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仕先编著的《不忘逝去的年代》清晰地画出人生轨迹，也可以说是命运变迁的见证和记录。产生于那个年代的东西，或多或少地留有那个时代的痕迹，为了留存一份真实的记忆，收录时基本保持原样。本书包含了《山里妇女》、《洪水到来的时候》、《沸腾的山乡(组诗)》、《出师战太行(《张浩》剧节选)》等文章。

易仕先编著的《不忘逝去的年代》为个人作品集，收录作者20世纪70至90年代发表过的十几篇文章，分为“文学传记与电视剧节选”、“报告文学、小说、散文与诗歌”、“党史资料与论文”三部分，集中反映了作者工作之余在文学和历史领域的探索和研究，有一定的艺术性和学术价值。

文学传记与电视剧节选

 坚守国际交通线至最后——陈潭秋战斗在新疆

 出师战太行(《张浩》剧节选)

附：名家评议《张浩》剧意见摘录

 开篇絮语《烽烟岁月》前言

附：小诗抗战《烽》剧初成感怀

 敌巢除奸(《烽烟岁月》剧片断)

报告文学、小说、散文与诗歌

 银海十梅

 秋访歼敌战场清水河

 长三伯(附评论：好的起点)

 山里妇女

 种子问题

 洪水到来的时候

 杨光泉(朗诵长诗)

 沸腾的山乡(组诗)

党史资料与论著

 刘邓大军南下和大别山解放区的建立与坚持(党史专题)

附1．地委在京召开刘邓大军南下史料专题座谈会

附2．地委负责人在刘邓大军南下专题审稿会上的汇报发言

 刘邓大军转战大别山几个问题的探讨(论文)

 刘邓野战军跃进大别山史实考证(论文)

 中原局、刘邓野战军与大别山各解放区组织序列表

 陈潭秋生平活动简表

 捍卫胜利成果的关键之战一记解放初期大别山区的剿匪斗争

后记

 附：友人赠诗三首

塞外春风

新疆漠漠戈壁，寸草不生，可社会却污浊得长满了毒菌，盘剥过活的寄生虫比比皆是。民谣唱道；百姓头上四座山，军阀王公阿訇官。在层层敲诈重压下，民众过着极端贫困痛苦的生活。看着一幅幅惨景，同志们心里比油煎还难受。潭秋要求大家发扬红军传统，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影响和团结当地群众。他说，共产党人要像染绿草原的春风一样，给塞外各族人民带来春天的希望。

潭秋这样说更是这样做的，办事处的同志都知道，党代表忙起来没日没夜，往往别人全睡了，他还在灯下伏案工作，而第二天大家还没有起床，他却已经“上班’’了。凡属重要一点的文件，必定亲自起草；凡有艰险的事情，他都留给自己去做。在严已律已的同时，对部属却很宽和。布置任务时先征求意见，然后同你一起研究完成办法，和蔼亲切。即使批评人，也很少发态度，总是耐心说服教育，使受批评的同志既惭愧又温暖，好象做了错事的孩子站在慈母面前一样。所以，同志们都亲呢地称之为“老妈妈”。

潭秋生活俭朴，穿着很差，除了重要节日穿穿从苏联带回的礼服外，平时老是那套破旧的灰布军装。为应付必要的社交活动，中央每月发给他五十元津贴，可他从没为个人开支分文，即使几角钱上澡堂洗个澡，他都舍不得，宁愿远去郊外水磨沟，洗那免费的天然浴。每月节省下来的钱，他都补给生活困难的同志，或是用来抚养从延安送来的烈士遗孤。他谢绝“公署”安排的小灶，坚持吃“大伙”，也从不饮用专供牛奶，说没这个“习惯”，只喜欢喝加酱油葱花的清汤。有次潭秋累病了，大家凑钱买了一只鸡，不料蒸好给他送去时，却遭到严厉批评，并“勒令”给伤病员送去。 “老妈妈”发这么大的火，在办事处还是第一次，让大家既敬爱又心疼，禁不住热泪盈眶。

在潭秋和前两任代表的“无声命令”鼓舞下，分布于社会各界的同志，都自觉地发起了“；中锋”：担任财政厅长的毛泽民，亲自走上街头为抗日募捐，并不顾贪官阻挠，大刀阔斧整顿财经纪律：新疆学院的林基路教务长，励志扫除腐朽旧校风，用清新、活泼的革命思想培养各族进步青年：从“新兵营”派出去的胡东(胡鉴)、谭桂彪等，更是不畏艰险和高原严寒，率领边卡大队巡逻在边防线上……

那些在新疆各地担任行政长、县长的同志，遵照潭秋指示，利用一切机会为各族人民办好事：在浦犁(即今塔什库尔干)开办民族小学，使南疆荒原响起了旷古未有的读书声；在喀什用税收打击奸商和“巴依”(地生)，减轻人民的负担：在库车修桥、筑路，改善落后的交通条件；在巴楚和麦盖提县兴修水利，发展畜牧和棉花生产。

我党同志的种种为民事迹，很快传播成神话故事，不仅赢得了各族穷苦人民的爱戴，而且也受到部分军、政人员的推崇。迪化城防部队一位东北籍的王营长，几次违禁跑到潭秋住处找“徐代表”，表示对我抗日政策的衷心拥护。紧接着，机械化旅旅长、盛世才四弟盛世骐，也成了办事处的常客。这位青年军人对我党同志所作的艰苦努力，十分赞赏，对党代表更是崇敬，经常来向“徐先生”请教。潭秋因病去南山休养期间，他也跟去不离左右。谈话间，他倾吐了与大哥的政治分歧，表明对革命的向往。潭秋不厌其烦地给他讲解抗战形势，指导阅读革命书籍，鼓励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多作贡献……

沉睡的天山戈壁苏醒了。迪化街头经常出现潮水般的游行队伍，《新疆日报》、《反帝战线》载着八路军、新四军的胜利消息，飞向新疆每一个角落；新货币稳定了市场物价，贫苦人民的脸上第一次有了笑容，我党经办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人校的学生越来越多。有志革命的青年成批涌现，后来成为三区暴动领导人的阿巴索夫、阿合买提江、赛福鼎等同志，都是这时进步学生中的骨干。在全新局面吸引下，内地许多进步文化人士，如著名作家茅盾、社会科学家张仲实、地质学家祁天民、知名演员赵丹等等，纷纷赶来参加边疆建设。《文化促进会》、《妇女协会》等群众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一时间响彻天山南北……

觉醒的新疆各族人民，为支援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前后捐献十七架国防号战斗机，相继投入抗日战场，慰劳八路军、新四军的寒衣和毛毯，一批又一批发往延安；满载国际援助物资的车队，翻越天山瀚海奔赴抗敌前线。我党出使国际的代表，如任弼时、王稼祥、蔡畅等，均经由此地出境：来往国际的兄弟党同志，如越南胡志明主席、日本共产党总书记等，亦在此停留悟谈，然后再上征途。P9-10

后记

幼时家贫，五岁丧父，随母飘泊度日，苦水浸透了童年。迟至县域解放八岁发蒙，又因生活困顿，两度辍学放牛，后插班念完高小。毕业的那一年，遭受特大洪灾，田产绝收家无生计，眼看成绩相仿的同学升人初中或财干班，而我却要随家人出外逃荒，天壤之别留下剜心创痛。次年归来务农，兼任互助组记工员。毕业时的级任老师不忍抛弃优秀学子，几次来家劝学并答应资助，这才得以复读，未几以高分考取初中。苦难使人早悟，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年年刻苦攻读，一直名列前茅。至中考前，学校已预先计人晋升重点高中名单，可考后寄来的录取通知书，却是全免费的武汉机械中专，老师惊异之余追查，最后得知，是考生自已鉴于家庭经济拮据，无力再承担升学费用，而偷偷去报名处改填志愿的结果，因之扼腕叹息。

对于世代不识字的贫苦农家字弟来说，能念完中专当名技工，倒是强于祖祖辈辈的造就。然而，就连这点初级企望也无实现的可能。多舛命运偏偏碰上国家天灾人祸三年困难时期，大批厂矿下马，企业职工包括部分城镇居民，被压缩精减去当庄稼汉，中专二年级以下来自农村的学生全部返乡。就这样，夭折了求学之念，蓦然间回到生活原点。尽管离校前已是班级和院团委干部，县府下放办接转档案时，还特地签署意见，要求基层“妥为安置”，可归家社队两级无人理会，连最最起码的记工员也没份，只能一味地卖苦力。更难的是，继父患脱肛毛病，不能干重活，两人外派任务由我一人承担，几乎长年泡在水利工地上，瓜菜当饭不饱腹，挑土筑坝起步就爬坡，从早到晚的苦累重担，既压弯了稚嫩的腰，也压碎了人生希望。

如此不利境况，被又一位原小学级任老师知道了，怜悯惜才之心，驱使他以区学辅组书记的身份，鼎力向县教育局推荐，在全县仅有的6名编内代课教师中，为我争取到了一个名额。能免除不胜劳作和触摸久违的书本，无异于重获新生和解放。为了报答救助之恩和不负期待，我以几倍的努力教书育人，不长时间差班变好班，成绩也摆上了前列，屡受嘉奖。可惜这些努力全白费，无奈上级又颁“一刀切”指令，凡1958年后招收的职工一律清退，更何况是名尚未转正的代课教师。校长转达通知即离开，不办任何手续，不发分文退职费，极为简单地还原农民身份，再次跌人人生低谷。

转机来自教育点收缩，深山里一所小学公立改民办，当地找不出合适教师，就通过区学辅组前来聘我上任，业已丢失的书匠身份又捡了回来。此地单人独校，设施残缺，学生参杂多级复式，上课难度可想而知，而且还得自已砍柴、种菜和做饭，成天忙得团团转。相对于水利工地上的磨累煎熬，这种艰辛不算太苦，可以应付下来。难以承受的倒是精神方面，山乡闭塞，连张报纸也见不着，无从了解域外消息，心中常感憋屈。特别是人冬后，漫漫长夜，孤寂空虚更甚。为了知道点国家大事，我用所学过的知识，七拼八凑装了部矿石收音机，碍于高山阻隔，功率很强的省台电波，传人耳机也只是断断续续的噪音，根本不可能听什么新闻。唯一效果，是惊动了大队治保主任，找上门来劝止说：“你大概还不知道，台湾老蒋正叫嚷反攻大陆，各地严查敌特活动，赶快将架线收起来，以免遭人猜疑。”尽管心中好笑，但还是遵嘱办理。此路不通，改而想找点书读读，山里难觅，只得去信县城同学处求助，此后2—3月，可收到一份过期读物或旧文艺杂志，反复翻阅之余，竟然荫发了学写念头。我以山乡见闻为构思素材，尝试学写了《长三伯》和《山里妇女》两件习作。鉴于身边无人评阅指导，只好大胆寄给武汉《长江文艺》求教，本以为泥牛人海无消息，想不到竟被选中相继刊载，前一篇还配发了鼓励性的评论《好的起点》。此时业界有传闻，说北京将举行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会议。在初学者眼里，这是高不可攀的事情，我根本没往心里去。忽然间，乡邮送来一封信，查阅落款，寄者系一位从未谋面的大学副教授。信中告之，他从省委宣传部获悉，你已列入赴京代表名单，按条件本不够，但去人考察发现，你在当地表现很好，是全县模范民办教师，故而被破格选上。消息来得唐突，内容也难以置信，看完就丢之于脑后，继续忙自己的教学。后来证实是真，且如期成行。此次与会，有幸见到了中央首长和许多文化名人，极大地开拓了眼界，令人终生难忘。归后不久，即被抽去县委农村点跑腿写材料，忙活两月不让回校，带去办手续调入县文化部门。此事令人感概，辛勤办学荣誉满墙，一直无望转为国家教师，而业余爱好又仅有点滴习作，却能迅即变成文化干部，且一步跨进县城，犹如做梦一般，想想唏嘘不已。

好光景极为短暂，调县时“文革”开始，很快因沾边文艺黑线受冲击。次年动乱升级为武斗，随后更是登峰造极的所谓“三反一粉碎”，先是无端囚禁，继之轮番批斗，手段残忍往死里整。多亏好心同事暗中提醒和掩护，于一黑夜带伤越窗外逃，潜往学生云集的深山隐藏，保全了性命。蛰伏时长半年，直到军宣队进驻，才差人寻找请回单位。纷争乱局总算平缓下来，县里中断许久的工作陆续恢复，我又多次被抽去搞会议材料。在下基层跑典型的过程中，熟悉了不少人和事，根据所获所感写了点东西，如真人真事的朗诵长诗《杨光泉》、报告文学《银海十梅》，以及短篇《种子问题》等，均见之于省级报刊。前一篇被改作文艺节目上演和电台广播，后两件被出版社收人相关书集，稍有反响。

俟至“文革”结束，拨乱反正，经省委书记陈丕显批示，县委将征集一大代表陈潭秋烈士史料定为重要任务，本人有幸参与其中。两年奔走下来，完成一馆(故居纪念馆)一书(《回忆陈潭秋》)，以及传记文学和年表等副产品，分别由省社出版或期刊发表。尚未回归单位，又奉命去陵园协办陈列展出，长期不务本业，文化馆长徒有虚名。1983年调任县府秘书，更是忙些与文化无关的琐事。次年春夏机构改革，普调各级班子，余因无大专学历，被晾在一边未作安排，只好再返文化系统，经历再一次“下放”，出任不伦不类的三馆(图书、文化和博物)书记。如此闲置反倒帮了大忙，地区报社和相邻鄂州市两机关来县商调要人，组织部门无法拒绝又不知给谁合适，便上送档案交地委组织部处理，谁知这一送被截留，哪一家也去不了。就这样，基层小卒侥幸落座大机关，未明确职级的秘书和三馆书记，在这里被套升为科长。

置身大院先干杂事，稍后组织了解到，余有过征编烈士史料的经历且小有建树，便支派去牵头组建地委党史办公室。人员除我之外，只有临时借调的两位，设备、资料和经费全无，一切得从零开始。正在盘算如何起步，恰巧来了一重大任务。中央党史委下达我省的征编专题中，有《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一项，省直两单位推来推去未落实，省委办公厅从史实地域考虑，重新调整给黄冈地委承担。鉴于条件太差，又无熟悉这段历史的老干部挂帅，加上事涉高层，政治敏感等因素，地委领导犯愁犹豫不决。在我看来，事情虽难却并非无解，说不定还是穷单位翻身的契机，于是主动请缨，并针对实际困难提出建议：缺人手从各县借调，少经费凭借叫得响的项目向上申请，没“帅”更好办，原武汉军区休息的老干部中，有不少是原刘邓部队的将领，可以去汇报争取，有他们领衔把关，政治上不会有什么问题。领导这才松口让“试试”，意思是不行就煞车。

在初步涉猎这段历史后，即带着相关文件和初拟计划，去武汉军区休干大院，找黄冈籍的老将军、原军区司令员张才干汇报。张司令听说上级部署征编他们当年转战大别山的史料，十分高兴，当即表示支持，并指定军区顾问、也是他当年的参谋长带队赴京上访。由于有张原大军区司令和总参副总长双份“名片”，在京通关拜访高层，包括单访和集体座谈，都十分顺畅且反响热烈，参会者越来越多，级别也越来越高，几乎占据了北京军区整个第二招待所。与此同时，着手查阅文献资料，从不接待地方的军委档案馆，也在将军们的帮助下，得到了照顾性的安排。此次时长两月活动，在史料上获得了极大丰收，为编研项目奠定了扎实基础。一年后，专题稿几经审议通过，连同相关附件，被中央党史研究室结集出版专辑(《中共党史资料》丛刊第24期)，分获省地两级社科奖。在上述调访座谈中，将军们十分惦念他们曾浴血战斗过的大别山区，反复询问近年变化和脱贫情况，关切殷殷。我们将谈话笔录和录音汇总，原原本本地向省委办公厅作了一次汇报，引起省委高度重视。书记关广富在走访鄂东多县的基础上，召集常委集体听取黄冈地委与行署汇报，破例针对一个地区出台了重要文件：《关于加强黄冈经济建设的决定》，鄂发(1985)第25号，内有倾斜政策和具体措施，对黄冈特别是贫困老区县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就单位来说，草创期间的诸多困难，此时全都迎刃而解。一场翻身仗，后起超前，标名全国党史系统光荣榜。我个人也获得两“破格”，在不具备规定学历和任职年限的情况下，业务晋升副高(副编审)，行政跨人县局级(处级)，这是之前不可想象的事情。

本书文字伴随我一路走来，清晰地画出人生轨迹，也可以说是命运变迁的见证和记录。产生于那个年代的东西，或多或少地留有那个时代的痕迹，为了留存一份真实的记忆，收录时基本保持原样。将散乱文字归拢条理化，是这次汇集成册的主要目的。除此之外，尚有另一层考虑，尽管内容庞杂又欠水准，但内中含有不少重要史实，有的还是第一次披露，理应珍惜。出席京城刘邓大军南下专题座谈会的众多将军合影，以及他们亲笔签名手迹，现今已是绝响，弥足珍贵。还有，胡乔木同志兼任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后，极少个别接谈更别说什么题字，而本人却有幸两样兼具，故而，与他的合影照以及难得的书法手迹，亦有很高的留存价值，等等。本人无条件举办展览，只能以出书形式珍存纪念。

黄冈乃红色区域，人文荟萃之乡，我们收集到的资料亦十分丰富，原计划利用有利条件，尽可能多做点事情。出人意料的是，90年代初被调往经济部门，工作性质和环境改变，原拟项目无法进行，令人抱憾。例如，约定合编的《刘邓三军经略中原》大型丛书(150万字)，因我调离搁浅，只能在退休后，以个人名义，配合省党史委完成。又如，鄂东抗日五大队英勇悲壮，一直铭刻于心，却无缘动手，也只有待到退休后，才得以闲暇寻访收集资料，并以多病之躯，断断续续地敲击键盘，历时数载，勉强拉出70万言初稿。本书选辑的《敌巢除奸》一文，仅是其内抗日汉留传奇作为的单一部分，综合主体尚在艰难进行中。

诸多同事和友人关心和鼓励出版此书，黄州区人大常务副主任张双勤、民俗专家余彦文、老同学诗人刘贵连，团风县史志办主任林利民等同志，还给予过具体支持和帮助，特此记述，以示感谢。家人更不例外，女婿王应春和大女儿易萍多次陪同寻访，拍摄整理照片：二女儿易珍除了挤时间参与具体业务外，还协助在外地工作的弟弟易非解决出书经费；老伴何木英为了不使笔者分心，几乎承担了全部家务，特别是余主血管和心脏两次大手术后，悉心照料调养，使之能撑持着继续大稿和编完此书。书名前冠以“不忘”二字，除了强调牢记历史外，也含有不忘家人共同努力之意，谨此说明。

二○一五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