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才只有30多年时间,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学习同外部世界打交道,还处于起步阶段。10年战略对话,为我们更好认识世界变化,清醒判断自身处境,科学谋划和实践和平发展,妥善处理与各国关系和国际争端,开展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难得的深入思考、探索和学习的机会。
戴秉国著的《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精)》是对10年战略对话及相关事件的一个粗略回顾,也穿插了一些作者个人的感悟和思考,还有一点作者早年的经历。这些经历,特别是新中国对作者的培育和锻造,作者从事对苏联工作和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从事党的对外工作所受的历练,对作者主持好战略对话、完成很不轻松的使命是不无关系的,因为每一次对话都不仅是对体力和智力,更是对能力和意志的考验。
本书是戴秉国同志的回忆录,主要对2003—2013年他主持中美、中俄、中印、中日、中法战略对话或磋商,以及他就朝核、台湾等问题出任中国政府特使的特殊外交经历进行了回顾和记录,也穿插了一些他个人的感悟和思考,还有他早年的一些经历。这些战略对话和特殊经历,内容丰富、方式灵活,有广度、有深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和世界。
在戴秉国著的《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精)》中,戴秉国同志以平实的语言,提出并回答了苏联解体的教训有哪些?在台湾问题上如何处理“蜂蜜和苍蝇拍”的关系?为什么说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大的“斯芬克斯之谜”,而中俄就像两根“谁也离不开谁”的筷子?朝核问题何以成为世界性难题,各方关切是什么?回忆了如何促成中国龙和印度象从相争到共舞;如何“破冰”甚至“融冰”,推动中日关系转圆;如何迫使法方不在对华政策上瞎折腾;以及自己如何走出云贵高原的山高林深。
书稿披露大量外交细节,重要人物轮番登场,更有作者本人精彩而精准的评论和思考,并附有60多张首次发布的珍贵照片。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个人成长史,本世纪初大国外交的全景式画卷。
第一章 走出大山
我们那里是云贵高原,山高林深,好多地方都人迹罕至。山路曲曲弯弯,净是一些羊肠小道,路旁长着很深的蒿草。一个人在路上走,很长时间都看不到人。
2013年3月16日下午4时零8分,我离开了中南海的办公室,结束了近半个世纪的外交生涯,开始了退休生活。3月27日,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生我养我的故土。18岁那年,我正是从这里走出了大山,后来走到了北京,再后来走出了国门。我到过世界很多地方,领略了这个星球之美,各国不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各有千秋。但在我心里,还是祖国最美,家乡最亲。
明代开国元勋刘伯温曾经写道:“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1941年3月,我就出生在“万重山”中的贵州省印江县对马村杉木山这个小山村里。这里离佛教名山梵净山不远,天朗气清的时候可以看到梵净山的金顶。梵净山被500多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所覆盖,是地球同纬度上的一块难得的绿宝石。
印江属革命老区,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还是闻名遐迩的书法之乡,历史上出过几位大书法家。北京“颐和园”三个字就是印江书法家严寅亮的杰作。县城中耸立着有数百年历史的“文昌阁”。
印江县地处偏远,但这一带曾是重要的国际商道,中国生产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由此运往南亚诸国。印度前总理尼赫鲁在20世纪50年代与周恩来总理聊天时,曾专门提到他年少时随印度商队到过我们家乡附近的镇远古镇。后来,中国要修建湘黔铁路,周恩来总理专门指示,铁路一定要经过镇远。
我的父亲母亲
戴家的祖先来自江西省吉安地区,大约在明末迁到贵州,并同当地的居民融合在一起了。
我的祖父叫戴如圭,人很慈祥,记忆中从未见到他生过气,发过火。祖母姓任,没有名字,所以叫戴任氏,不到50岁眼睛就全瞎了。他们双双都在60多岁离开了人世。
我父亲名叫戴恒德,字进修,是戴家长子。据说,我高祖那一辈出过一个秀才,以后都是普通的农耕人家。父亲18岁那一年,祖父主持分家,但大家还住在一个屋檐下。戴家老屋是一个三开间的木屋,我们家住东头,祖父住西头,中间是堂屋。老屋的阁楼上还住着我的曾祖父,那时我们家是四世同堂。
父亲读过一点私塾,在村里算是有点见识了。我们家起初是租别人的地种。后来,父亲不时挑盐巴和土布到附近县城去卖,赚差价。贵州不少偏僻的山乡闹土匪,很多小商贩都被土匪打劫过,有时只剩一根扁担和一条短裤逃回来。父亲还算幸运,没遇上过土匪。贵州解放前,辛苦劳作的父亲终于置办了几块地,其中有块地面积稍大些。解放后划成分,我们家被划成“中农”,分到两个箩筐。 我童年生活比较艰辛。初中毕业时,父亲将家养的一头猪卖了,继续供我读书。他说过:“娃儿,只要你肯吃苦,能读书,爹千方百计都会供给你;但如果你自己不能读,就不要怪我了。”要不是当年父亲这么坚持,我恐怕也读不成高中了。父亲个性刚强,在我印象中,他只流过一次泪,大概是在外面受了点什么委屈吧。
父亲在学业上、劳动上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严格。通常是在晚饭后,他叫我们背书,如果背不出来会扇我们的耳光,甚至把我们推出家门外。5岁时父亲就让我开始下地干农活。第一次我是光着屁股同大人一起在大田里插秧。农忙时节,有时天还没亮,他就把我和哥哥从床上拉起来,跟着他去种地,父子三人要披星戴月干一两个小时的农活,天才见亮。夏天要在稻田里弯腰锄草,背上往往被晒得脱一层皮。秋冬季节,我和哥哥要为全家拾柴火。这些乡村生活的艰辛经历培养了我吃苦耐劳的品质。
父亲喜欢在赶集时喝点儿酒,喝完酒回家有时要发脾气。我参加工作后有一次回家,劝他少喝点酒,他不爱听,火气一下子蹿上来说:“老子就要喝,你管得着!”他虽然有时冲我们发脾气,但在生活上非常关心我们。我小时候身体不太好,他经常天刚蒙蒙亮就起床为我熬药,他那忙碌的身形在微曦天光中的剪影,成为我的童年记忆里最深的印迹。(P1-5)
当人类历史的车轮驶入21世纪之时,70亿人共居的这个星球正加速发生着数百年来未有的全面、巨大、深刻变化,进入大变化、大变革、大调整的历史新时期;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快步推进民族复兴大业,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也经历着历史性的重大变化。国际社会普遍高度关注世界的变化、人类的前途、自身的处境,关注中国“崛起”意味着什么,如何发展好、处理好同中国的关系。尽管人类的通信技术变得空前发达,但面对新的形势,人与人、国与国,特别是大国之间面对面、心与心、眼睛对眼睛的坦诚对话沟通反而变得更需要也更重要了。
十多年前,中国领导人胸怀全局、深谋远虑、审时度势,站在历史的潮头,适时作出重大决策:开展同大国之问的战略对话,就世界形势、中国走向、双边和国际关系以及人类前途、世界秩序、全球治理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等重大问题进行推心置腹的战略沟通和思想交流,探讨如何正确认识世界的变化和彼此的发展,如何在思想、观念、方针、政策和行为方面适应变化,如何增进信任、发展合作,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推进人类利益和命运共同体建设,维护好人类共同生活的地球家园。因为建设一个和平、安宁、繁荣、和谐的世界,世界各国都负有一份责任,而大国肩负的责任更为重大。如果大国都恪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善处相互之间的关系,善待弱小国家,那么我们这个星球的秩序和治理问题就比较好办了。
2003年至2013年这10年问,我奉命率中方工作团队同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法国、英国和欧盟等大国和大国集团,进行了内容丰富、方式灵活,有广度、有深度、又管用的战略对话与沟通,期间,还多次会见了各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对话着重在相互尊重、总体平和的气氛中进行思想和智慧的沟通交流,但又不是脱离实际的空谈。彼此尽可能寻求和扩大共识,但也不回避矛盾、分歧和交锋。各国领导人都很看重这种对话形式。诚然,对话不是万能的,但对话所产生的积极效果是多方面的,带来的成果是丰硕的,影响是深远的,各大国和世界都从中获益。
就中国而言,10年间世界虽然经历了几场局部战争、热点危机和金融风暴,但中国牢牢把握住了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经济总量连超法、英、德、日等大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大幅提升,同各大国关系稳步发展,周边环境总体稳定,中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得到有效维护,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进一步改善。中国在世界和自身发生历史性巨变的紧要关头,保持了战略自信、战略冷静和战略定力,把握住了战略方向与主动权,在总体和平稳定的内外环境中,稳步而大大地推进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业,这在某种程度上同上述战略对话的有效进行和与对话伙伴国之间彼此战略意图的有效沟通是分不开的。有人认为,这也许称得上是2l世纪初中国外交的一大创新和取得成功的一大秘诀。
中国改革开放才只有30多年时间,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我们学习同外部世界打交道,还处于起步阶段。10年战略对话,为我们更好认识世界变化,清醒判断自身处境,科学谋划和实践和平发展,妥善处理与各国关系和国际争端,开展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了难得的深入思考、探索和学习的机会。
10年的战略对话,对我自己也是难得的学习、思考、提高的机会。它帮助我更好地认识了世界,更好地认识了中国自己,更好地认识了我的对话伙伴所代表的国家,结交了一批颇具战略头脑的朋友,特别是更加懂得人口众多、块头很大、快速发展的中国应当如何同世界打交道,如何处理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从而既有利于实现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又能在更高水平上造福于全人类。
本书是对10年战略对话及相关事件的一个粗略回顾,也穿插了一些我个人的感悟和思考,还有一点我早年的经历。这些经历,特别是新中国对我的培育和锻造,我从事对苏联工作和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从事党的对外工作所受的历练,对我主持好战略对话、完成很不轻松的使命是不无关系的,因为每一次对话都不仅是对体力和智力,更是对能力和意志的考验。
令人高兴的是,今天,当这本回忆录问世的时候,中国外交又大大向前发展了。我相信,中国外交的未来必定会更加精彩。
人都是有局限性的,我自己和这本书也不例外,诚恳欢迎读者指点批评。
退休后许多国内外同事和朋友纷纷建议我静下心来,写点东西,忆旧抒怀。在国外的朋友中,基辛格博士最早建议我写点回忆录。今天,正好是我退休三周年。《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的出版发行了却了我一桩心事。
说易行难。提笔之初,写什么颇费思量。想写、该写的东西不少,其中我同许多亚非拉国家的同行和领导人的沟通交流,有着许多令人难忘的记忆。非洲的梅莱斯、中东的阿拉法特、亚洲的李光耀、拉美的卢拉都是我十分敬仰的。但思虑再三,最终决定先写我主持中美、中俄、中印、中日、中法战略对话或磋商,以及我就朝核、台湾等问题出任中国政府特使的特殊经历,因为通过这些大事,可以窥斑知豹,本世纪最初10年国际形势的波诡云谲、国际关系的错综复杂、中国外交的波澜壮阔汇映其间。往事历历,作为亲历者和见证人,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传之后人,是我对历史的一个交代。书中也叙述了我的一些个人观点和看法,既很浅薄,也不一定完全正确,但一定是我的心里话,写出来供大家参考并批评指正。
编写过程中,许多领导人及老友新朋给予我热情鼓励和关心;杨洁篪国务委员,王毅、张业遂等外交部领导予以大力支持;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在蔡润司长、王亚军司长领导下做了出色的综合协调工作;外交部各司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院以及外交学院等单位付出了辛勤劳动;我的老同事裘援平、傅莹、周晓沛、孔根红等同志全部或部分审读了书稿并提出了宝贵建议;郑曦原、刘征杰、李维维、李潜虞、陈悦、宫梦媛、程丽华等同志承担了大量具体工作;裘援平、马朝旭、刘海星、周晓沛、孔根红、丛培武、廖力强、陈栋、费胜潮、孙宁、钱晏青等同志提供了有见地的背景材料;我的秘书李志刚自始至终参与其中;人民出版社在编辑排印等方面付出不少心血。对为这本书的出版问世作出贡献的所有同志和朋友们,我深为感激。如果没有他们的关心、努力、协助和支持,我不可能写出这本书来。至于本书的不足和瑕疵,概归咎于作者本人。
我这一辈子能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为世界做点有益的事,回顾起来,一靠共产党、新中国,这是大前提,是根本,二靠父母亲友,三靠老师同学,四靠领导同事,五靠自己,还要感谢国际上许多朋友的支持和合作。
在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我的夫人黄浩同志,不仅承担了大量家务事,而且给了我不少智慧和精神支持。我感到歉疚的是,我对这个“小家”的关注太少了,同外国人的沟通倒是不少的,同家人的沟通却是太不够了。希望这本书的问世能给他们一些慰藉。10年的对话也有他们的一份心血。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已整整75岁了。未来留给我的日子还有多少?我不知道。我希望也争取能活到建党一百周年,看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我是看不到了,但我九泉之下也会为之欢呼雀跃。我从大山里来,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还要回到大山里去,魂归故里,亲吻乡土,同时也要魂飞大海,拥抱世界。
戴秉国
2016年3月16日
于北京
与您就国际形势和美中关系发展交换意见总是令我十分愉快,您缜密、坦诚和政治家般的思考令人肃然起敬。
我很荣幸与你长期共事。你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和能力,你广博的知识、娴熟的外交技巧、值得信赖的风格,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始终不断地努力寻找最佳方式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我视你为我最尊敬的朋友。——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我一如既往地对与你见面感到高兴,荠对我们两国的重要关系自四年前对话开始以来所取得的积极进展深感鼓舞。我相信,未来我们将在此基础上继续取得进展。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您不仅是一位可靠、坦诚的对话伙伴,为发展我们的战略对话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是一位真正的朋友,我始终乐于与您保持密切联系……要知道,您永远是俄罗斯欢迎的客人。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
我完全赞同你对近年来印中关系的积极评价。两国关系取得重要成就,你为此发挥了宝贵作用……我很幸运能在两国关系大丰收的时期与你合作。——印度国家安全顾问梅农
阁下顺应贵国所处国际环境的变化,明确宣示坚持和平发展的重要性,这一思想已被贵国新的领导集体所继承。——日本内阁官房参与谷内正太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