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在乐山武大这一所偏安大后方的最高学府里，一群高级知识分子纷纭杂沓的生存状态和心理情势，由《让庐日记(1941-1945杨静远私人记忆三部曲)》中的主人公，一个女大学生，用一颗热切敏感的心，逐日捕捉和记录下来。

它是20世纪40年代抗战大后方中国知识阶层生存状态的儒林外史。

《让庐日记(1941-1945杨静远私人记忆三部曲)》是杨静远女士1941—1945年间的日记选编，记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下，中国战区的一角——四川乐山武汉大学这所偏安大后方的高学府里一群高级知识分子纷纭杂沓的生存状态和心理情势。本书的主人公以一个女大学生热切敏感的心，不但对各色人物进行观察、描绘、分析和评说，而且也如实记录了战时艰苦条件下青年学子的思想变化和文化生活，对乐山当地风景和民俗的描绘更使得这部作品具有了水墨山水一般美的意境。

篇头语

卷首语

引子

1941年7-12月

苏雪林先生——中央军川军火并——入学考试——日机轰炸乐山——考取武大——初试写小说——女生宿舍——抵制电影——王梦兰——女舍迎新会——美日开战——恨英国售武器给日本——教授中的糊涂思想——圣诞夜感怀

1942年1-12月

湘北大捷——《侠隐记》和《水浒传》——室友谈爱情——关于世界大战的思考——市民求雨——干妈凌叔华——19岁生日——愤新加坡英军降日——郭霖教授之死——日蒋和谈消息——腐败现象——戚光的信——关于命运的思考——蓉姑与成舍我的离婚——孟志荪先生——妈妈的信——话剧《北京人》——第一篇译作发表——《第四十一》——英文会——第一次领到稿费——忧心国事——商人罢市——王梦兰的病——英文演讲比赛——陶振誉先生讲史——蒋炎武——王梦兰之死——蒋炎武的信——战局吃紧——《西风》征文《天才梦》——高考作弊——张宝龄先生——范石生军长的故事——盛世才和新疆——朱光潜先生的英诗课——周如松和陈华癸——父开参政会——第二篇译文——彭迪先先生——苏经国谈滇缅之战——女舍偷窃案——《莎乐美》讲座——又一个圣诞夜——母剧作《饮马长城窟》完成——鲁迅的《坟》

1943年1-12月

中美中英新约——端六奖学金——朱光潜骂程天放——大年初一提灯会——20岁生日——陈西滢桂质廷赴美——五通桥焦油厂——土盐井——母鼓励写作——画《日出》海报——写小说——读《大卫·科波菲尔》——小说《义麟》——徐《鬼恋》——杨东莼先生讲“谈生活”——彭迪先先生讲通货膨胀——父母的矛盾——骂孔祥熙——狄更斯与艾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的感染——对基督教团契的反感——《简·爱》——张镜澄先生教学三十周年——与菁等谈音乐——《磨坊》和《简·爱》的比较——李约瑟访武大——联青音乐会——父六十寿辰庆祝会——《彼得·潘》——构思小说《萦》——女舍流行伤寒——美影片《幻想曲》——陈美玉之死——朱明——论《儿子与情人》——谈《罪与罚》——意大利投降同盟国——陈铨采用《萦》——孙家琇先生——“大”我“小”我的冲突——许由恩干事——蔡绍序独唱会——七位女同学追悼会——孙家琇讲《家》和《樱桃园》——考昭绪——冯玉祥演讲——女舍伙食之争——托尔斯泰座谈会——圣诞音乐崇拜——学生合作社——《民族文学》刊出《萦》

1944年1-12月

母《法国文学》完成——黄方刚先生之死——依恋冼岫

——方重先生补习班——小说《童心》——考昭绪——

与二姊谈婚恋——通胀加剧——刘盛亚和《星期文艺》

——张舍之朱崇志独奏会——和考昭绪谈文学——朱明

的表白——黄炎培讲宪政——《浮士德》唱片音乐会—

—常绍温——农舍救火——赔眼镜——方重赴英讲学—

—刘盛亚的《续水浒》——冼群和中华剧艺社——《孔

雀胆》——白崇禧训话风潮——与冼群谈写作——《胜

利号》——冼群讲写实主义——与绍温谈思想矛盾—

—萧君绛先生之死——唱片音乐会《蝴蝶夫人》——冼

岫与杨修伦——冼岫与顾耕——与父母讨论政治和教育

——王世杰赞《萦》——六壁报讨论言论出版自由——

忧心战局——郑敏的诗——话剧《清宫外史》——写教

育小说《静水》——冼群和路曦——谈孔祥熙——衡阳

陷落——萧而兰谈西南联大——赵少昂黎雄才画展——

《静水》退稿——彭泽益——与安姐谈择偶——参政会

的热闹与战局的危急——留学问题的提出——刘廼诚先

生——申请密大奖学金——皮公亮——全家议避难——

戴铭巽先生骂三青团——韩文源的家——毕业论文题目

——第一次找顾耕谈——与顾耕第一次约会一一初恋的

狂涛——送别绍温——罗斯福四任总统——壁联总会座

谈会——汪精卫病死——缪朗山先生的俄文班——《中

原》停刊《静水》退稿——胡钟达——缪朗山讲苏联科

学——关山月黎雄才画展——缪朗山讲中国新文学的动

向——陈小滢三女孩报名从军——紧张商议应变措施—

—独山收复战局好转——爱国情怀——冼岫婚——臧克

家的诗

1945年1-8月

美援华教授救济金风波——英文会漫谈毕业后计划——

父母谈美苏制度——缪朗山先生得罪当局——费鉴照先

生之死——“风雨谈”时事座谈会——“三八”节座谈

会——女舍办民众夜校被举为校长——与胡钟达谈时政

——读《延安一月》——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讨论

《西行漫记》——罗斯福逝世——新闻图片展览——大

渡河畔拉纤夫——女舍窃案破获——德国投降——恋爱

升温——初吻——留美奖学金获准——读《论联合政府

》——与顾耕私订终身——出国手续遇阻——考昭绪谈

左派文人——周鲠生先生接任武大校长——郎毓秀独唱

会——杭立武印象——父代理教务长——1945年8月10日

抗战胜利，最后一篇日记

1941年12月1 8日

下午和妈妈弟弟到河边[岷江]去玩，美极了。在对岸山脚下，水边，一条很直的黄色细线画在山腰上，那是川中公路的终点，是一条极重要的交通道。这是我们国家的工程，我真爱它。回校吃完饭后，宜姐叫我，说叔哥[杨叔湘，我大伯杨桂五的三子，读经济系]来了。叔哥比我还矮，至多一样高，穿一件黑大衣，头发是平头又带点西式味，脸黑黑的，小眼睛，大嘴巴，戴一副眼镜。虽然我们已有十年没见面，还没有显得生疏。我觉得有趣，堂兄妹这么多都聚在一块了。

1941年12月21日

早上考英文，考完和同学一同到嘉乐门浸礼会[练唱圣诗]。同行共六人，四女二男。李是一个洋派的轻浮青年，长得还漂亮，只是太矮。他既轻浮，又骄傲。唱歌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声特别大，专门显示他的嗓子。蕴好像很欣赏他(因为他的洋气?嗓子?)，说：“他英文很好。”是的，英文好比中文好神气得多，也够朋友得多。还有一位姓陈，陈美玉的弟弟，我和年芬都觉得他还好，直率些，可亲些。唱完诗，我就直接回家了。饭后和妈妈、弟弟到河边沙滩上散步。弟弟、妈妈和我被一种和谐、亲密的气氛包围着，小弟弟真可爱，我喜欢他。

1941年12月22日

晚上，我们同书桌八个人大谈性问题。每个人都很坦白，很纯洁，谁也没有把这些话当作神秘莫测的事。我们很庄重地讨论这一切，由月经、生育、性交等一直谈到贞操、结婚等。结论是，上帝造人不公平；贞操观念完全错误；儿女与父之关系远不如与母关系之密切，所以子女应属于母亲；婚姻不是为满足性欲。那边一桌人听了不知做何感想，但我们不在乎。这是正当的问题，并不是邪言秽语，我们问心无愧，怕谁?

1941年12月24日

接到苏[雪林]先生一个条子，说是替戴[铭巽]先生订的高望山庄的房子许多人要抢，要我晚上睡进去，占住房子。我一想不妥，一个人睡那样一间房子怎么好，就立刻找苏先生。她告诉我现在还不急，以后必要时再通知我。她叫进小狗来，逗它玩。那小狗肥得像只小肉虫，蹒跚地爬着。她逗着它，以一种慈母(年轻的)逗她的头生子的那种温柔与满足。我心里很感动，很同情她，一颗热情无处寄托的心呀!今天是圣诞前夕，女同学大多数期待着过一个最美的夜。有好几处开晚会，尤其是基督教团契的同乐会。她们要演戏要唱歌，早已练了一个多星期。整个女生宿舍动荡着，要参加晚会的女同学都心浮意躁，真像王大主任[王文田，南开中学女生部主任]所说的“头上生脚，心里长草”。每人有每人的心情，表现出各色各样的姿态，好一个人类心情大观园啊!我们几个人，衬在中间是异常的安静、泰然、自若。我们没有一个人受圣诞夜的影响，还是像平日一样自然地走出去，往高西门外散步。今天有月亮，虽是缺月，光却很大，而最美的还是那颗明净的星儿。它第一个出现，挂在稀稀的树梢上，在我看来，它比月亮还富于吸引力。我们七人今晚特别快乐，我们唱歌，把会唱的歌全拿来唱，好几个是合唱，我总是唱tenor[男高音]。到河岸上时，就坐在一大堆木料上，对着江、山、月、星、风与夜唱歌。我们是完全属于自然的，自然之骄子，我可以说。唱得很响，和着夜之韵律，显得庄严与神圣，但又活泼与生动。我能够听见自己的声音激动，清亮，充满青春。我们忘去一切物质的事，只是一群艺术之精。来往的人很多，不是同学，就是乡下人，我们谁也不管。这是一个江、山、月、歌、欣喜的世界，怡然的世界，完全属于我们。唱完了，又在路上来回走，边走边唱，舍不得回去。走到城门口，又折回来，最后一次走到城门口时，才投下最后一眼，无可奈何地钻进城的血口，进入它污秽的肚肠。我们自问这样一个圣诞夜，要比那热的、脏的、不健康的集会有意思多了。我能想象出，他们那里有的是：热而不新鲜的空气，刺目的颜色，触鼻的恶香，牵强的笑，做作的姿态，不自然的谈吐，佯装的媚态，纷杂的情绪，骄傲、妒忌、轻蔑、厌恶、崇拜、冷漠……一切一切，算了。也许我完全猜错了，也许他们那儿正是在一种亲密、欢乐、和谐的空气中联系着，完全感情的联系，但我忍不住要那样想。也许不健康的是我自己的心理吧!

……

P30-32

前两年，我把三十多年前自己的一份隐私(情书)交给了社会。现在，我又倾箱倒箧，将一份更早也更具隐私性的文字——日记——交了出来。情书是一个人为另一个人写的，日记则是一个人只为自己写的，是灵魂深处的独白。那么，一向拘谨的我，到了这把年纪，为什么心血来潮，要把这些最最不可示人的绝密隐私公之于众?

我想是因为，世纪末涌上心头的那股飘忽的令人惆怅又令人激越的乡愁。一个身心归属于20世纪的人，在与自己的世纪告别时，不免离情依依，向它投去最后一瞥，默默递上一份小小纪念品，一札刻着自己与世纪同行脚印的纸片。

一位文学朋友曾对我说，在现今浩如烟海的出版物中，记录着百年来中国知识阶层生存状态的作品，以20世纪40年代的为最缺。这给了我交出这些日记的决心和勇气。我的日记所记的正是这个时期这个阶层的事，因而可能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它或许能为一首无比辉煌的世纪交响乐添加几个音符。我相信，从沧海一粟的个人那微不足道的心跳，可以触摸到空前宏伟的大时代的强劲脉搏，透过那株苍劲繁茂的历史大树的一片叶子，可以追寻它扑朔迷离、变幻莫测的光和影。因为这是20世纪无比悲壮的史诗的一个片断——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的一角发生的普通人的戏剧。

时间：1941—1945年。

地点：四川乐山武汉大学。

人物：构成一所大学主体的师生员工，以及环绕在他们周边的各色人物。

剧情：在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在一所偏安大后方的最高学府里，一群高级知识分子纷纭杂沓的生存状态和心理情势。而戏剧的主人公，一个女大学生，用一颗热切敏感的心，逐日捕捉和记录下这一切动态。

登上舞台的教师队伍中，有许多全国知名的鸿儒，如文学院的朱光潜、缪朗山(灵珠)、袁昌英、苏雪林、凌叔华、陈西滢、方重、罗念生、朱君允、孙家磅、刘永济、杨人椴、杨东莼、叶摩，法学院的刘秉麟、杨端六、戴铭巽、彭迪先、刘廷诚，理学院的张镜澄、萧君绛、吴大任、石声汉、高尚荫，工学院的邵逸周、郭霖、张宝龄、白郁筠、余炽昌，两任校长王星拱、周鲠生……有的只露一面，有的则有相当充分的表演。在日益加剧的物质和精神压力之下(几年中因贫病交加而英年早逝者至少有七人)，一些人恪尽职守，教书育人，不少人迫于生计自谋活路，也有少数人把尊严廉耻抛在脑后，不择手段地只顾捞钱。林林总总，构成一幅20世纪40年代的儒林外史图。

在乐山舞台上亮相的，还有校外的各界社会人士、文化名人和军政显要，如李约瑟、黄炎培、冼群、冯玉祥、杭立武、白崇禧。而乐山舞台以外的人物则更多，如孟志荪、罗斯福、王世杰、胡适、郭沫若、成舍我、孔祥熙、汤恩伯等。以读后感的形式述及的中外作家则有斯诺、鲁迅、赵超构、臧克家、郑敏、徐讦、张爱玲等。至于在读书笔记中出现的外国作家和作品人物，更是不胜枚举。这是一出历时四载、人物众多的热闹大戏。对各色人物进行观察、描绘、分析、评说，是一个渴望了解人生的年轻女孩至感兴趣的题材。

舞台上最活跃的当属一群青年学子，一群在战时艰苦条件下保持蓬勃朝气的少男少女。五色缤纷的女生宿舍，住房与伙食，多数学生赖以生存的唯一经济来源——二斗三升米的政府贷金，因营养不良导致的惨痛早殇，异乡孤魂的最后归宿“第八宿舍”——学生公墓。各种思潮倾向的交汇冲撞：认真求学以图报国的热血青年；只顾啃书不问其他的夫子；胸无大志混文凭者；追求真理传阅进步书刊的“左”倾同学；通过娱乐社交发展信徒的基督教外围组织“团契”；不带政治色彩的各种文化与社交活动：剧团、歌咏队、校友会、同乡会、迎新送旧、郊游、学术讲座、茶馆文化、小吃、集体游戏……与一切时代的大学生无异，生活中占很大比重的是还处在半开放半封闭状态的男女社交，狂热的或羞怯的求爱信，避人耳目的人约黄昏，导致精神失常的无望的单思，两心相许终成眷属的美满姻缘，锥心刻骨的失恋，惨痛的失足和被弃——形形色色的婚恋观和求偶实践，构成一座20世纪中期的大观园。

八年中，这座川西小城唯一的最高学府，给闭塞的地方带来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气息。被小城养活了的两千名读书人，与当地居民有着千丝万缕的接触维系，在某种程度上融入了当地的生活：与地方士绅、政商学界的礼尚往来；在本地中学和企业单位兼职兼课；当地的民情风俗，外国基督教会和传教士，圣诞节的音乐崇拜，复活节的洋童表演，令人垂涎的川式饮食文化，还有那美不胜收的风景名胜，随处可见的水墨山水画一般的风景，令人想起沈从文的《边城》——种种人文的和自然的景观，点点滴滴收入日记，构成一幅幅五色斑斓的浮世绘。

尽管远离大城市文化中心，武大却也不乏多彩的文化生活。除本校的活动，不时也有外来的学者名流、文艺家、演出团体光-临。战时大后方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是话剧的蓬勃兴旺，乐山也不例外。校内一些学生剧团不断演出中外名剧(《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风雪夜归人》、《茶花女》、《莎乐美》等)，一度的盛事是1943年春进步剧团中华剧艺社来乐公演，武大师生得以饱赏高水平的话剧艺术，如《孔雀胆》、《天国春秋》、《清宫外史》、《胜利号》，等等。与话剧并驾齐驱的是音乐，特别是合唱。那时，各大学和名牌中学都有自己的合唱团，例如我曾就读的重庆南开中学合唱团，在李抱忱先生的指挥下，在山城享有盛名。经过音乐艺术熏陶的各路中学生汇集到武大，自然结合为水平不菲的合唱组织，演唱有相当难度的抗战歌曲(黄自、冼星海、贺绿汀)和中外艺术歌曲。而流行于陪都舞厅酒楼的低俗靡靡之音，在校园内无立足之地。每当外地的名家(蔡绍序、郎毓秀、刘雅琴、张舍之等)来开演唱演奏会时，就是乐迷们最盛大的喜庆日。美术方面，举办过关山月、赵少昂、黎雄才等名画家的画展。校内则有凌叔华开过花鸟画展。在学生壁报上崭露头角的有漫画家方成。而在国内和法国专门学习过绘画的苏雪林，只躲在阁楼上偷绘她的黄山风光，借以陶冶情性，从不示人。由于对各门艺术的特殊爱好，这类活动在我的日记中有特别翔实的记叙，构成了阴霾的战时天空中一抹绚丽的云霓和亮色。

处于舞台中心的，自然是日记的作者我自己。由于父母长期在武大任教，我的地位不同于一般同学。武大不仅是我的学校，也是我自幼的家园。父亲杨端六任教经济系，做过法学院院长、教务长。母亲袁昌英任教外文系，是“五四”以来的著名女作家。四年中，我两年住校，两年住家，我对武大的观察，来自学校和来自家庭的两种角度。有三年，我家住城西陕西街尽头一处名叫“让庐”的宅子，与苏雪林、凌叔华紧邻。这三位被誉为“珞珈三杰”的女作家的生活、事业和友谊，在我的日记中占有相当的份额，我写过一篇记述她们的回忆文。“让庐”，浓缩着我从少女到青年的成长过程。这就是我把“让庐”作为我的日记的题名原因所在。

记述最详尽的是我的家庭生活，亲情、天伦之乐，因性格的差异和经济困难造成的摩擦、矛盾、冲突、烦恼。这幕家庭剧的核心，是母亲。母亲之于我，远远超越一般的母女关系。她不仅是至爱至亲者，还是谆谆善诱的师长，人生道路的启蒙者，是我心仪文学的领路人。从她那里，我继承了文艺的基因。她把我当作文学幼苗悉心培养，助我编织起绚烂的写作梦。在她的鼓励下以及通过对中外名著的阅读，在我心中燃起了狂热的创作欲望。我一篇接一篇地试写小说，但获得发表的只有一篇中篇小说。正当我似乎满怀希望要扬帆在文学航道上时，时代思潮的转型阻扼了我的航向，打破了我的作家梦。因为使母亲获得成功的那个时代已成为过去．她的那条老路，我已不可能再走，而新路又如雾中的远景一般渺茫。但四年中我把日记当作积累素材和练笔的场所，却也不枉然。它使我养成了观察和思考的习惯。在后来的几十年，命运虽使我离开了文学，却没离开文字工作。

日记的叙述是双向的，既有形而下的具象描绘，又有形而上的思想务虚。往往是一段实事，跟随着一段感想评说。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思想认识谈不上成熟，却也不落陈规俗套，不时冒出新意。虽芜杂，但有一个主题始终不变——真诚强烈的爱国情怀。这是与抗日战争的大环境分不开的。

出生在1949年以后的人，处在50年拒敌于国门之外的环境，和平已像每日吸入的空气一样习以为常而平淡无奇，可能难以体会到战乱给人们造成的精神压力和痛苦。那年头，尽管偏安大后方一隅，还能照常读书过日子，但天空也无日不布满战云。除了随时有可能在日寇炸弹下家毁人亡，且不知哪天沦为铁蹄下的亡国奴．这不是危言耸听。翻到1944年秋的日记，当世界大战的胜败已成定局，和平的曙光已出现在天际时，日寇却大举进犯西南各省直逼四川。我们一家人惶惶无主密商逃生之计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切肤之痛，使我深感缺少一个强大祖国、强大人民军队的庇护，何谈黎民百姓的安全福祉，缺少国家民族的安定，何来个人的前途和希望。我的根深蒂固的国家民族观念，除了得自于父母师长的教诲，就是在这种现实环境中扎下根来的。它不是抽象的、理论的、概念的、灌输的，而是像饿了要吃饭的本能一样实实在在不言自明的。日记中，我密切关注着时局，与个人生活穿插交错的是国内外战事的动向，有如一篇微型的战争风云录。青年时代深入心田的这种体验，使我懂得这50年拒敌于国门之外的和平局面的弥足珍贵，尽管会有人讪笑这不过是毫无深意的老生常谈。是的，是老生常谈，但它是真理。

与忧国情怀并行的是忧民意识。战争缩短了我家与一般百姓生活上的距离，在思想感情上贴近了平民大众。从阅读文学获得的精神富足与幸福感，使我愈发同情那些被剥夺了文化雨露滋润的下层民众。我写过一篇以民众教育为题的小说《静水》，并倡议在女生宿舍办民众夜校。忧国忧民的双重情怀，使我对文学的理念，由初时的以写作自娱转向严肃的社会使命感。同时，随着社会进步思潮的大形势，我又逐渐抛开远离政治的清高思想，转而接触并接近进步思想，萌生了想要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愿望。日记在描绘一个知识青年个人的思想转型时，也多少展现了那个风云际会的大时代的社会动态和历史景观。

恰如我看重事业和责任，我也执著于个人幸福和爱情的追求。浸透心灵的文学，使我的情爱观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我不齿于世俗的择偶“条件论”，只求一个灵犀相通的知音。几次试探失望之后，在即将离校前，却不期遭遇到梦寐以求的爱情体验。那如火如荼的初恋，也是最后的唯一的终生之恋。日记中那些颇似浪漫言情小说的记述，并无丝毫虚夸和矫饰，都是实实在在的真情流露。尽管那只不过是人类千百年来不断重复的爱情故事的一次小小的演示，但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却也可以说明在一个人心相对纯朴的时代，青年人对待爱情的真诚执著。

日记的最后一篇，标明日期是1945年8月10日。历史在这里为腥风血雨的八年抗战画上了句号，也标志着我四年大学生涯的结束。接下来，我的生命旅程跨入了就业、留学、迎接解放的新篇章。取代了日记的，是历时三载的两地情书，1999年以《写给恋人(1945—1948)》为题出版，那是我的大学日记的续篇。  全部原始日记约计50—60万字，为避免过于冗长芜杂，我删去了大量篇幅，压缩为25万字左右，尽管不得不为此舍弃我以为并非全无史料价值的内容。

删节工作总共动了四次艰苦的大手术，历时三载。这期间，我的老伴严国柱协助我做了大量认真的权衡轻重去留的考虑和决断。在我几度丧失信心和勇气而欲罢手时，是他给我打气，以他的化名 “顾耕”(只顾耕耘，不问收获)中包藏的做人态度，鼓舞我坚持下去，因此，我感到有必要在这里一提。

为了关心和支持我出版这本日记，许多朋友和同志曾热情地给以精神鼓励和实际帮助，有的竭尽所能，不遗余力地为我联系出版单位。对沈昌文、戴文葆、李辉、邓九平、张昌华、沈晖、林言椒、傅光明、陈小滢、陈应年、常绍民、董秀玉、孙晓林、孙法理、皮公亮、杨弘远及其他朋友和同志，我铭感在心并致以由衷的谢忱。

我要感谢母校武汉大学和武大校友会的鼎力相助，特别要感谢武汉大学出版社的负责同志，是他们的慷慨采纳，圆了我出版日记的梦。感谢负责编校此稿的王雅红、陶洪蕴等同志，她们认真细致的审编工作，改正了原稿中许多差错，提高了书稿质量。

杨静远

200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