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年的操劳，使得公孙痤积劳成疾。他躺在病榻上依然心忧国事，不忘向魏惠王举荐人才。而这一次他举荐之人是公孙鞅，也就是后来的商鞅。商鞅姓公孙，他的祖先原本姓姬。这时候的商鞅在公孙痤这里混饭吃已经有好几年了，做中庶子的宫。
商鞅是卫国国君的庶出公子。按照当时的宗法，嫡长子拥有父辈的继承权，其他庶子则享受不到太多父辈的荫庇。他们虽然得不到太多的实际利益，但应该享有的政治待遇还是能够保障的。如果他的人生目标仅仅是锦衣美食和妻妾美女，那么他大可不必跑到魏国给公叔痤去当个小秘书。
为了引起魏惠王的重视，公孙痤在这里故意渲染了商鞅的才能。他说，假如大王不愿意重用公孙鞅，那么请你干脆将他杀掉。因为如果魏国不重用，这个人就一定会到別国去。以他的才能，一定会使他国富强起来，那样就会对魏国造成很大的危险。这是很危险的。
那时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和宋、卫、中山等小国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战争。魏国的地理位置居中，容易四面受敌，忧患意识极为强烈。尽管如此，魏惠王还是没有将公孙痤的这句话放在心上。
学富五车的商鞅在公孙痤门下本就无法施展他的一腔抱负，公孙痤死后，他就更显得郁郁不得志了。当他听到秦孝公求贤的消息后，就带着他的老师尸佼投奔秦国而来，尸佼是诸子百家的法家人物。这时候在商鞅的包裹里装着从魏国带来的一部非常重要的书一一《法经》。魏国是战国时期第一个实施变法图强的诸侯国，算是一个根基深厚的老牌强国。商鞅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一个人、一部法典。一个人就是李悝，一部法典就是《法经》。
李悝在参考各国的法律基础上，综合成为一部法典一一《法经》，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成文法典之一。这部《法经》将法家的思想具体到可执行的地步，犯了什么错，定什么样的罪，接受什么样的刑。当然李悝在其中列举的刑罚是残酷的，比如割掉舌头、砍掉手脚、挖掉眼睛等。只要犯了法，不把罪犯整残废了不算；而且从平民到士大夫，人人平等。由于有律法保证，魏国很快强大，成为列强之首。
商鞅在魏国期间，将《法经》里的每一个字都刻在自己心里。虽然李悝这时候已经去世了半个多世纪。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商鞅依然算是李悝的弟子。
秦孝公发布的求贤令，伴随着他强国富民的决心，很快就传遍了其他六国。秦孝公曾经目睹了其父秦献公改革的平淡收场，他只有在内心深处遥想远祖秦穆公所建立的强国霸业。他在即位的第一年，就向天下发出了那篇改变大秦时局的求贤令。
求贤令说：“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宫，与之分土。”
商鞅进入秦国后，通过宠臣景监的引见才见到秦孝公。商鞅与秦孝公的初次会面，完全是两位野心家的直接碰撞。秦孝公自不必说。他二十一岁继位，可以说是一门心思发愤图强，是一位并不多见的“事业型”君王。他登基不久就“东围陕城，西斩戎之源王”，第二年就获得“天子致胙”的政治待遇，可以说秦国正在逐步恢复秦穆公时代的国际政治地位。
秦国因秦穆公重用人才而强大，也因秦穆公毁灭人才而走向衰败。在商鞅到来之前，秦孝公不知道接待过多少入秦的山东士子。他所表现出来的求贤姿态，不亚于周公捉发吐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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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认为“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史”。无论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都让我不置可否。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人是历史的主体，历史是人的历史。离开了人这个主体，历史就只能是一个虚无的存在，就像乔布斯走了，苹果还是那个经典的存在吗?在历史这个舞台上，所有的人物最终都难以摆脱跑龙套的命运。尽管他们曾经活跃于舞台的聚光灯下，有着改变历史轨迹的可能。
当我准备写这样一本书的时候，我又重新翻阅了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我之所以喜欢茨威格写的这部人物传记，是因为他的解读方式特别有意思。他并没有着眼于历史上那些电光火石般的经典场面，也没有聚焦于领袖们粲然生辉的那一瞬间，不局限于边边角角，而是从大历史的角度来书写历史。他并不着意塑造历史的正面形象，而是从事件本身的视角出发，找一个关键人物，找一个转折点，如同撬动历史的那根杠杆找到了支点。然后我们看到，这个人物是如何将力的作用通过支点对历史产生影响的。我从不迷信救世主，也从不在文字中塑造神一样的人物。如果说历史是一部荒诞的大戏，那么其中的人物就是被导演推上前台的幸运儿。对于我来说，我只想知道为什么事情是在那样一种情况下发生，为什么不是这样发生，是谁在其中起了作用。
一直以来，我都无意将自己的目光投向历史丛林里那些耸立的雕塑，我只希望在那里看到绿草如茵，花红遍野。那是历史舞台上大大小小的角色化为尘土后滋养出的风景。在写作过程中，很多时候我都会忍不住自说自话，会对千百年前的彼时彼刻做出各种推理和假设。而历史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其不可逆转，成就了英雄，也毁灭了差点成为英雄的人物。但不管是成就一个人物，还是毁灭一个人物，历史是由他们共同书写的，成功者的戏份并不比失败者多一份。
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在与陈亮谈论怎样成为“真正大英雄”问题时，曾有如下几句精辟的见解：“真正大英雄者，却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作将出来，若是气血豪忿，却一点使不着也。”原来大英雄活得也是如此憋屈，真是成也憋屈，败也憋屈。很多时候，历史人物的个体悲剧与其说是政治悲剧，倒不如更确切地说是他们的性格悲剧，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心理学定义：性格是人对现实稳定的态度和习惯化的行为方式的总和。所有的结果，都不是一朝一夕。当然也有特殊情况，比如，有个别的个性平庸之辈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被时势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扮演一下所谓英雄的角色；一些帝王虽然资质平庸，但也可以通过世袭的方式取得最高权势，混沌天地。排除这些特殊情况，一般说来，历史人物中的大多数，在其成为历史大人物之前作为普通人时，往往都有强于他人的突出个性特征。时势造英雄固然是客观条件，但他们自身的性格是促使其成为大人物的必要的主观条件。如果没有势不可挡的时代洪流，大人物就不会大浪淘沙显英雄本色，也不会四面楚歌以悲剧收场。
历史的荣耀往往只属于那些敢于用失败和生命做赌注的人，对他们来说，人生就是一场赌博。身在局中，害怕失败，害怕死亡，也是人之常情。作为后来者的我们，为历史打扫现场才能发现。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功败垂成，身后凄惨，但是比起那些守着富贵温柔乡安于现状的人，他们有过更为丰富的人生，其中有回忆，也有热泪。
时间是公平的，历史终将铭记。成王败寇本不足道，他们用自己的热血书写历史，创造历史。无论怎样，我们都不会忘记，历史是一切时代和民族的最伟大的冒险家、疯子、傻子的乐园，与那个在街角卖杂货的小贩关系不大。
在历史的递延过程中，人性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基本法则。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而且这个博弈是多维度交错的。宗承灏著的《非常历史非常人》从十个历史人物人手，探讨他们的人生命运，深度解剖中国历史的生存路径与人性诉求，解读历史演进过程中那些看似迷乱、实则简单的真相。
宗承灏著的《非常历史非常人》聚焦中国历史大人物，揭开中国历史进程中有代表性的人物的生命历程及其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困顿、矛盾和身不由己，分析大人物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矛盾、扭曲和心力憔悴。这既是人在历史中的境况，也是其在人性世界的境况，展现十张各不相同的面孔，构成了那个既强大又虚弱、既意志决绝又精神涣散的中国大历史的正面与侧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