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决定组织出版《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丛书》，以记录他们对祖国和社会的丰功伟绩，传承他们治学为人的高尚品德、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他们是科技战线的功臣、民族振兴的脊梁。我们相信，这套传记的出版，能为史书增添新章，成为史乘中宝贵的科学财富，俾后人传承前贤筚路蓝缕的创业勇气、魄力和为国家、人民舍身奋斗的奉献精神。这就是中国前进的路。

本书为赵建国、雷红英所著的《金怡濂传/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

金怡濂院士是我国计算机事业的创始人之，2003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者。自上世纪50年代末参加我国第一台大型通用电子计算机的研制以来，他始终站在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的前沿，矢志不移地为提高我国计算机技术水平而不懈奋斗。90年代，他出任“神威”超级计算机的总设计师，领导国家并行计算机T程技术研究中心成功研制出两代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超级计算机，使我国在这一领域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同时为国家培养和扶植了一批计算机工程技术的青年专家。近1O年来，他不遗余力地为构建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超级计算机提供支持和指导。

赵建国、雷红英所著的《金怡濂传》比较详实地叙述了金怡濂院士为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创建、开拓和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对于中国计算机技术的从业者以及广大爱好者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第一章 快乐童年

 宁静的世界里35号

 中产阶级的小康之家

 “有时候聪明过人”

 父母爱情

 亲戚之间

 “四方豆腐干

第二章 书生意气

 “小弟，上学喽！”

 第三任校长

 “我们的校长被暗杀了”

 小康生活的终结

 送大哥去后方

 受惠于恩师的教导

 脱颖而出

 变味儿的胜利

 选择的苦恼

第三章 清华岁月

 我见到了荷塘月色

 灾难铸就的辉煌

 借书上课

 给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尖子生一个“下马威”

 “小解放区”的天

 聆听毛主席的声音

 脸上的笑容多了

 第一次听见别人叫自己“同志

第四章 走过红场

 第一个启示：科研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

 抓“气球”

 因为一个“缘”字

 在莫斯科：初识计算机

 毛主席说：你们好像八九点钟的太阳

第五章 激情年代

 会战中关村

 第二个启示：计算机是个特殊的东西

 勒紧腰带造机器

 饥饿年代的爱情

第六章 守望青山

 好兵好马进“三线

 既来之，则安之

 大字报贴到了办公桌上

 沉重的跨越

 “王府井”与“幸福路

 华华和她的弟妹

 举步维艰的九○五

 双机并行的新思路

 第三个启示：决定性的因素是人

第七章 春天故事

第八章 兼容世界

第九章 擎起帅旗

第十章 再攀高峰

第十一章 行者无疆

后记

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这个大舞台。每个人的成长，无不和他所处的时代大背景、生活大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时代和环境“润物无声”地影响着每一个人。

宁静的世界里3 5号

随着大沽港离港海轮汽笛的一声长鸣，天津卫醒来了。太阳从渤海湾那边升起来，散发着湿淋淋的光芒。略带咸味的海风轻柔地拂过城市的每一条街巷，拂去了城市的惺忪。随之，一幅上个世纪20年代生机勃勃的市井生活图景，在我们面前展开：

海河里千舟竞发，艄公们扬起船帆；码头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搬运工们背着沉甸甸的麻袋，踩着颤巍巍的踏板，跑上跑下，沸沸扬扬；水铺里的送水车早早地来到里弄巷子，随着送水汉子一声“水——”的吆喝，家家户户开门接水；四通八达的有轨电车渐次开出车站，电车铃铛在司机的脚下发出清脆尖厉的呜叫；俗称“胶皮”的人力车也在马路上开始撒欢儿奔跑……

相对而言，天津是一个年轻的城市，1404年（明永乐二年），天津设卫筑城，距今600多年历史。由于背倚繁华京城，面向广阔大海，水陆交通便捷，地理环境优势突出，天津卫自古商贸发达，也是我国民族工业萌芽较早的沿海城市之一。近代以来，天津更成为世界列强觊觎吞噬中国而必先叩击的门户。

今天，我们仍然能在天津城看到一栋栋外形别致的旧租界西式住宅，天津人称它们为“小洋楼”。好比北京的四合院，天津的小洋楼被普遍认为是这个城市最重要的标志之一。独立的院落，很大一片草地，一栋巴洛克风格的小楼，宽阔的晒台，红红的屋顶，就像西洋油画中的田园风光。

这些洋溢着异域风情的小洋楼，在天津人的内心留下复杂的情感。一方面，它是西方列强国势力入侵、我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象征；但另一方面，也应该承认，它曾经也是中国年轻一代向西方学习的窗口。天津的小洋楼文化，在西学东渐过程中，起到了桥梁作用。

上个世纪初，成都道属于英租界。在租界时代，它的名字叫伦敦道。不过其中住户大多数都是中国人，真正洋人住的“高尚小区”——花园住宅、田园风光、异域风情，尚属少数。居于多数的是，二层小楼、红砖青瓦、错落有致，也算得上是中产阶级的生活小区了。这里没有广告牌、霓虹灯和酒楼集市，远离市声人语，连不时跑过的人力车夫，都尽量把脚步放轻一些。偶尔从租界教堂里传来一阵悠扬的钟声，更衬托出这里的优雅与宁静。一片楼群，组成一个“里”，大约相当于北京的“胡同”、上海的“弄”。每栋小楼，三五户人家，单门独院，一个铁栅门后面，就是一个独立的小天地，演绎着说不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时代的家庭故事。

金家是上个世纪20年代中期搬到天津来的，开始住在墙子河畔的义庆里。家里男主人的名字叫金奎，是管辖英租界的市电话局第三分局的一位技术工程师。他们刚搬来的时候，总共是4口人，金奎和母亲何氏、妻子王畹兰以及妻子怀抱中不满周岁的婴儿。这个婴儿就是金怡濂的哥哥金惠濂。一年后，金怡濂的姐姐金爱濂在天津新居出生。又过两年，即1929年的9月，金怡濂呱呱坠地。大约三年后，举家迁往英租界伦敦道世界里35号。

此后直到1937年，这个家庭的最后一名成员、金怡濂的弟弟金恺濂才来到人世。所以，整个童年时代，金怡濂始终是家庭最小的成员，享受着父母和家庭其他成员特殊的宠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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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20世纪是中华民族千载难逢的伟大时代。千百万先烈前贤用鲜血和生命争得了百年巨变、民族复兴，推翻了帝制，击败了外侮，建立了新中国，独立于世界，赢得了尊严，不再受辱。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科教兴国，生产力大发展，告别了饥寒，实现了小康。工业化雷鸣电掣，现代化指日可待。巨潮洪流，不容阻抑。

忆百年前之清末，从慈禧太后到满朝文武开始感到科学技术的重要，办“洋务”，派留学，改教育。但时机瞬逝，清廷被辛亥革命推翻。五四运动，民情激昂，吁求“德、赛”升堂，民主治国，科教兴邦。接踵而来的，是18年内战、8年抗日和3年解放战争。恃科学救国的青年学子，负笈留学或寒窗苦读，多数未遇机会，辜负了碧血丹心。

1928年6月9日，蔡元培主持建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国立综合性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设理化实业研究所、地质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和观象台4个研究机构，标志着国家建制科研机构的诞生。20年后，1948年3月26日遴选出81位院士（理工53位，人文28位），几乎都是20世纪初留学海外、卓有成就的科学家。

中国科技事业的大发展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49年11月1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郭沫若任院长。1950—1960年有2500多名留学海外的科学家、工程师回到祖国，成为大规模发展中国科技事业的第一批领导骨干。国家按计划向苏联、东欧各国派遣1.8万名各类科技人员留学，全都按期回国，成为建立科研和现代工业的骨干力量。高等学校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00所增加到600多所，年招生增至28万人。到21世纪初，高等学校有2263所，年招生600多万人，科技人力总资源量超过5000万人，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才达1600万人，已接近最发达国家水平。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从一穷二白成长为科技大国。年产钢铁从1949年的15万吨增加到2011年的粗钢6.8亿吨、钢材8.8亿吨，几乎是8个最发达国家（G8）总年产量的2倍，20世纪50年代钢铁超英赶美的梦想终于成真。水泥年产20亿吨，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总产量。中国已是粮、棉、肉、蛋、水产、化肥等世界第一生产大国，保障了13亿人口的食品和穿衣安全。制造业、土木、水利、电力、交通、运输、电子通信、超级计算机等领域正迅速逼近世界前沿。“两弹一星”、高峡平湖、南水北调、高公高铁、航空航天等伟大工程的成功实施，无可争议地表明了中国科技事业的进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全国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速实现工业化是当务之急。大规模社会性基础设施建设、大科学工程、国防工程等是工业化社会的命脉，是数十年、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任务。中国科学院张光斗、王大珩、师昌绪、张维、侯祥麟、罗沛霖等学部委员（院士）认为，为了顺利完成中华民族这项历史性任务，必须提高工程科学的地位，加速培养更多的工程科技人才。中国科学院原设的技术科学部已不能满足工程科学发展的时代需要。他们于1992年致书党中央、国务院，建议建立“中国工程科学技术院”，选举那些在工程科学中做出重大创造性成就和贡献、热爱祖国、学风正派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院士，授予终身荣誉，赋予科研和建设任务，指导学科发展，培养人才，对国家重大工程科学问题提出咨询建议。中央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于1993年决定建立中国工程院，聘请30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遴选66名院士共96名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1994年6月3日，召开了中国工程院成立大会，选举朱光亚院士为首任院长。中国工程院成立后，全体院士紧密团结全国工程科技界共同奋斗，在各条战线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新的贡献。

中国的现代科技事业比欧美落后了200年，虽然在20世纪有了巨大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祖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任重道远，还需要数代人的持续奋斗才能完成。况且，世界在进步，科学无止境，社会无终态。欲把中国建设成科技强国，屹立于世界，必须持续培养造就数代以千万计的优秀科学家和工程师，服膺接力，担当使命，开拓创新，更立新功。

中国工程院决定组织出版《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丛书》，以记录他们对祖国和社会的丰功伟绩，传承他们治学为人的高尚品德、开拓创新的科学精神。他们是科技战线的功臣、民族振兴的脊梁。我们相信，这套传记的出版，能为史书增添新章，成为史乘中宝贵的科学财富，俾后人传承前贤筚路蓝缕的创业勇气、魄力和为国家、人民舍身奋斗的奉献精神。这就是中国前进的路。

写作《金怡濂传》，使我们不仅得以了解金院士富有传奇色彩、成就卓著的一生，也感知了中国大、巨型计算机研制事业半个世纪的曲折和辉煌，所获甚丰。每思至此，颇有收获意外“财富”之喜。

但写作过程，亦有一些艰难。

其难一，难在将金院士与伟大、卓越等溢美之词联系。特别是作者之一的雷红英同志，曾和金院士一起共事过，她眼中的金怡濂，是一个勤奋的科研人员，可以趴在图样上和机房里，一待就是一整天；是一个和蔼的科研领导，她也吃过书中所描述的“金总师慰劳一线人员”的巧克力；是一个能和年轻人打成一片的“老爷子”，曾一起在单位的俱乐部里忘我地高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要把这样一个“老爷子”与站在人民大会堂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领奖台的大科学家合而为一，思想认识上需要有一个升华和转变的过程。

其难二，难在金院士本人“金口难开”。金院士获奖消息传来后，我们受到有关方面之托，前去采访金院士，不想正式采访开始不久，金院士就没什么话可说了，要么是“这些事都是大家干的，没什么好说的”，要么就是“那么久的事，谁还记得啊”，弄得我们十分无奈。据说在我们之前，曾有多家媒体与金院士联系过，均被婉言谢绝。平心而论，金院士这么做，并不是出于清高，而是打心底里不愿张扬。好在我们在国家奖励办关于每个获奖者都要写一本传记的硬性要求，金院士才无处可躲。

我们与金院士商量决定，严格限定每次采访只谈一段时间的事，以保证话题集中。比如上小学期间、读清华四年，等等。两次采访之间有一定的间隔，好让金院士有时间回忆往事。这样的采访前后达20多次。同时，我们还走访了天津耀华学校、北京清华大学、上海及大西南等院士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采访金院士家人、从小学到大学的同学、长期共事的同事朋友百余人，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写他在清华读书，听某位中文教授讲大课时的情景和感受，他却将其删去，并注道：“我们国文课是分小班上课，我实在记不起听过他的大课”；写他在莫斯科进修时，想夸他如何为祖国发奋读书，有诸如“夜深时，喝一口凉白开、啃一口黑面包”之类的文字，也被无情的划掉，也注一句：“我们那时的伙食还是不错的”，改得我们非常狼狈。此书成稿后，金院士本人前后修改5稿。对每一处疑问，都要亲自反复核实，有的是查背景资料，有的是打电话或上门求证，总之一定要准确无误，方才放心。尤其是怕把别人的功劳安到自己的头上，对赞誉之辞，删节甚多。

2014年，中国工程院拟于成立20周年之际，编撰一套院士传记，并向金院士发出撰写传记的邀请。金院士对此非常重视与慎重，考虑再三，提出两点意见：一是前面已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奖人丛书之《跋涉者——金怡濂》一书，再动干戈重写一遍意义不大，希望在现有的基础上修改出版；二是对前一部传记修改的重点在于续写“神威”团队在实现高性能计算机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取得的成绩。金院士的意见得到中国工程院方面的首肯，并经过与相关出版方的协调，《跋涉者——金怡濂》一书得以修改重版。

最后，我们要说，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金院士所在单位和上级部门的全力支持和精心指导，有关领导和同志付出了大量心血，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得到了金院士同事、亲友的大力协助，他们放下忙碌的工作，非常认真地接受我们的采访，提供了大量生动感人的素材，这本传记如果还有一定可读性，首先应该归功于他们；我们还在不同时期得到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办及中国工程院有关部门同志的鼓励和指导，在此我们谨表示最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