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所著的《战争与和平(上下名家全译本)/世界名著典藏》一部宏伟巨著，它以战争问题为中心，以库拉金、包尔康斯基、劳斯托夫、别竺豪夫四家贵族的生活为线索，展示了19世纪最初15年的俄国历史，描绘了各个阶级的生活，是一部再现当时社会风貌的恢弘史诗。作品中的各色人物刻画精准细腻，景物如临眼前，虽是19世纪的小说作品，但流传至今，却没有任何隔阂感，其中流露出来对人性的悲悯情怀，穿越时空背景，仍旧撼动人心。

列夫·托尔斯泰所著的《战争与和平(上下名家全译本)/世界名著典藏》是世界文学史上一部不朽名著。作者以高超的艺术技巧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的人物形象，写尽了各种人情世态。书中共有五百五十九个人物，上至皇帝、王公、外交官、将领、贵族；下至地主、商人、农民、士兵，如此众多的人物，在最善于表现人物心理与性格特征的艺术大师的笔下，被赋予了一种崭新的视觉和色彩，男女主人公们以自己精神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和独特性出现在读者面前。本书具有史诗的气魄，画面广阔，人物众多。书中既有俄国和西欧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叙，又有故事情节的虚构；既写了金戈铁马、刀光血影的战斗，又写了安逸宁静的日常生活；既有慷慨激昂的议人论世，又有细腻婉约的抒情述怀。

第一部

 第一卷

 第二卷

 第三卷

第二部

 第四卷

 第五卷

 第六卷

 第七卷

 第八卷

第三部

 第九卷

 第十卷

 第十一卷

第四部

 第十二卷

 第十三卷

 第十四卷

 第十五卷

第一个总结 1813—1820

第二个总结

《战争与和平》是一部伟大的古典文学名著，它的丰富的内容涉及了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为了使读者对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书中描写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有个比较清楚的概念，我们觉得有必要在卷首作一些简略的注释。

《战争与和平》第一、第二、第三卷主要描写俄国出兵奥国、对法国作战以及奥斯特里齐的战役。

1799年法国政变以后，拿破仑·波拿巴以一个将军的身份，一跃而为终身的执政官。1804年，拿破仑自封为法国皇帝，怀着称霸全世界的野心，登上了国际舞台。代表法国工业资本利益的拿破仑，在国内摧残法国革命，使资产阶级法国成为战争的策源地，在国外破坏欧洲各国的民族主权，压制民族运动，企图奴役欧洲各国，使它们成为法国任意掠夺的殖民地。

1803年，拿破仑发动了法国对英国的战争。1804年3月，拿破仑下令逮捕波旁皇族的继承人翁季昂公爵，派了一支法国枪骑兵偷偷渡过莱茵河，在巴登捉住那个公爵，押到巴黎近郊的芬森兹城堡，经过处在压力下的一个法国上校委员会的审判，就把他枪毙了。

这事件在欧洲各国的宫廷引起极大的愤慨，成了各国发动战争的表面上的原因之一。各国的宫廷也都纷纷议论“正人殉节”，谴责拿破仑。在《战争与和平》开场中，1805年7月参加安娜·舍雷尔的招待会的人都称他为杀人犯、篡位的奸臣，没有人称他为皇帝，甚至不称呼他拿破仑，只管他叫波拿巴，或者竟称他为布昂纳拔，讥笑他并非生于法国，而是生在科西加的人，以表示他们对他的轻蔑。

拿破仑最初希望直接进攻英国，于是夺取了英国皇室领地汉诺威。1805年，拿破仑在布伦设立了一个集中兵力的大防守营，而且借着与西班牙订立的联盟，组建了一支掩护“布伦远征军”的大舰队。但是1803年这支舰队在麦尔涅甫海军上将率领下深入英伦海峡的时候，被纳尔逊消灭了。

1805年，拿破仑还做出了一些使欧洲各国大为恼怒的事。3月，他建立了一个意大利王国，自封为意大利王；以后又把热那亚共和国并入法国；此后又成立了一个卢加公国，赠给了他的妹妹和妹夫。这就是本书开场第一句话所指的新消息。

俄国政府，由于拿破仑这种侵略政策，尤其是因为法国破坏了俄国在土耳其的地位，放弃了中立态度，参加了这种反拿破仑的新运动，同英国、奥地利、瑞典和那不勒斯王国结成联盟。1805年亚历山大一世派诺伏西尔柴夫去同英国谈判的条约，这时已经缔结了。这个条约的主要目的是强迫拿破仑撤退驻扎在汉诺威和意大利的军队，承认荷兰和瑞士的独立。5月，温曾格洛德将军携带着英、俄、瑞典、奥、那不勒斯新联盟的作战计划被派到奥国。犹豫不决、一直玩弄着两面手法的普鲁士几乎也被拖了进去。老包尔康斯基和安德列王爵在第一卷第二十三章中讨论到的就是这一点。

拿破仑晓得欧洲各国缔结了反对他的联盟以后，一边诡称要同英国讲和，一边把兵力调到多瑙河，将进攻的矛头指向奥国和俄国。英国请亚历山大一世作为议和的调解人。但是，当俄国派去巴黎的代表诺伏西尔柴夫刚到柏林的时候，就听说拿破仑已经占领了热那亚，因此就不再去巴黎了。战争这时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但是普鲁士(书中提到该国的豪格非兹和哈登堡两个大臣)依旧不肯参加反拿破仑的联盟。

P3-P4

(一)

鲁迅曾把翻译比作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普罗米修斯为人间窃火；那么，当年那些为西学东渐推波助澜的翻译家便是名副其实的“窃火者”。上世纪初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文学青年，几乎都做过创作的梦：以手中的笔唤醒民众。但从这里开始，他们却戏剧性地走上不同的路。据秋斯回忆，他也有这种经历。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在上海文化界兴起。当时文化界流行一种见解：应该用文艺的形式表现社会运动；要实现这个主张，非有像鲁迅这样杰出的人才不可。因此冯雪峰便动员一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时常去鲁迅先生处“唠叨”，希望鲁迅写反映革命斗争的作品。当时秋斯也是他们中的一员，遂被动员去对先生说： “只要先生肯写，我们有一班朋友，可以替先生搜集材料。”鲁迅的回答大意是，写文艺作品不同写论文，专靠别人供给的材料是不行的。关于劳动阶级的生活，他只知道几十年前绍兴乡间的农民。离开故乡以后，一向在教育界做事，所接触的限于学校里的同事和学生。别的方面知道得很少，不知道所以不能写。鲁迅对创作严肃认真的态度，给秋斯留下深刻印象。秋斯曾借用陶渊明的诗句形容自己当时的个人生活： “本既不丰，又忧病继之”，对许多事不了解，就“自己取消了创作的资格”，转向翻译。他决心“不管别人怎样看不起翻译和弄翻译的人，我还是要翻译，而且一直翻译到拿不动笔的时候。鲁迅先生最后一件未了的工作，是《死魂灵》的翻译，可以说，他是用翻译工作来结束了他的写作生涯。这件事虽然是偶然的，却增加了我不少的勇气和信心”。

当年秋斯“自己取消了创作的资格”转向翻译。不过，这与他后来几十年间笔耕不辍的几百万字译文劳作相比，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他遵从鲁迅先生的教诲，保持一个文人应有的自律与自谦。秋斯对外国文学给中国新文化带来的巨大影响有非常深刻的体会。1931年，上海文化界为鲁迅举行五十岁生日庆祝会，秋斯充任鲁迅与美国小说家兼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女士的翻译，开会前几分钟，大家在院子里闲谈，史女士问秋斯，中国文化人为什么把精力和时间用于翻译外国作品，不多从事自己的创作呢?秋斯回答： “中国的文学传统与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中间有一段很远的距离，不多介绍先进国家的名著，供中国青年作家取法，中国的新文学不会凭空产生出来；就是在政治方面，我们也有很多地方要取法先进国家，道理是一样的。”随后秋斯把这一番谈话告诉鲁迅，先生点头道： “政治也是翻译。”从政治变革的角度肯定翻译的重要。后来秋斯在《鲁迅先生对我的影响》一文中又做说明：一般谈文艺和政治，都把模仿看作最要不得的行为， “诚然，世间没有哪一种名著是模仿得来的，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治是模仿成功的。不过这是论结果，不是论过程”。 “落后国家要想追上先进国家，不能不先之以模仿，追到一定的程度，然后才能清算这个模仿阶段，从一般性到特殊性”。秋斯比喻说，这就像“供模仿的仿影和字帖，在初学时期显然是不可少的”。……

秋斯当年翻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便是从英国著名翻译家茅特先生的译本转译的。秋斯的译本曾得到茅盾先生的好评，他说：“此书(指《战争与和平》)有董秋斯据毛特英译本转译的中译本，比直接译自俄文者为佳。一因毛特为托翁多年老友，他的译本是托翁审定的；二因董君于英文精通，而中文之修养亦正足达旨传神。……解放后见董译，认为后虽有人再从原文精译，而董译终不可废。”(见《茅盾姚雪垠谈艺书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与其他事业一样，翻译工作也像长江后浪推前浪，不断发展。秋斯说： “一个负责的译者，不但要通晓语文，还要具有与原作者同等的或详尽的想象力或表达力。就这一点来说，翻译就是创作。因为生活经验或文学修养因人不同，尽管两个作家写完全相同的事物，写出来的东西也会很不相同。”在此意义，今天的读者或许能通过秋斯译文，了解那个时代的译者对国外作品的理解，从中发现历史演化的轨迹，以丰富今天社会的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