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振，男，汉族，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吴兴。1943年8月生，1963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68年至1970年，在陕西乾县羊毛湾水库、华阴县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1970—1980年在陕北佳县坑镇、通镇、金明寺中学任教，1980年考上南京大学研究生，随刘毓璜先生攻读先秦思想史，1982年底获硕士学位，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1991年晋为副教授，1996年晋升教授，2003年成为博士生导师，2008年退休。《戈辰随笔》是该作品之一。

《戈辰随笔》是陕西师范大学臧振教授除学术论文以外的作品集，内容既有写日常生活中点滴小事，又有讲述身边发生的各类故事，也有记录成长中接触到的各色人物，还有抒发一些感情，更有大量的文字都与学术相关，正如俗谚所云：三句话不离本行，这不仅仅是一本散文集，也是一本寄学术于散文的文集。

序

小引

一、鹭于集——阅历感悟

 不妨坐一次慢车

 不妨受一点委屈

 小议“下跪”

 汪福谦的大学梦

 我为什么不集邮？

 渐人佳境

 金明寺岁月

 读与思——1987年5月21日记

 史家风范，高山仰止——从拜会刘家和先生想到的

 “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从2013级历史文献学作业想到的

 我与斯先生

 重游张良庙

 茅坡村之祭

 答吕博——承前启后，承传文化是历史赋予我的使命

 我与社会，我与师大

二、无斁集——师生论对

 《梅溪存稿》序

 趣谈读史

 读史三境界

 雪夜闭门读《尚书》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关于“书呆子”与“空疏狂妄之辈”

 我也给女大学生来点“忠告”

 我们是谁？

 关于原始社会的形成

 关于原始社会史的研究

 关于禅让

 科学需要严谨，来不得半点想当然——与《殷商“上帝”与外星文明》作者陈先生商榷

 《中国历史文选》《牧誓》“新注”商榷

 关于周代教育，有一点，要跟庞慧商榷

 “关公战秦琼，张飞杀岳飞”——关于《(尚书)中的蒙古语成分》

 重读朱维铮先生手迹有感

 关于“闰年”和“无中气置闰”——答hul987tianxiao同学

 关于“封建”名实问题的讨论

 从利比亚说起——关于“革命”与“民主”的一点思考

 2009级古玉文化讨论课总结发言

 漫谈研究生史学论文写作

 博士论文应该怎么写？——给ZYJ同学的信

 我欣赏富莱普

 成都有个家

 珠海望海楼雅集

 人生如梦，世事沧桑——参加1995级同学毕业十周年聚会有感

 澎湃的唐潮

三、夙夜集——读史札记

 试论人与动物的区别

 图腾起源之谜

 族外婚之谜

 新石器革命——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

 两种奴隶制

 略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什么叫不朽

 不信邪的子产

 晏子的睿智

 焚书坑儒

 帝王千古愁

 关于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争议——兼评黄巾起义的历史作用

 孔子和董子的命运

 闲话董仲舒

 玉华宫怀古

 从达坂山麓到秃尾河畔

 圆明园之思——让耻辱成为历史，把光彩留给后人

 丝绸之路

 文化交流与三秦兴衰

 读史趣谈

 赞“杞人忧天”

 赞白乐天自撰《墓志》

 沈子荣应试

 诳人术

 太尉的金银

 伍子胥与杜拾遗怎么成了夫妻

 以讹传讹与将计就计

 史老师信箱

 何谓三皇五帝？

 商鞅变法的时间

 为什么莲花会成为佛教的象征？

 我国第一座佛教寺院为何取名白马寺？

 关于尼姑庵的问题

 《敕勒歌》究竟是哪一个民族的民歌

 明代对西藏地区的管辖

 历史上南京城有多少称谓

四、迟到的祭奠（选）

 忆汪篯

 我见许大龄教授

 怀念邵循正先生

 忆诗人郭蕊

 恩师刘毓璜先生

 赵吉惠的魅力

 难能差强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跋（石萍）

渐入佳境

2010年10月28日，忽接佳县政协办公室电话，希望我为《服务榆林的外乡人》写一篇回忆录。他们认为，我“曾为佳县教育奉献了整整10年，桃李芬芳”，我“从陕北佳县初中老师到陕师大博士生导师的经历对佳县、对社会来讲都是难能可贵的财富”。

仔细想来，我在佳县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老师，连重点中学都没有呆过，也很少进城，对佳县实在没有做什么贡献。但是佳县老乡的热情令我感动，在佳县的十年也的确值得我怀念。我就不揣冒昧，说说自己与佳县的缘分吧。

1968年12月，我从“文化大革命”漩涡中心的北京某高校毕业分配到陕西乾县羊毛湾水库工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同时来的有300个大学生。我所在的“长留民兵团”（长留，乡名，当时叫“长留公社”）有25个大学生，叫“直属排”，大多来自北京。“文革”中，北京的学生分裂为“天派”、“地派”，打得你死我活；到了羊毛湾，不论你曾经拥护谁、反对谁、无限热爱谁，不论你曾学过什么专业技术理论知识，都一样用架子车拉土筑坝，而且遥遥无期。这自然引起我们对于“文革”和所谓“正确路线”的反思。这期间遇到的令我震撼的大事有两件，一是中共九大，将选林彪为“副统帅”的事写入党章并且全票通过；二是一位清华同学神秘地告诉我：美国人登上了月球。我在大学学的是历史，当然要思考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思考的结论是自己对于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了解得太少！对于世界、对于人类社会，了解得更少！自己和自己的同学实际上都很幼稚。包括那些在台面上大喊大叫的人，其实都很无知啊！

痛苦迷茫的大学生们或借病回家，或消极怠工。县政府的官员管不了这么多的大学生，于是与上级商量，把我们中的三分之二送到华阴县5251部队农场，接受解放军的“再教育”。

1969年10月，我们来到华阴县城北的渭河滩上。这里是五十年代苏联专家设计的三门峡水库的库区，不久就被黄河泥沙淤积成为荒原。我们“三分场”十多万亩土地一望无际，营房隐没在荒草滩内芦苇丛中。一个冬春，我们200人做了两件事，一是收割黑豆，二是修建砖混营房以代替我们所住的窝棚。

1970年5月传来好消息：“再教育”走到尽头，我们将被分配工作。据接近指导员的人士透露，为照顾我的生活习惯，家在四川的我和一位南方同学被分到汉中。过了几天，情况有变：我们俩被调到陕北榆林地区，而家在河北和北京的两口子去了汉中。那时的舆论，汉中是鱼米乡，榆林差不多是“老、少、边、穷”（老根据地、少数民族、边疆、穷困）地区。听说那个女的她爸是北京的大官，通过关系传过话来，于是有了这样的调换。可是实际上，在我混沌麻木的脑袋里，陕南、陕北、关中没有好赖之分，值不得挑肥拣瘦。  十多天后到了榆林，住进招待所，听到了大学生们对于榆林地区十二县的议论：榆林无林，府谷没谷，神木不神，吴堡没宝，清涧不清，绥德缺德，米脂没米，佳县不佳。记不清对子洲有什么坏话，最后有一句好的：三边不边。所谓“三边”指定边、靖边、安边；安边不设县，横山可以算在三边里。所谓“不边”，是说那里地广人稀，畜牧业发达，可以吃饱吃好。

到了分配办公室，得知我被分到靖边。我当时想的是我对中国的城市市民生活比较熟悉，对农村、农业还缺少深入的了解，靖边地广人稀，不是典型农业区，我认为到那里去对研究中国历史不如农业区用处大。但是这种书呆子想法跟谁说得清呢？我问：“去米脂行不？”“不行！”“绥德？”“不行！”那位管分配的女士以为我想留榆林或是想去交通方便的地方，对我说：“靖边县点名要你呢！”旁边的人很羡慕，以为有什么官职等着我。没想到我还是不动心，又问：“府谷行不行？”“不行！”“吴堡？”“不行！这些地方都有人去了。”“哪里没人去？”“佳县，你去不去？”“去！”

我知道，当时分到佳县的几个学生都不愿意去，有人在榆林住了十多天了，软磨硬泡着。我去，对别人是有压力的。女管事当即要以我为榜样，让别人向我学习。我连忙声明：“我去是有特殊原因的。别拿我当先进！”“那你什么原因？”“我……我喜欢游泳，我要到黄河游泳。”

那时对佳县的评语是：穷山恶水，全省之最。得知我要去佳县，一个同学告诉我：县城在光秃秃的山顶上，吃水要从山下担。我说我不去县城，我去农村，老百姓能活下去，我就能活下去。同学笑笑：“你到街上问问讨吃要饭的——家是哪的？”那时招待所门外路边就有一家子，几个孩子饿得可怜。我拿了食堂窗台上晒干了的玉米馍去给孩子，顺便问家是哪的？“佳县峪口李家洼。”

佳县人有个绰号叫“面汤家”。这里有个典故，说的是前清或者民国年间，佳县城北大会坪村一个叫钞希德的在五台山学了武艺，下山之际师傅告诉他，他那点功夫敌不过武当、少林派，只能北上。他于是到了包头。包头街上要饭的多是佳县人，他混成了丐帮头目。有一个带着干馍的老乡到饭馆要一碗面汤，老板硬把面汤倒掉也不给。钞希德愤怒了，带上喽哕打上门去，老板告饶，钞希德宣布规定：包头所有面馆，以后倒掉面汤之前必须先吆喝：“有没有佳县人要喝面汤？”三遍之后没人喝，才准倒。后来佳县人就得了这个绰号。

有朋友认为我是逞能，想表现革命，想当标兵，以为自己去了能改变佳县的落后面貌。我回答：名利之心不敢有，事业之心不可无。这回答看来是够“革命”的！其实我有说不出的苦衷。当时我以为，“文革”中对立面整我的黑材料在我档案里放着，我背上背着可怕的黑锅。当女管事说靖边“点名”要我的时候，我心想：好笑！难道汉中也曾“点名”要我？哪有什么职位会等我？

1970年5月20日，长途车把我送到了佳县。县“革委会”管人事的张继先同志问我想做什么工作？我不敢要什么工作，说：当农民。他笑笑：“你已经接受过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干部，不是学生了。”然后他小心翼翼地试探：“去教育战线，行不行？”听见“战线”这个词，我受宠若惊，连忙说：“行！”这就是说，我和他等等等革命同志在一条战线了？我不再是“反动学生”、“民主个人主义者”了？是不是我听错了或者他搞错了？也不敢问，办完手续回住处，小小的有所高兴。

（十多年后我才知道，“文革”中对立面捕风捉影断章取义整我的黑材料，在毕业前夕被“工官队”烧掉了。）P15－17

臧振教授是我大学同系同专业的高班学长，他将自己学术论文以外的作品集结起来，定名为《戈辰随笔》，命我先读，并要求谈点感受。我原想这并不难，相互知根知底，稍微翻一翻，就可以动笔了。谁知一翻就放不下，犹如被磁石吸住一般，居然花了一周的时间，把全部稿件一字不落地读完。击节称叹之余，我不能不承认，我对臧兄的了解实际上还不十分透彻。这可能就叫习焉不察吧！

说老实话，我最喜欢的是臧兄叙写风雨人生和追忆师友的文字，堪称精品中的精品。这不仅因为其间所包含的“坎坎坷坷、艰难曲折、酸甜苦辣数不胜数”，也不光是我对所记的人和事较为了解，读起来倍感亲切，更重要的原因其实在于臧兄态度谦恭、诚朴，感情真挚、细腻，文笔流畅、生动。绵里藏针，柔中有刚，充满恩义。虽不紧不慢，娓娓道来，却能震撼心魄，感人至深。淳厚笃实的君子之风跃然纸上，相信无论是谁都能从中读出一个真实可敬的臧振来，似乎不用我再饶舌了。

离开北大后，历经七灾八难，终于盼来了“文革”结束。我比臧兄少学了两年，更觉得腹中空空，急需填充，于是便进了臧兄失之交臂的四川大学，师从徐中舒教授，凑巧也学了先秦史，并追随着臧兄的脚步，在获得博士学位后被陕西师范大学收留录用。初来乍到，臧兄帮我安排食宿，领我拜见老师和校友，更在教学、科研上给我很多指点。毫不夸张地说，臧兄既是我的学长，更是我学术上的引路人。

《戈辰随笔》写生活、叙故事、记人物、抒发感情，但大量的文字都与学术相关，正如俗谚所云：三句话不离本行。所以，接下来我也想重点谈对臧兄学术思想的理解，并借机向臧兄请教，甚或进行一些切磋。

臧兄常以韩昌黎“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思而毁于随”自勉，数十年来，不仅笔耕不辍，而且坚持阅读原著，独立思考，事事讲究追根溯源，从不随声附和。他研究古代的重民思想；将夏、商、西周定性为宗族社会；解决了古玉功能、玉料来源、玉器用途演变三大古玉文化中的关键性问题．认为丝绸之路的前身应为玉石之路；把中国巫术看作蒙昧中的智慧；提出宗周不是丰镐，而是周原，成周不是洛邑，而是丰镐；等等，此类观点发千古之覆，见前人所未见，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他还曾深入陕北偏僻山村作实地考察，写成《白家甲的家族公社》一文，为古代的井田制找到了一块活化石，使许多相关的争论涣然冰释。每探索一个问题，他总是用竭泽而渔的办法。广泛搜罗材料，再调动历史学、训诂学、考古学、民族学等方面的知识和手段进行多角度论证，因此，所写出的文章让人读后能够获得左右逢源之乐。臧兄的成绩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对于我来说，正是一种莫大的激励和鞭策。

不无遗憾的是，臧兄还有很多好的见解并未发表出来。以《戈辰随笔》所记为例，某些议论恐怕要比已经公开的文字更加精彩。比如，臧兄指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占有不一定能决定人与人的关系与产品的分配”，相反，“人与人的关系是决定性的因素，它倒可以决定生产资料的占有和产品分配的性质”，“所以，整个阶级社会实质性的进步，只在于劳动者人身身份地位的上升：由完全无人身身份，到依附半依附，再到成为自由人。”用这样的眼光进行审视，臧兄就认为：“十九世纪中期以前”，我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是一种依附关系”，“血缘纽带”、“鬼神观念”、“层层的多等级的阶梯”使“每个人都依附于他人，全国人民依附于皇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自由的”。基于此，臧兄把眼下企业经营者同工人之间的合同关系看作新因素，认为它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并将对社会进步“起主导作用”，坚决不同意将其视为“资本主义复辟”。以我浅见，臧兄的见解不仅符合恩格斯关于古代东方“与其说是群众被剥夺了土地，不如说他们人身被占有”的论述，也符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的社会应该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推断，更符合以自由为人的基本权利的现代民主理念。我不能不由衷赞叹，臧兄所秉持的是一种非常进步的历史观。用这种观点从事研究，才能避免概念化、公式化和一般化，才能参透中国历史的真谛，预见前进的方向，给人民带来有益的启迪。

既然“劳动者人身身份地位的上升”才是社会进步的标尺，臧兄便指望在工业和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使“涌向城镇”的“大批劳动者”摆脱一切依附，成为“单独的个人”，以“自己所具备的知识和技能”为最基本的“生存手段”，使“拉关系变得令人憎恶和遭到鄙弃”。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用自由、平等、博爱取代家长式专制，才能建立起民主政治体制，才能有健全的法制，真正实现全面以法治国。同时，臧兄又以历史学家的清醒告诉世人：“中国历朝历代的革命建立的都是专制政权”，因为需要“防止别人东施效颦革自己的命”，所以“胜利之后的政权”只会“越来越专制”。借鉴这一根本性的经验，臧兄明确表示：“中国需要的不是革命，而是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并公开声称：“我赞成教育救国论。”其本意无非是想通过持续不断的启蒙来提高国民素质，以保证国家避免动乱，走上平稳发展的道路。如此温良的态度在坚持批判“告别革命”的人看来，也许已经犯忌了。不过，我们倒想对专业打手们提出质问：当今之世，假如不告别革命，革命的对象该是谁呢？

臧兄热切期盼青年学生努力学习，积累知识，提高技能，时刻准备着，去迎接那“不是靠权、不是靠钱、不是靠关系”，而是凭卓越的见解和处理问题的本领就可以“在社会上生存的新时代”。臧兄深知，新时代的灵魂是创新，所以便主张在大学里要强调陈寅恪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课堂上可以讨论“遇到的任何问题”。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使学校成为“出有创造力的人才的地方”。很显然，臧兄是要通过教育，先培育出一代创新型的年轻人，然后逐步建立创新型社会，由此入手，来提升国家的“软实力”。我既欣赏臧兄忧国忧民的古道热肠，也对臧兄的教育理念深表认同。因为既没有伟大的爱、也没有深沉的恨、缺乏创造精神和身上所拥有的热情少得可怜，正是当今学子的病源所在。同时，“真理是伟大的，如果听其自然，它终将占上风”，真理还“是错误的有力反对者，对斗争无所畏惧”，“如果允许人们自由地驳斥错误，错误也就没有什么危险。”所以，现代社会早已形成共识：允许思想和言论自由，提倡不同观点之间的自由辩论，才是民族走向强大的法宝。

一边在说臧兄，一边反思自己，其实我也很矛盾。在美国住了一年多，吃不惯西餐，听不惯摇滚乐，仍然靠读汉籍文献、看中央电视台充实生活，一在北京首都机场落地，便有归家之感。但同时我又不能不对对方健全的法制、平稳的物价和人民的文明友善深表钦佩。在美期间，结识了一些有长期居留权的华人，他们一边尽情享受优美的环境和现代化生活，一边操着后现代主义的腔调，挑剔地批评现代化的弊端，更对唐诗、宋词、京剧、昆曲和中国功夫留恋不置。他们和我一样，未能融入美国社会，他们想家了，他们由故园之思诱发的爱国主义尤为强烈，同时，他们也确实希望有一个强盛的母国作为后盾。但要真的请他回国服务，便马上就退缩了。孰重孰轻，在哪里发展更有利，他们心里有杆秤，掂得很清楚。他们也许并未明确意识到，自己滞留西方的深层原因仍是祖国落后，没有全面实现现代化。他们对于现代文明的渴求远不及国内普通民众，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已经都具备了。亲历之后，深感对自己的文化观也必须重新来一番清理，我现在的大致看法是：中华文化的优秀因子早已渗入每个人的血液，根是断不了的，无须乎杞人忧天，而发“其亡”之叹；在此前提下，应如庞朴等教授所云，把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分开，前者是具体的，如中国文学、史学、哲学及琴棋书画等，这些不仅都要学习和保存，甚至是衡量一个人品位和素养的标准，后者则指由农业社会、宗法制度中凝练出来的道统，就是以三纲为中心的政治文化，其性质即上文已提到的专制主义与臣民主义，不仅与现代化沾不上边，而且是思想进步、社会发展的阻碍，应该批判和抛弃；东西方文化要走向互渗、嫁接和融合固然不错，但正确的态度和方法似应是“各美其美，关人之美，关美与共，世界大同”，不能把本位问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因为“中国本位”与“中体”、“中国文化传统”的界线容易混淆，弄不好就又回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况且，如果每个民族都坚持以其固有文化为本位，不仅融合难于实现，恐怕还真会引起文化冲突呢！

臧兄在《戈辰随笔》中表示：“我活得并不轻松，但在心理上没有压力；我不在乎外界的毁誉，更不汲汲于名利富贵。有时候很痛苦，但不懂得什么叫闷闷不乐；有时候很劳累，但做过的事绝不后悔。我明白我的未来不多了，因此更乐于向过去延长我的生命。”细细品味，臧兄事实上已进入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臧兄的生活是充实的，甚至比我过得更幸福。看到全国各地那么多学生把他当作亲人，我简直有些忌妒；看到经他整理的典籍得以流布，他自己也已由求知解惑、经世致用进入到了文化传承阶段，完成了读史三层次的顺利升华，也令我羡慕不已。我虽愚钝，但追随臧兄的脚步绝不停息。当然，免不了还会有些讨论和交流，因为“在一切事情上”，我们“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我相信，臧兄和我一样，都渴望着理性之花到处盛开。

2015年5月24日

又逢深秋，梧桐叶落满地，银杏一片金黄。

承臧老师信任，将其二十多年来的散文允我编辑整理。经过一年半的整理编辑与等待，《戈辰随笔》总算要付梓印刷了。此刻，我不由回忆起与臧老师的文缘和书缘。

2003年，我到陕师大文学院读研究生。宿舍里住了四人，两个历史文化学院的，一个学先秦、一个攻隋唐。在每日的闲聊和探讨中，我对中国古代史有了浓厚的兴趣，常常跟着舍友去历史文化学院蹭文字学、文献学等课。臧老师的《诗书易导读》课，只有四个学生，在教学十楼历史文化学院的文物陈列室上（他是陈列室负责人）。听说上课时，他经常会问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下课后倒可以带走水果和零食（那是别的学生送他的）。臧老师名气很大，“老顽童”臧爷爷的趣事在学生中广为流传。我一边羡慕舍友，一边仰慕这样一位治学严谨却有趣好玩的老师。而那时我底气不足、过于腼腆，终是没有勇气去蹭课，结识传说中的“臧爷爷”。

缘分还是来了。第二年秋末的一个午后，我与舍友在积学堂旁的白蜡道上行走，迎面走来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头，舍友大喊一声：臧老师！我定睛详端，却欲言又止。倒是臧老师询问我的姓名，并默念了几次。之后，舍友上课归来的战利品中，也许就有我的一份，或者是个桔子，或者是个点心。后来，在校园中经过五六次的相遇与辨认，臧老师终于完整地记住了我的名字。

舍友在读研的三年里，讲得最多的老师就是臧老师，他的学识和趣事已经让他成为我们心中最接地气的教授，对他的崇拜和喜爱已然超出了我们对大学教授所有的预期。

2006年，我留在校报做编辑。当年10月，我在副刊中看到了臧老师的散文《赵吉惠的魅力》，深深地被打动。当时的副刊编辑感慨道：臧老师的散文是耐人品读的好文章。深厚的文字功底、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与社会担当透过他的文章，散发出一股难以抗拒的魅力。我发现，他的散文与学术研究同样精彩。我迫不及待地成了臧老师在西岳论坛上的专栏——《戈辰随笔》的忠实粉丝，一边欣赏他的文章，一边默默地看他在那里与学生商榷探讨，激扬文字，碰撞思想。有几次，我们没有约稿，也没来得及与他联系。就将他的作品在校报刊出了。斯维至先生《史学文集》出版时，他写下了《我与斯先生》，讲述与斯先生的师生情谊以及一场长达十五年的误会，在校报刊出后，这段故事在师生中广为人知，令读者唏嘘不已。新校区对面存在了千百年的茅坡村即将消失之际，他写下了《茅坡村之祭》，校报转载后，激起了众多师生对“毛坡国际”的共同怀念。去年，校报编辑部为庆祝70周年校庆，出版了散文集《师大故事》，在收入的120余篇文章中，臧老师有两篇入选。他的文章的确是经得住时间经得住阅读的。  去年三月，我很意外地收到了臧老师请我帮他整理编辑散文集的短信。他说，最近身体欠佳，想到请我帮他“收摊”，做他的散文集《戈辰随笔》的主编（同时也请了他的学生庞慧帮他整理论文集）。我诚惶诚恐：以我的浅薄怎能编好如此厚重之书？臧老师再三鼓励，给了我这个连蹭课勇气都没有的学生以信心。我用一颗热忱的心和八年的工作经验承担起了此项工作。

我进度很慢，其实缘于一个私心。臧老师文章质量很好，文字校勘方面并不费时，只是我每在西岳论坛下载一篇文章，必前前后后反复阅读几次。他的文章既传统又现代，语言朴实，内在又波澜万丈，耐得住咀嚼。《不妨坐一次慢车》、《不妨受一点委屈》、《小议下跪》、《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字里行间流露着哲理和智慧，充满着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若是只当作美文来欣赏，就可惜了；对年轻人来讲，阅读这样的作品未尝不是一次精神的洗礼。

经过三个月的整理编辑，《戈辰随笔》雏形初现，作品主要来源于“西岳论坛”《戈辰随笔》，另外，还选录了臧老师在《中学历史报》、《中学历史教学参考》发表的一些文章。在编辑过程中，臧老师让我尝试为随笔拟名分卷，我深知这是臧老师又一次抬举我，却无力胜任。最终还是臧老师引经据典，解读《周颂·振鹭》，将《戈辰随笔》分为鹭于集、无斁集、夙夜集和迟到的祭奠四辑，初拟书名为“西雏集”，后因他在商务出版的论文集更适合此名，遂沿用西岳论坛的“戈辰随笔”。

因着编辑整理《戈辰随笔》，我成了臧老师教授工作室的常客。商议文章和出书事宜，臧老师总是尽量简短。剩余的时间便是他单独为我授课，对我这样的优待，羡煞我那身处异地的舍友了。

臧老师从法国意大利旅行归来，我成为他的新作《巴黎一罗马游记》的第一个读者，他用近百张照片为我讲述欧洲的历史、艺术和文学，一堂“美的历程”让我明白我梦想的自由是审美的自由。生活工作一地鸡毛的时候，我也去他那里诉苦，他几句点拨，我豁然开朗。很多时候，他会给我讲一些鲜为人知的掌故和趣事，让我眼界大开，在讶异和笑声中思考，感悟人生。

每次去见臧老师，他必提醒我趁年轻要勤奋，多写文章多做积累，甚至替我想将来出版散文集时可用的书名，而我总找着各种藉口为自己的懒散开脱。现在想来愧怍不已。几十个春夏秋冬，臧老师从不让一日轻废。在教书育人撰写著述之余，把休息的时间都“浪费”在了美丽的文字上。反复阅读校勘臧老师28万字的心血之作，我莫名地感动，突然地醒悟，实知不敢再懈怠，因为我的人生也希望用文字来做注脚。

《戈辰随笔》不久就要与读者见面了，作为此书的编辑，我的使命也快要完成了。然而，人生之行悠远，编辑之路漫长。终点永远是新的起点，不再拖延、不再偷懒、不负臧老师的叮嘱与提醒，从现在开始，以《戈辰随笔》为圭臬，在编辑和写作这条路上奋力前行。

走笔至此，天空飘起雨雪。圭峰山云雾缭绕，终南山隐约难辨。但愿，明年会是一个丰年吧。

2015年1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