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姜恩柱所著的《大国较量（中欧关系与香港回归亲历）》一书是资深外交家、前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姜恩柱最新撰写的一部关于20世纪80-90年代中国与欧洲国家的外交风云录。作为中国外交的重要亲历者，作者基于自己从事外交工作几十年的丰富经历，围绕中欧关系、中英关系、香港回归等诸多重大事件，对历史事件的细节、大国之间的交锋和较量进行了揭秘和解读，尤其是对香港回归前中英两国尖锐而复杂的外交斗争进行了详尽的记录。书稿内容详实，史料珍贵，其中很多史料是从未公开过的，对广大读者是一本难得的外交通俗读物，对外交工作者也是一部可贵的参考书。

在香港问题上，中英双方进行了错综复杂的斗争。我国同法国、德国等其他西欧国家的关系发展，也经历了曲折、复杂的过程。资深外交家姜恩柱，历任外交部西欧司司长、驻英国大使、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在一线主持了同西欧大国的重要谈判，又以中央驻港首席代表身份参与了“一国两制”方针在香港的贯彻落实。

由姜恩柱所著的《大国较量（中欧关系与香港回归亲历）》一书以详实的记述，还原关键谈判的斗争现场，解密鲜为人知的重大事件，再现香港回归前后中央政府的力挽狂澜，全景式展现了中欧关系的起伏变迁，以及香港回归近二十年的历史性跨越。

序言一 戴秉国

序言二 曾建徽

序言三 宋明江

第一章 中欧关系艰难岁月

 从封锁禁运到建交高潮

 邓小平同志谈我国战略调整和对欧政策

 80年代末风云突变

 芬兰不参加反华大合唱

 南欧国家对华态度务实

 李鹏总理欧洲破冰之行

 解决澳门过渡期有关问题

 几百年难得的历史机遇

第二章 反对法兰西等国干涉我国内政

 奥斯陆上演指鹿为马的闹剧

 反对法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荷兰再掀出售潜艇风波

第三章 德国统一和中德关系的恢复

 改变欧洲格局的重大历史事件

 中国是少数一贯支持德国统一的国家

 邓小平对德国的忠告

 在波浪中颠簸前进

 在西欧对华关系上一马当先

第四章 中英关系跌宕起伏

 人生转折

 在西方的重要阵地

 传奇人物熊向晖代办

 两国关系陷入破裂边缘

 昔日帝国的外交战略调整

 洪流冲走“台湾地位未定论”

 终于走上正常化轨道

 两国关系进入新阶段

第五章 香港回归前的严重较量

 修建香港新机场问题

 推行代议政制的图谋

 对抗与谈判

第六章 出使英国

 英国政治和外交体制

 中英关系乍暖还寒

 工党对华政策取向

 英国金融实力

 伦敦的变与不变

第七章 香港回归祖国后的初期阶段

 历史性时刻

 香港是一本深奥的书

 站稳脚跟

 香港经济形势

 回归后的挑战和机遇

第八章 适应历史性转折

 内地官员首次参选港区人大代表

 居港权引发重大法律问题

 根据香港情况循序渐进地发展民主制度

 中央领导人访港

 “一国两制”方针的实施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

 离任

 今后的路依然任重而道远

第九章 议会外交：交锋与交流

 同美国国会的对话和交锋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和中俄议会交流

 审议边界条约

 新闻发布会的台前幕后

结语

后记

第五章 香港回归前的激烈较量

1989年我国平息北京政治风波后，英国参与了对我国的制裁。在香港问题上先是抬高要价，后来又公然改变同中方合作的态度，采取同我国对抗的方针，从而使两国关系出现严重的倒退。

在香港回归的后过渡期，即从1990年4月香港《基本法》颁布到1997年6月底，中英两国在香港问题上进行了错综复杂的斗争，尤其突出的是关于修建香港新机场和围绕香港政治体制发展而进行的博弈。由于中方妥善应对这两场大的斗争，保证了香港的顺利回归和政权的平稳交接。

修建香港新机场问题

问题的由来与发展

香港原有一个机场，名叫启德机场。启德机场位于九龙半岛，跑道是在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之间的维多利亚海湾里填海造成的。香港岛和九龙半岛都是摩天大楼林立，飞机起降于港岛和九龙半岛的两大群水泥森林中间的狭长空隙走廊，我曾多次乘飞机在启德机场起降，目睹起降的难度。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启德机场相当繁忙，客货载运量已趋饱和，由于受地理位置的限制，已没有扩展的空间。

1989年10月，港英当局提出了一个香港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其中包括在港岛西南面的赤鱲角填海兴建新机场，建设与新机场配套的通往港岛的机场铁路和高速公路、桥梁以及港岛西区海底隧道等，总投资约上千亿港元，历时十多年完工。

这些计划公布后，香港和外来的投资者都不敢贸然参与，因为这些工程跨越1997年6月30日香港回归中国之后，涉及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以下简称香港特区政府），而没有中国政府的明确支持，这些工程的融资就困难重重。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英方才不得不找中方商谈。

中方从香港的现实需要和长远发展考虑，赞成兴建香港新机场。中方主要关注的是港英当局不能在香港回归前把财政储备都花光，而应给未来的香港特区政府留下足够的财政储备。建设新机场应讲成本效益，不应让未来的香港特区政府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

1990年7月，英国外交国务大臣弗朗西斯·莫德访华时，中英双方同意成立专家组共同研究修建香港新机场问题。同年10月，中英双方正式开始谈判。经过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和专家组等一系列会谈，双方于1991年夏达成协议，形成了一个书面文件，即《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

谅解备忘录确定，新机场建设要符合成本效益，本着不在财政上给香港特区政府造成负担的原则。具体规定：在1997年6月30日前港英政府“将在最大程度上完成”机场核心项目建设；跨越1997年6月30日偿还的债务总额不超过50亿港元，如超过，须由双方磋商；港英政府将预留250亿港元财政储备给未来的特区政府。  根据英方当时提供的资料，按1991年价格计算，新机场核心项目预算总成本为986亿港元。

梅杰首相来京签谅解备忘录

至1991年初，欧共体国家虽取消了对我国的很多制裁措施，但对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互访仍未开禁，继续禁止同我国军事合作和向我国出售武器，双方在人权问题上存在深刻的分歧，摩擦不断，争论激烈。

英国在西欧大国中率先同我国恢复高层往来，主要是因为它在香港问题上有现实的需要，特别是在建设香港新机场问题上需要取得中方的支持。

1991年9月初，英国首相梅杰访华。这是1989年以来西方大国政府首脑第一次对我国进行访问。

在此之前，英国外交大臣赫德于1991年4月初访华。赫德外交大臣向中方转达了梅杰首相希望同中国恢复信任、加强和发展英中关系的愿望。江总书记引用陶渊明的诗句“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意即两国关系要采取向前看的态度。李鹏总理重申，我们认为香港修建新机场是需要的，中国政府对此愿持合作的态度。

会谈后，我陪同赫德外交大臣去参观颐和园后湖苏州街。在入口处立有一石碑，上面写明此处1860年为英法联军所烧毁，1900年又为八国联军所破坏，现予重建。我想把他们引开未成，赫德外交大臣及其随行人员都粗通中文，他们看到这一石碑后，其助手自言自语地说，“啊，我们是坏蛋！”赫德本人一言不发，板着脸，闷闷不乐，进去匆匆看过几家店铺后就怏怏离开。其实，这并非是中方有意为难他，使他难堪，参观颐和园是英方提出的要求，我事先也不知道此处有这一石碑。况且，这一石碑说的是历史事实，无可厚非。

五个月后，梅杰首相来北京访问，他这次访华主要是同李鹏总理共同签署《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在联合新闻公报中表示，这个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体现了中英两国政府随着1997年6月30日的临近在香港问题上加强合作和发展中英双边关系的愿望，双方将密切合作以实施备忘录中的各项规定。

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分别同梅杰首相举行了会见和会谈。

两国领导人重点讨论了中英双边关系和香港问题。双方强调，决心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英联合声明，双方还重申，在今后六年中，双方将按照联合声明，密切磋商和合作，以实现香港1997年政权的顺利交接和保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在同李鹏总理会谈中，梅杰首相以他收到英反对党人士和大赦国际等组织的来信为借口，提出要谈人权问题。他说，他提出这些问题不是为了对抗，而是表明西方对这些事的“关注”。

李鹏总理回答说，我这里也收到一位历史学家的来信，来信表示欢迎梅杰首相访华，赞成发展中英关系，但希望不要忘记中国一百多年来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历史，信中还回顾了英法联军1860年火烧圆明园和八国联军1900年侵占北京的历史，至今伦敦大英博物馆还陈列着大量从中国抢去的文物，希望英国不要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的内政。李总理说，中国并不反对就人权问题进行讨论，但不同的人对人权有不同的标准，不能让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接受西方的人权标准。

虽然在人权问题上有交锋，但梅杰首相向李总理强调，在香港问题上的合作对双方的利益都是至关重要的。他本人非常关心恢复同中国的良好和建设性的关系，他将致力于英中两国之间重建信任和信心。

从梅杰首相这一表态来看，这次访问本来可以成为中英两国恢复和发展关系、加强在香港问题上合作的新起点，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一期望并未成为现实，相反，这次访问之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和英方对国际形势和对华政策做了重新评估，英方在香港问题上同中方合作的政策却发生了向相反方向的变化。

财务安排突破规定，双方达成妥协

梅杰首相的承诺音犹在耳，两国政府首脑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英方已将它置于脑后。英方并未按已签署的备忘录办事，而是大大突破了备忘录所做的规定。

1992年3月，英方提出新机场建设的第一个财务安排方案。新机场核心工程成本从原先的986亿港元提高到1122亿港元，增加13.8%，其中机场铁路成本从125亿港元剧增至221亿港元，增加77%。同时，港英政府打算主要靠举债建设新机场，预计将给特区政府留下730亿港元的沉重债务负担。此外，如果工程出现延误、成本上升等，港英政府承诺要追加投资225亿港元，这就是所谓的“或有债务”。中方向英方指出这一方案违反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原则和规定。1992年7月，两国政府代表为此举行了会谈。后来英方又相继提出第二个、第三个财务安排方案，仍然都是建设成本高、总体预算大幅上升、给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留下沉重财政包袱的方案。

直到1994年2月，英方在中方建议的基础上，提出第四个财务安排方案，才向备忘录确定的原则和规定靠拢。中英双方又经过反复讨论，最后达成以下主要共识：机场总体预算成本为1582亿港元；同意英方总体注资额不少于603亿港元；1997年留给未来特区政府的债务从原先不超过50亿港元提高到不超过230亿港元。1994年11月由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双方首席代表就香港新机场总体财务安排达成了协议，由中方首席代表郭丰民和英方首席代表戴维斯正式共同签署了会议纪要文本。有关香港新机场建设问题的斗争才告结束。

在此期间，正当中英双方就新机场建设进行唇枪舌剑处于胶着状态的时候，一场性质更为严重的在香港政治体制发展问题上的斗争又拉开了帷幕。（P137-141）

序言一

戴秉国

前国务委员

最近，我读了姜恩柱同志所作《大国较量——中欧关系与香港回归亲历》一书文稿，其文厚重，作为在外交战线上相识相知多年的同事和朋友，读来备感亲切，受益匪浅，相信本书的问世，定将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姜恩柱同志出身贫寒，为人正派，办事认真，勤奋踏实。从他身上看到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外交人员的身影。无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幻，他们始终对祖国忠诚、理想信念坚定、生活质朴，把青春年华和毕生精力全都奉献给祖国的外交事业，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斗争中为维护国家利益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而竭尽全力，这是这一代外交人员的共同特点。

恩柱同志从我国驻英使馆的一名年轻外交官到驻节英伦，由分管欧洲和港澳事务的副外长，调往香港，担任香港回归后中央驻港工作机构第一任主要负责人，又作为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同美国和俄罗斯开展议会对话，并兼任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他涉足广泛，阅历丰富。

自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我国外交走过了一段不寻常的道路。在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方面，经历了不少重大的事件。70年代美国为从越南战争中抽身摆脱同苏联争霸的被动局面而调整对华政策，西欧国家纷纷同我国建交，中欧关系开始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德国统一、苏联解体引发世界格局的大变动，西欧追随美国对我国实行制裁，中欧关系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21世纪伊始，我国同美国和俄罗斯关系出现新的变化，我国全国人大同美、俄议会进行交流，对我国对美、俄总体外交起到有益的配合作用。

香港虽是弹丸之地，但它的地位和命运同整个国家的地位和命运紧密相连。我国经过同英国的较量如期于1997年收回香港，这是中华民族历经百年沉沦后重新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香港回归后，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方针，虽非一帆风顺，但取得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姜恩柱同志是上述若干重大事件和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他历经数年，把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写成此书。其内容丰富，材料翔实，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对一些复杂事件的来龙去脉写得简练清晰、一目了然；对一场场谈判交涉的回忆真实生动，引人入胜，体现了斗争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很强的可读性。此外，书中也不乏知识性和趣味性材料。我相信，这本书对有兴趣了解这段历史的读者会有所助益。从事外事、新闻工作的读者，如能抽空读一读此书，无疑对丰富知识、提高水平是有益的。对关心香港问题的读者，通过阅读此书，不仅可以了解香港的过去，对认识和理解香港当前的现实也是有帮助的。

当前，我们从未像今年这样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我国外交肩负着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凝聚正义与和平磅礴力量的重大责任。恩柱同志此书近30万言，通过追忆走过路途的壮丽与艰辛，启迪人们对今天的成就更加珍惜，为更加辉煌的明天而奋斗、努力。

二〇一六年五月

后记

我作为一名外交人员，这一生绝大部分时间主要从事西欧和港澳事务，后期则涉及同美国和俄罗斯议会的对话和交流。

西欧是我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我国外交全局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自新中国成立至今六十多年来，我国同西欧国家特别是西欧大国关系的发展走过了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我参加工作后经历了中欧关系的几个主要阶段。经过数十年的工作实践，我对西欧大国的国情以及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各方面情况的了解逐渐增多，认识不断深化。我体会到，只有对西欧大国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有全面而深入的了解，才有利于弄清楚它们在国际形势发展不同时期同我国在战略上的利益汇合点以及差异与分歧，从而对双方合作的空间和局限性做出比较现实的判断和估计。

我有幸参与香港回归后过渡期的有关准备工作，并在香港回归祖国后在香港第一线参加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的成功实践。通过实际工作，我对香港问题的重要性、复杂性以及艰巨性增加了许多生动鲜活的感性认识。我既体会到香港具有的独特优势，又看到．了它所存在的深层次的问题。对香港和内地有些人提出的有关疑问和困惑，也不能不引起我进行一些思考。

我想，如果将自己四十多年的主要工作经历以及个人看法和体会一并写出来，留下一点可能有价值的史料，对这段往事感兴趣的读者也许会有所助益，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我希望此书能有助于读者了解中欧关系的发展过程、西欧大国对华政策的演变、香港局势和今后走向以及美、俄议会的对华态度。

我写这本书，从搜集整理资料、构思到动笔，一字一句、一节一章地写，其间又几易其稿，总共历时四年，与去年岁末得以完成。

本书的问世，得益于许多同事的关怀、支持和帮助。

戴秉国同志过去同我曾在外交部合作共事多年。他身居高位，志虎忠纯，待人热情、诚恳。最近我详细拜读了他的回忆录《战略对话》，受益匪浅。

曾建徽同志长期来一直是我国新闻和外宣战线上的重要负责人之一，一位知名的大笔杆子。

宋明江同志对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政策素有研究，曾任我国驻欧盟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秉国、建徽和明江等三位同志为我这本拙作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对他们给予的鼓励和支持，我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完成此书的过程中，我还得到了外交部和港澳办有关负责同志的关心、外交部档案室和欧洲司的支持和配合，以及许多同事的关怀和帮助。马灿荣、关呈远、王德俊、王凤超、乌兰木伦以及刘山在等同志分别详阅书稿有关章节，提出了许多中肯有益的意见。特别是吕聪敏同志不仅阅读书稿，提出宝贵意见，而且热情地给予多方面的帮助，耗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在此，我一并向以上有关部门和各位同志表示深切的谢意。

我秘书欧阳文平同志负责全部书稿的打印，他为此付出了辛劳。

我的家人一直给我全力支持，此书的完成也凝聚着他们的亲情、心血和汗水。

此书不当之处，诚请读者指正。

姜恩柱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六日

姜恩柱同志是中欧关系、香港回归等若干重大事件和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他历经数年，把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写成此书。其内容丰富，材料翔实，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对一些复杂事件的来龙去脉写得简练清晰、一目了然；对一场场谈判交涉的回忆真实生动，引人入胜，体现了斗争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很强的可读性。此外，书中也不乏知识性和趣味性材料。我相信，这本书对有兴趣了解这段历史的读者会有所助益。——戴秉国，国务委员

姜恩柱同志亲身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初期中英关系的跌宕起伏，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欧关系的快速发展，平息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中欧关系的艰难岁月和90年代中期以后中欧关系的重大突破，也就是说，本书中叙述的诸多史实都是他亲身经历的第一手材料。……书中既有双方唇枪舌剑的交锋场景，又有关于我国对外方针的阐述和我国基本情况的介绍，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读来令人兴味盎然。——曾建徽，中宣部原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

姜恩柱同志这本《大国较量》既是一部回忆录，又可视为一部外交断代史，涵盖了中欧、中美、中俄关系。他以朴实生动的笔触记述了50多年来许多重大外交事件，既有宏观叙事，又有微观描写，举凡事件的来龙去脉、背景、人物、时间、地点、引语、数据，无不精准有据……例如，关于香港问题前因后果的叙述和分析，使一般不熟悉香港事务的读者读后都能比较容易地理解其中的关键和要害。我诚意推荐此书给读者。——宋明江，我国原驻欧盟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