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的首次讲话
收到访问贵国的邀请，对于居住在亚洲一个遥远国家的我，委实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在此我要深表感激之情，因为这样的好运确确实实落到了我头上。
坦白地说，收到你们邀请的时候，我心里是有些迟疑的。我阅读书刊，了解到了关于你们的宗教和习俗的许多矛盾的观点。我扪心自问：对我发出邀请的人，期望获得什么呢？为了他们的幸福安康，我应该带去怎样的信息呢？
圣诞节之前，我一直慎重地考虑访华事宜。我推迟了行期，原因之一是我身体欠佳，但坦直地说，也是因为我犹豫不决。这期间，春天回到了孟加拉大地。
一种紧迫感，促使我坐下来撰写演讲稿。我不得不用一种并非我母语的语言写稿。对我来说，这种准备是必要的，并要花费很多时间。可是春天来了，诗人听见了她的召唤。春天的音调每日凫进我的心扉，一首首歌曲写就了。就这样，我被诱离了我想到的责任。
然而，我摆脱不了心中的忧虑。无所事事、虚度光阴之后，当我站在中国朋友面前，我是怎样的一副神态呢？还有比我更尴尬的模样吗？不过，你们肯定不指望那些诗人来履行责任——他们弹奏乐器，捕捉空中生活神秘的激情，在富于暗示的歌曲中把它表现出来。
是的，苏醒的时刻，需要一位诗人的帮助。因为只有他敢于宣告：不知不觉，冰雪已退避三舍；范围狭小的冬天的冰雪之链，阴冷、残酷，可它终究遁逝了。世界早已省悟：排他的冬天把人们关在锁闭的房屋里。但门户正在开启，春天姗姗来临了。
我相信，你们能够理解我的疏懒和对责任的忽视。我有过这样的想法：贵国那些放浪形骸的诗人，畅饮美酒，往往忘记自己的责任，却从不冷淡和煦的春风，那春风的邀请和你们的邀请，不是一样的吗？我也未尽责，一时失去你们的尊敬，最终仍赢得你们的爱。在其他大陆，当地的诗人们，吃苦耐劳，逼迫身上的每磅肌肉出力。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我在那儿也只得履行职责，忘记我的文艺女神。
叫我说，诗人的使命，是捕捉空中听不见的声音，是把信念注入未实现的梦想，是为布满猜疑的世界上率先送来未绽放的鲜花的音讯。
眼下许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不知道，正是伟大未来中包含的信念，在创造着未来。缺乏信念，你看不见机会一次次来到你跟前，不被注意，又悄然离去。狡黠的人和持怀疑态度的人，制造歧见和芥蒂。而一代代的儿童、梦想者、胸怀纯朴信念的人，创造了伟大文明。正如你们回望过去的历史所见到的，富于创造力的天才，满怀信心，不承认什么界限。而现代的怀疑家，惯于吹毛求疵，无力创造新事物，在一步步走向灭亡。 让我们愉快地确信，我们诞生在一个各民族逐渐汇聚的时代。流血和苦难，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因为，作为生存的人类，我们从未发现我们的灵魂陷于混乱和竞争之中。目前，已有这种奇迹出现的征兆，其中之一，就是你们热情邀请我走到你们中间。
几个世纪以来，你们接触了商人、士兵和不请自来的客人。直到此时此刻，你们未起过邀请一位诗人的念头。你们对新时代的春天表示敬意，却未关注我的人格，这难道不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吗？你们不是跟我要信笺吗？人们利用鸽子传递信件；在战争时期，人们重视它的翅膀，而不凝注它的高翔，是因为它们帮他们杀人。哦，千万别把带信的任务交给诗人！
请允许我和你们一起眺望你们的祖国大地洋溢着盎然生机，我想沉浸于你们的欢悦之中。我不是哲学家，所以请在你们的心田安排我的住处，而不要在民众的讲台上为我放一张椅子。我渴望赢得你们的心。此时我走到你们身边，怀着对你们和亚洲的伟大未来的信心。有朝一日，你们的国家巍然挺立，显示崭新的精神风貌，我们将分享你们的欢乐。
在你们中间，我心里全然不必担心会感觉到恼人的民族情绪和不同的传统。回眸悠悠往昔，我看见印度大声宣告，“你们是我们的兄弟”，并送给你们她真挚的爱。那样的亲密关系，我希望，隐藏在我们大家——东方人的心底。它的路径也许蔓生了几个世纪的荒草，但我们仍可发现它的走向。
当你们藐视难以克服的困难，成功地寻觅到了过去曾获得的所有珍品时，我真诚希望你们中间涌现一批梦想家——他们播布爱的信息，克服重重阻挠，能跨越延续了几个时代的痛苦的分裂。一代又一代，在亚洲，伟大的梦想家以他们爱的甘霖滋润了世界。亚洲等待他们这样的梦想家来临，继续这项事业，建立牢固的精神关系，而不是进行厮杀，追逐利润。
不久的将来，我们又将为同属亚洲大陆而自豪，亚洲的阳光将穿透灾难的乌云，照亮生活的道路。P9-13
来自天竺的光明使者
白开元
印度大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一生热爱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
泰戈尔20岁那年在《婆罗蒂》杂志上发表著名文章《鸦片——运往中国的死亡》。诗人在此文中义愤填膺地指出对中国的鸦片贸易中，隐藏着龌龊卑鄙的动机，其中阴暗的偷窃心理比抢劫还要可恶；他谴责英国商人坐在亚洲最大的文明古国——中国的胸脯上，把病菌似的毒品一点一滴注入中国健全的肌体和灵魂；为牟取卑鄙的利益，满足对金钱的无限贪婪，迫使拥有亿万人口的中国，在政治、健康和社会道德诸方面走上了下坡路，把中国推向死亡。此文的字里行间，表达了对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的真诚同情。
泰戈尔是近代中印文化交流的奠基人之一。1924年，他应邀访问中国，在北京、杭州等地发表讲话，会见郑振铎、刘海粟、王统照、梁启超、蔡元培、胡适、辜鸿铭等各界文化名流，回顾中印两国对世界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表达疏通蔓生着忘却的荒草的友谊大道的热切愿望。
泰戈尔访问北京期间，适逢64华诞。5月8日，北京“讲学社”在天坛草坪为诗人举行祝寿仪式。梁启超为诗人起的中国名字是“竺震旦”。中国称印度是“天竺”，而古代印度称中国为“震旦”。梁启超用心良苦为诗人起了这个珠联璧合的名字，对泰戈尔在两国文化交流领域发挥巨大作用寄予了厚望。泰戈尔的生日晚宴之后，在东单三条协和小礼堂安排演出他的话剧《齐德拉》。在剧中林徽因饰齐德拉，张歆海演阿周那，徐志摩和林长民分别演爱神和春神。
我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曾在开明戏院为泰戈尔专场演出《洛神》。演出结束，泰戈尔亲自到后台热情祝贺演出成功，并对布景提出了改进意见。次日在为诗人举行的送别宴会上，梅兰芳请泰戈尔题诗。诗人欣然命笔，在梅兰芳的一柄纨扇上写了一首小诗，并兴致勃勃地为主人朗诵。这首诗表明泰戈尔观看京剧，朦朦胧胧地获得了美的享受，也道出了由于语言的障碍，难以完全理解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难以充分领略京剧艺术真谛的一丝遗憾。
尽管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些人对泰戈尔阐述的观点持批评态度，但总体而言，这是一次加深两国文化关系的重要访问，具有深远历史意义。
泰戈尔回国后，在中国政府的资金支持和谭云山等中国文化名人的协助下，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在他创办的国际大学成立了中国学院。中国学院主楼中央镌刻着中华民国主席林森写的端正秀丽楷书“中国学院”。毛泽东主席创立的新民学会会员谭云山先生，任中国学院首任院长。首届开学典礼上，诗人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国和印度》。诗人欣喜地说：“今天是一个期待已久的伟大日子，我可以代表印度人民，发出消隐在昔年里的古老誓言——巩固中印两国人民文化交流和友谊的誓言。”他热切期待中国学生到那儿学习语言，中国学者到那儿研究印度历史、哲学、文艺。他真挚地表示：“我们可以荣幸地和你们欢聚，作为你们的东道主，作为你们的兄弟和挚友。让我们常来常往，我邀请你们，一如你们邀请我。”
泰戈尔把他创办的国际大学喻为姹紫嫣红的世界花园，作为中印文化、学术交流的中心，中国学院藏有中国政府赠送的图书十万余册，无疑是这世界花园里的一朵鲜艳芬芳的奇葩。
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中国学院是巍然矗立的一座里程碑。包括徐悲鸿、徐志摩在内的多名中国的文化名人，或到国际大学短期访问，或在中国学院任教。泰戈尔为之倾注大量心血的这所学院，为印度培养了许多汉学专家，至今仍是印度汉语教学中心。
抗日战争爆发后，泰戈尔两次致信日本诗人野口，严正驳斥他为侵华日军烧杀抢掠的滔天罪行所作的狡辩。他不仅撰写文章声援中国人民，而且抱病率领国际大学艺术团在加尔各答进行义演，呼吁印度人民向中国提供各种形式的物质援助。他预言：“即使你们一时不能单凭膂力取得胜利，你们的精神成果不会丧失，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胜利的种子正播入你们的心中，并将一次次证明，它是不朽的。”
泰戈尔虽未能亲眼看见中国人民抗战的胜利，但历史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言。
周恩来总理1956年参观国际大学时赞扬泰戈尔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
今年是泰戈尔诞辰155周年，为表达对这位大诗人的真挚敬意，笔者从28卷本孟加拉语《泰戈尔全集》和三卷本《泰戈尔英语文集》收集翻译了所有与中国有关的诗歌和散文。无论是全文还是部分章节涉及中国的作品，都彰显他对中国命运的密切关注，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以及为加强中印友谊所作的杰出贡献。
光阴荏苒，泰戈尔逝世已经七十多年了，但历史表明，无论在中印关系顺利发展还是遇到困难的日子，泰戈尔这面中印友好大旗，一直在两国人民的心中猎猎飘扬，曾经并将继续为两国人民提供在友谊之路上迈向美好未来的新动力。
2016年3月20日
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一生热爱中国，20岁那年就曾在杂志上发表文章，谴责英国向中国贩卖鸦片并发动鸦片战争；1924年，泰戈尔受邀访问中国，在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等地发表讲话，会见文化名流，加深了中印两国文化关系；抗日战争时期，泰戈尔多次声援中国抗日战争，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历史表明，泰戈尔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是近代中印文化交流的奠基人之一。泰戈尔编著的《泰戈尔与中国》从28卷本孟加拉语《泰戈尔全集》和三卷本《泰戈尔英语文集》中收集翻译了几乎所有与中国有关的散文、演讲、书信和诗歌。无论是全文还是部分章节涉及中国的作品，都彰显出泰戈尔对中国命运的热切关注，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以及为加强中印友谊做出的杰出贡献。
泰戈尔编著的《泰戈尔与中国》介绍了，泰戈尔对中国怀有特殊的深厚感情。他热爱中国和中国文化，十分关心中国人民的命运。1881年，年仅20岁的泰戈尔就在孟加拉文的杂志《婆罗蒂》上，发表著名论文《在中国的死亡贸易》，严厉谴责英国向中国倾销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罪行。泰戈尔曾三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影响最大莫过于1924年接受梁启超等人的讲学社的邀请来中国的访问。泰戈尔来华访问的目的，是加强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重新沟通中印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