是来自民间，是他替小民说的。

这个认识可不得了，我因此而获得新生。

我原来的书写，追求阴冷、残酷、坚硬、放纵、激烈，以为这样才有叙事力量。现在我再这样写，就感到惭愧、自私和欺世。背阴处的积雪，可谓坚冷，最终也是被柔弱的阳光所融化；慈母轻轻的一声怨叹，会陡地在逆子心中生出一大片波澜，且久久不息，以至于决然逆转，痛改前非。我愈来愈清醒了，真正有力量的，是柔弱、温暖而绵长的东西，因为它是人间性的存在，与实际人生接近，能作用于人心。

真实的人生状况是这样的：对具体的死，人往往不怕，惧怕的是死的概念；对现世的贫穷，人往往能够应对，不能承受的，倒是贫穷的意识。正因为此，温暖的书写多么重要，它对世道人心有益。

所以就有了这组小说。它虽然弘扬了汪曾祺的叙事传统，但绝不是出于崇拜，而是出于相知，更出于内心的驱动。

2010年1月10日一稿

2016年4月8日修订

凸凹的小说打破了田园牧歌式、阶级斗争式等传统的乡土文学写作模式，创作了一种立足于大地本真的新的乡土文学范式，具有划时代的文本意义。

——解玺璋

这个坐在故乡土地上思考祖父的中年人，打通了与土地的最深刻的关系，成为土地道德与土地哲学的代言人。

——宁肯

凸凹的文字，有很深的情理，然而却是家常的。正因为是家常的，便有了质朴而准确的价值趣味，即人性之真。

——邱华栋

凸凹的乡村散文是土地上长出来的文字，自然、蓬勃、温暖、野性，是一种原生态创作。

——刘江滨

凸凹的小说，有乡土的东西，也有学问的东西，九曲回肠，大概是王小波说的：小说具有无限可能。凸凹就确确实实地具备了这种品质——像诗，像随笔，像风情绘，又像戏剧。

——孙郁

凸凹并非一涉写作就很惯性地匍匐在“乡土”上，醉倒在“村俗”中。他的作品，有的是研磨历史，有的是冶炼哲理，有的是对现实生活的多工序蒸馏，有的是对人生真谛的多层面思考。

——毛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