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在此以及我方在北方军力的比较，可以明白地看出：战争对敌人来说不很有利。命运之神似乎对我们宽厚起来；并且，当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泰孔德罗加(Ticonderoga)的伯戈因(Burgoyne)以“军队中不能出现的毁灭、饥荒和恐惧”威胁我们时，他就显得太疯狂了，让我军在那个季节的战事出现新情况。事实给了那个傲慢的人一个公正的惩罚，或许也可以给我们提供教训。
写完一封冗长乏味的信让我感到很高兴。当我开始写上述内容时，我不知道有什么运输工具；并且，由于在写信过程中受到干扰，就停笔直到3日，当兰德尔上尉告诉我他将在第二天早晨前往波士顿时才开始写。时间很宝贵，军队才开始行军，事不宜迟，这也使我做出仓促的结论。他要求在回家的路上来看我(因军伤而逗留)，这就给了我一个写信给你的机会，向你简短地介绍一下与豪先生最近的战事。
除留守保卫军营安全的必要的士兵之外，全军开始了征程，在3日傍晚约6点时根据不同的行军路向分成4路军，有些距离敌军16至18英里，最近的是14英里。他们的哨岗在第二天清晨被袭击，敌军军官派去了轻兵团以加强主力的防卫。我们的进攻使其哨岗发出警号，敌军开始抵抗，但却发现效果甚微，当他们发现我军人马像乌云一样压向他们时，他们更感惊慌。我们的士兵们斗志昂扬，坚定无畏地向前冲，破坏了他们的岗哨和轻兵团。这是个千钧一发的时刻；如果军用物资早来5分钟，我们或许在此刻就能轻易占领费城了。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不幸的是，就在这一刻，清晨的一场浓雾袭来，融进战场的滚滚硝烟，使得我们无法看清30码以外的敌军情况，并且，炮火芦从四面八方传来，让我们也辨不清炮声是来自我们自己的，还是来自敌军的。这种情况对新军特别不利，由于弹药差不多用完了，我们的将军就命令撤退，我军就带着炮兵、战车和伤员有序撤退了。
除上述之外，我找不到其他撤离战场的理由，除非我们把它当做上帝不让我们成功的旨意，换取自由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这点，也只有这一点，才能成为我们未获成功的抚慰。上帝的意思晦暗难解，尽管我们无法测知其无穷智慧中的隐喻，但对我们来说，只能勉强默认这一命运。对我而言，我坚信我们所从事的事业的正义性。深谋远虑加上天时地利，我们就会成功。如果我能看到美利坚合众国的12个州从残酷的统治者手中解放出来，我也会相信第13个州将获拯救。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我得说我军的英勇与纪律跟预期中的一样。在最后一场战斗中，他们尽职尽责，激战持续了两个半小时，也让我们看到了英军的虚弱。我认为这次我方的损失远远小于在布兰迪万之战中的。而敌方相反，根据来自城里和叛徒的说法，他们的伤亡是巨大的；有人说他们伤亡1200人，有人说1600人，还有说2000人的。阿格纽(Agnew)将军和第五军的伯德(Bird)上校都被击毙在战场；格兰特将军受伤了。我方的纳什将军因受重伤而和其他一些勇敢的军官一样身亡了。沙利文将军的部队表现英勇，他的两个副官因伤重而亡。我方还有三位炮兵军官受伤了，包括弗罗辛厄姆(Frothingham)上尉、赫曼(Hewman)上尉和帕森斯(Parsons)中尉。他们的表现很出色。士兵中也有一定比例的伤亡。
我方军队现在扎营在一处佳地，距离费城大概26英里，军心稳定，期待不久的下一次作战。
尽管当天晚发生了一些事，然而我必须向你祝贺我军在北部的胜利，其中的细节想必你已听说。另一方面，我也不得不惋惜地告诉你，我军在北河丢失了据点，幸好不是在年初发生，否则必将产生致命影响。敌方的增军削弱了我方在那一地段保护堡垒的战斗力，这也诱使敌军采取稍微冒险的行动。然而，我希望英军的主要目标落空——据推测，他们想要救援伯戈因，要知道不久后我们对他的痛击不是没有可能；如果不，留帕特南将军的军队在其后方也够他们受的，对于冒险去救伯戈因，敌军会异常慎重。
15日早晨8点。
昨晚军营中传来一重要情报。伯戈因又一次受到了牵制。他的大部分军营、九个黄铜大炮和超过500个囚犯都落入我方手中。毫无疑问，这会使克林顿(Clinton)因没法救他而重返纽约。伯戈因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难以饶恕，他是罪有应得。这一消息使得我军士气大涨。我们与敌军作战似乎是两件义务：一是为我们的国家，二是为我们自身的尊严。两者看起来有着密切联系，我军也希望在此季发生重大转机。P32-34
我与《山茂召少校日记及其生平》(简称《山茂召日记》)的英文原著结缘是在硕士期间，对美国建国初期中国观的关注使我无意中走近其人，我希望通过研究这个人物来窥视美国建国初期的中国认识。当硕士论文告一段落，一个偶然的机缘使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实现与本书的第二次亲密接触，感谢导师朱政惠先生和复旦大学周振鹤先生的引荐，也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晚清驻华外交官传记丛书”的计划，我得以幸运地翻译此书。
山茂召是美国建国以后派出的第一位驻华外交官，《山茂召日记》是山茂召的传记和日记，传记部分记录了他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军中生活、历次战役以及中美交往开端时期的历史图景，日记部分描述了主人公数次来华途中、在华及周边地区的见闻并参与对亚洲贸易的航行日记，附录部分系山茂召与美国政界首脑等的通信往来。本书是一部了解和研究美国独立战争、开国前后民众心态与政党政治的重要历史文献，对于研究美国对华政策和美国视野中的中国形象变迁也具有珍贵的价值。
乾隆晚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强大的中华帝国已显出衰迹，在国门洞开之前、早于--5嘎尔尼使团来华之际，山茂召及其同行即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并成为目前已发现的留下观感和记录的最早一批美国人。作为外来者，山茂召见证了中国这一由盛转衰的时期，其记载虽有止于零散和浅尝辄止的倾向，但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客观而冷静的，有利于我们从另外的视角去观察当时的中国社会。这块“他山之石”值得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美国的对华政策一脉相承，作为首位驻广州领事，他向国会陈述的中国资讯成为当局制定最初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此外，《山茂召日记》在美国中国学的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集中表现在它在美国开国时期中国认识中的作用。西欧的传教士汉学阶段，耶稣会士塑造了一个既善且美、进步富强的中国形象。美国人山茂召与其迥异，他在中国乃至亚洲发现了众多异教徒的世界，带给美国公众一个“灰色”的中国描述，改变了西方影响下的美国之中国认识，从中不难看出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一位基督教徒面对异域文化时的优越心态。
穿越岁月的迷雾，我在文字中回到两个多世纪以前，倾听主人公心灵的诉说，与他一起行走悲喜，也随之进行了一次华丽艰险的跨越辽阔海洋及亚洲各地的书面旅行。他的人生在历史的漫漫尘沙中由模糊变得清晰，这是一个军人、学者、外交官和教士的内心世界。作为译者，让我深有感触的是他平凡而高尚的品格以及对祖国的热爱与忠诚。作为研究者，又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其基督徒的身份和西方中心观的局限。这是广大读者在阅读时亦需注意的。
我要感谢我的同窗挚友。肖琦、吕杰对本书几处法语文献、拉丁语词语的理解给了我重要的帮助，蒋晖是翻译稿的第一位读者，提出很多颇有价值的建议。
我还要特别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负责本译著编辑出版的所有老师。本书的顺利出版离不开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特别是责任编辑李琳工作认真细致，从文字到排版，各项均细心负责，校译的老师也非常认真地审阅了书稿，逐一解决了书中出现的问题和疑惑。
正如一位青年学人所说，校正翻译错误有如挖地雷，每个知识点背后都可能隐藏着一个“门修斯”。因此，虽然为本书的翻译、校对做出许多努力，但因时间、精力所限，疏误之处不可避免，不当之处均由我本人负责，恳请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褚艳红
2015年5月20日 于沪上
《晚清驻华外交官传记丛书》序
周振鹤
中国自晚明到晚清，大致完成了从“中国的世界”到“世界的中国”的观念的转变。晚明以前，中国就是世界，世界就是中国。表示世界观念的是“天下”这个概念，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就是中国加上四夷的天下。这样思考问题似乎是有其合理原因的，自先秦到晚明，中国就一直都被视为天下的中心，在陆上有参天可汗之道，从海上则是万国梯航来朝。中国文化的影响既深且远，按照晚明人的算法，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周边国家至少有五十多个，所谓“声教广被，无远弗界”是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其周围的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平等外交的意识，有的只是藩属朝贡的概念。但16世纪末，情况开始有了变化。欧洲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带来了先进的世界地图。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注意到，声教所被的周边国家与中国合在一起，也只不过占世界的五分之一而已，还有更多的国家处在“化外之地”里。原来中国只不过是万国之一的知识开始出现，也就是说，在少数人中间，世界的概念已经开始代替了天下的意识。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晚明这还只是部分知识分子的觉悟而已。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他们并不知道有世界地图这回事，而对于统治者而言，则是不愿意正视这一事实。其实清朝前期天主教传教士在宫廷中绘制过几种世界地图，但这并没有动摇皇帝的天下意识。1793年来华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要求的是平等而不是朝贡式的外贸关系，但装载使团进献给皇帝的礼物的车子上，依然被插上了写有进贡字样的旗子。乾隆皇帝不但认为天朝大国无所不有，毋庸与远在九万里之外的蕞尔小夷互通有无，而且仍以天下共主的意识，要求使团人员行不平等的三跪九叩礼。乾隆是看过世界地图的，但心理上依然不放弃“中国的世界”的观念。但不过半个世纪，他的孙辈就不得不面对从“中国的世界”到“世界的中国”的痛苦的、真正的转变。列强要求中国建立近代化的外交制度，而不是将他们当朝贡国看待。他们要求在京派驻外交官，以平等礼节觐见皇帝，也就是建立近代化的外交关系。但是很不幸，这些要求都是在中国被西方列强打败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所以中西及后来中日的外交关系，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平等的状态。对于这一时期的外交史的研究，自然是晚清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外交史舞台上主要演员的外交官又当然是外交史的重要研究对象，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晚清外交史的研究还相当薄弱，而其中对驻华外交官的研究更几乎是一个空白的领域。
正当传教士研究近些年来已经进入我们的视野中时，我们对最早来华的三类洋人之中的外交官与商人实际上并没有开展多少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在个案方面。例如，19世纪后期先后担任过驻华与驻日外交官的巴夏礼，其传记的下半部写的是驻日生涯，在日本早就被翻译了出来。而在中国可以说很少有人知道这部传记的存在，更不知道其上半部主要写的是巴夏礼的在华经历。《晚清驻华外交官传记丛书》的目的就是想对晚清外交史的研究贡献一些基本的文献资料。法国史学家朗格鲁瓦（C. V.Langlois）和塞格诺博（Charles Seignobos）说过：“历史学家与文献一道工作……不存在文献的替代物：没有文献就没有历史。”这套丛书就是从这一宗旨出发而提供给读者的一批基本文献，让读者看到晚清的外交史的部分图景。当然，传记并非原始资料，而是传记作者的研究成果。但是在不掌握第一手资料的一般读者看来，它仍然可以作为研究传主生平的津梁，只要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不被其结论所制约，而只着重其对事实的铺陈。当然事实也可以粉饰，更可以歪曲，但如果我们能不止于阅读一种传记，而是在阅读传记的同时参考更多的历史资料，粉饰与歪曲是可以被我们看穿的。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比较的阅读法。因此，这样的文献是必须进行批判性的阅读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的，这一点相信任何读者都是心中有数的。
历史作为消逝了的过去，并不是今天人们直接面对的事实，它只能在人们的重新认识与诠释中再现，所以历史本体自身必然带有诠释性，本体意义上的历史事实不可能完全重现——这当然指的主要是人类史而不是自然史，人们几乎无法原封不动地将其复原。如果说历史上的典章制度的复原还有一定的客观性的话，对于人物生平活动的复原就更多地带有历史编纂家的主观意识。因此，通常我们所了解的历史事实，只能是经过历史认识主体重新建构的历史。也因此，我们并不担心这套丛书原作者所构筑的历史就会直接成为读者心中的历史，而相信读者心中的历史必定是远比传主所复原的更加完善的历史。
因此，收入本丛书中的传记对传主的某些不合适的赞许——这恐怕是所有传记作者写作的基本目的，并不代表此丛书策划者以及译者的观点，更不是策划者有意的导向，我想，在这个读者有独立阅读与判断水平的年代，如果以为策划者与译者有导向的能力，那会是对读者的一种不敬。这套传记的出版除了给读者提供一种文献的来源以外，还希望读者借着这一文献进而检索该传记所依据的更为原始的史料，同时还发现其他的史料作为补充或者修正，以彻底了解历史的本来面目。举例而言，本丛书中的美国外交官伯驾传，除了这本传记外，在中国人的记述里，还有其他的资料，这里仅举两条以资对照。道光二十七年（1847）的一件《粤东全省商民直白》中有这么几句话：“咪利坚美士伯架，设立医馆，赠医送药，普济贫民，而中华士庶，无不赞羡其德。”这是指的他当传教士医生时的事。而在前一年的《广东全省绅耆士庶军民人等声明》则说：“该国现有医生伯驾，向习外科医眼等症，并无别术声名，不识民情事势，不过在粤业医数年，稍晓广东土话数句而已。兹因该国公使不在，暂令其摄理印信，辄敢窃权持势，狐假虎威，随处生波，骚扰居民，始则骗租晓珠、下九、长乐各舖，继则图佔靖远、荳栏、联兴等街，又强租硬佔潘姓行宇。我等初犹以为彼建讲堂医馆公事起见，讵料假公济私，营谋己宅，至乖条背约，欺蒙陷良，贪得无厌，廉耻罔顾。今又骗租南关曾姓房屋，至今舆情不协，街众弗容。伊乃胆敢砌词，混耸大宪，辄称条挟制，诬告我父母官长，种种不堪，殊堪发指。”这两条都是当时绅民对伯驾的认识，此外中国官员对伯驾也另有评论，这里不烦具引。所有这些记述，我们都可以作为重建历史的文献使用，至于对所有文献的理解能力，我们与读者是处于同一个水平之上的。
外交官天然地代表着派出国的利益，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在晚清时期列强的外交官远不止是这一利益的代表，而是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特征，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我们过去在批评传教士的时候，往往用上“伪善”这个词，那无异于说，有些传教士表面上看来至少是善良的。但是外交官则不然，他们差不多连伪善的面目也不存在，善者不来，来者不善，他们有许多是明火执仗登堂入室的强盗。但有这点共识，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从个体上对他们进行研究。如果说传教士至少在客观上对中外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的话，那么外交官所起的作用与影响又是如何呢？即使我们在传记作者那里所看到的只是对传主的一味颂扬，但从他们对传主一生的叙述，我们依然可以明显看出“弱国无外交”的残酷现实。上面提到的英国驻华外交官巴夏礼可以说是一名典型的帝国主义分子，但他对中国的深刻了解，却使之将“强权即是公理”的手段运用得十分纯熟。事实上，晚清到中国的许多外交官对中国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有的甚至了解得极为深刻，这一点早在晚清就被认识到了。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里就说道：“通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甚多，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我朝章、吏治、舆地、民情类能言之。而我都护以下之于彼国则懵然无所知。相形之下，能无愧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难道不需要多知道一些驻华外交官一生的经历以理解他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吗？毫无疑问，传记作者的偏见以及对传主的喜爱或崇拜，必定会使他们在写作传记时有意无意地夸大或缩小，甚至掩盖某些事实真相。但上面已经提到，历史并不是只靠唯一的史料来塑造的，读者必定会搜寻相关史料来对传记内容进行批判性的阅读，以提高自己的鉴别能力，这是毋庸置疑的。
从另一方面看，这些在政治经济方面与中国发生直接关系的外交官，是不是有些在客观上对中外文化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呢？答案是肯定的。如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此人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分子）就对外国人的汉语学习贡献颇大，他编的汉语课本，他提倡的学习北京官话的做法，甚至对中国标准官话从南到北的转向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他设计的汉字罗马拼音系统一直到现在还在使用，他本人后来则成了剑桥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又，英国驻宁波的第一任领事罗伯聃，也对中英语言接触有重要贡献，他将伊索寓言翻译成中文，并且将寓言的内容改成中国人易于接受的形式，又编纂有英语教科书《华英通用杂话》，成为后来中国人自己编写英语教科书的范本。再如英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翟理斯，编纂了一部卷帙浩繁的汉英词典，至今依然在语言接触史上有其参考价值，他又改进了威妥玛的拼音体系，使之更为完善。后来他继威妥玛成了剑桥大学的汉学教授，对在西洋传播中国文化起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列强驻华外交官多数在晚清都起着形形色色的重要影响，而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影响至今并没有完全理清楚。我们要理解晚清以来的全部历史，就不能不把所有与这段历史有关的人物都作一番彻底的清理。传教士是一部分人，外交官又是一部分，如果我们对这些人没有比较透彻的了解，我们又如何全面深刻地认识晚清的历史呢？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不管挨打的原因是不是落后，晚清的历史已经与世界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因此认识构建完整的晚清史，就少不了与中国发生密切关系的外来的各色人等。尤其在中国史学家尚未对来华各种人士作出深入研究时，作为重要参考读物的西方人士所撰写的外交官传记肯定是不可或缺的参考物。
附带要说明的是，还在中国与西方列强建交以前，在中国的港口就驻有一些领事，处理各有关国家与中国的商务往来。这与世界上的通行情况一致，即领事制度远早于外交活动。我们亦将这些领事列入外交官系列，事实上，有些领事后来也成了正式的外交官。而在中外正式建交以后，中国各地所有的领事馆自然从属于外交机构，领事也自然是外交官的组成部分了。
山茂召少校日记及其生平
山茂召（Samuel Shaw,1754—1794），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杰出战将、建国初期著名商人，美国驻中国广州一、第二任领事。山茂召的事迹和日记由乔赛亚·昆西编著成书，即《山茂召少校日记及其生平(美国第一任驻广州领事)》。传记部分记录了他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军中生活、历次战役以及中美交往开端时期的历史图景；日记部分描述了他数次来华途中、在华及周边地区的见闻，以及参与亚洲贸易的过程；附录部分系山茂召与美国政界首脑等的通信往来。
1776年，山茂召追随华盛顿的义帜，投入美国独立战争，出生入死，屡建功勋。
1784年，山茂召受命担任美国一任驻广州领事，率领“中国皇后号”漂洋过海来到中国。
乔赛亚·昆西创作的《山茂召少校日记及其生平(美国第一任驻广州领事)》记录了美国诞生过程的痛苦与艰辛，他的航海日志揭开了新生的美利坚与古老的中华帝国开展外交关系的历史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