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军官挥起一面惊心骇目的太阳旗，五万士兵齐齐奋臂举枪，呼声动地，震起一大群饿鸦扑扑地飞上通红的天空。
南京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老百姓习惯称它为金陵女子大学。校园原为一个绿茵、月门、飞檐、荷花塘组成的静谧世界，此刻却成为两万余名惶惶妇女的避难所。
金女大校园有一幢红砖大楼，大楼底层有一小办公室。二十七岁的约翰·温思策正在里面匆匆忙忙地为难妇们安排床位。
这位褐发的美国教授原是中央大学一个研究团的领军人物。研究团的智囊任克文教授积劳成疾，已被护送出城。其余的研究团人员，除了约翰之外，亦已纷纷离开南京。
此时，约翰披着一件黑呢大衣，打一条蓝色领带，左臂上佩一块白布，上面印着一个红十字。他整齐的衣着与衣衫褴褛的难妇们成了对比。
难妇们穿着臃肿的、蓝黑的棉袍和棉裤，带着她们认为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旧衣、生米、咸菜、萝卜、火腿、雨伞。有人还倒提着咯咯叫的母鸡，散发出一股霉浊的臭味。每当远方的炮声穿透大楼的厚墙时，女人们便吓得龇牙咧嘴，把怀中的孩子紧了紧。
男人都被拦在校外，不准进门。一个淌着口水、十四五岁的大男孩，呀呀呀呀地叫着，紧紧地抓着一个女人的袖口不放。女人面临两个选择：抛弃儿子或甘冒被强奸的危险。女人流着泪不停地在泥地上磕头。明妮·魏特琳，金陵女大当时的负责人，决定借给这对母子一顶帐篷，让他们在刮着北风的荷花塘的岸上度过寒夜。
每逢有空，约翰必从书桌后面站起来，走到办公室门口去张望一下。他不放心陈梅，一个十八岁的邻居女孩。
一年来，约翰教陈梅英文，陈梅带约翰找古董，两人成为了朋友。
邻居们管陈梅叫黑毛。黑毛的爸爸开了一间小杂货店。这间铁皮小屋同时也是他们一家八口晚上睡觉的地方。
六个月前，一个炎热的下午，他们两人满头大汗地从蜂房也似的古董摊子中钻出来。约翰提议去买两杯酸梅汤。陈梅黑宝石似的眼睛亮了一亮，但她立刻摇头：“我没那么渴。你买一杯，分我一点就好了。”
约翰有时疑疑惑惑，陈梅有没有男朋友？他知道她很少和男孩说话。也许她的爸爸不准。
一场骤雨给了约翰初步的答案。一个早秋的下午，他和陈梅走在街上。忽然雨水如幕，淋了他们两人一头一身。陈梅挽起他的膀子就跑。这无心的动作对约翰不啻是一声轰雷。一个路人白了他们一眼。难怪！几天前他去店里找她，但觉眼前一亮，随之蓦然暗惊：何时开始，这女孩已出落得犹如一束沾满露珠的杏花，而他却浑然不觉？
看不到陈梅，约翰怏怏地踱回办公室。明妮正坐在一把藤椅上，侧着头听一个农妇讲话。
“我家住在常州城外，”那个黝黑脸上刻着深深皱纹的农妇说，“一天早上，闺女发高烧。我男人进城替她买药，在城门口被几个日本兵拦住。他挣手扎脚地被他们剥光衣服，缚在一辆军车后面。（P2-3）
美国传记文学作家张纯如唤起了西方读者对“南京人屠杀”这一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上的残酷事件的认知。如今，麻省理工学院著名物理学教授郑洪先生又用他的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学作品，向西方世界重现了侵华日军的残暴和中同人民善良、坚韧、不屈的高贵人格。
——张宪文
身为一名物理学家，我明白原子弹的杀伤力，也为死伤的日本平民悲悼。但历史不容以理念剪裁，我们有权对世界发声，把中国人过去身受的苦难说个清楚，提升世界对列强蹂躏中国的认知，唤醒装睡者的良知。
——郑洪
二〇一六年的春天，西方世界正从八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风暴中恢复元气。一条网上的新闻震惊了美国的古董界。
标题是“一件拍案惊奇的古董拍卖”。下面是该新闻的全文：
一只中国瓷器碟子，直径不到六英寸长，昨天在麻省一个小镇的拍卖行售出。
此碟为珐琅彩，精美绝伦，雍正年制。珍珠港事件前四年。为一位美国教授在南京购得。
两个星期前，该拍卖行在互联网上展示这只瓷碟的照片。估价五千美元至七千美元。
拍卖行很快就被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淹没。许多人到拍卖行现场参观实物，拍了照片。
当地一位收藏家在拍卖举行之前告诉记者，他打算入场竞标，准备了两万美元。
他连举牌的机会都没有。
开标是一千美金。随后，牌子在拍卖行的大厅里此起彼落，叫价很快就升到五万元。这时，在最前排的一个顾客忽然一下跳到十万元。大厅哗然，随即静默半晌。拍卖师以为竞价已停，正准备下槌，后排一个低沉的声音出价二十万！
许多在大厅按兵不动的人纷纷加入，也有许多人通过电话竞争。一个电话投标的人加到一百万美元。在场的竞标人一律噤声。叫到五百万美金，电话上竞争的人还剩下八个，叫到一千五百万元时剩下三人。拍卖师最后在两千两百万美元落槌，在场的人一齐鼓掌。加上佣金，总售价两千四百万关金！
拍卖行透露，瓷碟为一个中国顾客竞得。
几十年来，瓷碟的委托人一直把这件古物保存在她家地下室的玻璃柜里。现在她想搬入养老院，才把碟子送到拍卖行。
老太太对投标结果感到震惊。她的先父，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荣休教授，曾经指示她把出售所得捐作慈善事业。老太太成立了约翰·温思策基金会，帮助女孩子在中国上大学。
致敬中国读者
半年前，我写成一本英文小说，题为Nanjing Never Cries。最近我把它翻译成中文的《南京不哭》，完成了多年来的一个心愿。
我生于卢沟桥事变的两个月之前。二十岁赴美国，专攻理论物理。
多年前，我曾动念写一本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的小说。但在美国大学任教，“不发表，就灭亡”。研究工作与学术生命攸关，我不能分心。
这十年来，读小说的人愈来愈少。美国书商鉴于经济风险，不愿接受新人。有意从事文学创作的美国人都叫苦连天，一个中国人加入竞争几乎绝无成功的可能，大都只能自费出版，卖个百十本，然后就销声匿迹了。
我为何忽然动手写这本小说？
我的决心来自一九九五年四月十三日的下午。那天四点多钟，我的美国朋友哈维·格林斯潘和威廉姆·马尔克斯来到我的办公室，要我去参加一个正在进行的会议。
“那边的主讲人在扭曲历史！”两位教授都说。
我走到麻省理工的9—150室，看见大厅里坐满了人。台上四位主讲人，三位是美国人，一位是日本人。没有中国人，也没有东南亚人。
会议的主题是五十年前的广岛事件。
我听了一会，忍不住举起手站起来。我说：“我要请问四位主讲人：如果一群强盗闯进了你的家，强奸了你的妻子，杀了你的儿女，还要割断你的喉管。警察打进屋来制服了强盗，救了你的命。对你来说，这是一个警察暴力执法的故事吗？”
全厅沉静下来。一位主讲人回答了几句，然后台上又重新回到先前的话题：如果不是某事阴差阳错，投掷原子弹的罪恶就不会发生，等等，等等。完全忽略我的抗议。
会议结束后，我走出大厅，忽觉一只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转过头来，身后是几分钟前站在台上的那个日本人。他对我说：“先生，我不认识你，但你刚才说的话我字字同意。”他请我在一张大纸上签名，要求日本政府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罪行道歉。
其后我给《麻省理工技术评论》杂志写了一封信，声明广岛事件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恶果。几个月后，这封信被登出来，一些警句被删掉，只剩下短短半页。前述会议的一位主讲人，在同一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篇幅至少是我的十倍。
身为一名物理学家，我明白原子弹的杀伤力，也为死伤的日本平民悲悼。但历史不容以理念剪裁，我们有权对世界发声，把中国人过去身受的苦难说个清楚，提升世界对列强蹂躏中国的认知，唤醒装睡者的良知。像我这样年纪的老人们，身历八年抗战的煎熬，有责任把这个历史的教训传下来，留给我们世世代代、千千万万的子孙。
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我利用麻省理工的定期休假（sabbatical leave）去了南京，住在一个没有抽水马桶的宿舍里，过着南京普通市民的生活。一天在街上，有人向我问
路。这是我在南京最骄傲的一刻！这个人不把我视为外人。
在南京的几个月里，我有幸和两位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见面长谈。这两位老者向我叙述六十二年前的惨事，讲述中不免流泪。我的妻子志洁当时在旁，也频频以手帕拭泪。
《南京不哭》里面的许多故事是真人真事的演绎。例如，陈梅家庭遇害的许多情节，是两位幸存者的亲身经历。任克文许多奇特的个性是我从几位师友身上观察到的。魏特琳女士被掌掴的故事源于《拉贝日记》。帕奈号炮艇事件的信息可以在网上找到，其中包括一部环球影片公司的现场纪录片。
感谢至今不识的苗德岁教授的热心，把这本小说的消息传给江苏译林出版社的宋旸女士。感谢宋女士立刻和我联络，此书始得和国内读者见面。
我谢谢汪柄业博士，把《南京不哭》仔细地读了一遍，给了很多建议。王凡和张连红两位教授，为我牵线与有关人士认识。孙宅巍教授给我提供了历史资料。张鑫博士带我领略了南京的不少风光。
我感谢伊丽莎白·查迪斯女士将本书的英文稿Nanjing Never Cries 送到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社长艾伦·法兰最初一口拒绝，理由是他们不出版文学作品。法兰女士又说，她愿意在闲暇时翻一翻此书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看后给我一些意见。两个月后，她写了电子邮件给我，说她没“翻”此书，而是一字一句地把第一章读完，后又继续读了下去。读完全书后，又从头再读一遍。她告诉我一个想法，愿意在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体制内创一个Killian Press 子公司（Killian 为麻省理工一位前校长的名字），接受文学作品及其他的作品，问我是否愿意把英文版交她出版。我考虑后答应了，由此Nanjing Never Cries 始得面世。
郑洪
郑洪著的《南京不哭(精)》讲述了1937年夏天，南京城里，女学生陈海与父母弟妹过着富足的生活，需要烦恼的唯有学业与青春期的身体；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约翰·温思策为了教授的头衔，踏入国立中央大学的校门；温思策的同学、物理天才任克文在中大带领一支团队整日埋首研究，他的新婚妻子刚刚怀孕；满清遗少范东美混迹于古玩店与秦淮酒肆，赢得了博学薄幸的声名；黄埔军校毕业生孙起新官上任、意气风发……而这一切，定格于同年冬季。他们的命运与南京城的命运紧紧交织，共同见证了那段永世不能遗忘的血色岁月。
郑洪著的《南京不哭(精)》——麻省理工大学学院华人学者以八旬高龄，十年成书，痛诉国殇。根据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真实经历改编，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院长张宪文特别推荐！本书全部稿酬及部分收益将捐献给抗战老兵及其后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