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李大钊亲自领导十余万群众、二百多个社会团体在天安门举行了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示威大会。会场上挂起了请愿受伤代表的血衣，写着“段祺瑞铁蹄下之血”8个大字。李大钊是这次大会的主席之一。他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号召大家“用‘五四’的精神，‘五卅’的热血”，“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他的演说极大地激励了全体听众。这次大会开得异常激烈，与会之人个个热血沸腾，义愤填膺，准备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并且一致通过了驳回最后通牒和驱逐八国公使等决议。会后，又组织了两千多人的请愿团。虽然昨天流了血，大家还是毫无惧色地再次奔赴“执政府”请愿。
这时，段祺瑞政府血腥的大屠杀随即开始了。军警用排枪、刺刀、大刀，射击砍杀群众达半个小时之久。广场上流满了鲜血，人群一批一批地倒下。但大多数群众在党和李大钊的英勇指挥下表现了临危不惧、凛然不屈的英雄气概。
这次惨案，死者达47人，伤者200多人，被鲁迅称作“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三一八”惨案的第二天，即1926年3月19日，段祺瑞的所谓“执政府”对李大钊等人加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的罪名，“着京内外一体严拿，尽法惩办”。在帝国主义和军阀指挥下，各种反动势力组织了所谓“国民制赤会”“反赤大同盟”等，嚣张地向革命人士进攻。严重的白色恐怖，一时笼罩了北方。
李大钊在异常恶劣的环境下坚持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当严重的白色恐怖迫临，环境愈来愈困难、愈艰苦的时候，党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迎接北伐革命高潮，将许多同志调离了北京。李大钊始终毫不动摇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毫不计及个人的安危，毅然将领导北方革命的全副重担肩负起来。
1926年3月底，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一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西院的兵营里。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他的活动受到了很大限制，苏联大使馆门口总是停放着几辆由密探伪装成洋车工人的东洋车，一有人出来就跟踪上了。
但是，李大钊仍然通过种种方法，和北方各地的革命组织、革命同志保持了密切联系。在他的领导下，沉寂多年的兵营一时成了北方革命运动活跃的指挥中心。外面虽然是敌人的黑暗统治，里面各种工作却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在这里活动的革命者最多时曾达二三百人。有的同志化了装，躲过敌人的监视，前来请示汇报工作；一些进步青年，以至大学教授，也常前来求教。李大钊总是尽量亲自接见这些同志或朋友，和他们谈话；并审阅各地送来的报告，派出干部，发出指示信，继续领导北方的革命力量，利用一切可能开展大量的革命工作。
李大钊紧张地、繁忙地策划着，指挥着。当天空一时布满乌云，甚至他本人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行动自由的时候，他从不松懈。他能够在黑暗中看到未来的曙光，能够在敌人不可一世的威风中看到他们必然覆灭的命运，看到人民的觉醒，在异常艰苦、险恶的环境里，始终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心。
革命者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将来一定会获得丰收！一定会夺得胜利！这是李大钊多次引用过的譬喻，也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他常对孩子们说：“你看，农民们辛辛苦苦地种下东西，收获的时候是多么的欢喜呀！他们忘记了辛苦，只有快乐。我们的革命也是一样，现在统治者虽然想尽办法攻击我们……我们是不怕的。我们要挺身和他们斗争到底。我们要用最大的努力把革命的种子撒得到处都是……等到革命成功的那一天，我们会像农民把庄稼收回家来一样的快乐！”
但是，李大钊的处境却愈来愈险恶了。敌人进一步加紧了对北方的革命指挥机关的监视与迫害。机关里的工友阎振三出去送信，没有回来；打杂烧饭的工友张全印一早出去买菜，又没有回来，他们都被捕了。同志们很焦急。李大钊的工作也更加紧张起来。但是，他那钢铁般的革命意志是动摇不了的，他仍然那么安详、乐观、满怀信心地来克服愈益严重的困难。工友被捕，没人做饭，他便与范鸿劫、谭祖尧等同志自己动手，淘米、切菜，做起饭来；工作闲暇的时候，他还向大家“谈些惹人发笑的话”，使得大家也都镇定下来了。
同时，李大钊对敌人保持着高度警惕，决不对敌人抱丝毫幻想。他做了一切必要的准备，对各地的工作做了周密的安排，烧毁了重要的文件；还与同志们一起，练习打手枪，准备应付最坏的、可能的事变。
许多老朋友屡次托人带信给他，或者亲自来看他，劝他离开北京，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说：“要走出北京并不难，就是工作离不开，我是不走的。”夫人赵纫兰也很为他担心，多次劝说，但也不能改变他的决心。他总是说：“不是常对你说吗？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的工作留给谁？”
P25-26
为了纪念在新中国成立前牺牲的中共高层领导人和高级将领，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特组织有关领导和专家编纂了《共和国祭奠——新中国成立前牺牲的中共高层领导人》和《共和国祭奠——新中国成立前牺牲的中共高级将领》两书。
本套书在编书过程中，参考了大量近年出版的有关书籍、资料和历史图片，由于量比较大，在此仅列少量参考书目，还有大部分书刊资料没有列入，在此谨表衷心感谢。本套书由陈克鑫、叶健君主编。《共和国祭奠——新中国成立前牺牲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主要由叶健君、李万青撰写，《共和国祭奠——新中国成立前牺牲的中共高级将领》主要由刘华清、刘强伦撰写，王龙彪、程波、彭焕才、朱丽翔、张飞燕、肖巧平、文慧敏、赵荣华、郭钦、黄启昌、丁红、谢彤阳、丁世平、李新、肖芸林、文定红、夏昕、王小平、欧阳乐安、赵云、彭岗、丁力、徐新奇、谢双承、叶新文参加了资料搜集和部分文章的撰写。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文中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于2014年11月
中国革命者的光辉典范——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李大钊
中共早期卓越的领导人——中共第五、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蔡和森
从书生到领袖——中共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瞿秋白
太空惊雷——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五人常委之一张太雷
中共党内的“辩才” ——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高君宇
共产党的“铁汉子”——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邓中夏
劳工的“保护神” ——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苏兆征
“党内不可多得的政治家”——中共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延年
“全党党员的楷模” ——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罗亦农
“农民运动大王” ——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彭湃
“从坟墓里爬出来的铁人” ——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项英
“中国共产党最好的领导者之一”——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
壮烈殉难的“十八烈士之首”——中共第三届中央局委员、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王荷波
“中国人民应该为之骄傲的典型”——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
党内的“智多星”——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杨殷
“党的安全保卫工作的开拓者”——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
“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中共第四届中央局委员、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向警予
唤起工农千百万——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彭公达
参考书目
后记
一个决定中国未来命运与格局的重要会议在上海召开，这就是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中共一大。它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给一直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行的方向，给苦难深重的中国带来了新的曙光。
始于19世纪中叶的近代中国，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方的压迫下，陷人了苦难深重和极度屈辱的深渊中，国家的主权被剥夺，经济命脉被控制在外国列强手中。封建专制主义的清王朝统治中国已有两百多年，在面对西方列强侵略的严重形势下，不能采取有效的自强措施，反而压制一切使中国政治和社会有所进步的趋势，顺从帝国主义的意愿，听任他们宰割中国。清王朝在它的末期已成为一个卖国的、极端腐败的、扼杀中国生机因而令人民痛恨的政权。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人是带着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20世纪的。那时展现在中华民族面前的仿佛只是一片濒临毁灭的悲惨黯淡的前景。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已经有过许多献身于民族进步事业的人民英雄。为了改变祖国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几乎没有间断过。可是，历次反抗外国侵略的战争也好，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也好，鼓吹爱国救亡和变法图强的戊戌变法也好，一次又一次都失败了，无数仁人志士为此而抱终天之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并没有削弱，在农村中也没有出现一次社会大变动。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了，革命果实却落到了帝国主义所中意的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依然处于贫困落后的状况。孙中山曾沉痛地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
在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反动势力根基深厚的国家进行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完成众多革命先行者未竞的事业，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历史的潮流，勇敢地担负起了这个使命。1921年，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尽管人数很少，但她一开始即被斥为“过激主义”而遭到中外反动派的联合镇压。中国共产党人没有退缩，而是知难而进、勇往直前。他们以自己的坚定信仰和甘为民族和人民献身的精神始终在困难中前进，在探索中前行。中国共产党刚一成立，党的先进分子就深入工人、农民中做艰苦细致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工农运动热潮；他们着力推进国共合作，支持北伐战争，迎来全国大好的革命形势。到1927年4月中共五大召开之际，党员已发展到5.8万人。然而，还处于幼年期的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却遭到了当头一棒，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背叛革命，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大好的革命形势毁于一旦。 中国革命向何处去？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敌人的屠刀所吓倒，他们掩埋了同伴的尸体、擦干身上的血迹又继续前进。更为可贵的是，一些曾在国民党中已居于高位的志士仁人毅然抛弃眼前的富贵荣华，投身到充满凶险和变数的革命事业当中，这是一种信念的力量，这是正义的感召，这是对真理的追求，这是对民族和人民的责任使然。中国共产党人几乎白手起家，在国民党反动派疯狂的镇压、封锁、“围剿”中，住着简陋的房子，过着清苦的生活，相当多的时候更是风餐露宿、忍饥挨饿，然而他们却意志坚定、精神饱满，开始了在广大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征程。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无数的流血牺牲之后，到第五次反“围剿”前后，全国红军最多时发展到30多万人，中央苏区全盛时的面积已达8.4万平方公里，人口450多万，另外还有包括湘鄂西、湘鄂赣在内的12块比较大的根据地。然而，“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政策使刚刚有所发展的革命力量在1934年遭到惨重的损失，红军被迫放弃根据地，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经过艰苦的转战，在损失了90％的力量后，终于在陕北安家。
1937年7月，日本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在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最早高举起抗日救亡的大旗，当蒋介石实行片面抗战、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之际，八路军却奔赴前线，深入敌人后方，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据统计，在八年抗战中，敌后战场共毙、伤、俘日军52万多人，占整个战场130多万人的40％。同时毙、伤、俘、降伪军118万多人。中共领导的主力部队也得到极大的发展，由抗战初的四万多人发展到120多万人，还有民兵220万人。
1945年抗战胜利后，久经战乱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而蒋介石却在盘算限制甚至消灭在抗战中日渐壮大的中国共产党。为了抢夺胜利果实，此时，身处大后方的蒋介石为争取时间，玩起了新的把戏。为了争取和平民主的前途，毛泽东冒着巨大的危险亲赴重庆谈判。在蒋介石内战准备就绪、发起全面内战之时，毛泽东率领一支仅仅两百余人代号为“昆仑”的队伍坚守在陕北，与胡宗南几十万大军周旋。在敌我形势发生变化的关键时刻，又运筹帷幄，发起了战略大决战，通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114天，歼敌154万人，使蒋介石在长江以北的主力丧失殆尽。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了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饱受压迫和欺凌的中国人民是何等得高兴和自豪。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60多年的探索和奋斗，中国已由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升为世界前三，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社会保持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民族凝聚力显著增强，中华民族将迎来伟大的民族复兴！
如今的我们不能忘记为了民族独立、人民幸福而英勇献身、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人们。正是他们不计名利、无私奉献；正是他们艰难求索、开拓进取；正是他们舍生忘死、流血牺牲，才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时光。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是人民的骄傲，是共和国永远值得铭记和祭奠的人。本套书收录的是牺牲和病逝在建国前的中共高层领导人和中共高级将领。高层领导人收录了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和在新中国成立前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以上职位的英烈；高级将领收录了中央军委后来认定的未授衔的军事家和抗联主要领导人杨靖宇、赵尚志，参与宁都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赵博生、董振堂。细读这套书，通过聚焦他们的人生历程，透视他们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品评他们在中国革命中的主要贡献和历史地位，了解他们的优良作风和崇高品德，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帮助我们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以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叶健君、李万青编著的《共和国祭奠：新中国成立前牺牲的中共高层领导人》对新中国成立前牺牲的中共高层领导人和中共高级将领进行历史回顾，冀望通过聚焦他们的人生历程，透视他们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品评他们在中国革命中的主要贡献和历史地位，了解他们的优良作风和崇高品德，让后来者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也尤为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生活。
叶健君、李万青编著的《共和国祭奠：新中国成立前牺牲的中共高层领导人》收录了18位新中国成立前牺牲的中共高层领导人，展示了他们为民族自由和国家独立抛头颅、洒热血，面临死亡临危不惧，在处理危机事件的智慧。细节描写细腻，战争场面宏大，具有比较珍贵的史料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