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伟志编著的《翻译家耿济之》记录了中国伟大文学翻译家耿济之的一生。
耿济之1917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1919年与瞿秋白等同学参加“五四”运动,后与郑振铎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耿济之一生翻译了28位世界著名作家的90多部作品,他翻译的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苏作家在解放前影响甚广,如今在台湾仍常印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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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翻译家耿济之 |
分类 | 文学艺术-传记-传记 |
作者 | |
出版社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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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徐伟志编著的《翻译家耿济之》记录了中国伟大文学翻译家耿济之的一生。 耿济之1917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馆,1919年与瞿秋白等同学参加“五四”运动,后与郑振铎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耿济之一生翻译了28位世界著名作家的90多部作品,他翻译的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苏作家在解放前影响甚广,如今在台湾仍常印不衰。 内容推荐 徐伟志编著的《翻译家耿济之》是一部传记作品。传主耿济之对中国翻译文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耿济之一生译著颇丰,从1921年与瞿秋白合译《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开始,近三十年间,先后翻译了托尔斯泰的《复活》、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猎人笔记》、高尔基的《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俄罗斯浪游散记》《马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白痴》《罪与罚》《死屋手记》《少年》等长篇小说十五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雷雨》、果戈理的《巡按使及其他》等剧本十二部,另有发表于报刊、结集出版的短篇小说五十二篇,计七百余万字。 目录 耿济之传略 徐伟志 想起和济之同在一处的日子(1947年4月5日)郑振铎 祭——悼耿济之先生(1947年4月4日)袁鹰 悼耿济之先生(1947年4月5日)司马寇 耿济之先生传(1947年4月15日)郑振铎 悼念耿济之先生(1947年4月15日)范泉 从《艺术论》说起(1947年4月21日)郑振铎 耿济之先生遗稿(序)(1947年5月1日)郑振铎 耿济之先生与俄国文学(1947年4月6日)戈宝权 零星的说些(1947年5月1日)叶圣陶 忆耿济之先生(1947年5月1日)徐调孚 悼济之先生(1947年5月1日)周予同 记耿济之(1947年5月1日)赵景深 你闭上你的眼睛吧(1947年5月1日)许杰 追怀济之(1947年7月15日)王统照 耿济之和他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们》(1947年12月25日)王统照 关于耿济之逝世的报道(1947年3月4日至4月6日)《大公报》、《文汇报》、《时代日报》 访耿济之夫人(1947年3月6日)陈霞飞 悼念耿济之(1947年3月27日)罗果夫 回忆“孤岛”时期的耿济之(1980年3月30日)钱福芝 怀念耿济之在“孤岛”的上海(1980年4月13日)赵家璧 忆耿济之先生(1982年8月)戈宝权 耿济之的青少年时代(1982年8月)耿洁之 耿济之的遗译(1982年2月8日)赵景深 寄语长兄耿济之(1982年5月18日)耿馨之 翻译大家耿济之(1985年6月27日)应国靖 斯人未憔悴(1985年7月5日)王征 译林前辈耿济之(2002年2月5日)陈梦熊董德兴 耿译俄国文学丛书的前世与今世(2014年2月24日)赵修慧 附录 耿济之生平译著年表耿辰、徐伟志辑 我的父亲耿济之(代后记) 试读章节 耿济之传略 徐伟志 耿济之(1899—1947),中国著名俄罗斯文学翻译家和研究家。早年曾与瞿秋白、郑振铎等以极大的爱国热忱参加“五四”运动,并编辑出版《新社会》《人道》等刊物,探索中国走向新生活的道路。1920年,他与郑振铎、沈雁冰等十二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对我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国际歌》最早的中译本《赤色的诗歌——第三国际党的颂歌》,也是由耿济之、郑振铎以诗歌形式首次介绍到中国来的。 他一生译著颇丰,且多为长篇巨著,如托尔斯泰的《复活》、《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与郑振铎合译)、《艺术论》,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父与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白痴》《死屋手记》《少年》《罪与罚》,高尔基的《俄罗斯浪游散记》《家事》《马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还有俄国戏剧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雷雨》,果戈理的《钦差大臣》、《婚事》,屠格涅夫的《村中之月》,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势力》,安德列耶夫的《人的一生》,都是由他最早译介的。 据不完全统计,从1918年他的第一篇译文《克莱采奏鸣曲》(托尔斯泰著)问世,到他1947年逝世,在长达三十年时间里,他翻译的包括小说、剧本、传记、评论在内的俄国文学作品达一百余部,七八百万字之多,其中长篇译著十几部,可谓卷帙浩繁。 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先生评价耿济之是“我国最早和最著名的一位俄国文学的研究者和介绍者,同时也是一位工作时间最久,产量最多和态度最为严肃的俄国文学翻译家”。 著名文学家郑振铎先生曾赞誉耿济之是“中国从俄文直接翻译俄国文学的第一人。他的翻译的艺术很好;虽非绝对的直译,却与原文非常的贴合,并且能把原文的精神充分地表达出来”。 2006年俄罗斯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拉斯普京在回顾中俄两国文化交流历史时说:“中国人真正‘阅读俄罗斯’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我们要记住两位最早也是最杰出‘阅读俄罗斯’的中国人——瞿秋白和耿济之。” 耿济之秉性温良,质朴谦和,勤奋博学,文章雄劲。他早年提倡“为人生的艺术”,而他的人生,全部献给了中国的文学翻译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享年四十九岁。耿济之的一生,为中国的翻译事业耗尽心血,也为后人留下丰厚的文化财富。 一 耿济之家世 耿济之的父亲耿梦遽,上海县人,出身于中医儿科世家。全家一共九个孩子,二男七女,耿梦遽排行老九,是全家最小的孩子。耿梦遽没有承袭祖业,资料记载,他曾前往日本留学。 P1-2 后记 我的父亲耿济之 我的爸爸耿济之,离开我们已经六十七年了。今年是他诞辰一百一十五周年,在这个日子里,不禁让我想起和父亲相处的日子。 父亲生于1899年,从俄专毕业后,被派往苏联工作,直到1938年回国。我从1928年出生到回国上小学,一直跟随着他,但因为年龄小不记事,没有多少记忆。1938年,父亲绕道欧洲返回国内,我在上海上小学,此后的九年时间,我们一直生活在父亲身边,对父亲的点滴记忆,也多集中在这个时期,这段时间,也是我们与父亲相处最长的时间。 时逢八年抗战,他和朋友们蛰居上海,史称“孤岛时期”。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的形象总是与他那张书桌联系在一起的,那张二屉桌,靠着他的床头,上面堆满了书和纸笔。从早到晚,他坐在书桌旁,伏案翻译。每到这时,我们都会自觉地安静下来,悄悄地离开房间,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手上的这支笔,挑着全家人的生活重担,这该是怎样的分量啊。 那个时期,是中国人最艰难的时期,也是我家最困难的时期。那时爷爷还在世,与我们生活在一起,靠父亲抚养。外公外婆也要靠父亲赡养,我的两个舅舅早年去世,姨妈钱梅先与姨夫俞颂华常驻在外,无法顾及外公外婆,只有妈妈钱福芝照顾他们的生活,所有的生活支出只靠父亲一人承担。我的二叔耿式之在内地工作,二婶家生活拮据,时不时也需要接济。记得当时大舅的儿子也寄养在我家,加上我家父母姐弟七口人,这几大家子老小十几口人的生活,全靠父亲一个人支撑。对此,父亲从无怨言,默默地坚持着。 早几年,父亲的译著出版后,可以拿回一笔稿费,维持一段生活,后来战事愈演愈烈,物价飞涨,纸比书贵,出版商不愿再出书,父亲只好卖版权,实在接济不上时,母亲得变卖些首饰,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艰难地维持着。 父亲为人正直,待人诚恳,有很多朋友,除了早年的挚友瞿秋白、郑振铎、俞颂华等人,蛰居上海期间,经常来往的朋友还有梅兰芳、许广平、徐调孚、赵家璧、戈宝权等人。其中交往最多的是郑振铎伯伯,他几乎常常来家里,在楼下的客堂间,一坐就是半天。他和爸爸有说不完的话,到了吃饭时间,有什么就吃什么,有时还把女儿带来和我们玩。为了躲避日寇的纠缠,他建议父亲开个古旧书店,于是父亲在善钟路开了一间“蕴华阁”小书店,买卖古旧书和文具,这里也成了他们与朋友见面活动的场所。在这间不起眼的小书店里,他们议论时事,探讨文学,坚持文学创作和翻译,相互鼓励,相互支持,共渡时艰。 戈宝权叔叔也是家里的常客,爸爸在家的时候,他们两人总在不停地说啊说,爸爸不在家的时候,他也经常来,一个人坐在客堂间,翻看书橱里的俄文书,有时还给我们带些少年杂志。直到父亲去世后,他仍经常来翻看父亲的书,至今我还保存着他站在父亲墓碑前的照片。听妈妈说,戈宝权的叔父戈公振是父亲的朋友,戈宝权早年去苏联学习,一直跟随父亲左右,与父亲如手足。父亲去世后,戈宝权叔叔写了许多回忆文章,读来令人唏嘘。直到上世纪80年代,每次戈宝权叔叔到上海开会,总要去家里看望妈妈,并一直关心着父亲译著的再版。 妈妈做得一手好菜,她会做中西两桌酒席,和父亲常驻苏联时,妈妈经常向俄国大妈们学习如何制作俄式菜,奶油罗宋汤、土豆沙拉、炸猪扒、红烧牛腩、牛肉咖喱包……都是妈妈得心应手的菜,绝对正宗的俄式味道。在上海家里,有时妈妈会做几个好菜,让爸爸请朋友们来品尝,来客中,郑振铎伯伯是少不了的,郑伯伯是福建人,他母亲也是做菜能手,有时也请爸爸去他家吃饭。 瞿秋白早年和父亲来往密切,他们是俄专同学,在北京读书时,常在我家,和父亲一起翻译文学名著,他们俩共同翻译出版的《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是中国最早由俄文直接翻译的托尔斯泰译著集,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瞿秋白伯伯擅长刻章,家里曾有一枚早年他送给父亲的印章。 梅兰芳先生当年在苏联访问演出,父亲全程陪同翻译,两人结为挚友,抗战期间,梅先生为了抵制日寇,蓄须明志,拒绝任何演出,在上海期间,常与父亲来往,有时梅先生来家里,有时父亲去梅先生府上。梅先生曾送给父亲一个玉如意、一对青铜兽、一把银制裁纸刀,还有先生的亲笔画作,可惜都在“文革”中散失了。 父亲对待朋友如此,对待家人也一样,他从不厉声说话,他爱每一个孩子。每到傍晚,父亲要外出散步,回来时,从大衣口袋里拿出一包热气腾腾的糖炒栗子,每个孩子分上几颗,而他自己却不吃一颗。 记得1937年父亲送我回国读书,在此之前,我们一直随父亲生活在国外,到了读书年龄,就送回国内。回到上海后,家还没有安顿好,为了方便上学,我在舅妈家借住,在她家附近的民智小学读一年级,当时父亲回国养病,时常过来看看我。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人,看着父亲在教室落地窗外看我,心里很难受,盼着他等我下课再走,更盼着他来接我回家。终于有一天,父亲来接我了,带我来到新乐路(当时名为亨利路)的新家——父亲新租的房子里,我也转学和姐姐们在一起。 在我十三岁那年,患了沙眼,父亲带我到静安寺附近的医院刮治(当时治疗沙眼的一种方法),刮完后,父亲让我闭上眼睛,挽着他的手臂,我们一步步缓缓地走回家。 这两件事,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父亲的爱,直到现在不能忘怀。 父亲血压高,有朋友说,吃南瓜子可以降压,可父亲没有时间嗑,我就每天为他嗑上一小盘,给他吃。父亲有时也和我们一起玩,他有一个手摇留声机和一些唱片,他常给我们放一张录满笑声的德国唱片,唱片里充满哈哈哈的笑声,有节奏的笑声,听得我们也都哈哈大笑,这也是全家人最快乐的时候。 父亲坐在沙发上思考或休息时,习惯用手敲沙发的木扶手,敲出鼓点声,他说,“五四”运动时,郑振铎伯伯打大旗,他敲鼓,在那样的鼓点声中,他仿佛又回到了慷慨激昂的青春时代。父亲爱书如命,每到一地,首先光顾那里的书店,每次都会买回几本书。在赤塔买不到的书,还托在莫斯科的戈宝权叔叔买。父亲买回来的书越堆越多,客堂间的几个大书橱已经放不下了,于是他特意租了一间车库,专门放书,一箱又一箱。上海潮湿,每年春夏时节,为了不让书籍发霉,我们都要帮父亲晒书,一本一本摊开,来回翻晒,看守在那里,收起来的时候,还不能放错,一本本放回到原来的箱子里。爸爸收藏的俄文原版书籍,数量不少,其中也不乏珍本。爸爸去世后,家里生活入不敷出,为了维持生计,这些书都被母亲卖给了附近一家俄文书店。母亲是一位典型的俄文文盲,说得一口流利的俄语,却一字不识。 抗战胜利后,为了全家人的生活,父亲不得不独自到沈阳中长铁路工作,我给他写信,问他什么是美?他回信说,这是个哲学问题,三言两语说不清,日后我们再谈,可是这个日后却成了永远,父亲走了,丢下他心爱的翻译事业、可爱的家庭。 父亲去世后,被沈阳的友人运回上海,葬在万国公墓,那时我已加入共产党。1947年,上海地下党为了保存力量,将大批党员转移到解放区去,我也随之离开上海的家。离开前,我特意去看望父亲,在他的墓前种上一棵小花,请它替我陪伴父亲。谁料“文化大革命”时,万国公墓被强行占用,父亲的墓竟然被毁,尸骨无存。无奈之下,1969年我们姐弟五人在苏州凤凰山公墓,为父亲重建墓地,墓穴里安放的是父亲的一部译著。1996年母亲去世后,也安葬于此。可怜的母亲,永远守着父亲的译著,长眠于凤凰山。 愿父亲的在天之灵,陪伴着母亲,一起长眠。 如今我已是耄耋之龄,以往相亲相爱的一家人,除弟弟仍安居于上海老宅,其他几个姐妹已经相继过世。长久以来,我们几个子女,一直有个共同的心愿,为英年早逝的父亲做些什么,以为永久的纪念。2008年是父亲诞辰110周年祭,从那年起,我和我的家人开始收集关于父亲耿济之的资料,包括历年出版的各种版本的译著,发表于民国期刊的文章和译文,以及有关他的纪念文章。收集的过程异常困难,例如1921年耿译《复活》原版书,已被国家图书馆列入善本收藏,不予外借了,许多版本只能通过高价购买旧书才能得到,一些旧时文章也只能在国家图书馆馆藏资料中得到复印件或影印件。然而,经过五年的努力,终于将资料收集齐全,可供编辑出版了。 为了纪念这位对中国翻译文学做出贡献的翻译家,也为了给翻译文学的研究者和爱好者们提供内容翔实的介绍,人民文学出版社积极支持我们将其中部分资料编辑出版。在此,我代表耿济之亲属表示诚挚的谢意!特别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张福生先生,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俄罗斯文学翻译著作的出版,最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耿译《卡拉马佐夫兄弟》时,就是由他担任编辑的。如今,恐怕没有人比他更熟悉老一代翻译家了,对于我们这些亲属来说,他永远都是我们的朋友。 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此书的出版,并以此书纪念父亲耿济之,是我莫大的荣幸,我想,这也是所有喜爱耿济之译著的读者朋友们的期盼吧。 当此书即将付梓时,又传来一个令人欣喜的消息,外文出版社2013年10月编辑出版了《耿译世界名著系列》丛书,收录了爸爸翻译的俄罗斯文学名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少年》《死屋手记》,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契诃夫短篇小说集》、《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一共八本书。其中,除了《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其他六本书,都是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首次在大陆重版再版!父亲这些民国版的译著,许多已经被人淡忘了,有些版本已经成了珍版绝版,被深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善本库中,如《复活》。而这些书在台湾,自70年代新闻解禁以后,一直被多家出版社重版再版,深受台湾读者的喜爱。对于大陆喜爱耿译的读者以及我们家人来说,这样的情形令人遗憾。所以,今天看到外文出版社出版这些父亲的书,我感到无比欣慰!也借此向他们表示感谢!当年,著名出版家赵家璧先生与家父曾经约定出版一套《耿译俄罗斯文学名著》丛书,后因战乱纷扰未能实现,想不到,时隔七十多年的今天,他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耿辰(原名耿美芬,耿济之三女) 2014年3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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