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举有先生著的《往事随笔》书稿分“考古经历”“人物”“书评”“杂文”“鉴赏”,共五篇。首篇“考古经历”中的“马王堆汉墓”,文字几乎占全书的一半,傅先生开头就详细记述了马王堆二、三号墓的发掘全过程,接着说因持“三号墓墓主利稀说”而引发大争论。
继马王堆汉墓考古之后,傅先生又经历长沙子弹库楚墓的盗余再发掘和湘阴岳州窑的大面积调查。这是两篇考古纪实文章,其写法与晦涩枯燥的考古报告不同。
《随笔》的另一重要看点是“人物”篇。收入篇中的人物,有可望而不可及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国画大师齐白石,还有诗词书法大家秦孝仪、文物鉴赏大家王世襄、汉镜研究专家王纲怀、博物馆专家侯良和竹雕艺术家李佑增。傅先生对这几位人物的描述都很简洁精到,字里行间洋溢着深厚的情谊。
收入书中的还有“书评”“杂文”“鉴赏”多篇。篇札大多短小精粹,内容丰富,既有资料性、学术性,又有知识性、趣味性,雅俗共赏。
傅举有先生在文博考古方面建树颇丰。曾参加马王堆二、三号墓发掘和帛书整理工作。《往事随笔(精)》以傅举有先生的往年工作经历为主线,讲述其在考古经历、人物、书评、杂文、鉴赏方面的主要经历和思想观点脉络,分篇述理,向读者呈现。
地下宫殿
12月10日,把椁室上面的膏泥、木炭清理干净后,发现了一整张很大的竹蓆罩在上面,竹蓆面积有25平方公尺,编织人字花纹。椁室有两层盖板和一层顶板。揭去盖板、顶板后,椁室中央露出光亮如新的漆棺,周边四个巨大的边箱填满了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随葬品。
椁室呈“井”字形,古代叫“井椁”。据说春秋时,孔子用作教科书的《仪礼》一书中,就讲过井椁的事。胡培翚《仪礼正义》说:“盖椁周于棺,其形方,又空其中,以俟下棺。有似于井,故云井椁。”井椁在古文献上经常提到,但完整的井椁谁也没有见过,不知是什么样子。马王堆出土的井椁,是目前唯一最完整的实物。
椁室为什么要做成井字形?一方面固然是为了便于放置殉葬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古代的人们总是愿意把幽冥世界布置得和现实世界一样。马王堆井椁的布局,实际是墓主生前贵族宫殿的模拟品。它的方向坐北朝南,北边的头箱,犹如是墓主人的堂屋,特别宽大,布置得非常阔气和讲究。四周壁上挂着丝绸帷幔。为什么要挂上帷幔呢?因为汉代富贵人家的堂屋,是张挂着锦绣帷幔的。《汉书·贾谊传》说:“富民墙屋被文绣。”《汉书·东方朔传》记载,汉武帝的建章宫“土木衣绮绣”。墓主人生前居住的“墙屋被文绣”,死后也要照样。头箱铺着类似地毯一样的蓆子,放置着华丽的彩绘屏风,非常精致的漆几。有许多双手垂拱于胸前的侍俑,随时听候主人的召唤。还有舞俑、歌俑、奏乐俑等俑人,琴、筑、编钟、编磬等乐器,和照明用的灯具。我们仿佛在一个灯火辉煌的晚上,看到了舞俑在乐队伴奏下的翩翩舞姿,仿佛听到了两千年前悠扬的歌声。有一套博具,主人和客人曾在这里对局下棋;有装着名贵香料的华丽熏炉,曾散发着缕缕清香,室内空气清新干净。东边箱出土了大量的帛书和帛画,应是主人的书房。南边箱出土了十四个大竹笥,每个上面都挂着一块木牌,分别写有“绣缯笥”、“帛缯笥”、“绮缯笥”、“绀缯笥”、“衣笥”等字样,里面装满了丝绸和服装。西边箱出土了竹笥十七件,其中十六件竹笥盛着各种熟食和梨、枇杷、枣等水果。这里可能是庖厨之所。
从椁室的布局,可以看出它大体是模拟着墓主人生前的宫殿式宅第而建造。这个地下宫殿里,有1684件随葬品。这些随葬品包括了一个高级贵族,即墓主软侯一家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的全部家当,实际上是墓主软侯家庭生活的缩影。
写给“阴曹地府”的公文
椁室东边箱出土了一份写给阴曹地府的公文。公文是用隶书写在一块木牍上的:“十二年二月乙巳朔戊辰,家丞奋移主葬郎中,移葬物一编,书到先撰,具奏主葬君。”由于墓中出土了汉文帝四铢半两铜钱,“十二年”应是汉文帝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二月乙巳朔”是二月廿四日。“家丞”,根据《后汉书·百官志》记载的“列侯……置家丞”来推断,是国家派来“主侍侯,使理家事”的。“葬物一编”,是指随葬品清单一一“造册”。这句话的意思是:软侯的家丞“奋”,把随葬品清单一本移交给阴问的“主葬郎中”。最后一句“具奏主葬君”,是报告阴曹地府的高级官吏——“主葬君”。“主葬郎中”和“主葬君”是模仿人间而设想的阴曹地府的两级官吏。墓主软侯随葬一千多件珍贵器物,其家丞当然要报告地下的主管官吏,使其所有权合法化,如果其财产受到侵犯,在阴间打起官司来,能有所依据。
从这份公文中,可知三号墓葬于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二月廿四日,比耶稣诞生的日子,还早了168年。
轪侯家的歌舞团
墓中随葬品清单(遣册)记载:“楚歌者四人,郑舞者四人,河间舞者四人,击建鼓二人,击铙二人,击錞于二人,击铎二人,鼓河间瑟一人,吹郑竽一人,吹楚竽一人,鼓郑瑟一人,鼓楚瑟一人,击钟一人,击磬一人,击筑一人,弹琴一人,共计廿八人。”但与实物对照,发现只有歌舞乐俑廿个。其余八人,则见于椁室壁上的帛画(击建鼓、钟、铙、铎)。
汉代谚语说:长袖善舞。舞俑都穿长袖衣,身材修长苗条,上身稍前倾,双骖略弯曲,好像在顿足起舞。歌俑面敷白粉,头发盘髻,双/手握于胸前,嘴微前伸,像在吟唱的样子。
今天不会玩的博具
椁室北边箱出土了一套博具,有棋盘(博局)、象牙棋子、算筹和骰子。汉代博戏非常流行,上至天子下到百姓,都喜欢玩。史书记载,汉代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都非常喜欢玩博戏。博戏在中国古代盛行了一千多年,至宋代失传。
P9-11
近日收到傅举有先生《往事随笔》打印书稿,并附信嘱写“序”。我喜读书稿之余,顿感惶恐,犹如芒刺在背,不知该如何回应。傅先生博览群书,兴趣广泛,考古、历史、文学多有涉猎;文笔犀利,著作盈柜;不但编写大型考古发掘报告,撰述中国历史文物论著,还写了许多文笔清新、快意平实的科普性读物。每有新作,辄承赐赠,供我品读。从《湖南资兴东汉墓》《汉代漆工艺美术综论》《中国历史暨文物考古研究》,到《马王堆汉墓文物》《不朽之侯》《千年遗梦》等,我都细细研读,获益良多,自问不可企及。如果说,我和傅先生还有一点学术情缘,那就是对马王堆汉墓的研究了。就凭这点情缘,我勉为其难,承受写“序”之托。
《往事随笔》书稿分“考古经历”“人物”“书评”“杂文”“鉴赏”,共五篇。首篇“考古经历”中的“马王堆汉墓”,文字几乎占全书的一半,不妨先从这里说起。
傅先生开头就详细记述了马王堆二、三号墓的发掘全过程,接着说因持“三号墓墓主利稀说”而引发大争论。“三十年争论”、“四十年回顾”,读者可以借此详细了解争论的细节,作出各自的评判。我曾参加马王堆一号墓的发掘文稿修订和书稿的出版(1973年),同样关心二、三号墓的发掘报告编写以及三号墓墓主的争论。马王堆是西汉轪侯家族墓地,墓主分别是西汉长沙国丞相第一代轪侯利苍(M2)及其妻子(M1)、儿子(M3),1974年发表的二、三号墓发掘简报,据出土的“十二年”牍文与《史记》、《汉书》所载第二代轪侯利稀卒年不合,而断定墓主为“利稀的兄弟”。事后,傅先生根据史料记载的汉初诸侯制度,比对纪年牍文、简文、帛画以及随葬器物,认定三号墓墓主应是第二代轪侯,于是写出《关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墓主问题》(《考古》1983年第2期)。文章发表后,相继得到陈松长、刘晓路、孙慰祖的支持。很明显,对三号墓墓主的研究已分成“利稀兄弟说”和“利稀说”两派。可是,2005年出版的《长沙马王堆二、三号墓(一)》大型报告,仍依简报说三号墓墓主是“利稀的兄弟”,但对“利稀说”只字不提。我看完报告,写了《读后记》,表示支持三号墓墓主“利稀说”,对报告编写者的这种处理办法表示不满。报告编写者可以不认同“利稀说”,但应该先把两种不同看法罗列出来,然后再有倾向性地表明支持哪一种看法,而不应抹杀对立的意见。今年8月,接湖南省博物馆“纪念马王堆汉墓发掘四十周年”征文函,我又写了一篇题为《也谈马王堆三号墓墓主是谁》的短文,再次支持三号墓墓主“利稀说”,重点谈了三号墓所在的位置、墓葬形制、棺室两壁悬挂两幅标榜墓主生前生活和武功的帛画,与简文对应,断定墓主只能是第二代轪侯利稀。所谓“利苍当有多个儿子”,史文无证;即使利稀有兄弟,也无权享有“侯爵”等级的葬制。考古发现的简文纪年与史籍记载不合并不罕见,不应成为否定墓主是利稀的主要依据,而应据简文更正史籍所记。因收入《随笔》的马王堆汉墓研究系列研究文章是傅先生先后发表的散篇的汇集,互不连贯,读者对三号墓墓主争论的始末,不一定看得明白,所以写了上面这段话稍作补充。
继马王堆汉墓考古之后,傅先生又经历长沙子弹库楚墓的盗余再发掘和湘阴岳州窑的大面积调查。这是两篇考古纪实文章,其写法与晦涩枯燥的考古报告不同。前篇细说轶闻旧事,行文轻松流畅,说的是1942年盗墓者盗掘子弹库楚墓,盗走墓中一幅楚国帛书(亦称“晚周缯书”、“战国缯书”),卖给古董商,后被美国商人柯强设计骗走。貌似文明收购,实是狡诈盗取。1973年,已经改邪归正的盗墓者,带傅先生寻得原墓,再次发掘。墓中惊现墓主“乘龙升天”的帛画。这两幅国宝级文物,价值连城,不知吸引多少学者的眼球,研讨至今未止息。这个故事曲折离奇,不可不读。后篇是觅踪岳州窑瓷器。岳州窑与浙江越州窑齐名,是中国古代六大名窑之一,产地在湘阴,开创于东汉晚期,至唐末五代衰落,延续八百年。傅先生和周世荣先生不畏艰辛,足迹踏遍“湘阴万窑窝”,不愧“考古人”本色。
《随笔》的另一重要看点是“人物”篇。收入篇中的人物,有可望而不可及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国画大师齐白石,还有诗词书法大家秦孝仪、文物鉴赏大家王世襄、汉镜研究专家王纲怀、博物馆专家侯良和竹雕艺术家李佑增。傅先生对这几位人物的描述都很简洁精到,字里行间洋溢着深厚的情谊。在上述的名单中,我只认识王世襄先生,其余仅读其文,知其名而无缘谋面。下面只说一点王先生。
王先生的经历富有传奇色彩,平生可概括为“三部曲”:早年“玩家”、中年“落难”、晚年“风光”。我们相识时已到“文革”后期,五七干校归来,我住朝阳门内大街,王老住南小街芳嘉园,相距不远。大清早,常见他手推旧自行车跑步,入朝内菜市场买菜。当时我们心情都不好,见面点头示意,不多谈。八十年代初期,王老的冤错案得到平反,地位转变,开会讲学,著书立说,交往繁忙,常见他的身影。此期间及稍后,我有两次偶然的机会,聆听他的高论,心存敬佩。一次是去“出国文物展”开会,会后同去西城一家高级酒楼,我和王老比肩而坐。席间,听他和厨师谈美食,品评每道菜的烹饪技艺。另一次是同去评议曾侯乙墓编钟复制工艺。我和王老又是比肩而坐,听他对复制品的挑疵,评论复制品音质与原编钟的异同。这让我见识到王老对食谱和古典音乐也有高深造诣。傅先生多次造访王府,请教的则是古代髹漆工艺。二人初次见面如故交,“疑义相与析”,当然更多的还是书信往来磋商。王老的礼贤下士,纠错补缺,真心传授,让傅先生感动不已。在诸名家集稿出版的《奇人王世襄》书中,收入傅先生初次拜访王老的一篇文章。本书稿中又收入《谈王世襄先生的〈髹饰录解说〉》和悼念王老逝世的文章多篇,篇篇饱含感激之情,让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相信读者读后也会有同样的感受。
收入书中的还有“书评”“杂文”“鉴赏”多篇。篇札大多短小精粹,内容丰富,既有资料性、学术性,又有知识性、趣味性,雅俗共赏。傅先生先是从事汉唐历史研究,后来转入汉唐考古,二者紧密结合,融会贯通,相得益彰。他既写深奥的专业论著,又写平白易懂的大众读物,成就斐然。他是考古学界考古文史兼备、雅俗文章都写的少有人才之一。去年南京大学首创《大众考古》月刊,鼓励考古学家在写专业论著之余,走出“象牙之塔”,面向社会大众,深入城乡基层,参与普及科学考古事业,写平民百姓也看得懂的文章。殊不知傅举有先生早就这样做了。现在结集的《往事随笔》,就是傅先生的考古普及读物之一。它的出版,必将受到社会各界的喜爱。
本书共收集文章三十八篇,依据文章的内容,大致分为五辑。
第一辑“考古经历”,九篇。
从20世纪七十年代至本世纪初,我先后担任湖南省博物馆的考古队队长、考古部负责人、主管业务的副馆长等,经历过许多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如世界著名的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出土楚帛书、帛画的长沙楚墓的发掘,中国古代名窑岳州窑的考古发掘等。我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历史暨文物考古研究》一书的《后记》中说:“我参加了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的发掘,在随后将近十年的岁月,我的足迹踏遍了湖南的山山水水,发掘了古墓葬、古遗址和古窑址数百处,这十年的田野考古生活,头顶蓝天白云,脚踏荒山野岭,披星戴月,无论是冰雪覆盖大地的严冬,还是骄阳似火的夏日,以及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的春天,我始终在考古工地上。生活有艰苦,但有更多的欢乐。每一座古墓、每一处古遗址和古窑址,都是一个神奇的古代世界,它向你诉说着千年前或者几千年前的故事。十年的科学考古发掘工作,不仅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而且给了我后来的历史、文物、考古的研究工作以很大的帮助。”
第一篇《幽冥世界,重返人间——马王堆二、三号汉墓文物出土记》是一篇亲历马王堆汉墓发掘的纪实性文章。1974年10、月下旬,我奉命前往马王堆做二、三号墓的发掘准备工作,揭开了二、三号汉墓发掘的序幕。我参加了二、三号墓发掘的全过程。1974年元月,发掘工作大体完成后,我仍留在考古工地,把发掘收尾工作做完。我是最早进入马王堆的考古人员,也是最后离开马王堆的考古人员。在马王堆发掘工地,我度过了九十九个难忘的日日夜夜,亲历了世界最著名的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过程,这给我留下了永远的美好回忆!
第二篇《在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的日子》,是我参加马王堆帛书整理研究工作的纪实性文章。1974年3月,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的发掘工作才刚刚结束两个月,国家文物局就组织成立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国家文物局邀请了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等全国名牌大学、中国科学院各有关研究所、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以及全国有关的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数十人参加。我也幸运地忝列其中。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量的古籍,既有历史、哲学、文学、军事、宗教、艺术、绘画等社会科学著作,又有天文、地理、医药、历法、气象、畜牧、建筑等自然科学著作,中外学术界形容马王堆是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地下图书馆”。这批文献资料主要是书写于绢帛上的帛书,还有竹木简牍等,其价值超过了汉代的“壁中经”、晋代发现的“汲冢竹书”以及清末发现的“敦煌卷子”,为中国灿烂的古代文明,提供了信而有征的珍贵资料。我亲身经历了帛书的出土、整理和研究等工作。
第三篇至第七篇都是关于马王堆三号墓墓主是谁的学术争鸣的文章,即探讨墓主是轪侯利豨还是另有其人的问题。
对于三号墓墓主是谁的问题,学术界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是第二代软侯利稀;二是轪侯利稀的兄弟;三是西汉初期的临湘侯。我是主张第二代轪侯利稀的,而且是这场争论的主角之一。这场争论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关注,而且争论也很热闹,在多次马王堆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以及报刊杂志上,大家纷纷发表文章交流。与我持不同意见的,有的是我的同事,有的是我的朋友,还有领导。大家有时会争得面红耳赤,但争论过后,相逢一笑,雨过天晴,朋友依旧还是朋友。举个例子:湖南省博物馆侯良副馆长曾经是我的顶头上司,发掘马王堆二、三号汉墓时,他是现场的具体组织者,我在他的手下工作。发掘过后,他写了一本著作《尘封的文明——神秘的马王堆汉墓》,有数十万字,他嘱我为此书作序。我在序言中说:“作者是我的老领导、我敬佩的长者。作者把一叠厚厚的书稿送到我手里,要我作序时,坦诚地说:‘对三号墓墓主的看法,我和你是不同的啊!’我说:‘不要紧的,对一个事物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事情。何况学术问题应该提倡百家争鸣呢。’”这场墓主是谁的争论,一争就是四十年,不过现在已经到尾声了,学术界大多数人认为应该是第二代轪侯利稀。
《帛书、帛画出土记——长沙子弹库1号楚墓的盗掘与再发掘》一文叙述了湖南省长沙市东郊一座两千多年前的楚国墓葬,先后两次被人们打开。第一次是1942年,是由一伙盗墓分子打开的。他们从中盗取了世界上现存最早和最珍贵的帛书。第二次是相隔31年之后的1973年,是由湖南省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发掘的,这次出土了目前世界上现存最早、极其珍贵的帛画。一座两千年的古墓,先后出土了两件国宝级文物,此文叙述了其缘起和扑朔迷离的故事。
我参加了此墓的再发掘,文章中有些是我亲身经历的回忆。前几年,研究此墓出土的帛书、帛画的北京大学著名教授李零先生,要我带他到当年考古发掘的现场看看。事情过去三十多年了,那里已经是高楼大厦林立,我仍然能在其中找到该墓的准确位置,三十多年前再发掘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我当时感到非常亲切,在现场为他详细地讲述当年发掘的情景。
第二辑“人物”,十二篇文章。
六个人物,除了齐白石外,都与我有过交往。其中王世襄先生与我交往最多,经常有书信往来;陈寅恪老师是我的母校中山大学历史系最著名的隋唐史教授,他是1949年到中大的,至1969年在中大病逝,刚好20年。我是1956年考人中大历史系的,本科毕业后,又留校读隋唐史研究生,至1965年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在中大历史系度过了差不多十年时光。我和寅恪老师交往不多,但他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思想对我有很大影响,使我终身受益。
第三辑至第五辑是书评、杂文、鉴赏,另附有访谈录,共十九篇文章,其内容都与我从事文物、考古和历史的专业研究有关。
上述这些文章,长的逾两万字,短的仅数百字;最早的写于20世纪80年代,晚的是最近写的,时间跨度达三十年;内容也非常广泛,但总的还是离不开“考古、文物、历史”六个字;体裁是随笔,想到什么就写什么,不成体系,都是些枝枝枝叶叶,但是“一枝一叶总关情”,都是我的人生历程的记录,我半个多世纪的思想和感情的表露。至于这些文章写得怎样,这个我不好说。宋代著名诗人苏轼有首诗《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身在此山中的我,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只有站在“山”外的读者诸君,才是客观的、能识真面目的,所以。要请读者朋友,多多批评指教。
最后,感谢亦师亦友的黄展岳先生为本书作序;感谢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卢家明总编辑和王俊辉编辑在本书出版过程中给予的大力支持和辛勤劳动;感谢我的女儿玲子和女婿存洁,他们从我长达六十多年的文字生涯中、中外五十多家报刊杂志发表的三百多篇文章中,找到本书近四十篇文章,汇成一个集子;感谢我的妻子把教育子女、照顾我的起居生活以及搞好一切家庭杂务等事情都揽在身上,使我能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写文章,其功不可没。我曾笑对她说,陈寅恪老师在他六十六岁生日时作诗评价爱妻“织素心情还置酒,然脂功状可封侯”,你的功状岂止是封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