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岱孙生长于清末民初，经历过中国从皇权瓦解、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直至走上独立自强道路的整个历史过程。刘昀著的《孤帆远影（陈岱孙与清华大学）》忠实记述了在这一个个历史变迁关头陈岱孙的所思所想所为，既展现了时代曲折变迁的一个缩影，也反映了陈岱孙正直、忠诚和宽厚的性格特征背后的时代背景。时代造就了陈岱孙，陈岱孙也无愧于时代，他是那个时代的骄子。

刘昀著的《孤帆远影（陈岱孙与清华大学）》是我国一代经济学大家、教育家、清华大学著名学者陈岱孙先生前半生的传记，记述了陈岱孙先生与清华大学联系紧密的逾三十年（1918—1952）的人生经历。

陈岱孙先生与国立清华大学及前身清华学堂渊源深厚，学习于此，由此出洋留学；从教于此，治学治校经年。除了经济系教授的学者身份外，陈岱孙还是国立清华大学教授治校体制的代表人物，作为“教授会”“评议会”的核心人物长期参与学校的各项管理与建设工作。

在本书所叙述的故事中，他的人生经历也与国立清华大学的发展密不可分，经历过清华大学驱逐校长风波、抗战时期的学校南迁、西南联大的艰苦创建、抗战胜利后的复校、新中国成立后的院系大调整，等等。

序

作者前言

第一章 青青子衿(1900—1918)

 庚子年

 父系家世

 母系家世

 末代旧学生

 半途出家的新学生

 考清华去

 外面的世界(之一)

第二章 行胜于言(1918—1920)

 北京城外清华园

 学校里的事儿(之一)

 外面的世界(之二)

 运动了

 校长(之一)

 日晷

 启程

第三章 游必有方(1920—1926)

 新大陆

 梦到她

 金钥匙

 波士顿少年

 陈岱孙博士

 欧洲之旅

 吾校庄严(之一)

 同学们

第四章 翻云覆雨(1927)

 近乡情怯

 多愁多病

 学校里的事儿(之二)

第五章 教授治校(1928—1937，上)

 家住清华园(之一)

 陈岱孙教授(之一)

 校长(之二)：从罗家伦到梅贻琦

 吾校庄严(之二)：清华大学1936年度教职员一览表

第六章 白银年代(1928—1937，下)

 忙碌的假期

 家住清华园(之二)

 外面的世界(之三)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别时容易见时难

第七章 刚毅坚卓(1937—1946)

 痛南渡辞宫阙

 驻衡湘又离别

 “长征”

 何枝可依

 陈岱孙教授(之二)

 岂日无衣与子同袍

 吾校庄严(之三)

 此恨绵绵

 陈岱孙主席

 关于西南联大的另类记载

第八章 物换星移(1946—1949)

 犹厌言兵

 蹉跎岁月

 雪上加霜

 船长走了

第九章 曲终人散(1949—1952)

 新政

 大学之道

 调整

 改造

 孤帆远影碧空尽

后记

陈岱孙学术年表

参考文献·致谢

考清华去

民国七年（1918年）春，陈岱孙查阅了当时全国差不多所有高等院校的章程和招生简章，最后选定清华学校、北京大学、金陵大学（南京）、东吴大学（苏州）、圣约翰大学（上海）、沪江大学（上海）为投考对象。

当时我国并未实行全国统一的“高考”制度，而是由各高等院校分别各自招生。为了方便考生应考，各校在考期上似乎有某种默契，尽量地错开，考生也尽量多参加几个学校的入学考试，以增加被录取的机会，或者，倘若为一个以上的学校所录取，还可以增加选择的机会。上海之外各高校的入学考试，除了在其本部所在地设考场外，大都在上海另设一考场，这是由于此地交通便利，易于吸收生源。

陈岱孙按照选定的几所学校考期的先后，为自己排出一张应考表。清华学校在6月中旬，为各校中最早。他从福州坐海船到上海，考期大约四天，考完后即回福州，因为其他各大学的入学考试都要晚至七八月份才举行。

自从清宣统元年（1909年）起，美国开始向中国按期退还庚款，相应地，清政府外务部、学部联合奏请设立游美学务处，附设肄业馆。游美学务处是一个管理机构，“专司考选学生、管理肄业馆、遣送学生及与驻美监督通信等事，并与美国公使所派人员商榷一切”。学务处专设游美学生监督，管理在美留学生，安置学校，照料起居，稽查功课，收支学费。肄业馆则是一所功能单纯的留美预备学堂，“专为已经选取各省学生暂留学习”。

留美学生名额是根据当时各省实际负担庚子赔款的数额按比例分配。每个省每年从五六名到十余名不等，江苏、浙江、四川人数较多，江苏最多，有二十六名；甘肃、贵州、云南、新疆等省的名额很少，而新疆则少到每隔几年才轮得一名。

大清朝最后三年（1909～1911），中国向美国派出前三批留学生，每年一批，第一批四十七名，第二批七十名，第三批六十三名，计一百八十名。录取前三批时，肄业馆尚未开张，所以一待录取便直接送走，他们被清华称为“史前期校友”，当中有金邦正、梅贻琦、张子高、秉志、赵元任、张彭春、竺可桢、胡适、杨光弼、虞振镛等人。

游美肄业馆馆址位于京城西北郊的清华园，原计划于宣统二年（1910年）秋季开学，但由于馆舍不能按时完工，延至年底开始招考入读学生，来年春季开学。

肄业馆学额五百名，学制八年，初等科（后改称中等科）四年．高等科四年。前六年相当于中学的六个年级，高等科三四年级则相当于大学的一二年级。高等科分为文科、实科（理工科的旧称），教授美国大学一二年级的必修课。

便在此时，当局者意识到，经过一年多的筹备，游美肄业馆的性质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学堂的设计规模远远超出了仅为留美而预备的初衷，而根本就是一所准大学了。庚款总有花光的一天，学堂则是百世的基业。念及此节，游美学务处总办周自齐（字子廙，山东单县人，187l一1923）没有丝毫犹豫，立即向学部、外务部呈文，请求将肄业馆更名清华学堂，不出一个月，学部回文核准。

宣统三年三月十三日（1911年4月11日），外务部、学部联合奏请清华学堂订章开学，朱批：“依议，钦此”。四月一日（公历4月29日，星期六），学堂正式开张。此后，清华定每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为校庆日，到2011年4月24日，清华已满整整一百岁了。

开学后不久，国家改朝换代。好在以清帝逊位以及优待条件生效为标志，辛亥革命总体上是一次我国史无前例的政权和平交接，国内大部分事业得以庚续。

清华学堂既立，游美学务处便已完成历史使命，再无存在之必要。民国元年（1912年）5月，外务部、学部联合宣布裁撤游美学务处，其一切职权归清华学堂。又过半年（外务部已改名外交部，学部已改名教育部），根据教育部《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学校，学堂“监督”改称“校长”。

根据我国历来的“条块式”行政管理模式，清华学校在“业务”上“归口”教育部管理。不过，由于庚子赔款首先是个外交问题，外交部掌握着美国退还的款项，自然牢牢控制了清华的财务权、人事权。随着游美学务处的裁撤，清华顺势改为由外交部专辖。

陈岱孙于民国七年（1918年）年初从英华学校毕业后，在家忙了半年，除了备考，还要按照清华的要求，准备一些此前闻所未闻的申请材料。那段时间里，陈岱孙常想，远在天边的北京是个什么样子，京城里的人们又都在做些什么呢？

P24－26

去年初春，刘昀先生赠其所著《孤帆远影》，令人不禁大喜过望，欣慰异常，一口气读下来，顿觉从中获得前所未有的满足，拓展和加深了我对恩师的了解。如今，又见作者赠以该书增订稿，足见作者用心之殷切，用力之勤奋，拜读之余，感觉他对陈岱孙前半生的记述和刻画更加丰满和充实了。

为陈岱孙作传，实在太有必要了。他老人家的经历看似平凡，实有极其丰富和深刻的时代意义，诚如作者所说，陈岱孙是“家国共命运的一个典型”。他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突出贡献，他忠诚敦厚的为人处世之道，历来为世人所称道。作为世纪同龄人，在将近百岁的漫长人生中，他经历了不止一次的风浪、坎坷或逆境，均能安然渡过，显示了常人难以企及的智慧和隐忍。陈岱孙的一生，道德文章，堪称楷模。为他立传，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

现在，我们终于有了这样一部作品：《孤帆远影：陈岱孙与清华大学》。书名贴切地刻画了传主的形象和身影，也表达了作者（还有我们这些读者）对这位不平凡老者渐渐远去的怅然之感。全书所述内容限于传主的前半生，似乎不无遗憾，但我要说．在陈岱孙的一生中，最为曲折丰富和光彩夺目者，非其前半生莫属，而世人了解甚少者也恰是这前半生。当然，陈岱孙的后半生同样值得记述，同样令人怀念，其中也有许多闪光点，不过人们对此知之相对多些或容易知晓，所以眼前这部书问世就显得十分难能可贵了。

这是一部好书；我相信，广大读者，尤其是遍布海内外的莘莘学子，不论长幼，无论及门或不及门弟子，都会从中获得极大教益，引致对陈岱孙的人生及国家的命运之深沉思考。

陈岱孙出身名门，学贯中西，尊崇民主与科学，终生爱国，人所共知。然而，看过该书对其家世渊源的细致追踪，对其负笈海外七年的留学生涯的生动回顾，当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他具有如此品格的深刻缘由。

1952年“院系调整”后，陈岱孙任教北京大学凡45年；此前34年则一直与清华大学结缘，包括在此求学2年，作为“庚款留学生”被选送留美7年，返国后应聘清华任教25年。在清华任教的几十年间，他是经济学系和法学院的创建人和领导者，又一直参与学校高层领导和教学行政管理，抗战胜利后又奉命主持从日寇手中接收清华大学。清华大学是陈岱孙的第二故乡。对于清华大学，陈岱孙可以说是生死与共，呕心沥血，心系终生。

陈岱孙的同事和朋友众多，从书中叙述可知，在那漫长岁月中，他们同甘苦，共患难，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历久而弥坚。中国现代政治和教育生活中的许多著名人物，其中有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还有军事家等，先后出现在陈岱孙的生活中，其中一部分为后世所熟悉，如梅贻琦、张奚若、叶企孙、金岳霖、周培源、梁思成、林徽因、孙立人等。还有一些人的事迹则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但作者也都尽其所能地予以照应，勾起人们尘封已久的珍贵记忆，陈岱孙的传记于是也就成了那个时代的群英图。

陈岱孙桃李满天下。他爱学生，一直视“得英才而教之”为人生一大乐事；在学生们心目中，陈岱孙始终是他们敬重的良师益友，无论何时何地，无论白发苍苍的老学生，还是青春勃发的青年学子，无不以陈岱孙而自豪与骄傲。书中对此均有生动的记述，令人向往。

陈岱孙生长于清末民初，经历过中国从皇权瓦解、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直至走上独立自强道路的整个历史过程。本书忠实记述了在这一个个历史变迁关头陈岱孙的所思所想所为，既展现了时代曲折变迁的一个缩影，也反映了陈岱孙正直、忠诚和宽厚的性格特征背后的时代背景。时代造就了陈岱孙，陈岱孙也无愧于时代，他是那个时代的骄子。

尽管这部书没有来得及论及陈岱孙的后半生，但我相信人们从本书对他前半生的论述中，一定可以对其后半生的“作为”以及有时候的“不作为”，得出准确的预期和深刻的启示。

陈岱孙已经远去，但他的精神永存。他值得世人怀念，让我们永远记住他。

可以想见，为了完成这部作品，作者花费了多少心血，而这部佳作也充分展现了作者的才华。没有人文历史知识的丰厚积淀，没有对过往时代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充分把握和透彻理解，没有老练的文笔和表达功夫，要成就这样优秀的传记是难以想象的。当然，我相信，对陈岱孙发自内心的亲情和挚爱，才是推动作者创作的最大动力。

衷心希望更多读者能够及早读到这部书，也希望作者今后有更多作品问世。

2013年11月

关于陈岱孙和清华大学在1952年以前的故事，讲到这里可以告一段落了。

陈岱孙（1900一1997）与20世纪同庚，2010年是他诞辰110周年：清华大学则与辛亥革命同庚，2011年是它建校100周年。回望历史，有许多往事值得纪念，这便是笔者在2009年开始撰写本书的缘起。

讲述陈岱孙的故事是一项很有难度的工作，经过几番考虑，笔者梳理出四条线索。

首先当然是传主的人生——陈岱孙十八岁起就读清华学校高等科，二十岁时完成预备课程并取得官费留美资格，二十至二十六岁留学美国，二十七至五十二岁任教清华大学。

其次是关于清华——这里是陈岱孙求学并为之服务、累计时间长达27年（如果包括他作为“庚款留学生’’被选送美国留学的7年，则为34年）的地方。清华园是陈岱孙的第二故乡，是他半生事业的舞台。本书是陈岱孙前半生的传记，同时也必然是清华大学早期40年校史的回顾。

其三，陈岱孙在前半生里的亲朋故交——他们中的一部分为后世所熟悉，更多人的事迹早已经湮没在历史的烟尘之中。

最后，历史和时代背景：（一）20世纪上半叶我国的内外经济环境——陈岱孙是在金银本位制度下成长起来的经济学家，要理解他后来的许多主张和倾向，尤其是在通货膨胀问题上的鲜明立场，就得把眼光放回他的白银年代，以及此后那个通货泛滥、民不聊生的纸钞世界；（二）我国当时的对日关系——包括他在内的亿万中国人的既定生活轨迹都因此被彻底改变。

陈岱孙在世时对于自己的生平行止并无津津乐道的兴趣，他于1997年的辞世对于大家来说也很感觉突然——进入20世纪末的陈先生已是垂垂老矣，而他的健康状况又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谁都不曾怀疑会在新世纪来临之际庆祝他的百岁生辰，但他偏偏就悄然而去，静得没有打扰任何人。于是，无可挽回地，他带走了无数人的故事，自己的也就此成为碎片。为他撰写这样一部小传，就如同是黏合那些碎片。它们有的似曾相识，有的完全陌生，把它们拼在一起，需要一点灵感，也需要一点运气；还有的已经永远遗失了，于是把剩下的空间留给了笔者。

陈岱孙前半生主要致力于财政学的教学和研究。他是典型的“讲义派”，课上所使用的讲义，总在课后反复进行修改，又总觉得无法令自己完全满意而不肯拿出来出版。《比较预算制度》是陈岱孙立志要编写的财政学系列教材的第一部，心血灌溉八年之久，可谓他最重要的早期学术成果，但未及问世，便在抗战烽火中毁于一旦。此后，陈岱孙的研究兴趣从财政学转向经济学说史。可是，在不堪言问的1957年至1976年，他在整整二十年中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没有作过一次学术演讲。人格与操守使然，却也是深深的无奈与遗憾。

结果，陈岱孙桃李遍满天下，而终其一生，只留下一部两卷本的文集存世。

鲜有世人知道陈岱孙还是一位卓越的大学管理者，因为，在他的后半生，历史不曾再给他这样的机会。本书是他前半生的传记，关于叙述他在清华大学早期校史上所成就的事功，自当格外偏重。

1952年将陈岱孙的人生一分为二，之后的故事还很长，而且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在后半生，陈岱孙遭遇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大地上发生的所有政治运动，“靠边站”、家产被抄、寓所被占、薪资大幅度降低、下放到基层劳动……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概莫能免的冲击，他都经历了。

不过，也许是由于他既没有因个人历史问题获罪，也没有因言获罪的缘故，陈岱孙本人并未受到足以置他于死地的羞辱和折磨，其亲友和学生也无一人因为他而受到株连。另一方面，陈岱孙更是从来没有作践过自己、打击过他人，也没有献上忠心、歌功颂德，而这些恰恰是多数人在历次运动中求得自保（或是求得生存处境改善）的惯用手段。

就这样，陈岱孙保持着尊严，“安然”度过了二十年的“沉默与空白”期。这是奇迹，又是必然。淡泊庄肃、方正不阿、思虑周密、处事严谨、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历史清白、众人爱戴，都是构成这个“必然”的要素，但这些就已经是全部了吗？

如果说，陈岱孙何以终身未娶也可算得是个谜的话，那么，他以一叶孤帆，优雅从容并坚定不屈地驶过二十年惊涛骇浪，这又该包含了何等博大精深的人生智慧呢？假如要续写陈岱孙后半生的传记，回答这个问题当是一项关键任务。

而这项任务，以笔者目前的境界，显然还是无法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