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她前面表演的，是一段双人舞《小刀会》，松因很羡慕人家那样的浓妆重彩，还有衣饰上闪闪发光的亮片。演员在掌声中下场的时候，那个舞刀的男孩子温热的呼吸一直吹到她的左颊上，痒痒的。
松因表演的是京剧清唱。“家住安源萍水头，三代挖煤难糊口，地狱里度岁月，不识冬夏与春秋……”唱是清唱，脸是素脸，掌声也就寥落。不过松因知道，这样的小节目，从来都是一些大节目的过场，不用太认真的。下了场，跟带队老师请了假，就去上厕所。
厕所位于礼堂后面，分成品字形的三部分，光线也是怪怪的，靠南的两部分，有礼堂挡着，是递进的幽暗，蹲坑之间都没有隔板，像是阳谋的陷阱。北面的部分缩进去一些，有矮墙与外面隔开，而天窗漏进的阳光，能一直照进里面那些蹲坑底部。那种光线很像是马厩独有的。也许做祠堂的时候，这里就是一处马厩吧。
从厕所出来，松因听见礼堂传来歌声：“雄鸡，雄鸡，高呀嘛高声叫……”不知为什么，她每次听到这段歌，总觉得里面裹着一股子说不清的流气。
经过礼堂的时候，忽然不想就这么进去。
空气中有一股莫名的甜香浮动着。
她从一条岔路，绕过空寂的操场到了中院。在那“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金字两侧，各有一棵高大的果树，擎着无数黄灿灿的果子，于和风里静默着。松因拾起落在西边树脚的一颗，见那果子通身没有一点伤，又凑到鼻尖闻了闻，明白了那香气的来源，心里就更生怜惜。见四周无人，就匆匆揣进衣兜，小跑着回到礼堂。
坐在台下看节目，手一直放在兜里握着那果子，偶尔需要鼓掌的时候，发现满掌都是淡淡的温香。
那时候正值八十年代初，物质方面依然相当匮乏。水果的种类很少，夏天无非是西瓜桃，冬天就是苹果梨。而松因握在手里的是颗杏儿。又属于“公物”。这使她在多年后回想起来，留有一点儿“禁果”的印象。而这果子的谐音与她如今要做的行为艺术之间，又似乎有着某种联系。这一联系，仿佛是命运多年前埋下的暗示，又仿佛是某种揶揄。
不过无论是暗示还是揶揄，松因的行为，都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这多半年来，她总觉得有个硬坨坨的东西堵在胸腔里，不上不下地鲠在那儿，有时候还会骤然灼热起来，燎得人如热锅上的蚂蚁。尤其梦中醒来，四周是无边的夜，睁大眼睛瞪着黑暗，仿佛要从里面看出个眉目，看久了，只见一团隐隐的白光，如想象中的模糊星云。松因知道那是视觉在黑暗中残留的光感。可终有一天，连这光感也会消失的。连传达这光感消失的意识也会消失的。
动动手，指尖是温热的；动动脚，脚尖是清凉的。是的，只要到了时候，无论温热还是清凉，都是注定要消失的。
松因缩成一团蜷在被里。心中是一股惶急的热。脚底是两片茫然的冷。
不过，长命如太阳，又能怎么样呢?她曾在一本书里读到过，说若干亿年之后，连太阳也是会寂灭的，遑论地球和人。
如果结局是注定了的，那么人所能做的，又该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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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一九七五年的春季，我还在北京东城的甘雨胡同上幼儿园。一天下午，教室里忽然变得异常安静。一位目光锐利的先生，在课桌间慢慢踱步。他出去之后，老师随即进来，点了几个同学的名字，其中就有我。
我们被选中参加第三届全运会开幕式儿童大型团体操——椅子操的表演，接下来就是将近半年的艰苦训练：凭藉一把椅子，做出多种动作造型，有一些还微微带点儿惊险，比如，两手抓住椅背正面的两个立柱根部，胳膊紧贴椅背，双脚点地，上身一挺，随后两腿倒立起来，让身体成为一条直线……
我在幼儿园苦练，回到家也练，抿紧嘴唇，一任倒立时候，汗水顺着发梢流到椅子坐面上。第一次彩排没有问题；第二次彩排也顺利通过。可是真正到了开幕式上，雪白的顶灯齐刷刷点亮，摄影机开始嗒嗒转动，音乐大作，我不知怎么就慌了，节奏忽然有片刻的停顿，周围的小伙伴，个个都是紧张专注，几乎没人觉察。惴惴下场之后，老师也没有半句责怪，仿佛浑然不知。然而，等到小朋友们在冬天的电影院观看全运会开幕式纪录片，我也盯着那巨大的银幕：当上面所有的“小黑点”都把双腿落下时候，忽然有小小一双腿刺目地举起——虽然只是一刹那，但我知道，那就是自己。那一刻，负疚、恐惧，甚至拌和着微量的骄傲，一齐直抵幼小的内心。
约略仿佛的心情，在我一九九二年开始写作《橘子》的时候，又于心里蒸腾着。那时候，正值国内“身体写作”大潮汹涌澎湃。但我的写作动力是：通过一个小姑娘的眼睛，写一个大些的姑娘的成长，也会写到性，但是不会涉及任何具体的器官描写……没有具象的感官刺激——这种写作方式本身却令我着实感到刺激。我寄望于穿越“性”的车站，呈现那种束缚人、桎梏人的童年梦魇。
《橘子》发表之后无声无息，这在我，都属意料之中的事情。责任编辑王洪先老师建议开一个作品讨论会，也被我婉谢了——我总觉得自己需要积累，需要沉静。
转眼十年过去。当我作为一个二十四小时围着家庭和孩子转的主妇的时候，偶尔会在夜阑人寂，听见另一个自己的絮絮低语。于是，等孩子三岁半刚刚上了幼儿园，我就急急铺开稿纸，开始了蜗牛爬行般的写作——这一作品就是《美器》。
《美器》之于自己的意义，是我从此以作品为武器，开始了与时间的对抗。懵懂如我，平和如我，也只有在人到中年时候，才发现那与生俱来的可爱、可敬而又可怕的对手，“这位贼人，这位爱人”，正是时间。
关于时间的咏叹，也是《妙色》中的部分母题。
至于《妙色》的写作过程，亦是甘苦参半。每天把孩子送到潘家园附近的幼儿园，却不回城南亦庄附近当时那两层楼的家，而是开车直奔东郊——母亲单位分配的一间里外屋的狭小阴暗的平房，在那里。身心放松的同时，又调动起另一种新鲜的紧张，当我写下“人一老，几乎事事都与年轻时候相反”这第-4的一刻，有如调音师校准了琴弦，心里充满了从未有过的清越与笃定。写着写着，对时间的恐惧慢慢稀释，时M仿佛倒流，余光所及的那扇幽暗西窗的窗台上，依稀映现出过世多年的祖母的剪影……
在《妙色》的写作中，我既尝到了堆叠文字所带来的快乐，同时也感到这一行为的隐忧——就如主人公平先生所喜爱的下棋，每落一子，既可能置对手于死地，又可能暴露自家之短，而且写得愈多，短处愈显……所以，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写作，是不知其短和自知其短的人所醉心的工作。前者姑且不论，而对于后者，自知其短却又孜孜以求，可能正有一种巨大的魅力，引领斯人超越了多重恐惧。
当我在学到英文“小说”一词“novel”的词根“nov”时候，得知它有“新奇”“异常”之义，感到豁然开朗。这一点，正应了中国古人所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彼月异，月月异，再月异”。
不过呢，我所追求的中短篇小说的“新”与“异”，却并非单纯的故事性的新与异，它应该没有戏剧性的大起大落，大概也没有高声的呼天抢地，几乎没有人死亡，又几乎都是日常中的寻常，然而就在这一片宁静中，有着片刻的微风拂过树叶；在一潭死水之上，有着微弱的涟漪，搅扰了近乎凝结的空气。
又如《换头》的写作，语言的“旧”与内中情愫的“新”之间，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张力，我在这“新”与“旧”的纠结中完成了作品。当写到“既辞，则佛光中悬，细路绵延”时候，不知为什么，泪水一下子模糊了视线。
二〇一二年，我在北大哲学系宗教学所佛学班读硕士时候，同学中有一位藏传佛教的法师，一次放学我们一道步出院落，法师撩起深红法衣的下摆，把一个迈步的动作，细细拆分成几个部分，为的是向大家解释，没有所谓的“现在”，所有的印象，反射到我们的头脑中，都已成了“过去”……
我知道，自己离“应无所住”的境界还远，我是这样无法忘怀人间的种种苦恼、情感意绪和生死心结，这样着迷于试图以文字去拨动心弦，这样着迷于以何种形式艺术地再现“过去”。正如汪曾祺先生所言，小说写的是“回忆”。同时，我也坚信小说写作，是我迄今为止找到的最好的抵御“逝者如斯”所产生的虚无感的有力武器，每一部坚持己见的作品，都是自己最好形式的时间的结晶。
今年，是父亲去世整整五周年，我也刚刚完成了长文《斯人斯文华彩华章——韩少华先生五周年祭》，里面提到了父亲对我早期的小说写作所给予的最初引领和宝贵启蒙。
收入在本书中的《夏天的素描》，即是向我父亲致敬。
感谢陈建功先生多年来的看承与厚爱，并早早为本书写下深挚的序言，陈先生的小说《飘逝的花头巾》和《找乐》等作品，是八十年代伴随我成长的名家名篇。
感谢李静女士在相当苛刻的时间要求中拨冗作序，李静是我同龄作家中从容游走于文学评论和戏剧创作间的佼佼者，她的广博、犀利与热忱，常常令我感佩击节。
感谢刘宁女士多年来的友谊与勉励，如果没有刘宁，则《橘子》之后的作品，可能都不会存在。刘宁往往是我作品的第一读者，同时，作为古典文学专家，又常常为我作品提出中肯订正。
感谢历史学者史睿先生百忙之中题写书名，玉润温雅，秀中有骨，为本书增色良多。
感谢本书责任编辑王霆女士，如果没有王霆的不懈努力，则此书的正规出版，大概还不知要等到何月何年。
感谢美术编辑韩笑女士为此书封面所做的精心设计，斯文蕴藉，深得我心。
感谢好友老安、金晓北夫妇，刘小东、喻红夫妇多年来的关心与鼓励。
感谢我的母亲冯玉英女士和孩子冯润德同学，如果没有他们两位的鼎力支持，则很可能我放在创作中的时间，更会少之又少吧。
是为记。
我认识晓征的时候，她正少年得意。一部《夏天的素描》使她在中学时候，就有了相当的知名度。我永远记着她的父母、我的朋友韩少华、冯玉英伉俪谈起女儿时那欣赏与满足的神情。我和妻子也曾把晓征作为我们女儿的榜样，希望她能和晓征姐姐一样，顺风顺水地展开人生的风帆。
然而其后数年，晓征却突然转入了沉寂。我知道是因为少华突然发病于京浦路上，濒临危境的少华使妻子和女儿不得不置身于拮据与奔波。从少华罹病到辞世这十九年间，玉英、晓征母女，应算是炎凉尽品艰辛备尝了吧。想起了我的老友，我时不时就心痛，又想到晓征，更是心酸。我从来就不相信晓征是个激情一过性的文学爱好者，也不相信她属于“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类型。以她的家学渊源和北大文学专业的训练，我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对她的期待。
最初的欣喜发生在一九九四年，晓征寄来她的另一部中篇《橘子》，是从一个女童视角，写一位少女的性觉醒，在当时铺天盖地的“身体写作”大潮中，晓征的文字平静内敛，有别于他人的喧嚣和张扬。看得出，在凄清与冷寂中，她对文学的沉静的热爱，依然在延续。难得的是，这热爱并不追风逐浪，而是自有主张。
又十年，晓征继《美器》之后，又发表了《妙色》，让我对她的创作后劲，有了信心。而完成于二〇〇八年的《换头》，是用今人的眼光，古文的笔法，写出穿越古今的灵与肉的纠缠。或许因为是戏仿文言的小说，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几乎没有杂志肯拿出篇幅来发表，我不敢说她的尝试是否成功，但从中看到晓征对崭新的艺术表现的大胆追求，则更令我惊喜。我知道，这种追求，源于对文学持续不减的、超越功利的热情。
我个人认为，《美器》是一个分水岭，此前，应该说晓征的创作都还属于青春文学，此后，一个思考女性整体命运的，从人性的角度观察灵与肉之纠结的，初具沧桑感的作家开始了成长。
这种沧桑感的产生，是不是得力于晓征有所挫折的人生?
这突然把我念及老友一家境遇时的心酸，全都变成了欣慰，变成了对晓征更高的期待。
我记得曾经给女儿写过，从事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的最高境界，是对降临人生的磨难永远作艺术化或哲学化的观照，将其变为丰富自己、激励自己的机会。
当一个作家又何尝不是这样?
晓征又开始了。
祝愿晓征，祝福晓征!
是为序。
韩晓征所著的《美器》收录了晓征颇具代表性的几部中篇小说《桔子》《美器》《妙色》《夏天的素描》《换头》。《美器》讲述的是北飘女艺术家贺松因在日本闯荡后回来，举办了一场以日本的‘女体盛’为看点的行为艺术活动，在活动结束后，她自己却找不到原先的自己，迷失了前进的方向的故事。行为艺术，男女纠缠，情感故事。
韩晓征所著的《美器》不是简单的讲一个故事，而是在一些表象的背后潜藏着忧伤，是女性内心自我挣扎的思考。晓征用她的细腻关注女性的心灵成长，用她的博学唤醒女性的自知。
小说的语言是有张力的，作者非常在乎作品的思想含量，甚至努力讲究遣词造句。这种融合知性思维与实验特征的表达，使她的小说呈现出悲剧性的审美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