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也许林森不这样想。事后，他邀请荣灯出去坐坐，理由是他欠她一个拥抱。荣灯拒绝了，她是个已婚妇女，虽不是贞女烈妇，却有为无爱婚姻抱残守缺的道德感，她要的是一场严肃的爱情，而不是一场即兴的肉体欢娱。
事情并没有结束，林森返回的航班飞机穿越大片积雨云时，遭遇雷电，飞机在空中激烈颠簸，座位上空的氧气面罩齐刷刷地全部弹出，每个乘客都以为领到了赶赴西天的生死牌。终于……还好，飞机最后到底挣脱厄运，顺利降落。
飞机尚未停稳，所有的人悲喜交加又惊魂未定，林森的第一个电话，就打给了荣灯，他说：“午夜飞行，我已经飞到了地狱门口，可是看门人对我说，‘你尘缘未了，欠债未还，还了债再来吧’。”
舱门还没有打开，林森还没有离开座位，他被冷汗湿透的衣服凉飕飕地贴在后背上，他紧紧抓住手机扣住耳朵，热烈地说：“荣荣，让我们结婚吧！先结婚后恋爱！”
于是，就这样，一场严肃的爱情鸣锣开演。
这一个冬天，总是在落雪，白皑皑的雪封锁了万物的激情，却封锁不住一场来势凶猛的爱情。
每个周末，在济南开往望岛的特快列车上都有荣灯的身影。这个世界，除了林森，已经万物不存，她不是在林森的身边，就是在赶往林森身边的路上，其他的时间都用来想念。
想念渗透在每一个毛孔。想念在一起的每一刻；想念他们从进到屋子的瞬间，就扔掉手里的东西，紧紧抱在一起，再也不肯分开；想念林森带她一起探索身体的奥妙，一点点，一寸寸，浅浅淡淡，长长远远。荣灯在战栗中尖叫，泪流满面地哀求：“请不要假装爱我，我很傻，会当真的。”林森就用无数的吻将她席卷，淹没，直到窒息……
她恐惧地看着被关在身体里的那头欲望猛兽咆哮着，挣断了所有捆绑的绳索，冲破笼子，疯狂地四处冲撞，她再也不能把它关进去。
荣灯是恐惧的，也是欣喜的，充满好奇。当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放出这只困兽，她感觉如释重负，似乎她早就巴不得把它放出来了，只是不好意思而已。
林森好意思，他脸皮厚，他稀松平常就打开了她肉欲的铁门……等等，他是不是也打开过其他无数女人的笼子呢？难道他是把万能钥匙？
不，不！林森是一个知识分子，不是一个女人标本收集者。看看他敞阔的客厅，两面墙全是整排整排的书柜，全世界有思想的伟人都欢聚在这里，就在这里，庄严肃穆，充满道德感，和林森本人一起，焕发出璀璨的光芒。
这种光芒照进荣灯的生命，掠起她生命中沉积的灰尘，甚至重新雕塑了她的面容，像剖开包裹的石层，露出沉睡的美玉，整个人焕发出熠熠夺目的光彩。
她盘腿坐在林森家的木地板上，感觉到体内万物花开，宛若新生。屋外万物肃立，静静飘雪，而屋内温暖舒适。她裙裾宽大，长发如云，手里拿一本书，背后倚着书柜，痴迷地看着林森在电脑键盘上敲敲打打，制造思想，她甚至不敢大声呼吸，怕惊扰了这场美梦。
真好啊！看一本书，爱一个人，过一生！她真的愿意，生命就这样删繁就简，摒弃芜杂，开出孤绝美艳的花朵。
可她必定是要回到原来的生活。她总是赖到最后一班车，总是拖到最后一秒钟，她恨不得把时光像猴皮筋一样抻长再抻长，抻到啪的一声断裂，她宁愿如千年琥珀，在这声断裂里静止成永恒的姿势。
最后的那班车总是在午夜，林森开车送她去火车站，送她回到原来的生活，就像把一个越狱逃跑的犯人重新投回监狱，逃犯焦躁不安，而那个曾经的同谋——狱警则总是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笃定、冷静，双手闲闲地揽着方向盘，好像所有的热情都在床上干苦力活时用光了。
在告别的最后一刻，荣灯尤其渴望他突然说“别走了，留下吧”，就像言情电影中的男女主角，总是腻腻歪歪着难舍难分，可是林森从不，甚至连吻别都忽略不计，车子也不熄火，他跟那个独钓寒江雪的老头一样有定力，稳坐在驾驶座位上，待她刚从后备厢取出行李，他即唰地掉头离去，连声喇叭都不按。他的理由是：警察不允许在此停车！
P4-5
李敬泽(著名文学评论家)：
作者有才能，而且炫耀她的才能。小说的叙述语调光华闪烁，有一丝疼、一滴泪、一抹冷笑、一点蜜、一粒毒药，还有一缕阳光和一道阴影。但这种诡魅的语调是在机警地闪避而又暗示某个核心问题，那就像一道不愈的伤口，你不敢触摸但又忍不住。……它涉及这个时代隐秘的精神困境：是的，我们是在飞翔，没有分量，但我们是否知道我们正飞向何方？
这部小说集收录的作品，跨越了十多年的时光，我从头再读一遍，恍惚看见自己成长的轨迹，亦看见自己成长时的迷茫和惶惑。
对我而言，写作是一种天命，因为对文字的敏感与生俱来。很小的时候，偷看母亲的《红楼梦》《秋海棠》《伊索寓言》，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唯一而纯粹。
因为喜欢写作，所以无可避免我是一个劳碌命的人，如同蚂蚁搬运小石子，兢兢业业，把一个个单调的文字汇集起来，梦想建立自己的精神帝国。而长期写作带来的后遗症是：习惯孤独，习惯沉思，习惯面对波澜起伏的大海却心静如镜，亦习惯面对一堵沉默的墙壁却如同对峙千军万马。
这样的状态无所谓好与不好，一种宿命而已。
我的小说多写女性的种种情感和社会际遇，因为感同身受。现代社会给女人提供的保护越来越少，提出的要求却愈加苛刻，所以现代女性承受着更大的苦难。书写女性，并不仅仅限于女性，这只是一个切入口，女性的艰辛与无奈投射出的是现实生活的荒唐与不堪。我试图表现理想中的女性，能够完成从感性到理性，从稚嫩到成熟，从脆弱到坚强的自我成长与救赎，摆脱掉对男性的依赖与痴缠，丢弃不合时宜的浪漫幻想和怨天尤人，既有洞察真伪的谋爱能力，又有孜孜石乞石乞的谋生能力。以一种睿智淡定的姿态穿行于世俗生活之间，完成女性精神意义上真正的独立。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作家职责：书写人类的恐惧和不安，并完成蜕变。毫无疑问，我们比任何时代都更富足，但我们比任何时代都更恐慌，更轻浮。很容易激动，很容易轻信，很容易崩溃，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发出自己的声音，所以世界比任何时候都混乱和嘈杂。
于是我们极力寻找明灯，以照亮前行的路。左边是马云大咖，激励世人追逐名利物我；右边是星云大师，教导众生看破放下自在成佛。于是我们左冲右突，一念天堂，一念地狱，身心都扭曲至极，在繁华表象之下，所有的痛苦和事实都被掩盖，我们不敢表现真实的自己，亦无力表现真实，只能粉饰出貌似幸福的笑容……
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有文学，我有多孤独，就有多坚强；我有多痛苦，就有多幸福；我有多憔悴，就有多风华绝代！，这矛盾吗？一点也不，因为写作为我卑微的生命注入高贵的材质；因为写作，将我所有的苦痛与茫然，尽情释放，将我不安的灵魂安放妥当：仍然是写作，将我从庸常的生活中救赎出来，并因此而轻舞飞扬。
虽然是微弱的灯火，隐约闪烁，但从未熄灭。
那么写作者通常是些什么人呢？王蒙老先生说了：“得意者特别是失意者、赋闲者、自命怀才不遇的穷酸者、自恋者、梦游者、热情者、有使命感者，也可能是妄想者……”总之，既非社会中流砥柱，也不是时代楷模，而且他们的写作动机也十分可疑。有人曾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你为什么写作？他说因为愤怒；而另一位美国著名女作家苏珊’桑塔格回答说因为悲伤。当然把写作的源泉简单归结于某一种情感，这有些荒谬，也许伍尔芙诠释得更充分一些，她说世界很危险，人群也很危险，如果我对世界感到放心，我就不会写作……
我想他们说了实话，他们在看似繁花似锦的大花园里寻找尖刺，舔舐花朵的毒汁、触摸隐藏的刀锋，试图以身伺虎，或刨挖土地里深埋的罪恶，然后把残破的人生世相撕开来给人看，以点燃人性深处的光芒，并照亮心底的黑暗……
冷静些！再冷静些！
我对自己说，这就是世界原本的面目，它从来就满目疮痍、支离破碎，但它也从不缺少阳光和爱，不缺少真善和美丽。而我想真正的作家，应该是人群中的圣人，既能洞穿善恶，又能以超越众生的情怀，捕捉人性中最亮的那缕天光。不管他(她)正承受着怎样的苦难人生，他(她)的内心世界一定充满丰富的色彩，应该有云雀飞过蓝天，有长河流淌，有郁郁葱葱的森林和一望无际的绿色田野…… ‘
于是，对我而言，写作是出世，亦是入世，人有时需要抵达心灵，与世界保持适当的距离，但有时又需要与世界亲密拥抱，融为一体。写作是出世与入世之间一道神奇的门，感谢上天，在我坚持不住的时候，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逃遁。
很好，就这样：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悲悯，但不绝望；淡泊，但不停止努力。对于生活的种种境况，担不担得动，都担着；放不放得下，都得放。华年式微，生命尚好，值得珍惜。于是我原谅自己，也鼓励自己，继续前行。
感谢生命中一切善的缘，也感谢一切恶的缘，冰炭同炉，修一颗清净心。亦深深感谢所有热爱文学并为之努力的人们，就算苍凉的时光如刀锋般细密地划过，你们却于苍凉中构筑起斑斓奇异的精神世界。
宋潇凌
“异乡者小说书系"总序
郝庆军
作家都是漂泊者。即便本人始终未离开过自己的故土和家乡，但作家们的心也是始终“在远方”。生活在别处，不只是一种哲学之思，也是一种切实的现代感。“故乡”是一个镜像，你通过这个镜像，反观自己，确证自身。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异乡者，但随着迁徙的频繁，流动的常在化，却没有多少“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倒是更多“住在哪里哪里便是家”的自在和潇洒。鲁迅先生有过“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找别样的人们”的生活经历，于是有了《呐喊》中的精彩小说；王蒙先生如果没有强烈感受“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的时空变换，也许不会有《蝴蝶》和《杂色》。
20世纪中国文学起伏跌宕，曲折回环，虽历尽坎坷，却始终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和中国历史变革。作家虽然到处流浪，到处漂泊，却感时忧国，给他们的创作带来无穷无尽的动力和素材。每个作家都有一个异乡，他们的笔下都有一群异乡者的人物形象。从郁达夫的零余者、寄寓者形象，到巴金笔下反抗封建婚姻的觉民、觉慧们，再到路遥小说中的高加林、孙少平们，这些异乡者的典型形象，反映了20世纪中国人精神层面中的某些重要特征。
到了21世纪，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迁徙、大流动、大变革，尤其是牵动几亿人口的中国城市化运动的兴起，为作家的创作带来一个巨大的课题：那就是如何描绘中国城市化运动中的新群体、新社区、新生活和新精神状态。前不久，湖北女诗人余秀华一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引发轰动，感动了大半个中国的国人，就是因为这首简短的诗高度概括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和人生境遇，说出了亿万异乡者的内心独白和感情深处最柔软、最真实、最基本的诉求。文学的伟大力量在这里突然显现，就是因为它具有直抵人心的特殊功能。
事实上，我们的小说家也并没有失职。21世纪以来的许多优秀小说家一直在观察和思考新世纪城市化进程中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变化。2005年以来，以《那儿》为代表的底层文学的兴起，为新世纪小说增加了新的亮点和新的审美取向。底层文学实际就是另一种乡土文学，是另一种异乡者小说，它继承了鲁迅、沈从文开创的写实主义文学传统，不隐恶，不阿世，直面惨淡人生，忠实描写底层人民的喜怒哀乐。底层文学的描写对象多是底层打工者和混迹城市边缘的城乡建设者，因此有人把底层文学又称作“打工文学”。当然，当底层文学呈现出其意识形态倾向的时候，往往又接续了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的传统，表现出同情穷人、厌恶权贵的价值取向。发展到极端，这一取向往往表现出简单化与脸谱化的问题，立场为先和概念先行的创作模式往往使得某些底层文学变得艺术粗糙，表现力弱化，走向现实主义的反面，变成另一种空疏与虚假的文学。
人性是复杂的，社会是多元的，底层人民中也有丑类，上层社会也不乏善良本性。由于中国社会变化太快，阶层也不太固定，城乡之间开始打破壁垒，上下阶层开始互动转换。许多底层人士也会摇身变为富豪，一些精英人士因贪婪与放纵也会变成为人不齿的贪官污吏；知识分子固然受人尊敬，但在利益面前若无约束，也会变成“叫兽”。位卑者未必下贱，位高权重者未必高贵，同样，身居下僚也不见得情操高尚，上流社会不一定都是下流痞子。中国百年来的历史变化太快，而且这种变化还在加剧，所以，许多在城市的异乡人都有可能上升为富贵者，也有可能沦为底层人士，一切都有可能。
我们欣喜地发现，小说家在描写这些现象的时候，已经打破了过去的老旧眼光，他们不会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这些现象。不会太“左”，痛恨富人，把富人们描写成洪水猛兽；也不会太“右”，把底层人士看得一文不值，把一切美好的价值都归功于成功人士或少数精英。他们深受五四精神的洗礼，也警惕精英文化的傲慢与偏见，身上有了强大的免疫力，所以，他们笔下的人物，都是活的中国人，充满了中国精神，镌刻着时代印痕。
主编这套“异乡者小说书系”，并不刻意表现什么，也没有野心标举什么，而是因为一些志同道合的小说家自然相遇，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已。第一辑收录了包括我在内的五位小说家的小说集，既是一种尝试，又是一种期许。尝试着建立一种模式，一种新的工作方式，把一些优秀作品推出去，集中向读者展示一种风度，一种魅力，一种人生态度。
至于期许，自然是期许更多的同道小说家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向着前面的光亮，举起手中的火把，共同出发。
在乡土传统深植的当代中国，想要讲好一个都市故事并不容易，因为，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外省人”，也是不由自主的“异乡者”。然而新世纪十年以来的中国都市，却集中体现了整个时代的巨大裂变。状绘都市生活，揭示人的存在，是宋潇凌的《我为谁守身如玉》的追求和潜在使命，内容聚焦当前都市生活集中性、话题性的现象，如房子、婚姻、教育、医疗、学术乱象、扶不扶、拆迁补偿等，展示时代深处的“炸与裂”，这既是一组当代浮世绘，也是笔尖下的“心灵史”。
收入这本宋潇凌著的《我为谁守身如玉》中的作品，集中展示了作家宋潇凌的创作倾向和特质。作品中的城市新女性大多大龄单身，性格孤僻阴郁，甚至有些神经质。她们对于爱情有强烈的美好渴望却在现实中无所得获；自尊强烈却往往在社会生活中经受误解和打击，最终在慌乱和无路可去的困顿中迷失自我。正如集中一篇作品的题目“我曾与谁相依为命”，这个疑问正指涉了“无可相依”的现实，无论是无爱的婚姻还是决绝的自我毁灭，这些城市女性最终将面临精神空间的长久孤独，这种孤独也使得她们始终无法在城市中寻找到心安之处。小说的语言新鲜俏皮，心理拿捏极为精确，特别是将女性隐秘的心理流动合理地铺展开来，极富张力和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