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民国谍报奇人张圣才先生的自述，由作家泓莹进行文字整理，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具有较强的可读性。通过《张圣才口述实录》这本书，我们也可以看到，左派政治主张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社会渗透力，共产党力量为什么在那个年代深得人心，获得当时各个社会阶层的同情甚至支持。看到国民党政权中间此起彼伏的派系斗争，也看到日本政治军事势力怎样一步步地向中国境内渗透和压迫。

《张圣才口述实录》由民国谍报奇人张圣才先生口述，作家泓莹进行文字整理而成。全书再现了近代中国山河破碎、风云激荡之时，以张圣才为代表的各界人士为国家民族所做的尝试与努力；披露了华侨抗战、谍报工作等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让人清晰地触摸到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福建、上海等地区复杂的政治、军事局面，体会各种政治力量在其间纵横交错的复杂状态，看到历史最为本真的一面。

第一章 淡水鱼游入咸水港

 一、我出生在被乡民歧视的基督教家庭

 二、二哥明哲之死

 三、奇妙的猪母尿药方

第二章 在爱与暴力革命中徘徊

 一、参加中华革命党

 二、番仔教我学英文

 三、请杜威博士营救学生领袖，参与组织学生军

 四、我在爱与暴力革命的矛盾中过日子

第三章 走向社会，办报办学

 一、真假坟头之争

 二、厦门双十中学创办始末

 三、双十中学是有爱心的学校

 四、一流学校的诞生

第四章 厦门建筑总工会、婢女救拔团和厦门抗日救国会

 一、厦门建筑总工会

 二、中国婢女救拔团

 三、厦门抗日救国会

第五章 中国生产革命党和“闽变”

 一、中国生产革命党

 二、“诚学猪”和其他

 三、“闽变”与林惠元遇害

 四、“闽变”失败与下海游击

第六章 第一次被军统逮捕

 一、上了朋友的当

 二、多方奔走营救，介入中统军统微妙关系

 三、曲线救命，无罪释放

第七章 援助高诚学

 一、双面人蔡诚仁

 二、土桥、“鹭江轮”和银子

第八章 三进军统之狱

 一、张超和大福建主义

 二、在上海的“逃亡”生活

 三、第二次被捕

 四、不计前嫌，帮张超引荐高诚学

 五、第三次被捕

第九章 为抗日参加军统

 一、出狱，全身心投入抗战工作

 二、保护抗日人士，成立福建救亡同志会

 三、接手军统闽南站站长

 四、张超之死

第十章 在上海的情报工作

 一、代张超去上海

 二、深入汪精卫内部

 三、劝许崇智，见土肥原

 四、因军统内部矛盾第四次被捕

第十一章 从重庆到香港

 一、第一次见蒋介石

 二、在重庆的反陈仪工作

 三、在香港的反陈仪工作

第十二章 珍珠港事件

 一、带着军统局的任务去菲律宾

 二、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困境

 三、马尼拉沦陷

第十三章 在菲律宾的地下谍报工作

 一、潜伏

 二、帮助我的朋友们

 三、虎口脱险

第十四章 战事结束

 一、见母亲比见蒋介石重要

 二、回福建

 三、参加“闽人治闽”活动

第十五章 策反与营救

 一、争取闽警班学员

 二、争取李汉冲、练惕生、余钟民、林梦飞和师起义

 三、争取王同志

 四、争取李良荣——一个没有完成的任务

 五、营救与掩护其他革命同志

第十六章 在厦门的政治活动

 一、竞选议员

 二、同潘汉年同志联系

 三、支持张强发展游击区

 四、联系张驰同志

第十七章 我和李良荣

 一、我由厦门出走实况

第十八章 无怨但仍然不断忏悔的人生

 一、在中共福建省委联络处的情报工作

 二、在省博物馆工作

 三、解放后第一次被捕

 四、流放十年

 五、解放后第二次被捕

 六、平反

附录

 张倍灵回忆父亲·流放建宁的日子

 相关链接参考书目

后记

1903年，我出生在同安县板桥乡后垵社。我父亲是一个农民，因为家穷，到33岁才结婚，我的母亲结婚时18岁，他们生了7个孩子，其中3个早年得鼠疫，死了，只剩下大姐，大哥，二哥和我。大姐大我20岁，大哥大我16岁，二哥大我3岁，我是最小的，因此在家里享有优渥的待遇。

爷爷留下的，大概只有两三亩旱地，没有水田。靠着这些旱地种些花生地瓜之类的东西，实在不够糊口。父亲只好“出担”。所谓出担，就是挑着担子贩一些杂物来做小买卖。父亲既“做食”(闽南话，这里指种地)，也做小买卖。父亲出担，生意还好，积累了一点资本，就在村里开了小店卖杂货，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主要来源。

因为是基督徒家庭，与厦门的教会有密切关系。我的大姐就到鼓浪屿读毓德小学，哥哥张学习也在鼓浪屿养元小学读书，生活上也都还蛮顺利的。

但当时家在乡里，有一些无法避免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宗教问题，因为我们信基督教，不能全部遵循村里的风俗习惯，比如烧香、佛生日、普度等，基督教家庭是不能跟的，乡里人很歧视我们，说是我们是“吃番仔教”的。与他们不一样，引起了很大的麻烦，他们很看不起我们。其二是强弱房问题，强房的人常常欺负弱房。我父亲属于弱房，常常受到强房人欺负。店里生意是母亲掌管的，母亲是个真正好客的人，对来做买卖的人很热情，她很好商量，买卖公道，所以我家小店生意颇为热闹红火。

强房的人也开了店，服务态度不好，有时偷斤短两，他们的生意没法与母亲的经营相比，我们因为生意好，引起他们妒忌，常常受他们欺负。他们用各种方法来刁难父亲，最严重是打与砸。据说我未出生前，这样的浩劫就发生了两次，店里所有的东西都被抢光了，亏损很严重。那时教会的人看到我们受欺负，建议我们利用外国人的势力到官厅告强房，但父亲绝对不愿意做这等事儿，无奈，只好搬到厦门来。

这就是我们从乡下移居到厦门的主要原因。

乡下这六年生活，痕迹很重，对我的一生影响颇大：其一是家庭基督教氛围较浓厚，所以我从小就信上帝，虽然那时了解不是很深刻，泛泛地就有了这些观念；其二是乡下强房欺凌弱房问题严重，不单我们受欺负，别人也一样，这种不公平的事，令我害怕而且愤怒。我很小的时候，就觉得社会不平等，有了反抗强房的思想。

后来，父亲变卖了家产，带一点小钱到厦门。原本的小康之家，搬迁之后，生意不能做，一下子就穷了，只租了月租8角钱的房子，那是在溪岸。当时那地方叫溪沙，我们租的是别人的护厝，两房一厅。生活很困难，父亲在厦门很狼狈，没有生意可做，也无田地可耕种，经济上一筹莫展。

我哥哥张学习那时22岁，脑子活络，也有些社会关系，他比较有办法，但我们没资本啊，只能用各种方法来赚钱。哥哥贩鲜鱼来卖，也做“走街仔仙”(民间游医)，他当时跟了一个不太出名的医生，帮人家挑药担挣点钱，也做印字工人……

哥哥做来做去，都不怎么挣钱。

后来，我们决定养水牛，这是姐夫许春草的建议，他说养水牛卖奶可赚钱。因此我们就用剩下的一点钱买了两头水牛来养，在山边租了小屋做牛棚来养水牛。那时没人养水牛，牛养起来之后，就有人喝奶，没人竞争，总算有了一点赚头。

我们家的牛奶场做得不错，渐渐发展起来，成了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

困难也很多，偶然发生的事多半没法应付，比如病痛和其他困难，开销都很大，很难应付。为了补贴家用，心灵手巧的嫂嫂就替人做衣服，还做些袜子和帽子拿出去卖。我母亲管家，做饭什么的全包了，让嫂嫂腾出手来做针黹。总的来说生活还是困难的，虽然有姐姐与姐夫全力帮助。当然我最小，食饭钵中，我是享受特权的人，大家都很疼我，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所以我感觉不到什么艰难。

读过鼓浪屿毓德学校的大姐，很年轻就嫁到厦门了。她很孝顺，天天都要过来看父亲。我姐夫许春草和姐姐感情很好，所以对我们全家也很关心，很常来，许多事情都得到他们的帮助。

父亲常常说，他来厦门是个陌生人，“我像一尾淡水鱼流进咸水港，恐怕是无法生存了”。他常常叹气，在乡下能下田种地、能“出担”做生意、能下海抓鱼，到了厦门，却什么都做不了，待在家里寂寞无比。那时我6岁，他60岁，父亲56(可能是54之误)岁才生我。他那时身体不错，还能做事，但环境不允许，他也不能适应环境，很郁闷。

父亲是正直的人，也是真正让我钦佩的人。

那时在乡下，我还是个小孩子，不懂事。有一朋友从南洋回来，未住旅馆之前就去后垵见我父亲，将行李搁到我家，说还要去厦门买礼物，带回安溪给亲堂朋友。但这个人很久没有回来，父亲到处打听他的行踪，但没人知道，好几个月下落不明，大家都以为他失踪，或许是死了。父亲就将他留下来的两只箱子送到安溪，那是百多里路啊。父亲是去寻找那个朋友的家属，将箱子还给他们，从头到尾没打开箱子……P4-7

《张圣才口述实录》的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一件很值得庆幸的事。

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从出现之日起，就是在各种政治势力的夹缝中求生存，因为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经济社会平台，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他们是毛，不管愿意不愿意，总要附在这张或那张皮上”。毛泽东所没有说的是，他们并不认命，而是在不断寻找适合于自己的舞台。

因此，在每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就会有来自各方面的人集合在改变现状的旗帜下，结成一种松散的联盟，掀起一次社会运动的高潮。而在一起走过一段路程之后，由于各自的出发点、目的、进行的路线、方法不同，就开始分化了：有的坚决走下去；有的不走了；有的转向以至叛变了；还有一些人，他们同样感受到改革的冲动，但对路要怎么走产生困惑，或者，一再受到挫折，就会想要先找一个立足之地再来探索和谋求发展，他们的生活道路会是非常曲折、坎坷的，但在大浪淘沙之中，还会有某些人始终护持着自己的追求，并在艰难的处境中做出了这样那样的贡献，自己也被时代的潮流推着向前走。辛亥革命是这样，“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这样，还有以后一些大的社会运动的历史也是这样。

张圣才先生的陷入爱与暴力革命的巨大困惑与痛苦，是有着大革命的时代背景的。他出生于中国早期的基督教家庭。这种家庭，在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解体过程中，自愿或被迫从破产的农村游离出来，带着寻求一种改变自己生存空间的愿望，到城市的边缘求生存。基督教“自由、平等、博爱”的教义带给他们一种更加开阔、温馨的生活的希望，成为他们不能割舍的信仰。张圣才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当时，在协和大学中他碰到了反对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的运动，这种带有强制性的运动与随之而来的狂风暴雨的大革命和他的信仰是矛盾的。但是，他又和一般传统的基督教徒相信可以通过改变人来改变社会有所不同，他认为要先改变社会才能改变人，这就使他不由自主地要去寻找一种社会力量，依靠一种社会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困惑和痛苦就来自这种艰难的探索。他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还和共产党在鼓浪屿彩屏巷的一个地下支部有来往。此后，他和江公怀、张文理等在上海组织了“中国生产革命党”，而后“闽变”时又参加了“中国生产人民党”。这生产党主张“生产革命论”，想通过发展生产力来改变社会。用张先生自己的话说，是“修正共产党，不修正共产主义”。“闽变”失败，他因为郭荫棠的安排和救国会的活动有了牵连，并因此被捕。出狱之后他回到厦门，仍然活跃于抗日救亡和社会救济的活动中。随着中央军入闽，奉行军事独裁政治体制的国民党直接控制了福建，厦门也从闽系海军传统的势力范围，变成国民党各个派系争夺的地盘。在这种复杂的政治环境中，他一再被捕。后来，按照只参加对日的情报工作、不介人国内国共斗争的条件，他参加了军统，此后主要就在菲律宾进行对日情报活动，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抗日”在这段时间实际上成为他政治上的避风港。

张圣才先生的政治活动，带有明显的地方性，甚至可以说，带有一种地方主义的色彩。在抗战发生前后，他去菲律宾之前，就和福建的一些军统人员发动了一次反对陈仪的行动，还到香港去争取一些福建华侨参与。陈仪在福建主政时是浙系人员包揽一切的，包括军统，也要以浙江人为主，这就和一些福建籍的军统人员有了矛盾。但张圣才的反陈仪，有一个更大的目的，是发展福建的地方势力，直至建立闽军。这根源要从辛亥革命说起，辛亥革命各省都有自己的军队，就是福建没有。中华革命党时代，许春草、林祖密分别被孙中山任命为“闽南讨贼军”总指挥和总司令，但两人对建军路线的意见不同：许想以自己掌握的厦门建筑总工会的建筑工人为基础和骨干，但人员和武器都不足；林主张收编“民军”，陈国辉就是由林招来的；许则认为，“民军”靠不住，以后也很难处理。后林祖密被暗杀，这事也就没有做成了。

从十九路军时代起，福建这些民军、民团就被地方政府逐步收编了，在闽北的卢兴邦、刘和鼎两个师和钱玉光一个旅，虽然被编人中央军系列，抗战一发生，就被调去前线了。闽南大大小小的民军，更早被省保安司令部收编为八个保安团，在抗战前就被逐步淘汰了。张圣才他们出于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政治平台的企图，就想假军统的名义来组建一些地方武装，抗战初期，还设想以李良荣的十三补训处为基础来建立闽南人的军队，“反陈仪”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从菲律宾回来之后，张圣才有了军统局给他的一个少将的头衔，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就只有这张虎皮，旁(别)的都没有了。他拒绝了戴笠要他去日本和台湾地区工作的安排，说要回家服侍年老的母亲。实际上，他在福建还是有所活动的。在抗战胜利前夕，他们一些人对时局有所估计，认为国民党已经不可能消灭共产党，但共产党要推翻国民党也可能还要一二十年的时间，因而他就联合福建一些地方政界人士，如“CC”派(英文“Central Club”，“中央俱乐部”的简称，是由陈氏兄弟陈果夫和陈立夫领导的一个政治派系)中的朱家骅等人，计划通过办企业，来打下经济基础。并着重吸收一批大学生作为开展社会活动的骨干，通过中华文化基金发放助学金，来团结年轻知识分子，甚至有“一个大学生就是一份力量”的口号，其用意同样是要在地方政治舞台上形成一种力量。

1946--1947年间，他们在福建组织企业集团、开银行、开办实业公司，在上海办杂志，在厦门开书店，借鼓浪屿观海别墅接办“海疆资料馆”，还组织“厦门友真社”来联络上层人士，一时俨然自成一个局面。但内战全面爆发，时局急转直下，到了1947年底，要在中国形成一种可以和国共分庭抗礼的第三势力已经是不可能了，这些公开的活动也就逐步收敛了。张圣才曾引用李济深的话和周围的人说：“现在用我们的全部力量，最多只能装备两个师，现在只能帮助共产党成功了。”李济深他们当时就把原来由十九路军将领张炎在广东南路组织的武装交给了共产党领导。正是这种思路影响了张圣才，于是他就和在“闽变”时代认识的潘汉年建立了工作联系。

在这段时间还有一个插曲，就是1948年李良荣出任国民党福建省主席时，张圣才参与了农村复兴委员会的工作，帮助李良荣联系在福建的英美人士，争取国际救济组织在福建投资发展工业和交通。自己的部下和外国政治势力直接发生联系，这正是蒋介石最忌讳的。很快，李良荣的省主席就做不下去了，张圣才也开始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

1949年，蒋介石设想要在西南建立新的反共基地，同时想控制台湾和福建来保持对外通道。他先后派石有德、毛森到厦门来加强特务工作。张圣才的一些活动引起了他们的警惕，后由蒋介石指名，要张圣才到台湾去报到。张圣才知道这事凶多吉少，因此在解放军解放了闽南地区，兵临厦门岛之时，就通过闽中地下党的关系，转移到岛外，参加解放厦门的工作了。

新中国成立后，张圣才有一段时间参加了对台工作，但他是希望到学校工作的，后他被安排为福建省博物馆副馆长。这段时期他看起来开始对政治斗争厌倦了，但他不仅要为自己取得一个立命安身的地方，还要为过去和他合作过的人，特别是已经被界定为反面人物的人寻找一种归宿，因此，他也并不是完全退出政治生活的。特定的历史条件使他受到潘汉年事件的牵连，从新政权的“座上客”变成了“阶下囚”，虽然没有被定什么罪，但仍然过着被流放和被看管的生活超过20年。他的妻儿也一起被下放到农村生活，直到1975年他才恢复政治和生活待遇，回到鼓浪屿安度晚年。

这时候，他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不问世事的老人了，他也曾经应朋友、学生的邀约，到北京、上海等地去游览，生活显得很闲散，直到100岁去世。但是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日子，他仍然希望自己还能有益于社会进步。

他一生没有追求过物质生活的享受，一家人始终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这正是一个关心国家民族和人类社会的命运超过关心自己和家人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就中国而言，像他这种人是应该在历史上有他们的一定地位的，就张圣才先生本人而言，至少在福建的历史上是应该有他自己的地位的。

我生长在厦门，上的第一所学校是双十中学的“附小”，而张先生当时正是双十中学的副校长。在双十中学，他也吸引了一批老师和学生参加他的政治活动，他的被捕就曾经在学校引起骚动和不安。1938年厦门沦陷前，双十中学一部分已经迁移到平和县小溪，还有一部分在鼓浪屿上课。我也就是在这时候第一次听到他的演说。他视察了小溪学校，回来对我们说：“看形势，我们这一部分留在鼓浪屿的人也可能很快就要搬到小溪去，而当地的条件是艰苦落后的。”他希望我们这些学生不但能在艰苦的条件下锻炼自己，而且能够推动当地社会的进步。我当时才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他这种热切推动社会进步的愿望与对青年人的期待，显然和某些老师只要学生安分守己、埋头读书不同，因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抗战中我上英华中学的时候，又和他的几位外甥是很接近的同学，对他在菲律宾的活动也有些了解。太平洋战事发生后，我从鼓浪屿流亡到漳州一带，有一段时期还和许春草先生同住在石码的基督教礼拜堂里。

抗战胜利后张先生回到福建，许春草先生就介绍我去见他。1947—1948年间，我还有机会参加他的一些活动，如1948年元旦前后，他在鼓浪屿策划成立“中国现代化促进会”时，总纲就是由我起草的。现在，我也即将九十岁了，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对中国若干历史现象的反思，我把对张圣才先生的理解，如实地写成这段引言，我希望今后有人能把张先生1945年回国以后的经历更加全面地整理出来，让张先生在历史上的形象更加丰满。

2014年8月29日

最早知道张圣才先生的分量，是当年到省政协查阅史料。

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郑成钟先生，举着陈中先生的《百年守望》，神色凝重地说：“你们厦门有一个人，最值得一写——张圣才！”他当时就大略谈了张先生以军统身份潜伏在菲律宾，相当准确地预测了珍珠港事件一事。当时听过就算了，因为做的是小说，这个长篇小说的背景只到1937年，就没再追问下去。舒婷《真水无香》出来的时候，南燕兄问我要不要听圣才先生的录音，是他家人提供的，我心里一颤，但仍然不敢轻举妄动，只是将舒婷相关文字读了又读。

母亲常提张圣才，与许春草赶鬼的事儿糅在一块儿。

那时影影绰绰感觉张圣才是圣人，后来参与《口述历史：我的鼓浪屿往事》采访编写工作，再次触摸到这些材料。当时，厦门社科联安排我做黄猷先生的口述实录，黄老却不愿意宣传他个人，他说：“我们都不是历史的主角。”黄猷先生说鼓浪屿值得一写的事儿是很多的，他要给我很动人的东西。当黄猷先生一而再再而三提到张圣才和许春草，我就觉得这个录音不能不听了。

于是，由南燕策划，承蒙圣才先生三个儿子的信任，我开始听录音。

听到第三辑，我就决定做录音整理，任何人的文字，都比不上圣才先生自身款款的讲述，当然，这个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录音回避了一些事儿，而且时间截止于1945年——但仍然让我的血液微微沸腾，深入地想到许多问题。

我的同事谢春池说张圣才先生是厦门第一真人。

圣才先生的确是真人，不是我曾经印象过的圣人。圣才先生出生于基督教家庭，是那时被乡下人所不齿的“吃番仔教”的，同时因为是弱房屡遭强房欺负，举家移居厦门，因为姐夫许春草和哥哥张学习的缘故，张圣才14岁就是中华革命党的交通员，很早就开始介入地方政治。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自述的一件小事：6岁的时候，因为撒了一个小小的谎，惹出大祸，从此他养成一生不随便说假话的习惯，任何时候，都要想想自己的言行是否对他人造成伤害。

儿时犯的小小过错，居然对自身人格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这是需要慧根的，圣才先生是真正的基督徒——舒婷说，宗教信仰是他的胎教。的确，因各种原因人教的人很多，社会上真正的基督徒却不能算太多，因为，如果没有对自身灵魂的深度忏悔，就不能算虔诚的基督徒。

真正的基督徒张圣才和社会活动家张圣才漫长的一生，在“爱与暴力革命中徘徊”。他尊重生命，一心一意要建设一个富强文明的国家，他的“革命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教育是正常时期的革命”一说，令我沉思良久，事实上圣才先生倾向于非暴力的、渐近性社会良性变革，所以他一生倾心于教育工作。

圣才先生大学毕业就办学办报、参加了“闽变”，凡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有利的事儿他都愿意做。三次被军统逮捕，七七事变后出狱，戴笠亲自出面请他参加抗日谍报工作，在上海、香港、菲律宾，张圣才冒着生命危险与日本人斡旋，做了大量情报工作，说他伟大，是不为过的。但他一生低调，这是凭人品和才干在社会立足的人！不知为什么，我再次想到“君子不党”这个古董观念。圣才先生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也曾被上海租界巡捕逮捕。而此后，这位在建国前立了大功的民主人士却遭到百般猜忌、关押、流放……

圣才先生后来不无幽默地说：“当时，蒋介石以为我是共产党，抓我三次，每次都要置我于死地。解放后，毛泽东硬说我是国民党，又把我抓两次，坐牢11年，流放10年，没有人为我说一句公道话。其实蒋介石错了，毛泽东也错，我都不是……”这就是所谓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这就是民族的脊梁。这样的脊梁多了，而且都能站着说话，不必去坐牢，这个国家就有希望强大，我常常这么想。

仅仅整理圣才先生留下的录音，不足一个月；在厦门社科联的鼎力支持下，利用业余时间，陆陆续续消化材料并采访相关人士，至今已经四五年了。我的职业是编辑，深知这不是讨巧的但肯定是有价值的题材，几年前，我将大致做齐整的稿子挂在网上，一是觉得自己总算做了一点公益事业，征求张家兄弟的意见后准备“书出不出暂且不论，有人读就好”；二是希望喜欢并了解历史的朋友能帮我补充一点资料，果然，在网上得到张圣才先生大学朋友黄嘉惠亲属茫眼先生的一些考据材料，张圣才外孙女张晓歌的留言，高诚学的战友陈常琳的侄儿、旅居加拿大的陈茂邦先生搜集的有关“鹭江轮”事件的报刊资料，还有许多现在一时想不起来的，各方面的探讨意见，在此先向他们表示感谢！三是公开寻找出版社，但我对这本书在国内出版原本不抱太大希望，一度想慢慢做成熟了，拉点赞助来印成内部资料，对张家后人、对社会有个交代就好。

2004年4月，突然在博客里收到纸条，居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看上这个题材了。编辑先生说他读完我博客上的文章后才敢与我联系，他有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我边读边担心主人公出现怨恨情绪，读到最后方松了一口气并初步认定这本书的价值(大意)。

编辑先生相信这本书会有读者，肯定会有人对圣才先生的传奇人生及爱国爱乡爱人的大悲悯情怀感兴趣，他特地从桂林飞到厦门，拜访黄猷先生和张家后人，大家商榷多日，最终决定由我尽可能补缀录音及圣才先生遗稿的残缺部分，做一个与时代背景有关的链接。

这于我是艰巨任务，硬着头皮写完这些文字，等于将中国近百年历史脉络啃过一遍，因为我之所学不是历史，这就格外吃力，单单家里这些史料就远远超过一百本——幸好从80年代就开始收集地方文史资料，否则真要跑断腿！

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多了，用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来解读历史人物是行不通的，重读史料的过程中，我逐一辨析并校正了原稿中弄错了的人名，这些人大都是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是我以前熟悉或不熟悉的。

穿梭在以圣才先生为轴心的民国人物之间，一些早就读过的旧资料似乎焕发出新的活力和色彩来，辛亥革命、北洋军阀、国共两党纠葛乃至第三党，形形色色的人物跳出来在我的脑海里纠缠不已，渐渐汇成纵横交错甚至是波澜壮阔的百年画卷，延展开去，就是无数惊心动魄的故事！

可惜我笔力有限，也因为某种原因，只能点到为止。

这本书不是小说也不算传记，是相对原生态的口述实录，圣才先生的每一段口述后面，只能辅以同样原生态的同代人或亲属口述或早已成文的回忆录节选。为了尽量保持原汁原味，除了明显的文法错误或别字，不作任何改动，只做一点注释，个别文字有所重复，不同人物回忆亦有些出入，原话原文如此，就保持原样吧。

初稿整理完毕，阅读倍灵先生整理得清清楚楚的“圣才手稿”和圣才先生的图片，百感交集，时而感到深邃的悲凉，时而击掌大笑，就这有限的手稿中，我读到圣才先生一如既往、到晚年近似炉火纯青的政治理念和政治敏感；读到他历经沧桑苦难依然柔软温热的赤子之心，还似乎依稀听到昔日“张天师”幽默的笑声，感受到他宽广仁慈的胸怀！

我很遗憾没能在当年或更早一些接触张圣才先生，因此失去相当多的鲜活感性的细节，我也希望时光能带来更多的宽容，让我更痛快也更透彻更全面地展示圣才先生的睿智深邃及高贵的人格魅力，但我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暂时能做到的，只有这些了。

在此真诚感谢厦门社科联及厦门社科院院长王琰先生一如既往的支持，感谢德高望重的黄猷、邱继善、王明爱、林嘉禾等老先生，感谢圣才先生的子孙张石生、张丹伦、张倍灵、张晓歌，感谢省政协郑成钟及省档案馆陈永民二位先生，没有他们无私的付出和一遍一遍审读，这本书永远无法成形，即便成形也可能错漏百出。

本书图片主要由福建省档案馆，张圣才、许春草家人，朋友林耸、林盛发等提供。此外，要特别提到叶克豪先生及厦门大学历史系美籍博士白克瑞先生。叶克豪和白克瑞先生提供了张圣才先生母校寻源中学和其他有关的档案图片，热心的白克瑞先生为此特别征求了美国归正教会档案馆的意见。

最后，特别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传记文学编辑室编辑团队，他们嗅觉灵敏、目光深邃，诚恳、专业，效率一流，做完这本书，作为同行，我从他们身上学到许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