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亲自走访黔南留守儿童学校，并深入采访了几个留守儿童家庭，与留守儿童交流，了解在他们留守农村的生活及上学的情况，并找到几个留守儿童父母打工的地方。通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作者了解到留守儿童父母的生活状和背井离乡，与儿女分隔两地痛苦与无奈。

作者航月在《回家》中用平实易懂的文字向读者介绍着黔南留守儿童的生存状况，言语中是对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现状的片片赤心，并呼吁全社会关注留守儿童，让更多的人去关心他们、爱护他们，努力通过社会力量解决这一社会问题，而不是让这些天真无邪的儿童继续成为“被这个时代毁掉的一代”。

《回家》为作者航月走访贵州南部农村留守儿童家庭后所写的一本关于中国留守儿童现状的书。作者曾是一名记者，工作的经历使她能够更为全面与客观地描述黔南留守儿童的生活现状。中国1亿5000万农村少年里，被迫留守在农村的孩子有6000多万，他们的童年没有父母的陪伴，没有正常的亲情关照。还有3000多万农村儿童跟着父母在城市边缘流动生存，他们住最差的出租屋，在当地城市不能参加高考，他们的父母在城市里的工厂或建筑工地做最累最脏的体力活，他们的父母是在城市的打工一族。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大量的留守儿童因从小缺乏父母的关心与照顾而对他们的身心产生了极大的伤害。

开篇 穹庐下的中国农民

第一辑 被迫留守

 断裂的寂寞

 我的家乡很美

 我要回家当老师

 九峰寨的四姊妹

 山葡萄也有春天

 大山背后的爸爸

第二辑 从最远的大山到最远的大海

 2015年，羊年手记

 我的苦穿透了脊背

 从8岁留守到20岁

 羊年，赵树宽的眼泪

 儿子，再等等爸爸妈妈

 很快我们就回家了

 女儿，明年爸妈回家陪你

 渔排之上：沉重的背带

第三辑 孩子，我们不再让你孤单

 体验是一种改变的能力

 不良的支教行为对留守学生是一种破坏

附录一 致那些无处安放的童年

 121兵团的留守者(航月)

 我的名字叫“留守”(杭枭)

 留守的需求(鑫磊)

 留守是一种认识(罗应楠)

 黔南大山守护着一群精灵(赵晨)

 留守的无奈(吴泽苓)

 人生中的第一次体验(马宁)

 留守心路(黄丽珊)

 体验牵挂(黄丽珊)

 体验成长(霍德)

 体验陪伴(林宇华)

 初识留守者(林媛)

 我和他们(邵樊婕)

附录二 贵州黔南州平浪镇留守儿童调研报告

后记

 复调白内障

 黔南阅读

开篇 穹庐下的中国农民

在采访贵州黔南农村留守孩子之前，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

我去黔南，去看留守孩子，不是因为记者的职业，也不是因为单位的工作。我刚刚被查出来患双眼白内障和双眼神经性病变。这突然的打击让我感觉自己将要失明，将要从光明的世界一下子走进黑暗。

在生眼病的时间里，我总是照着镜子滴眼药水。我滴眼药水不用拉开眼睑，而是直接将眼药水滴到眼球上，然后仰躺在床上，闭目养神。然后起床，在镜子前用一把坚硬的木齿梳子一遍遍梳理我一缕缕的头发。这样可以让眼睛能快速地看见眼前的事物。不管是否是真的，生病的人都在求心理的安慰，我也是。

当木齿穿行在一缕缕的头发的根部时，白发几乎是一夜间弥漫了我的黑发丛林。

是一夜间，时间那么快，让我猝不及防。甚至连心理的准备期都没有，就像医生告诉我的，双眼白内障，双眼神经性病变。

白发在每一缕黑发问扎根生长，我试着把长长的头发梳成马尾松，像小时候的样子，再看，镜子里是一位年老的女人，那把马尾松没有让镜子里的女人变成小时候的模样，也没有让已经四十不惑的女人年轻10岁。

镜子里铺满了白发，施华蔻的染发剂也不能将它完全变黑。

老，这个字，重重地打在我的眼睛里，比拳击的分量更重。

曾计划在10年后、20年后要做的事，就在一夜问提前了20年。

赶快装修新疆的房子留给家人，赶快去贵州的贫困大山看那里的孩子。

希望一切都能赶在眼睛还能看见光明的时候完成。

我感谢这次及早检查出眼病，因为眼病，我第一次走进了贵州黔南，在这片美丽却贫困的土地上，我用一双病眼见证了留守在大山里的孩子、老人、老师的生存状态，也用一双病眼读懂了“农民”这两个字的含义。我没有使用任何教育专家对农民和留守在农村的孩子所使用的他们意义上的言词，也没有偏执地想当然地去评说、去发问。我深入最偏远的贫困山区，用脚步丈量着人类给予弱小世界的关注，也用脚步去最远的大海，体会丢下孩子在外面打工的父母内心最真的情感。

作为农民的后代、支援新疆建设的边二代，我为自己坚守了25年的新闻记者生涯，做最后的一次远行记录。

也许在我之后还会有更多的人关注这里，走进这里。但对我而言，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似乎我很快就要离开这个活着的世界了，生命很快消亡了。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是我对生病后面对人性在选择真假、对错、善恶、光明和黑暗时所做出的正确回答。知道死而且明白死的时候，人性是善良的，人就回到了自己的初生，“人之初，性本善”。更何况，我生性善良来自父母，他们18岁选择听从祖国号召从江苏那个鱼米之乡支援新疆建设，献了生命献青春，献了热血献子孙。

一部支边的历史，让我年轻的父母，把有着南方基因的孩子放在了新疆东部最边缘的农村。

从降生的那刻起，我们就跟农村的命运紧密地连在一起。从包产到户到在自留地上种粮食，从布票、粮票到油票、肉票，从升学、工作简历上填写父母一栏的农民、粮农到家庭妇女。农村和城市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天堑，我从7岁(父亲给邻居家帮忙时死去)开始，便在内心里体验着跨越这个天堑的艰难，它比李白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更难。它难在：你无能为力，你撬不动它，搬不动它，绕不开它。这个天堑挡在你的前面，让你成为沟壑、黑暗、最低层的下里巴人。

从小生在农村的孩子，人生唯一到城市的通道就是考学，只有考学上学才是改变户籍身份最有效的途径。  ’

这个考学的过程成为我终生的遗憾。因为父亲早逝，因为母亲在建设新疆的劳动中患病，我放弃了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唯一通道——考学。

7岁的我和9岁的哥哥，我们像两个成年人一样肩负着照顾多病的母亲，还有幼小的妹妹、弟弟的重担。我们像农村里所有的农民一样，打柴、拾牛粪、挖猪草、割麦、打场。虽然是孩子，我们跟农村的所有成年人一样，赶着毛驴车给生产队运送冬天的肥料、夏天的青草。

哥哥放弃了高考，去城市打工。

我放弃了高考，经历让我18岁就成为新疆年轻的诗人、作家。我靠一支笔改变了我从农村到城市的身份。P3-5

复调白内障

用复调音乐比喻白内障，是一种忧郁后的自我消解，是眼睛的另一种生存意义。

复调《卡农》能在我的耳朵里像斗牛士一样疯狂地响着该多好，如此我不会把“白内障”这个生僻的词放在我的记忆里。去和斗牛士一起跳舞吧，去和斗牛士一起决斗吧。不管复调的音乐能疯狂成什么样子，白内障已经长在了我从前黝黑的瞳孔里。

水晶一样的晶体被另一个因晶状体蛋白质变性而浑浊的晶体所代替，这是我的白内障眼睛。当一口甘肃话的军医告诉我，我患了白内障时，我突然地没了恐慌和眼泪，我干涩的瞳孔挤不出一滴悲伤的泪水。我反复地问军医：我患了白内障?我真的患了白内障?我怎么可能患了白内障?

我仅仅是眼睛的视线模糊了，瞳孔的聚焦浑浊了，平视前方的物体成了双影，眼尾的余光可以斜视着看某个物体或者人。这种状况在两年内没有被我当回事，我想当然地以为眼睛老花了、散光了、退化了，但是从没有想到是白内障。

我美丽的、黝黑的、深邃的眼睛成了浑浊的晶体，我身体里唯一值得赞美的器官被堵塞了发光的功能，我中年后的色彩里不是复调的管风琴、小提琴《卡农》，不是奥尔加农、迪斯康特、孔杜克图斯、圣母院乐派等形式的复调。

我的眼睛只剩下复调的白内障，它把一种晶体分成浑浊的另一种成分覆盖在我相同的眼膜上，这个浑浊的晶体跟我20年前看到的别人眼里的白内障是一样的。

我第一次知道白内障是因为一个叫马凯的孩子，他当时8岁，生活在贫困的山区，因为先天性白内障失去了上学的机会。然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一个摄影师的新闻片子里看到这个白内障眼里流泪的孩子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我要上学。”这个摄影师后来成了我新闻部的领导。

我年轻的美丽的眼睛把马凯流不出的眼泪使劲地流着，流到我的脑海里。先天性白内障黑暗的影子一直笼罩着我年轻的岁月。

那个用眼尾余光极力地想看清外面世界色彩的马凯，其实他什么也看不清楚，他极力争取的动作仅仅在绝望的内心里能让自己的心感觉光明的世界是什么样的。8岁的他，泛白的瞳孔里是别人的影子。

几年后，在乌鲁木齐聋哑人学校，我无意的一次采访，让我找到了这个喊着“我要上学”的孩子。那时他已经18岁，在他的身边，有更小的失明孩子需要他的带领。他用盲文打字、识字、学习。他在一个摄影师的宣传帮助下，实现了上学的梦想。面对18岁的青年，我看到了他黑暗的眼睛里的光芒。

20多年后，在南方的城市，在军医确定的表达里，我内心里是20年前马凯的眼睛，那个用眼尾极力去寻找光亮的白内障眼睛。  我是在眼睛还能看到光亮的时候，有了用眼尾看东西的习惯，这个习惯我不知道它是白内障的先兆。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从不相信白内障会长在我的眼睛里。我的眼睛一直是2．0、1．8，甚至在2013年的体检中，两只眼睛的视力测试也是1．3、1．0，下降的指数没有让我联想更多，单位里像小山一样的用户投诉单在我的眼睛里一天天换成浑浊的颜色，渗透进我的眼里。一天天，一层层，而我怎么会知道这个海量的投诉单跟我的眼睛有关系?

但是光明世界里的语言颓废了，暗淡了，复调的白内障重复着同一个旋律，它不是斗牛士，它是舒曼的小夜曲，轻柔的可以让眼睛不由自主地流泪的那个小夜曲。

白内障不是绝症，不是大手术，但白内障的致盲率在老人中的比例是90％。我已经慢慢进入老人梯队，免疫力低下，身体的抗氧成分减弱，眼睛的恢复功能衰退，光明世界离我越来越远。

如果黑暗的那天很快到来，我将会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

我颤抖着手指给一个心灵相交的朋友发去了信息：在失明前，把那些曾经美好的人和事物都记在心里，好好享受你拥有的生活。信息发送的那一刻，我的视线模糊了，流不出的眼泪终于堵不住浑浊的晶体。

好像生离死别，好像是最后的告别。

……

除了社会各界对留守孩子的支助、关爱，更多的曾经被留守的大学生，在毕业后，也选择了去贫困山区陪伴留守孩子的支教之路。

贵州平浪，贵州三都，这条通向大山的寂寞山路，虽然没有路灯，但是已经有了温暖的回应。

而我，也从黔南之路开始，重新阅读“被迫留守”这两个动词后面的中国留守报告。 我的报告从我的真实的记录里，一点点地展开。从被留守的平浪孩子灿烂的笑脸背后的内心，和曾经同是被留守过的华南农业大学阳光团队的鑫磊、赵晨、吴泽苓的内心深处，我读懂了一种叫“被迫”成长的经历。这份经历，平浪的孩子、三都的孩子、黔南的孩子以及所有中国被留守的孩子正在经历。他们经历的无人陪伴的内心“天堑”也像最初农村人向城市走进时那样艰难、艰辛、煎熬、苦涩……

中国留守儿童被迫成熟的里程，是中国“三农”问题里最被忽视的过程。

“三农”背后的心酸故事写在过去，也写在今天。

贵州平浪的留守孩子，仅仅是中国农村户籍里面的一个点。这个点正被中国有情怀的社会各界人士关注，并呼吁发声。

留守儿童的今天是我们的过去，留守儿童的未来是我们的希望。

愿这些被迫留守在贫困山区、贫困农村的中国6000多万儿童，还有被迫流动在城市的3000多万农村孩子，能从心灵深处翻过这道“天堑”，健康快乐地走好他们未来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