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是人一生的主题，它令人着迷，让人困顿受挫，也使人变得高贵。理查德·福特编的《蓝领白领无领》是一本跟工作相关的小说精选集，由美国文坛巨匠兼著名编辑理查德·福特潜心编著，扉页题词：“纪念雷·卡佛。”作家阵容豪华：知名作家约翰·契弗、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理查德·福特、茱帕·拉希里、杰弗里·尤金尼德斯领衔主笔，26位文坛名匠、新秀联袂巨献，写作流派和手法可谓兼容并蓄。小说围绕人们如何找工作、被工作困扰、拒绝工作以及从工作中找到自我，等等，与卡佛的小说主题多有交集，从中折射出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读者可从中细品工作与人种种微妙关系。

理查德·福特编的《蓝领白领无领》是美国著名文学家理查德·福特编撰的小说集，力邀契弗、欧茨等名家作品加盟，二十六篇故事如万花筒般折射出工作与人之间纠结难解的关系。在本集中，功成名就的文学大师因排遣不掉的欲念走上了朝圣之路，年逾七旬的火车侍应生为了权利和尊严优雅地服务最后一位顾客，鞋商在夹缝生存、百计钻营，出版社编辑不抵诱惑出卖了灵魂，丢了工作、落得一身污名的前警官又因为多管闲事而受到指控……

前言/理查德·福特

鞋/T.科拉盖森·博伊尔

苹果天地/约翰·契弗

伟大实验/杰弗里·尤金尼德斯　

隐情/ 理查德·福特　

生意经/ 马克斯·阿普尔　

溪谷/罗素·班克斯　

我和曼迪波小姐/唐纳德·巴塞尔姆　

不公/理查德·鲍施　

我觉得我父亲像罗斯福/乔治·钱伯斯　

德拉蒙德父子修理行/查尔斯·丹布罗西奥　

作家这行当/尼古拉斯·德尔班科　

送报/安德烈·迪比　

酸菜汤/ 斯图尔特·迪贝克　

原旨有瑕/德博拉·艾森伯格　

店/爱德华·P.琼斯　

疾病译者/茱帕·拉希里　

牛仔/托马斯·麦葛尼　

独歌行：说博士/詹姆斯·艾伦·麦克弗森　

清寂/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悍女/J.F.鲍尔斯　

工作履历/安妮·普罗克斯　

老好警官/刘易斯·罗宾逊　

远岸/詹姆斯·索特　

牛头怪/吉姆·谢泼德　

药店/伊丽莎白·斯特劳斯　

证言/ 托拜厄斯·沃尔夫　

附录 作家简介

鞋

T.科拉盖森·博伊尔

我们国家，说实在的，就只一座城市。这城市里，大家都戴帽子，在办公室里工作，慢跑，饮食简淡。这座城市的人都贪恋鞋履，特别是意大利制造的鞋。脚穿一双国内产的浅口鞋，或是顶柔细的科尔多瓦羊皮鞋，甚或在慵懒夏日踏一双皮凉鞋或缎面乃至塑料的中国拖鞋，都说得过去。也有人称自己无论冬夏都更爱穿跑鞋，彪马、耐克、索康尼。其实呢，人人想要的—那种身份、品质、曼妙、优雅—只有意大利便鞋和及踝靴，手工缝制，皮质柔润，仿佛—呃，这里可以说到女生的私密部位吗？

我姨父，叫他达戈贝特吧，是做鞋子进口生意的。从意大利进口。可是到现在，他自己都买不起一双这样的鞋。当然是因为政府了。咱们的国土是世上最狭长的陆地，一侧为海洋包围，另一侧是沙漠高山，政府把这片土地榨得一干二净。有时我觉得我们是住在一块三千英里长的硕大肉干上。样样东西都要缴税，禁止性税收。但凡是你想要的，无一例外。鸡尾酒、餐巾、创可贴、特百惠餐具、月牙扳手、泡菜，这些花不了几个钱。可是你真正向往的，微波炉、美味冷菜、唱片、休闲服，还有最主要的，意大利皮鞋，都要缴百分之二百，有的是三百的税。政府冷漠。人生人死，晴天下雨，政府漠然。日子就是如此。

达戈贝特姨父实非革新人士，咱们谁都不是；直说吧，我们过得还可以，但鞋子这事让他头大。他进口了鞋子，精心陈列在他市中心他的三家店的橱窗里，无人问津，利润已是极微，卖出一百双才够他请女店员吃顿午饭。叫人如何过得去？更叫他难以忍受的是，那些爱慕虚荣的好市民穿着和他卖的一模一样的鞋子，但却连半价都不到，在他橱窗前耀武扬威地来来去去。这些鞋是怎么过了海关运到码头仓库那些昏暗不知名的小铺子里的？去问“黑手”。“死亡之指”，商务部部长，那脑满肠肥的贪官。

为这事达戈贝特姨父苦心琢磨了几个月。他太太（我小姨卡门可是个厉害女人）和六个女儿吵着要激光美容、手机、斐乐毛衣，姨父现在买不起了。姨父是个大块头，开始秃顶了，生意出问题这几个月，他像是又重了，秃得也更厉害。一天早上，在我们家维达路的老宅子里，姨父下楼来到敞亮的餐室用早餐，他步子轻快，脸上那神情像水里一条小鲨鱼，嗅得出汪洋中哪怕一丝血腥。当他嗅到了这一丝的血腥，他的样子，我想一定就是这个阳光灿烂的清晨达戈贝特姨父在维达路的样子。

“托马斯，”他对我说道，摩挲着他的麦片、纤维片、低因咖啡，“咱们来生意了。”

餐厅这时候没人。几位姨妈和表姐妹都跑步去了。达戈贝特的女儿们在沙滩，我妈妈忙着有氧健身，爸爸—已故的父亲，缅怀他—安息在墓地。我正吃微波炉热的华夫饼，没听懂，抬头茫然望着他。  他扫视四周，剃得发亮的大腮帮泛着层汗光。他吹起口哨，是以前妈妈唱给我听的闪电大师的一首曲子，接着停下对我灿烂一笑。“鞋子生意，”他说道，“你能赚一千五。”

那时我在读大学，研究语义学、现象学、解构之解构。自己有两双考究的意大利休闲鞋，一双米色的，一双铁锈红的。但终归还没工作，再说这钱我也派得上用场。“你说说看。”我道。

他要我干的不难—不难，但有风险。他要我在北部自由港待两天。我国有两个自由港，两港相隔两千五百英里，道路蜿蜒，从空中望去宛若史前怪物的脊梁。南边的港口叫作卡里达，或质量港。我想这两个港口应是马可波罗或隆美尔时期北非和中东的大市场，罪恶与物欲的大滤炉。这里应有尽有，全可压到最低价，个中却有蹊跷。在自由港或卡里达港，你什么喜欢的都能买到，问题是，把东西带回你所在的城市就要缴税—达戈贝特姨父这样的生意人必须要缴纳的那种荒唐的税。那么政府设立自由港又有何意义？自然是为了给他们自己供应数字录音带和微波炉，为了给外国人设立银行，催生现金流—我觉得，最终是为难国内公众，让我们老实安于现状，让我们别忘了政府可不是善碴儿。

不管怎样，下午我要飞去北部，用“冷扣”的名字入住酒店，等达戈贝特姨父指示。没问题。跑这一趟对我不算什么。路上一瓶格兰维特威士忌、一本德里达消遣，看了部电影，《猛龙怪客7》，乘务员远远地站在前舱和后舱，并不过来，我就喜欢这样。抵达后，入住他安排的酒店，前台姑娘的眼睛和肩膀似北美电影里的女战士，看到我签下“冷扣”的名字，她哧哧偷笑，露出矫正牙套。我上了楼，等达戈贝特姨父的电话。哦，差点忘了：他给了我一只小手提箱，里面有五百元（我国货币）和黑市换的一千美元。“我觉得不会出啥事情，”送我登机时他说，“不过呢也说不准，呃？”

我去小饭馆吃了牛柳和干菠菜色拉，那是英国摇滚明星和北美毒贩出没的地方。回房间等到很晚，看重播的世界斗鸡大赛。正要盹着，电话响了。“你好。”我一把抓过听筒。

“托马斯？”是达戈贝特姨父。

“是我。”我说。

他声音里透着机密劲儿，时而低声细语，时而粗声粗气。“你上午十点准点到民主道上的海关。”他说话时喘气很重。我听不太清。“鞋在那儿，”他说，“意大利进口鞋。三千只，包着纸。没有人领，明天一大早就要拍卖。”他顿了一顿，我听着线那头传来嘶嘶空响。“你去超低价拍下来。一百元。两百。你给我买下来。买下来，要不就去死。”他挂了电话。

第二天早上九点三刻，我到了仓库外，手里拎着小提箱。不知哪里有公鸡打鸣。天很冷，但后脖颈有阳光晒着暖暖的。身边聚了六七个人，一看就是匆匆刮了胡子来的，衣服松垮，脚上穿着破旧的国产牛津鞋。

我不晓得怎么办。一双意大利皮鞋就要四百元，达戈贝特姨父却要我拿两百元买下三千只意大利皮鞋？我知道黑市上想换多少美元就能换多少，就算这样，我也只能买到几十双鞋啊。我不再多想，埋头读我的德里达。

过了十二点，远处走来一位身穿海关服的老人，他拖着石头一样的腿一瘸一拐，掏出一串钥匙，打开仓库锻钢大门。我们一拥而入，里面光线阴暗，我不由得眯起眼。等适应了里面的光线，慢慢看清了四周货台上成堆的待领货物：整箱的月牙扳手，特百惠餐具，一桶门挡。我看到有几千只黑色的猴鼻圆形自行车喇叭，成罐酸菜直摞到房顶钢梁。接着就看到了鞋。堆成小山高，一只只用纸包着，就像达戈贝特姨父说的。其他人没仔细看。他们读了海关那人发的说明，打开鞋子看了一下，就去看三角起子和酸辣酱了。我愣住了。仿佛无意撞进了黄金城印加，却无人识得。

我手指发抖着打开第一只鞋，又来一只。漆皮，麂皮，鳄鱼皮美妙的纹理；嗅到新鞣的皮子浓郁独特的芳香。这些鞋实在美丽，无与伦比，都是最新的款式，时尚，动人。其他人怎么不多看看呢？这时我看到了海关说明：“三千只皮鞋，自意大利利沃诺港进口。三十日无人认领。拍卖出售，价高者得。”在说明旁，官员潦草乃至厌烦的笔迹划拉着几笔“只有左脚”。

过了一会我才懂。我俯身拾起鞋山里的一只只鞋，撕开包装纸。女浅口鞋、细高跟、靴子、雕花鞋、船鞋、漆皮休闲鞋，每一只，三千只里每一只都是半双。达戈贝特姨父，你真是天才啊。

拍卖太容易了。我等着拍完二号铅笔、椰菜娃娃、柔白灯泡，到了三千只皮鞋，我出了唯一的价。一百元，全归我了。后来，我带那女战士去我房间，让她看看起“冷扣”这样名字的男人在这样—这是个得意的地方不？—的空间里能干啥。我们轮着吸一支烟，达戈贝特姨父打电话来了。“拿到了吗？”电话那头他大喊。

“一百元。”我答道。“好样的，”他哼道，“干得好。”愣一愣，缓缓神。“你知道我在哪儿吗？”他问道，压着语气里的快活。我伸手抚摩女战士的酥胸，对了，她叫琳达，学整容的。“让我猜猜，”我道，“卡里达？”“好玩了，”达戈贝特姨父说道，“这里海关仓库也有鞋啊，最精致的意大利皮鞋，三千只呢，没人领。你信吗？”他语调开心的呀，不由得我不陪他演下去。“这些鞋肯定有什么问题吧？”我道。能想到他咧嘴一笑。“哪有，什么问题都没有。要是你只有一条腿的话。”

那是两年前的事了。  现在，达戈贝特姨父是城里首屈一指的皮鞋大王。那笔单子他赚大发了，用赚的钱买通进了政府“智囊”卡特尔，任国际贸易次长，总统府邸有他气派的办公室。

我也变了，虽然还和妈妈住在维达路，还在上大学。我有三十双皮鞋，灵巧的意大利工匠制作的各种款式和颜色的我都有，惹人艳羡，城里一心攀比的妙龄女郎无不瞩目。我不再读语义学、现象学、解构之解构，转读商学。这才对路。再说，现在看看，政府也不是那么不怀好意嘛。P1-5

理查德·福特

我在密西西比长大，那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父亲做销售，常年出差。那个时代，工作对我们（我的家庭）而言，可以说是一切的主宰。父亲那份工作，是1935年大萧条最严峻的时候开始的，直到1960年他去世，他一直从事这份工作。能在大萧条时期到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50年代那十年一直有一份工作，父亲很是自豪，更不消说这份工给了他多少保障，基本保证全家温饱。这份工，为他，为我们全家，提供了生存保障。有这份工，就有自尊。就是说他是生产者。有自我认知，有掌控力，这很重要。这份工喻示着对高品质的坚守，巩固了他顾家男人的形象。工作—有工作，在岗—差不多就等同于能力，工作本身成了优点和美德。没错，工作日确是漫漫无期，孤独挥之不去，让人透不过气，工资也不高。没有福利。成天坐着不动，重复机械劳动，单调。但是，如果没有工作，自我贬损，温饱不济，赚不到钱，什么都没有，相比之下，之前那些就都不算什么了。换句话说，父亲的工作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的道德观。

那种情境下，以何为生总是紧要的，总不可避免地被宣告。埃德·曼尼在纳贝斯克公司。卢·赫林卖家具。依什·史密斯是厂家代表。雷克斯·贝斯特在通用食品公司做销售。巴尼·罗齐尔在油田干，戴银色安全帽。你“干”什么，也许并不能界定你是什么。但是，你干什么，确实更能让人信服你是什么。没有工作动摇了整个人格体系的根基：本来就不牢稳，如今更岌岌可危。

植根于幼年的这一思想—工作具有至上的意义，后来自然成为我的生活和职业（小说写作）的一个要素。当然，在世人眼里，写作并不算是工作，这种尴尬处境，不单是我，梭罗也经历过。我心底其实也认同这种看法，但我没有承认，而且为证明它是错的，我从没松懈过。70年代末，我三十五岁，写了两部小说，还算成功。普林斯顿大学聘我教书，级别很低，没什么发展前景，所以我觉得没什么，母亲却欣喜若狂。

“哦，理查德，”她热切地说，“你总算起步了，我真高兴。”在那以前我不是没有工作过。我打过很多份工，十七岁就在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做扳道工，后来在小岩城一家破旧的旅馆当过保安。还有其他的。我自己觉得，就像尼古拉斯·德尔班科那篇《作家这行当》里的青年小说家，作为“专业作家”，我已经起步了，而且还大步迈进了不少。对大萧条年代像母亲这样的年轻主妇来说，工作（“起步”）不是那个意思，工作（“起步”）是我前面说的那些：有稳定的工资，清楚明白下面一步步通向哪里。这工资和未来是我没有的，其他方面，可能也不稳定。母亲爱我，常这么跟我说。可是除了对她的爱，那以后我从没有什么让她觉得扎实稳妥过。

工作的确认作用，于我而言，另外一层意义就是当我在小说里描写人物时—这是我的工作—我发现，一个重要人物，如果我不能说出他/她做什么工作，就没法让这个人物拥有我想要的信服力，没法让他/她“真实”，让这人物具有道德意义，产生影响力，打动读者，就如福斯特所述的成功将人物“丰满”起来。

即便是那些在小说中读到的人物，那一串串浮夸的话语和责难，想要在我脑海里构成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工作也会起到巨大的作用，它赋予人物艺术可信性：塑造的人物要抓住读者，那么这个人物做什么工作，读者必须知道。在伊莉莎白·斯特劳斯的《药房》中，主人公是小镇上的药剂师，悉心为自己和别人杂乱的生活寻找处方。同样，查尔斯·丹布罗西奥的《德拉蒙德父子修理行》细腻精致，爱儿子的打字机修理工父亲尝试把精神分裂的成年儿子送往过渡性治疗所却不成功，故事似祈祷，场景像在，呃，打字机滚筒的语言中展开。满腹牢骚的机键展开抵抗。打字杆先是向后靠，接着疲惫地扑通一声，落在纸上。

诚然，也有很多故事和小说，其主人公做什么营生，读者始终不知道，我确信是有这样的故事的，但一时想不起来。本书中詹姆斯·索特的故事优美哀伤，人物似乎没有工作，或是失业；那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那一面可能更悲伤。

这些睿智的故事从各种角度对工作展开论述，有的以工作为故事核心，有的采用象征手法，有的迂回表现，有的只是作为细节点睛，赋予抽象人物以生命力。与工作相关的种种远虑和考量，在我父亲（和他的儿子）的人生中给他力量，也让他痛苦。有些故事意在描绘人类如何发现并坚守自己的生存能力；自我主宰是如何实现或者无法实现；品德怎样识别并得以巩固，与孤独抗争或是屈服于它；或者，就像在唐纳德·巴塞尔姆的著名故事《我和曼迪波小姐》中讲述所谓生产者是怎么回事（保险调查员因为站在客户一方而被派回六年级上学）。

小说确实可向读者深度展示工作和工作对人的烙印。一方面，小说对工作制度（劳动、工作、工资、职业）的刻画与对其他主题的处理一样：把读者以为已经明白的、曾经忽视的或者纳入陈腐旧套的提升出来，赋予其新的视角。也有时候，小说重新赋予其尊严，或对其加以赞述，或是让它产生新的意义，不同于人们以前认为的、假定的，或忽视的。换言之，文学通过对工作这一主题的刻画重新将工作放到读者的眼前，唤起读者注意，让这一主题最终具有道德意义。

弗·雷·利维斯在对D.H.劳伦斯的评论文章中指出，文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令读者“重新认识”生活。本书辑选的小说，即从各个视角协助读者重新认识很多重要的东西，其中之一就是工作：我们对工作模糊不清的认识（正透露了我们自己）；作为个人和国民性格组成元素，工作的中心性(或荒唐性)；工作占据人的生活，不可调和，我们在与之抗争、了解它的过程中，也进一步认识自我，以及其他。上帝知道，关于工作的社会学和哲学论文数不胜数。（“阿伦特小姐，该上您的特写了。”）翁贝托·埃科最近在《巴黎评论》访谈中说，无法诉之以理论的，须去叙述。他说的很对。工作总是在生活中，人的思考总离不开它。它距我们如此之近，将其理论化，会失去它精细、生动、出人意料的点点滴滴，让我们在半路偏离了真相。所以，我们叙述故事，能讲的都写进来，从而重现我们追寻的真相。

几年前，在美国海滨某处（这次是在缅因州）俯瞰海湾的白色栏杆露台上，夜色初临，我跟酒会的“主人”聊天，他和善，机智，爱好航海，和我差不多年纪，光脚穿着价格不菲的休闲鞋，白色帆布裤，蓝色亚麻外套上绣着家徽，发型精致，一身晒得健康的肤色。我们手里饮料的冰块已经化了，闲聊着谁认识谁，民主党初露峥嵘，扯到我不太喜欢航海而他认为这很容易克服。我慢慢意识到他一次都没提到工作，这在美国人里不多见，可能在哪儿都不多见吧。这在我看来愈发明显，因为他还没到退休年龄，看上去又相当富有。（现在我是明白了自己当时有多天真。）我成长的环境，就像我说过的，十分在意每个人做什么工作、工作对整个生活计划的重要性。当然，由于一个人的职业对界定他的身份和社会道德价值至关重要，绝不能问起这些敏感话题，即使是特别随意和无意间说起也不行，这种禁忌差不多成了一种偏执。问了，就很不礼貌，侵犯了别人，太鲁莽直白。做这么俗的事就等于是直接问：

“好吧，洛克莱尔，你凭什么这么确定你就啥都不用愁呢？”

后来和他第三次去拿饮料，中间谈到了我写书，而主人床边正好摆着一本我的书，而且是打开的，我觉得可以放开了提问，于是操着如同嘲讽责问、亨弗莱·鲍嘉式的、黑色电影里的那种语气，说道：

“好吧，P.J.，老实说，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听到这，P.J.笑了，蓝色眼眸眼神清白，双眼大睁，抬头望望渐沉的夜空，一只手重重压在我肩上，把我拉近，两人的衣领蹭在一起，他故意低声说：

“理查德，伙计，我不工作。什么都不干。而且啊，我打算就一直这么着。工作没有意义。哈！你是作家。你跟我一样明白。”

我讲上面这个故事（你可能以为它是我刚编出来的，但我告诉你不是我编的），言外之意是，我对这位可敬的男士的态度属于固有的成见，除非发生下面这些情形，恐怕改观不了：他对我坦承他跟空姐私奔了，或是他女儿患有阿斯伯格自闭症，他父亲才去世，是罗德岛年纪最大的荣誉勋章获得者，或者他前一天才决定献身于耶稣基督，加入多明我会，搬去旗杆镇。至于我后来对P.J.的认识，我会怎么来描述，怎么去设想自己的感受和反应，当然是要写个小短篇才能讲明白，眼下我没时间。如果要写，自然会写到我先是对这位主人心生敬意，或许还有些艳羡，同时还要写到我自己对工作的态度（由父母灌输的），再写到前面说到的我的天真，那样估量他人，以致我怎么都不像有机会成为优秀作家。小说将生活中数不清的丝丝缕缕编织在一起，结果让人意想不到。

对我来说，让我特别触动的，是工作这一重大主题，它引发关注，作为道德导向启迪人们去发现迄今尚不了解的有关人类的重要信息，这些对我深具影响。

我在这里还是长话短说，好让读者早点开始阅读正文。本书的构想，核心在于，在美国历史这一特定时刻（贫乏的时代），代表826密歇根（这家组织扎根于美国最能代表劳动者的密歇根州生活），呈献本书，需当地将供与需、索求与热忱协调起来。一开始，编者的想法是专为密歇根州人编选一套故事。后来很快意识到，这本书适用于每位这样的读者：他希望自文学得到慰藉，应对复杂的、常常让人困扰的俗务，比如挣取工资，按时上班，干完工作，把工作带回家，应聘上岗，被裁员，升职，降职，再分配，派回家，或者受够了，要一走了之。读者会看到，工作在书中故事里的含义和表现相当广泛，是劳动，也是杂务，生意，职责，习惯，记忆，艺术和宗教性事务。这里的构思是，在各式各样工作所涉及的内容中，那种蓬勃旺盛的人类精神正是连接一切的根本。V.S.普里切特曾写道：“我曾希望我这一生能投身工业。置身传统行业和技艺，去看去听，让我无法抗拒。”这位伟大的小说家可能多年前就暗地在心中秘密认同了我母亲的观点，在她看来，我总是失败的：写作不算是工作，最多是作家们所坚持的幻想而已，就像作家将作品当成真事呈现给读者。可是，普里切特无法抗拒的，于我也是无法抗拒的：工作，无论怎么做或者如何界定，始终贴近人类事物的心灵，而心灵，我们知道，最能彰显它的，是想象力的创造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