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所著的《中国近代史新编(精)/跟大师学国学》写于抗日战争危急关头的1938年，为对国家前途关心的民众和青年撰写。以史为鉴出发，由外交内政的关系入手，重要论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为抵御外敌入侵而改革内政的各种方案，表现了寻求救亡之道的使命感。

蒋廷黻所著的《中国近代史新编(精)/跟大师学国学》分为两部分，一是作者所著名作《中国近代史》以中国的近代化为线索，认为“中国人能否近代化将关系国家兴亡”，论述自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夕的中国历史。主要阐述了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人所做的自强努力及其失败的原因，进而提出“近代化国防不但需要近代的交通、教育、经济，并又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二是“中国与近代世界”辑录蒋廷黻相关近代史研究的重要文章，反映他对中国近代化问题的思考路径与后期对抗战问题的个人见解，有助于理解他的《中国近代史》。

中国近代史

总论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一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二 英国人做鸦片买卖

 三 东西对打

 四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五 不平等条约开始

 六 剿夷派又抬头

 七 剿夷派崩溃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

 一 旧社会走循环套

 二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三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四 洪秀全失败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

 一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二 步步向前进

 三 前进遇着阻碍

 四 士大夫轻举妄动

 五 中日初次决战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

 一 李鸿章引狼入室

 二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三 顽固势力总动员

 四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五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六 军阀割据十五年

 七 贯彻总理的遗教

中国与近代世界

第一篇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

 一 中西方关系发生变化

 二 欧洲人的蚕食

 三 葡萄牙设法通商

 四 国外殖民势力更替

 五 康熙帝的外交

 六 外交策略不进反退

 七 马戛尔尼来华

 八 英国输入鸦片

 九 鸦片战争前后

 十 “抚夷”的难题

 十一 “剿夷”外交的代价

 十二 俄罗斯侵吞国土

 十三 自强运动的兴起与失败

 十四 尾言

第二篇 琦善与鸦片战争

 一 引言

 二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

 三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外交关系

第三篇 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

 小引

 一、俄国的远东发展

 二、中俄初次在东北的冲突

 三、尼布楚交涉

 四、东北一百五十年的安宁

 五、俄国假道出师与胁诱割地

 六、俄国友谊之代价

第四篇 南京的机会与日本的“和平”

 一 小序

 二 “九一八”的责任问题

 三 国联调查团所指的路

 四 南京的机会

 五 热河失守以后

 六 长期抵抗中如何运用国联及国际

 七 这一次的华府会议

 八 我们目前对于中央最要的希望

 九 “九一八”——两年以后

 十 国际现势的分析

 十一 论“日本和平”

 十二 经过“满洲国”

 十三 民族复兴的一个条件

 十四 中国近代化的问题

还有一个缘故，那就是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国来，我们总把他们当作琉球人、高丽人看待。他们不来，我们不勉强他们。他们如来，必尊中国为上国并以藩属自居。这个体统问题、仪式问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天朝”是绝不肯通融的。中国那时不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并且外夷岂不是蛮貊之邦，不知礼义廉耻，与他们往来有什么好处呢?他们贪利而来，天朝施恩给他们，许他们做买卖，借以羁縻与抚绥而已。假若他们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时中国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与抚夷”。政治家分派别，不过是因为有些主张剿，有些主张抚。

那时的通商制度也特别，西洋的商人都限于广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西洋人曾到过漳州、泉州、福州、厦门、宁波、定海各处。后来一则因为事实的不方便，二则因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了所谓一口通商制度。在广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两季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与外国人做买卖的。十三行的行总是十三行的领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员。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总传给外商，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由行总转递。外商到广州照法令不能坐轿，事实上官吏很通融。他们在十三行住的时候，照法令不能随便出游，逢八(也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领导到河南的“花地”去游一次。他们不能带军器进广州。“夷妇”也不许进去，以防“盘踞之渐”。顶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第一个耶稣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而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那时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则原来很轻，平均不过百分之四，清政府并不看重那笔海关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的百分之二十。中国法令规定税则应该公开，事实上，官吏绝守秘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纳税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烦。

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与外国人的民刑案件，中国官吏不愿过问，那就是说，自动地放弃境内的法权。譬如乾隆十九年(1755)，一个法国人在广州杀了一个英国人，广州的府县最初劝他们自己调解，后因英国坚决要求，官厅始理问。中国人与外国人的民事案件总是由双方设法和解，因为双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国人杀了外国人，官厅绝不偏袒，总是杀人者抵死，所以外国人很满意。只有外国人杀中国人的案子麻烦，中国人要求外人交凶抵死，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后则拒绝交凶，拒绝接受中国官厅的审理，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刑罚太重，审判手续太不高明。

外国人最初对于我们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然而觉得既是中国的定章，只好容忍。到了十八世纪末年(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外国人的态度就慢慢地变了。这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大部分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手里。在广州的外国人之中，英国已占领了领袖地位。英国此时的工业革命已经起始，昔日的手工业都慢慢地变为机械制造。海外市场在英国的国计民生上一天比一天紧要，而中国对通商的限制，英国认为最不利于英国的商业发展。同时英国在印度已战胜了法国，印度半岛全入了英国的掌握。以后再往亚东发展也就更容易了，因为有了印度作为发展的根据地。

当时欧洲人把乾隆皇帝作为一个模范的开明君主看。英国人以为在华通商所遇着的困难都是广州地方官吏做出来的。倘若有法能使乾隆知道，他必愿意改革。一七九一年(乾隆五十六年)正是乾隆帝满八十岁的那年，如果英国趁机派使来贺寿，那就能得到一个交涉和促进中、英友谊的机会。广州官吏知道乾隆的虚荣心，竭力怂恿英国派使祝寿。于是英国乃派马戛尔尼(Lord Macanney)为全权特使于一七九二年来华。

P10-P12

蒋廷黻(1895—1965)，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湖南邵阳(今邵东)人。1923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南开大学第一任历史系主任，与梁启超成为南开大学史学的奠基者。后又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自1935年怀着书生报国的心愿弃学从政，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台湾驻美“大使”兼“驻联合国代表”，被誉为国民党官员中“最知外交的人”。著有《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琦善与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蒋廷黻回忆录》等。

《中国近代史》写于1938年。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危急关头的年代，蒋廷黻应陈之迈邀请，为因战争流离失所而对知识渴求并对国家前途关心的民众和青年撰写。全书虽然才5万多字，但正如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沈渭滨所言：“篇幅虽小，学术含量却很高。全书从鸦片战争写到抗日战争前夕，近百年的史事写得深入浅出，好读耐看。内容上没有拘泥于事件过程和细节的铺陈；方法上从总体把握演变趋势，显示了作者沉潜思辨的写作风格。甫经出版即广为流传。”

蒋廷黻从以史为鉴出发，从外交内政的关系入手，在书中重点论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为抵御外敌入侵而改革内政的各种方案，表现了寻求救亡之道的使命感。全书共分四章，梳理了四种救国救民方案。第一章讲外患；第二章讲内忧。这是后面救国救民方案产生的背景，说明不学习西方，不进行变革，中国就没有前途了；第三章讲自强运动(即洋务运动)，这也是第一种方案；第四章讲了三种方案，即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如此谋篇布局，形成第一、二章为因，第三、四章为果的因果关系，显得叙事脉络清晰，因果关系明确，“以政治上的‘鉴戒’和道德观念上的‘垂训’，对治乱兴衰作出价值判断而为当世社会寻求历史借鉴”(沈渭滨语)，比较好读易懂，引人入胜，让人欲罢不能。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近代史》和蒋廷黻的史学思想，本书收录了四篇蒋廷黻在民国时期发表的文章，即“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琦善与鸦片战争”、“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南京的机会与日本的‘和平”’。

本书以1939年商务印书馆版为底本校订。在编辑过程中，本着尊重原著，保持作品原貌的原则，仅纠正明显讹误，未对民国时期文字语法做任何改动。原书中的观点、提法，一仍照旧，以让读者了解民国时期的历史学家观点和认识研究历史及时局的水平。诚如著名史学家陈旭麓先生在为岳麓书社版所写的“重印前言”中所说：重印的宗旨在于“存文存史”，“存其文而原其人，不以其人的政治立场而抹杀其学术的成就，也不因今天的需要而去涂改前人的文字”。个别地方参考了岳麓书社版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版，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