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中国语言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翻译家、散文家。精通12国语言。1956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与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

郁龙余、朱璇编写的《季羡林评传(精)》是第一本全面、系统、深入研究和评论季羡林的人生和学术的专著，再现季羡林近百年的坎坷人生与心路历程。

当代中国的首席印度学家、彻悟真谛的佛学家、名副其实的比较文学大家……郁龙余、朱璇编写的《季羡林评传(精)》是第一本全面、系统、深入研究和评论季羡林的人生和学术的专著，再现季羡林近百年的坎坷人生与心路历程。

绪论

从大学问家到大思想家

一、一位博大精深的大学问家

二、一位引领潮流的大思想家

第一章 当代中国的首席印度学家

一、正面研究印度主流文学

二、全力建设印度学研究队伍

第二章 彻悟真谛的佛学家

一、享誉中外的佛教语言学家

二、佛学研究史上的伟大里程碑

三、现代佛教事业的重要推动者

第三章 开宗立派的东方学家

一、中国东方学的奠基人

二、学术格局和学术气象

三、治学之道与学术品格

第四章 不可或缺的翻译家

一、翻译作品的数量与品相

二、出自翻译实践的季氏译论

三、对翻译工作的组织与支持

第五章 名副其实的比较文学大家

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掌舵人

二、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成就

三、季羡林比较文学论纲

第六章 独树一帜的学者散文家

一、季羡林散文的创作历程

二、季羡林散文资源优势分析

三、季羡林散文审美赏析

四、季羡林散文创作守则

五、名家眼中的季羡林散文

第七章 文化交流的伟大重镇

一、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实践

二、文化交流研究学术成果丰硕

第八章 胸怀世界的敦煌吐鲁番学家

一、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主要成果

二、大力培育敦煌吐鲁番学人才

三、筹建经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

第九章 笃信马克思主义的大学问家

一、早年受到“左联作家”的深刻影响

二、在翻译中了解相信马克思主义

三、在学术研究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

四、正确处理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第十章 季羡林的情感世界

一、季羡林的爱情全景图

二、 “和谐人瑞”的情感进程

附编： 我为何要写《季羡林评传》

附录： 季羡林学术年谱简编

后记

(二)升宗立派的东方学家

季羡林是中国首席印度学家、彻悟佛法真谛的佛学家，同时也是我国东方学的奠基人。他担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三十载，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肩负的责任。王邦维说： “先生任北京大学东方学系系主任前后逾三十年。始则筹划专业设置，继则倡导学术研究，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著作等身，中国东方学研究开创至今，有今日之规模与水平，先生厥功甚伟，贡献至大。”。

季羡林的东方文化观是建立在全面的世界文化定位的基础之上的。他将世界文化划分为四个体系： “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欧美的文化体系。再扩而大之，全人类文化又可以分为两大文化体系：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对于四大文化体系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东西方两大文化的关系，季羡林有着一系列深刻而辩证的阐述。在这众多的阐述中，我们应该重视他于1998年6月手书的横幅《北京寄语》：

不倭曾再三论证，二十一世纪将为东方文化重现辉煌之世纪。西方科技文明为全人类创造巨大福利，此为吾人所必不能忘者。但其产生之弊端已开始危及人类生存前途。吾辈对其优秀传统必继承而发扬之；对其弊端必坚决纠正之。此乃人类生存前途使然，不得不尔也。

《李羡林全集》第13巷彩插)

季羡林除了自己为东方学奋斗之外，还花费大量精力培养人才队伍。中国东方学研究有两支队伍，他在为陶德臻等主编的《东方文学名著鉴赏大辞典》所作序中说： “一个‘阵营’是以综合大学外语系科和外国语学院的教师为主；一个‘阵营’是以师范大学或师范学院教外国文学的中文系的教师为主。前者通外国语言，但文艺理论水平一般较差；后者许多人不懂外国语言(如教东方文学的大都不懂除日语外的有关国家语言)，但文艺理论水平较高，汉语水平也较高。两个‘阵营’的优缺点，正好能互相补充。虽然是两个‘阵营’，但决无互相轻视之意，而是互相尊重，切磋琢磨。……我在上面提到我们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我个人认为，这成就来自两大‘阵营’共同的努力，不能有别的解释。”。除了客观分析中国东方学学术队伍的现状，也是为分类指导、帮助后学做好思想准备。不管对第一支队伍也好，对第二支队伍也好，有没有这种认识和思想准备，效果是很不一样的。可以说，中国东方学队伍是极为团结的，这种团结极大地增强了研究攻关的能力。对两支队伍的态度，季羡林总体上都是爱护的，但在具体做法上有所不同。对外国语院系的老师，主要表现为压担子和严格要求；对中文系从事东方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主要表现为鼓励和引导。同时勉励两支队伍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季羡林是一位不可或缺的重要翻译家。季羡林的翻译，具有以下四个特征。P8-9

《季羡林评传》及其写作过程，充满着故事。评传中的故事来自传主季羡林先生漫长而传奇的一生，在此毋庸赘述。写作中的故事，略述几则，因为这有利于读者对本书的了解。

我有写《季羡林评传》之心，始于2D01年为乐黛云老师编的《季羡林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撰写《季羡林与印度文学》一文。当时，颇有气壮山河的气概。2007年夏，在向季先生汇报时，说要写一部80万字的季羡林评传，他老人家呵呵示可。我就一直忙着做思想和资料的准备工作。

真正动笔写《季羡林评传》是从2013年开始的。当时，《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印度卷》和《新中国外国文学60年》印度卷已经结稿，写《评传》的材料也已准备齐全。写到一半，朱璇从北大博士毕业，我就邀她一起写作。分工是这样的：我写初稿，朱璇帮助修改、校订，有不清楚的地方，一起商议，最终由我定稿。从口气和视角上，好像是我一人所写，其实是两人合著。在我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发现这是一个事半功倍的好经验。获得教育部优秀成果二等奖的《梵典与华章》和获得广东省优秀成果二等奖的《中国印度诗学比较》的写作，走的就是这条路子。我和朱璇合著的《(摩奴法论)与印度社会》一书，走的也是这条路子。一在合著过程中，朱璇博士充分显示了她的卓越才华。正是这份才华，让我不由自主地邀她合著。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理由，我相信《季羡林评传》是需要不断修改和再版的，有了朱璇的参加，以后修改、再版的任务就不用我担心了。

从动心到动笔，准备了十多年，但动笔到出书才两三年，出现了加速度。这是因为出现了加速器——祝丽责编。她用十年时间，编辑出版了十七卷本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成了当代中国学术出版史上的一盏明灯。我和刘朝华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印度卷》刚完稿，她就邀我参加编辑40卷的《季羡林作品全集》。高情难却，我答应了。当她得知《季羡林评传》即将结稿，就诚恳希望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理由是充分的，《季羡林作品全集》和《季羡林评传》由同一家机构出版，相得益彰，合情合理。尽管好几家出版社都想出《季羡林评传》，但是我坚决地答应了她的要求。2015年7月，祝丽来信说：2016#-1月印度新德里举办世界书展，中国是主宾国，她希望《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印度卷》和《季羡林评传》在今年之内出版，明年到印度参展，并与印度著名出版社签约出版英文版。这样，我们的校对、定稿工作不得不提速起来。

朱璇将《季羡林评传》的三校稿打印成四本，我就一本一本依次校阅统稿。国庆长假，可按计划完成第四本的校阅统稿任务。天有不测风云。10月4日，台风彩虹来袭，广州、佛山出现罕见的龙卷风，深圳也是雨急风狂。这天夜里，我因找寻荀子“圣可积而致，途之人可以为禹”的准确表述与出处，正在翻阅《诸子文粹》一书。到凌晨两点半，我见妻子的床头灯亮着，一看发现她倒在洗手间门口，伸手要我拉她起来。原来，她旧病复发，人已半瘫。我立即陷入天旋地转之中。镇静之后，把她送进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我必须倾心陪护，时刻不离。在昆明召开的中国南亚学会年会和在杭州召开的中国印度文学研究分会年会，虽然早已写好论文，也只得写信告假。感谢医学进步，吾妻坚强，十五天后她病情逐渐稳定好转。我就在妻子的病床边，将《季羡林评传》最后的校对、统稿工作做完。其间，朱璇、黄蓉、蒋慧琳、杨晓霞、蔡枫等诸位老师及其家人，以及许多领导、友人对我帮助、关怀备至。在此书校毕付印之时，妻子亦已痊愈。在此，向他们一并致谢。

几年来，此书的录入、打印全部由任瑜老师完成，我向她表示衷心感谢。附录《季羡林学术年谱简编》由蒋慧琳编写。著名书法家黄子良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特此鸣谢。

郁龙余

二O一五年十一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