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性错误是习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的一个关键词，他指出，中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

郑永年、杨丽君所著的《中国崛起不可承受之错》独立客观，从内政外交领域，全面分析了各自十大可能出现或已经出现苗头的颠覆性错误，及其应对措施。

本书话题劲爆，部分篇章的主题未出版前已引发大量讨论和关注，国际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是高层智囊，因此对形势和国情的把握更加精准，也是目前少有的能将这一话题写清楚的学者。

郑永年、杨丽君所著的《中国崛起不可承受之错》，中国问题专家、高层智囊大声疾呼，警惕颠覆性错误，秉笔直书，向顽瘴痼疾开刀。

习主席近年来多次强调， “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如果出现颠覆性的错误，那么少则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多则已有的改革成果会付之东流。

因此，在中国崛起过程中，“在哪些领域存在犯颠覆性错误的可能性？”这一问题就成为关键。我们必须研究和回答这个问题，对那些可能的颠覆性错误有足够的认识，并且加以深入研究，才能预先加以足够的防范。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可能犯颠覆性错误的领域，正是国家制度建设的薄弱环节，也正是制度建设能够取得重大突破的领域。

在《中国崛起不可承受之错》中，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和杨丽君，界定了可能出现颠覆性错误的十大内政领域和十大外交领域。他们对这些领域的界定并非仅仅根据理论假设，而是根据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内政、外交的观察。换言之，他们是从今天已经出现的一些新趋势，来判断在这些领域可能出现的颠覆性错误。讨论和理性地分析这些领域所存在的颠覆性错误的可能性，根本的目标就是要避免这些可能性演变成为现实。

第一部 内政篇

 导言 内政领域应避免的十大颠覆性错误

 第一章 意识形态的回归

 第二章 党权和政府权力的失衡

 第三章 党内民主制度得不到确立

 第四章 反腐败演变成社会运动，有效反腐制度得不到确立

 第五章 改革方案不能有效实施或者流产

 第六章 整体官僚体制的不作为甚至消极抵制

 第七章 寡头经济转型成为寡头政治

 第八章 社会改革失败，社会暴力化并陷于无政府状态

 第九章 少数人垄断发展成果，社会高度分化导致革命

 第十章 社会大动乱或者发生“廉价革命”

 结论 新常态下如何推进改革

第二部 外交篇

 导言 外交领域应避免的十大颠覆性错误

 第一章 民族主义演变成排他主义

 第二章 军队腐败，执政党不能有效控制军队

 第三章 对美国衰落的错误判断，“新型大国关系”被中断

 第四章 中日发生严重冲突，中断现代化进程

 第五章 南海问题冲突升级，超出中国的控制

 第六章 与崛起的印度和印度民族主义发生冲突

 第七章 “西进运动”不当而深陷中东冲突

 第八章 过分轻信或恐惧西方而造成受制于西方的局面

 第九章 没有有效机制防范国际“资本帝国”，导致重大经济危机

 第十章 台湾和香港问题演变成国际化问题

 结论 中国崛起进程中最艰难的选择

讨论哪些领域存在着犯颠覆性错误的可能性，第一个任务是定义何为颠覆性错误。尽管造成和引起颠覆性错误的因素有很多，但我们这里主要指的是那些由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政策所造成的错误。在中国目前的总体政治环境中，颠覆性错误至少包括如下几种。

第一，改革和发展出现方向性错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建设成就主要归功于执政党的有效政策。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有效的政策还没有转化成为制度。比较而言，在制度化高的社会，政策不容易发生方向性错误。制度约束着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政策行为，各种制度之间构成互相制衡的局面。当然，在制度化高的社会，政策制定的有效性也经常成为一个大问题，因为制度之间的互相制约性过高，往往难以高效决策。这尤其表现在多党制国家，各种政治力量互相制衡，甚至互相否决，政府很难出台有效政策。在中国，各方面的制度化程度仍然较低，政策占据改革和发展过程的制高点。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决策效率很高，甚至非常高，但因为缺少制度之间的相互制约，就容易发生政策的方向性错误。并且，一旦发生方向性错误，不是很容易马上能够得到纠正，改革和发展因此有可能误入歧途，最终走向一个谁也不想看到的结局。

第二，改革和发展停滞不前。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多的因素制约着改革和发展的进一步深化。这并不难理解，因为中国改革是以渐进方式推进的，先易后难。这样，到今天，容易改革的已经改了，剩下的改革变得举步维艰。同时，在渐进改革过程中，利益集团已经成长起来，开始阻止和反对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当然，改革难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性。且不说其他地区，类似的局面在很多亚洲国家就是常态。那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例如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就是长期缺失改革和发展。这些经济体在经历了初期的快速发展之后，数十年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当然，这种情况也不仅仅发生在中等收入国家，一些已经实现高收入的社会也面临类似的发展瓶颈。例如，日本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泡沫破灭之后，尽管政府也不时试图改革，但始终没有实质性的改革。中国台湾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民主化以来，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也呈现停滞不前的局面。中等收入陷阱成为这些年中国社会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这场讨论直接反映了人们对国家改革和发展停滞不前的深切担忧。

第三，更令人担忧的是，在一些领域改革和发展甚至出现了倒退迹象。这种担忧并非毫无道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尽管取得了巨大的建设和发展成就，但也面临很多问题。为数不少的人开始认为面临的这些问题是因为中国改革方向出了错误，即认为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这一改革方向是错误的。如果是方向性错误，那么就要改变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如果这种改变方向的努力成功了，那么改革和发展势必倒退。“倒退”还有“不进则退”的意味，就是前面所讨论的停滞不前的局面。当然，如果出现重大危机（无论是由内部因素还是外部因素引起的），也会导致倒退。例如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的风波导致内外环境突然恶化，改革和发展就出现数年的停滞和倒退。又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直接导致了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府的倒台，印尼出现大规模的政治社会动乱，使得过去数十年的建设成就一夜之间就付诸东流。

第四，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动乱甚至革命性运动。这种情况在很多国家都发生过，现在也在继续发生，各种类型的“颜色革命”不断发生就是很好的说明。历史地看，任何一个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必然面临社会运动甚至革命的风险。旧的制度解体了，新的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旧的规范解体了，新的规范还没有建立起来。这些都会导致人们的深度不安，形成一种集体性行为，往往最后演变成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或者革命。此外，一些转型社会因为政府政策不当不力，往往出现深度的收入差异、社会分化，从而造成社会运动或者革命。在那些具有多民族的国家，这种风险更是巨大，即阶级矛盾会演变成为民族矛盾，结果往往是国家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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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可以说是改革开放的一个转折点。对内，党的十八大改变了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改革、改革不动”的局面，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和“顶层设计”强势推进改革；对外，外交政策改变了此前各个领域处于被动应对的状态，从“韬光养晦”转向了“有所作为”。人们在欣慰于这样一个全新局面来临的同时，对国家的未来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任何社会，所有变化都会带来不确定性。不过，中国近来内外局面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则使人深感忧虑。内部，包括经济的急剧下行和股市震荡在内的多方面变化使很多人感觉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负面的影响。外部，不仅前些年的东海问题仍然延续，在南海问题上更是表现出中国与美国等国家之间的对立，再加上朝鲜半岛核危机、恐怖主义的威胁等，给人的感觉是国家的国际环境正在变得严峻起来。这样那样的内外变化可以向人们提出一连串严肃的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否是可以持续的？如果仅仅是改革开放道路上的颠簸，那还可以理解和接受，但如果颠簸过大造成了颠覆，那么国家的前途又在哪里呢？如何减少颠簸和避免重大的颠覆性错误而把改革开放进行下去，从而到达中华民族的复兴呢？为生民计、为社会计、为国家计，我们都必须直面这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

的确，党的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通过两个重要改革决议之后，中国已经进入了改革和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新常态”。新常态是执政党中央对国家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改革和发展形势与局面的一个基本判断。从经济上说，新常态意味着高增长阶段已经过去，而进入了一个中等或者中速发展阶段。这里，中速发展只是就中国自身过去的高发展速度而言的；较之其他国家，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仍然会处于相当快速的经济发展阶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在新常态下，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重心要从以往的单纯追求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转型到结构转型和制度改革。如果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核心概念是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那么四中全会的核心概念就是以法治建设为核心的制度改革。在新常态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同时新常态也给制度建设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政治背景。

再者，尽管党的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决议没有过多的关于政治建设和政治改革方面的讨论，但普遍认为，这两个改革文件已经隐含了重大政治改革议程。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对中国来说，以法治建设为中心的制度建设更具实质性，是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法治是任何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国家制度。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要获得成功，必须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在后。现在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还有30多年的时间，如果能够顺利实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所设计的改革和发展的顶层设计，即主要是在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同时各方面的制度建设到位，那么到21世纪中叶，就可以实现民主富强的“中国梦”。这实际上也是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对未来中国的期待。

不过，在这个并不短的进程中，中国绝对不能出现重大的失误和犯重大的错误。当代中国历史并不很长，但已经出现过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重大事件的错误。尽管在这些事件之后，执政党一直在强调要吸取历史教训，但过去的经验表明，重复类似错误的可能性并不是完全没有。很显然，最高领导层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国家主席习近平近年来多次强调在改革发展的进程中，不能再犯“颠覆性错误”了。2013年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期间，习近平发表了一个题为“深化改革开放、共创美好亚太”的主旨演讲。习近平提到“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我们的立场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2014年，习近平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又再次强调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深化改革，绝非易事。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

在改革发展过程中，犯些小错误在所难免，同时也必须容许改革者在改革过程中试错，但必须避免犯颠覆性的错误。如果出现颠覆性的错误，那么少则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多则已有的改革成果会付诸东流。因此，“在哪些领域存在犯颠覆性错误的可能性？”这一问题就成为关键。我们必须研究和回答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必须具有充足的知识准备。如果没有充足的知识准备，不但无法主动避免犯颠覆性的错误，而且任何颠覆性的错误一旦发生，便会束手无策，最终导致灾难性的结果。

在本书中，我们界定了可能出现颠覆性错误的十大内政领域和十大外交领域。我们对这些领域的界定并非仅仅根据理论假设，而是根据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内政、外交的观察。或者说，我们是从今天已经出现的一些新趋势来判断在这些领域可能出现的颠覆性错误。讨论和理性地分析这些领域出现颠覆性错误的可能性，唯一的目标就是要避免这些可能性演变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