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子华的《滇南散记》,既有左翼文学的深深印记,也有一定的异质因素。作品对生态、家园、命运等人类终极问题,在深深的困惑中进行了探索,这也是其超越主流叙事话语的独特贡献。这些都是旧时代的故事。黑暗、暴政下，是人民不幸的日子。黑暗中爆发的火花最亮，灾难中的人民，心灵显得更美。

《滇南散记》是马子华先生写于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是以真人真事写的散文，时间是在抗战结束前一年的冬天，作者在云南跋涉了八个月，体尝到云南狄草蛮花的风土和血腥的味道，反映的是在“蛮烟瘴雨”之区挣扎着生活的边民。

书前

初版自序

厂哥

西瓜皮

路神的巨足

三道红

委员!委员!

芜城赋

糯扎渡口

花酒

新营盘

葫芦笙舞

黄昏

一朵罂粟花

医生和他的药包

里目

岩帅

岩帅王子

剽牛

血手

鬻歌者

葫芦王地的火焰

校订重印后记

鸡唱三遍以后，我们在严霜浓寒之下离开了小哨。在那山顶的茅店前面，伫立着马蹄往四山眺瞩，你将看见一片白茫茫的岚雾平铺在山谷中间，它波动，它诡变，就好像是一派大河的洪涛流过这山岭间般的。太阳的红光刚刚射放出来的时候，那岚雾的波涛里闪出强烈刺目的反光。多么灿烂，多么壮观啊!

从小哨起程以后，霜雾渐渐消解了。我们一直走下山坡的小径，经过一带山谷以后到了三家，距离元江城只是四个钟头的旅程。

当我们看见一带河边的城郭和栉比的屋舍时，舆马便要走下一个有八十度倾斜的陡坡，那儿有一片茂密的丛林，千年的藤葛纠缠在老树的腰间，奇异的鸟影飞跃在树梢和岩际。

天气到下午，会使一般旅客们感到炎热，有如初夏，我们都会感到这茂林深处的幽凉，对于胸腋，简直是一种善意的亲吻。当我们瞧见一派清泉流泻过败叶树根之间的时候，一个四川的舆伕喘息地说：

“我们喝口水，在这点歇歇脚吧!”

是的，元江城我们是已经看得见，它已经在指颐间了。太阳还没沉西，就在这里耽搁些时，也不致误了落店的时间。

我说：“好的，休息一会儿也行。”

舆伕、马锅头、护送兵，大家都忙着去山溪边抢着喝水。然后，揩拭那额上的汗，解开胸前的纽扣纳凉，有的坐在树脚根抽叶子烟，微微地闭上他们的眼帘。

“就好像夏天了!”我说。

坐在我附近的一个赶马人，高瘦的身材，大家都喊他苏三哥的说：“元江的天气向来是闷热的，这时还不到那种节令!”他抬起手里的一根鞭子指着说：“你去看看吧，那边还有一座西瓜坟呢?”

“什么西瓜坟?”

“就因为元江天气热，又有那么大一个坡，所以本地的人传说着一桩西瓜坟的故事。”

我随着苏三哥在丛林蔓草之间，找到了一个好像坟冢的土堆，他笑着说：

“就是它，这土馒头里，包着一个没有心肝的人!”

“你讲讲看吧，苏三。”我们重新坐在大榕树下面，招呼苏三哥坐在我的身边，要他讲这个故事。

风声，夕阳时鸦鸟的飞鸣声，泉水的潺流声，交织在这百年以前的故事里。

也许是百年以前吧，这还是一条草莽未开的道路，竟有若干的行商们把这路走开了。他们运用点小小的资本以有易无，在县城与县城、乡村与乡村之间，追逐着什一之利，一副担子或是一个背篓里，装满了货物食具便走了。从临屏一带走到思普沿边，那真是极尽了“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的辛苦。

他们虽则是“将本求利”，但却像犹太人一般的吝啬。也常常用一类低劣的货色，在漂亮和夸张的托词之下，诓骗了那些愚昧的边民的银币。他们把那么叮叮当当响得动听的银币弄到手时，自己再不挑担儿，再不背篮筐了，他们用最低的价钱雇用如像牛马般的苦力替他担荷，加给他们超过一个人力所能担负的更重的货物。

若干年以后，这些行商们把从边民那里诓哄来的。从苦力汗水里浸透了来的那些银币带回了家．。起盖大白瓦房，买百十亩田地，拥娇妻美妾，悠然地度过如花似锦的岁月。酒余茶后，述说他上西头创业的往事。

故事便是发生于这些行商中间的一员。

一个商人从夷方地出来了，他自己骑着一匹高大的骡子，在他后面跟随一个苦力，背着近百斤的货物，弓着腰一步步地在旅途间跋涉着，他还应该用尽平生的力量设法追上他主人骑的骡子。

商人骑在骡子上，抽一袋烟，悠闲地欣赏旅途的山川形胜，尖得好像“老鼠的小鼻子”，锐利得像“狐狸的眼睛”，在一顶细草编成的宽边帽子下边左顾右盼。

P7-9

若果不凭借和利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是不可能到达那所谓“夷方地”的，设或以普通情况贸然前往，不惟食住行均成问题，而且生命的安全都难求保证。再则，有些实际的现象就没有可能呈露在你的面前，它将永远成为一个“谜”的。

实际它不是“香格里拉”却是“冒险家的乐园”。

时间是在抗战结束前一年的冬天，整整以八个月的跋涉来体尝到那种狄草蛮花的风土和血腥的味道。就中，并不是蕴含着什么“趣味”，而却是陈列着若干的问题，解答这些问题，要联系着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来看方才正确，但我却不是适合做这样工作的人。

我愿意表现，而且想形象地表现出来，因为理论化的报道有很多地方不惟不方便，抑且不敢尝试，我缺少这方面的修养。

但这些篇什并不是虚构的小说，因为它几乎是我耳闻目睹的事实。

当这些东西逐渐的写出以后，在昆明的日报上曾经发表过一小部分，很多人为了“趣味”曾经奖饰过它，但我却为了写作的目的暗地叫屈。现在承新云南丛书社的征询，接受了发行单行本的意见。

当这本册子出世时，我还在怀念着那些在“蛮烟瘴雨”之区挣扎着生活着的边民，他们在没有得到“人”助之前，还在要求着神助啊!

著者

一九四六年夏于昆明

《滇南散记》从解放前一九四六年初版，到解放后一九八三年重排重印，中间整整相隔三十七年之久，这次校订重印，一晃又是一十八年，前前后后，已半个多世纪。这事，已似三迤老人弹拨月琴上的古歌，校订重印，毕竟又是旧曲新唱。

今日，所以还要校订重印，说千说万，还是作品至今仍有它的生命力，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还有它的生存空间，比之如今有些轰动一时，同时速朽的印刷品，有它自身独具的、不是靠人为的庸俗“炒”作出来的价值。

若说此书留下给我深刻印象，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么，三十多年后新版新印，则是另一个故事了。

应该说，它的新版新印，是当时谓之“突破思想禁区”的一个果实。

所以把它列在当时还不宜出版之“禁区”，无非出于对作品和作者的诸多议论，乃至苛求。

历史惟物主义，虽然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思想建设的理论基础之一，可是，应该以它来解决问题时，往往却忘了它是可以、应该拿起来的锐利武器，而处于束手无策的愁忧，乃至无聊的争议之中。过去的人，过去的作品，若不受它历史的局限，那么，后来我们赞颂一个埋葬了旧社会的革命也必然是多余的。恰恰相反，正是前者的历史局限，有时还不仅是局限，而是统治的腐朽，乃至反动，反证了后来的革命之必然、之正义，以不可抗拒之伟烈所滚动的历史巨轮，碾碎了长夜的黑暗而才日出东方，芒镖四射。

后人读到这段历史时，《滇南散记》这一类的书，不论它本身还有何种不足，存在何种局限，它形象地帮助我们加深认识这一历史过程的，哪怕是很小的一个局部、一个片段，都绝对是有益无害的。为此，一有机会，我总想促成这些书的再版。

其中，自然有份与这些作品的书缘。

讲到这一书缘，话就长了。虽说自己读的理论不能说有多深，又确实是受那理论的影响而有一份“固执”自己的勇气。所以用“固执”二字，是包括一些好心人，总为我的这“固执”“不识时务”“转不过弯来”而总吃眼前亏所为我摇头的苦叹。当时，我当然不可能知道自己是在未曾得到组织审批的情况下，以“右派”之名义送去劳改的。集中劳改的“政治犯”虽然允许读中外名著，但为自身的坎坷，为谨慎于眼前的现实，许多人还是愿意，也喜欢读马列的。此时此地，管理人员自身不一定有多少文化，懂什么理论，但在我们制度的大环境下，他们又确实是十分虔诚地尊崇马列，也相信我们这些“右派”读了它，会更好地“认罪”，服从管教的。这时，对于之前虽然没有写出过什么像样的东西，又写出来不少毛病，毫无理论基础，却为强调形象思维，几乎是拒绝理论的我，能从基础上对它有浅浅的接触，也是终身受益。然而，对我这一进“劳改”的门，就不承认自己是“右派”者，读多了他们高兴让我读的马列，却更坦荡无忌地“不认罪”了。这一尖锐的矛盾，是执法人员最头痛的事，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症结之所在，仍是一个直至今日还够深思的问题。可是，“不认罪”在当时现实中的直接对应，就是批斗、捆打、脚镣、手铐、关人牢中之牢的黑屋。“文革”中，“老右派”一般都被看作“死老虎”，本可逍遥。由于我“一贯不认罪”，人家反怕我“造反”“上访”，为了“保险”，又把我关了起来，也关出了我和这些书的不解之缘。

因为人满为患，我这条“死老虎”关进了一间临时的库房。里面堆放的，全是公安单位在此时“扫四旧”“除四害”抄来的大量旧书。里面既不可能有床，也没有平时为“人道”还铺有的铺草，是直接睡在只要直腰头就顶着房梁的书堆上。少年时读书虽然不求甚解，但在文艺方面，尤其是中外诗歌，是一见必读。可这书堆里的“四旧”，许多都是从未听说过的，有的只在《文学史》上见批判却未接触过的原著。真是可遇不可求，叫我大开眼界，大饱眼福。

一般情况，在牢中之牢，是度日如年，但有书相伴，又其乐无穷。这间住房改库房，库房改牢房之房，祭谷要找大胡子才灵，而我们这些当大兵的，由于供应不上，同样营养不够，当中又不乏北方大汉式的大块头大胡子，部落里人多心杂，听说鬼迷心窍地想打兵哥的坏主意，酋长勃然大怒，伸出两只握紧拳头在颤抖的手，虎啸狮吼般地叫着：

“什么?什么?我要拿掐紧我们的蟊贼祭谷!”

警言震天，真似闪电雷鸣，山摇地动!一想到此事，很自然想到抗战时田间的街头诗：

假如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

“看，这就是奴隶!”

然而，从酋长此言，犹见不愿做奴隶者取下要打他成奴隶者的首级，敲响木鼓要血祭……

时至今日，一切一切，历历在目，这四十八年间。无论见谁以此猎奇做卖点者，我就想，他一定是当年佧佤人所说的，是鬼所喜欢长络腮胡子的肥头大耳之首级，我并为它还安然地扛在他两肩之间而遗憾。

当然，马子华先生当年写到的佧佤人，并非为猎奇。他是设法将它“联系着整个中国的政治制度来看方能得到正确的解答”之“问题”在“陈列”的。虽然过去的东西不可能没有它的局限性，但在今日，比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人们对此也更理解，更宽容了。加以上面讲到的那些情况，恢复原貌也就不会遇到当年删除它时的问题了。但猎奇者于其间以此猎奇在读者之间所形成的误导，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已是不争的事实。趁此书修订重印之际，以一个不是以道听途说、胡想乱侃者的亲身体验在此对它写一则不短的新注，还不是多余的吧!

周良沛

2001年6月21日途经楚雄夜宿雄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