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宁编著的《人间草木》这本书中，作者领着我们一起寻找这样八位有意义的生命，虽然他们身上有不同的符号印记，著名的传教士、文学家、现代知识分子及传统儒者，但是他们都是“向死而生”者，只不过每一个人选择了不同的方向——“严重的时刻”：两个英国来华的传教者，马礼逊和柏格理；《人间草木太匆匆》：两个半路出家的和尚，苏曼殊和李叔同（弘一法师）；《天堂的风暴》：两个西方大学者，俄罗斯文学家、思想家列夫.托尔斯泰和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剩水残山供一死》：两个自杀的清朝遗老，一个是准备七年自杀的梁济，一个是逃死目的为避生的王国维。

周宁编著的《人间草木》这本学术随笔写四组人物，马礼逊和柏格理、苏曼殊和李叔同、托尔斯泰和马克斯。韦伯、梁济和王国维，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或理论，而是因为他们的人生。他们是些亲切而又高贵的人，来到这个世界经历生死，在信仰中努力，在绝望中爱，在希望中死去，带着精神的闪光。这闪光不仅让我们看见他们，并在他们身上看到自我；也让他们彼此看见对方，在灵性上相互照应，从世俗通往神圣。

我、他人和书

 严重的时刻——马礼逊与柏格理

 一　彼将进入异族的国土

马礼逊去中国传教——眷恋尘世的家园——天朝既熟悉又陌生——令人向往也令人恐惧

 二　在万事中经历祸福

初到广州举步维艰——英国人的冷漠与美国人的热情——三项任务：学汉语、编字典、译《圣经》——为谁服务：上帝、国王、财神——贸易、征服、传教三位一体的扩张

 三　尘世的苦难与荣耀

传教士的成就与无奈——茶叶与鸦片污染福音之路——尘世的荣耀不过如此——在极度的痛苦中解脱

 四　被污染与被陷害的福音

马礼逊回避的问题，传教的历史无法回避——上帝的意志、鸦片商贩与帝国远征军的手、传教士的阴谋——注定日后失败的困局

 五　圣恩无声地降临

柏格理到中国——福音事业令人绝望——为苦难、弱者、慈爱而来——不忍美好的事物断送在愚昧与专横中

 六　通往天堂的石门坎

大山深处的希望与温暖——爱一切他人并爱他人的一切——爱与正义的关系——寂静寻常中完成的奇迹——那是尘世中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七　有谁在世间某处哭

虔信者相信积极的人生——关于传教士的困惑：个人品格与历史罪恶——启蒙哲学与基督教伦理的冲突——“我们人类的爱和理解的能力是微不足道的”——在历史绝望的尽头悲剧超越

人间草木太匆匆——苏曼殊与李叔同

 一　漂泊在别处

衰败破碎，但又自由浪漫的时代——往来于远东水域各大城市——焦虑不安的心，不论出家还是在家，到死都没有放下

 二　伤心人别有怀抱

虚构尘世出身、虚构沙门出身、虚构情感经历——有情无情，亦真亦幻——真正的不幸是不知道自己为何不幸

 三　人生幻美如斯

自我诗化——审美境界的三重体验：“失重”、“放纵”、“落空”

 四　大丈夫决绝生死

自觉从容又断然决绝地舍弃——在彻底的绝望中获得灵魂的安宁——无所依恋也无所畏惧——不可与人的浪漫与残酷

 五　信仰者“虽存犹殁”

了悟生死莫若活着经历死亡—持戒苦行把生命变成苦难——苦难中的幸福

 六　做得十分像人的人

宗教人生的三重体验：“决绝”、“持戒”、“圆觉”——让我们的灵魂感到温暖与震撼的殉道者——活出“人”的样子

天堂的风暴——列夫·托尔斯泰与马克斯·韦伯

 一　枯萎地进入真理

“灵魂转向”——幸福中的痛苦——面对死亡自我忏悔与自我启悟——无法信仰，因为太理性：无法信仰他人，因为太自我

 二　以奴仆的形象走遍至爱大地

无法受难的痛苦——“皇帝没穿衣服”或“衣服里没有皇帝”——走不出人世，便成不了圣徒

 三　老俄狄浦斯的自我放逐

自我放逐是唯一的选择——把灵魂留在高处——老俄狄浦斯的最后时刻

 四　没有先知的时代

拒绝“先知的诱惑”——“知识的诚实”与“道德的诚实”——托尔斯泰与韦伯，两种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生境界

 五　守望无尽的黑夜

内心深处莫名的紧张——精神危机造就“训练有素的冷静头脑”——头脑越清醒，心灵就越沉重——勇于“承担自己全部的希望的破灭”

 六　这就是我的立场

“行动的生命”与“沉思的生命”——阴沉的苦行者看到现代人“令人战栗的命运”——“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驯化的灵魂面对死亡——死亡没有意义

剩水残山供一死——梁济与王国维

 一　而今俱不可得矣

沉重的死——自杀是人生的浪漫——道德寄托——精心准备好的死亡成为艺术

 二　必将死义救末俗

作别人生，先辞职、再辞世——老实厚道的勇敢——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任心——政治负疚感

 三　所欲有甚于生者

我自行我当行之事——绝望中的希望与希望中的绝望——殉死节以救末世，有痴迂处，但也令人敬爱

 四　这个世界会好吗

信念与责任——与道德高尚的人相比，自杀者是懦夫——与卑鄙无耻的人相比，自杀者是英雄

 五　所惧有大于死者

轻盈的死——世界的宁静美好总是那么脆弱、虚幻，不堪一击——难以克服的恐惧与厌倦——生的恐惧终于超过死的恐惧

 六　何以“痛不欲生”

南人作北人之旅——理智强大意志脆弱——人格的分裂与传统的断裂——文化宿命

 七　有隐痛深于内心

“义无再辱”或“寿多则辱”——死亡的种子在思想中生长——政治是学术的寄托，学术是感情的寄托——“尽弃前学”到“尽弃人生”

八　谁的去处更好

谁的去处更好——人最珍贵的就是人——内心深处保守“静谧的激情”——从苦难中拯救生命的意义

始终的话

马礼逊将去中国传教。那些年里，去中国像是去另一个星球。他将穿越大西洋与印度洋，那是世界上最危险也最有诱惑力的大洋。漫长的航程里，把自己交给凶险莫测的大海，波涛击碎生命，像击碎一朵浪花。他将在陌生甚至充满敌意的中国异教徒中生活，各种传闻都证明，中华帝国是不欢迎基督徒的，在中国的英国商人，也不欢迎传教士。他将像囚徒或逃犯一样，经验孤独、疾病、劳累、猜忌、迫害，甚至死亡。

上帝的孩子为什么眷恋尘世的家园?马礼逊在日记中写道：“我爱生我、至今仍然养我的祖国。”他知道，“从今以后，可能再也不可能活着见到祖国的土地了”。启程后的第一个夜晚最痛苦，他“哭得很厉害”，“在思想上感到无所依托”，只能靠“读《圣经》和仰望上帝以寻求支持”。进入异邦传教，早已不系挂生死，最大的苦难是孤独。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人与他同行。马礼逊曾期望苏格兰青年威廉．勃朗以及自己在伦敦霍克斯顿神学院的至交同学可罗尼，能够与他同去中国传教，伦敦传教会也在积极为他物色伴侣，但最终他还是一个人，独自前往。生活在信仰中，就不会孤独，可是，孤独是无边的，信仰是否有极限?

马礼逊乘坐的“雷米敦茨号”在纽约港靠岸。短暂停留美国，让马礼逊感到温暖。但此时的他，已经沉静坚定了许多。离开纽约的时候，同船前去印度传教的戈登牧师激动地话别，泪流满面。马礼逊却一言不发，神情肃穆，空旷的目光凝视着天边。当时的《纽约观察报》发表了“马礼逊博士访美纪事”，描绘道别的场景： “马礼逊话不多，也不激动，他像屹立在码头上的一尊庄严的塑像，看来他脑中充满了思考，只是无法全盘托出。他心中唯一所想的是与上帝在一起，对他周围的送行的人视若无睹。”

彻底出世的人，才能做成入世的大事。真爱决绝，但谈何容易?那一刻，站在码头上的庄严与节制，需要莫大的努力。船沿着东海岸向南航行，启程10天以后，就看不到美国的土地了。他在日记中表白，离别是极度的痛苦。从纽约到广州，将近4个月的旅程，马礼逊在船上读《圣经》、学中文、为水手们布道，并且不断地写日记，给每一位亲人朋友写信。尽管这些信件很少能到收信人手里，更少能得到回音。

写信是慰藉孤独的方式。马礼逊所乘坐的美国商船“三叉戟”号在大洋上漂流了将近4个月。临近好望角的那两周航程，遇上了可怕的风暴。当年葡萄牙若昂二世的巴托罗缪·狄亚斯船长，也正是在这里，一场狂野的风暴之后，望见蔚蓝的洋面上浮现出一道山峦起伏的白色海岸。绕过好望角后的航程，平静了许多。跟在船尾的信天翁不见了，前方海面上出现飞鱼。夏日里印度洋温润的西南季风，送他到南中国海。接近中国了，他开始想象到达广州后的种种场景。天朝是一个让他感到熟悉亲近，又疏远甚至恐惧的地方。

他不是不熟悉中国。从小就在家中的瓷器上，看到中国山水与人物的图画。中国像是一个点缀着梦幻般的宝塔与亭阁、垂柳与飞鸟的童话世界。那里有精美的瓷器、丝绸、嫩黄的生姜、清香的茶，还有假山、亭榭、溪水、池塘的园林，菊花开在白塔畔，雀巢筑在古枝上，牵牛花大得像屋顶，蝴蝶像飞鹰。那里不仅有奇异的植物，还有各种各样奇异的动物，大山深处呼风唤雨的怪龙，田野里美丽的飞鸟鼓起雨虹般绚丽的翅膀。中国人都矮小精巧，穿着高高的靴子，戴着高高的帽子，长着高高的颧骨，留着长长的指甲、长长的胡子、长长的辫子，他们都穿着五颜六色的鲜丽的衣裳，彼此的长相几乎一模一样。

P4-5

有位作家说过，别人的人生我是不敢触碰的。可我忍不住。有时候真是太孤单了，总想在世间找个替身，分享或分担一些生命的内容，穿越内心迷雾，看到光亮。

我找到四组人物，马礼逊和柏格理、苏曼殊和李叔同、托尔斯泰和马克斯·韦伯、梁济和王国维。他们是些亲切而又高贵的人，曾经的生活充满灵性，耐人寻味也令人敬畏。他们的人生，是人性最伟大的作品，比他们自己的作品更重要。我为他们经历生活的方式和他们在人生重大时刻经历的生活所感动。

第一组人物是传教士，他们生活在纯粹的信仰中，世界清明，没有疑惑：他们被世俗历史陷害，却在爱与正义的激情中谦卑不懈地努力，从中获得宁静幸福。第二组人物是出家人，他们都曾经历过焦虑与恐惧，分别走向人生的审美与信仰境界，审美者执著生死，在令人陶醉的感性炽热中离去；信仰者觉悟，进入澄明与安宁，有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感动。第三组人物是现代知识分子，他们在人生中途经历“灵魂转向”，不管是心灵强大还是头脑清晰，圣徒的激情与智者的思想同样令人痛苦。他们都意识到生命的悲剧，但选择的超越路径全然不同。第四组人物是传统儒者，他们在大失败的时代里，试图以自觉的死亡拯救生命的意义，勇敢还是懦弱?生死职责，容不得模棱两可，自杀者究竟是在担当中推卸，还是在推卸中担当?死亡给我们一双尘世之上的眼睛，让我们看清生活。

世问某些人比另一些人更真实：人生某种时刻，比其他时候更真实。两组僧侣，两组文人。出世者思考如何生；入世者思考如何死。生死事大。写这些人，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或理论，而是因为他们的人生，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动的在场”。他们在爱与信仰、幸福与宁静、痛苦与绝望、死亡与虚无的严重时刻或重大问题上，经历过考验，比我和我周围的人们，表现得更真诚，也更勇敢。这些人物在过去的某个时刻，进入我的内心生活，带着精神的闪光。这闪光不仅让我看见他们，并在他们身上看到自我；也让他们彼此看见对方，在灵性上相互映照，从世俗通往神圣。他们受邀一同出现在我的书里，为我反思性的自我意识作证。

我由衷地赞美他们，满怀喜悦与荣耀，还有，深深的感激。有人是为意义而生的。他们来到这个世界经历生死，在信仰中努力，在绝望中爱，在希望中死去，即使忧伤也是幸福的，即使孤寂也是热烈的，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变成实验品，留给我们体悟人生的道理。他们的画像，供奉在我们心灵的高处，引领我们认识自己，省察人生，尝试一种审慎而美好的生活。

人生的某个阶段，尤其是到了中年，开始“关怀自身”。反思性的自我意识突然萌醒，生活也变得真实严肃起来。通常学术在客观与公共的知识世界里，学者个人内在生活体验的内容，是不足为论的。我则想在这段时间这本书里，偏离所谓“学术”的轨道，触碰个人心灵的内容。学术有为人生的学术，为人心的学术。为人生的学术通过历史诊断现实；为人心的学术，如果也算是学术，通过他人诊断自己。为人生的学术，旨在建构独创性的思想体系；为人心的学术，旨在建构风格化的个人经验，刻画心灵的形式。

写这本小书的信心，首先来自个人可怜的同情与想象，让我可以生活在这些人物之问，偶尔也走入他们的内心；其次才是知识，那些从书本到书本、经过个人思考或只经过个人记忆的学问。而这种信心，也不是因为确信，而是因为困惑；不是因为自己把某个或某些问题想明白了，而是因为越来越多的问题，怎么想也不明白，或者说，越想越不明白。那么，不明白为什么还要写呢?因为有诚意，感觉到生命的意义很“严重”，意识到人应该认真生活，认真思考，个人没什么看法，就邀请读者一起，在他人的生活中寻找启示。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人生在世，最重要的就是“弄明白生活的意义”。许多受过教育的人骄慢虚妄，自以为懂得人生，实际上也只是记得一些既不经心又不走脑的庸俗教条。

我知道自己写这四组人物，多少都有些阴郁，甚至朋友说这是一本“死亡之书”。但写阴郁的故事，并不是为了阴郁地生活。恰恰相反，是为了克服恐惧与绝望。只有置身于阴影中，才能看见光明。每一个人乃至所有的人，都应该具有生存的信念与勇气，在内心深处，保守一种“静谧的激情”：一方面深刻地意识到苦难，另一方面勇敢地面向阳光。我赞赏加缪的立场，生活中的孤独、苦难、堕落、危险无处不在，死亡也随时随地发生，但我们始终要充满开朗的激情，睁着眼看死亡与光明，让激情中有热爱、感激、信念、欢喜……个人高尚勇敢的生存境界在“苦难与阳光”之间。只有经历过极度的痛苦与绝望，才能焕发起对生命真挚热烈的爱，从中体验到充盈与幸福。我们在四组人物非凡的人生中经验人生；在生活中的苦难与忍耐、焦虑与沉静、绝望与觉悟、虚无与爱的时刻，体会生命的意义。思想是痛苦的，但思想是唯一的途径，引领我们走出心灵之夜。我希望什么时候，能够在新的黎明，带着启悟的泪水与青草的芬芳，盟誓赞美；告别凄楚与悲凉，绝望与荒诞，让身体与思想回到阳光之中，学会这个世界里的爱与怜悯，学会积极地生活。

我不确信自己写成一本什么书，或许与福柯所说的“生存美学”有关；也不相信这本小书有什么重大价值，只有完美的圣徒或者对圣洁一无所知的小人，才会为自己的作品陶醉。我不介意这是本什么书，写书不过是一种经验生命的方式，暂时“生活在别处”、“思想在外面”；我也不期望这本小书能说明什么大道理，只不过关心一些日常生活平常人心不留意或以为不切实际的古老问题，借别人的经验，为自己，也为他人省察人生。生死事大，人们只能审慎地思考，最终还是难以明白。当年在雅典法庭，苏格拉底留给我们的临别赠言有两点：关于生：“未经省察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关于死：“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

2007年4月的那个下午，我们在厦门植物园喝茶。小丛很直率，对我的学术项目不感兴趣，倒是希望我能写一本关于生命的书。那段时间我正为凤凰卫视计划拍摄的一部传教士专题片写稿，谈起传教士的人格，莫名地兴奋。这本书第一章的动机就在这里，而写完这一章，已经到了年底。2008年元旦一过，我就把稿件发去，小丛说她读到“幸福而又绝望”。我领会这是鼓励，于是继续写下去。

苏曼殊与李叔同寄在我内心，已经有20年了，曾经两次动笔，都只开个头。有些人初看上去让你感觉亲切，实际上却难以接近；有些人表面上严厉，但走近观察，却发现“思路清晰”。苏曼殊与李叔同的人生境界，可以同情可以想象却难以理解；托尔斯泰与马克斯·韦伯，他们可以理解，但难以同情甚至不可想象。我利用08年最初的两个月清净，把苏曼殊与李叔同写完，然后就开始忙碌的学期，断断续续读托尔斯泰与马克斯·韦伯，直到暑假。从盛夏到初秋，那段日子每天被托尔斯泰的激情与马克斯·韦伯的理智折磨着，在午夜的幽暗中醒来，便再也无法入睡。

醒在黑夜里是痛苦而恐惧的经历。我迟迟不敢触碰梁济与王国维，是因为他们死在炽热与阴冷之间，让人想起来就不寒而栗。若不是小丛偶然说出真话，一本小书拖得太久，她都没兴趣出了，我还是不忍进入这最后一章。书很薄，但我写得很重。一年多了，时常感觉自己像一峰倒霉的骆驼，被编辑牵着脑袋，终日驮着别人的忧伤，恍惚在沙漠中走，忽而烈日忽而寒风。

又是一年的元旦，2009年寒假前，最后一章写完，我突然间竟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一种“静谧的激情”悄然出现。内心的旅行结束了，我又想起夏天，在30000英尺的高空之上，飞越天山昆仑山山脉，机翼下是连绵不断的雪峰，从未有过人的足迹，碧蓝的湖泊在雪峰间，静止向永恒。那一刻，我体会到灵魂相望的感动。写作像旅行，过程可能艰难，但过后的回忆，总有成长的喜悦与感激。

充满喜悦地感激促成此书的人，有一种阳光是永远的，无始无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