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探戈
一
爱德华把信封里的一沓人民币反复数了几遍，然后当着中介公司代理人的面，郑重其事地在租房合同上签了字。至此，房东汪太太的心情才算彻底放松下来。四室二厅的一大套公寓房子，租给了四个外国人，租金远比一般中国房客出得高。汪太太一家在两年前上海房价疯长的日子里买了这套市中心房子，总价一百七十多万元。一家人耗尽全部积蓄付掉一百万，余下的贷款就得想方设法靠出租房子来还了。
现在好了，有四个外国房客住了进来，每月房租凑起来顶了还贷额还略有剩余。虽说汪太太一家目前仍挤在两居室的老房子里，可毕竟置下了这么套繁华地段的公寓房。等贷款还清后，汪太太一家就可以舒舒服服享用四室二厅的大房子，而且近一半房款等于是由房客们付的。汪太太算是信服了中介公司代理人的眼光，宁可将房子空关几个月，也得找到信誉好、出得起高房租的房客。比如眼下这四个肤色迥异的外国房客，订下的租期都在一年以上，可以肯定他们也不会像那些出了高租金导致心理不平衡的中国房客，随意损坏房内设施，纯粹损人不利己。
爱德华看着汪太太把钱放进手提包，笑容将她脸上每条细小皱纹都展成了菊花瓣。爱德华觉得时候到了，他应该再向这位精明的房东太太争取点什么，以期让付出的租金得到利益最大化。爱德华说：“汪太太，我那房间是全套房中唯一朝北的，冬天阴冷采光也不足，跟我老家伦敦差不多，可我付一样多的房租真有点吃亏，您是否能在其它方面给我点补偿呢？”爱德华这几句话是英文夹着中文表达的，他虽在英国学过两年汉语，但要应付租房代理人和汪太太这样的中国房东显然不够用。好在汪太太的女儿汪宜文英语讲得不错，可以及时准确地将房客意思转告给母亲。
汪太太笑了：“爱德华先生，你那房间虽然朝北，可里面凹进一块有个三平方米的小卫生间。这样你每天就不用跟其他房客抢卫生间用，又方便又干净，这点好处值多少钱你自己也好算一算的呀。”汪太太说着朝中介公司代理人和女儿用上海话嘀咕：“这人大概是英国犹太人，算盘精得不得了。”
代理人只想尽快结束这桩租房交易，敷衍道：“不是犹太人也有犹太人的脑子，所以我们中介公司这点代理费真不是好赚的，有时候碰到的外国人比中国人还精呢。”
当天下午英国人爱德华就认识了将要生活在同一屋顶下的其他三位房客。瑞士姑娘西尔维娅是汪太太的第一位房客，先挑了朝南最大一个房间。这个具有吉普赛人血统的棕发女孩到过世界上几十个国家，会多种语言，来上海不到一年，连上海话都能听懂不少。
肤色黑亮的尼姆来自非洲喀麦隆，身高近两米，走在上海街头总有中国人上来问他是不是从NBA赛场上退下来的。这种时候尼姆就会大声回答：“我是外国人，不是美国人。”尼姆最喜欢说这句“我是外国人”，尽管他的话在中国人听来纯属多余，这儿谁会把一个高大健壮的黑人误认为是自己同胞呢？尼姆喜欢处处强调自己是外国人这个客观事实，因为听他说这句话的中国人多半会立刻变得客气起来，也许中国的传统习惯就是对外来客人要比对自家人客气三分。
跟爱德华房间门对门住着日本人河村俊二，这个小个子男人耳朵里永远插着MP3。爱德华不明白河村俊二为什么想把自己变成聋子，不但别人跟他说话他听不见，长时间听耳机对耳膜损害也太大了。
现在爱德华不奇怪房东汪太太何以能找到四个清一色的外国房客，原来他与三个同住者都是附近F大学的留学生。不管他们各自来上海的目的是什么，至少在签证时的身份是一样的，都是学生。
爱德华来中国前是英国利兹大学国际贸易专业博士生，按英国大学规定，博士生若选择与其专业相关的外国大学进修或实习，学费可由英国大学支付。爱德华之所以来到上海，根据他所掌握的信息，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最为活跃的经济体之一，而上海又是中国开放发达的城市，一百多年前就有不少英国人在上海做贸易。当然爱德华来上海，决不会仅仅满足于游学般待上一年半载。他要在上海寻找赚钱甚至是开创人生事业的机会。爱德华身上并没有犹太人血统，然而自从他选择了国际贸易专业，这辈子就打算把最大限度获取和拥有金钱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
四个来自地球不同角落的房客聚集在中国房东的客厅里，河村俊二出于礼貌，勉强坐在一旁，耳朵里依然插着随身听。爱德华过去拔掉河村的耳机，他以为河村是听不懂另外三人说英语才戴上耳机的，所以主张大家往后在这个客厅里最好说汉语，他们本来就是来学汉语的留学生。
住在这套公寓房里的每位房客，除了每月的房租外，还得分摊水电煤气、物业管理费。客厅里安有一台电话，房东汪太太也没有交待过使用细节。爱德华一来就注意到了电话机，说：“如果你们各位喜欢用手机，这台电话的使用权就归我好了，每月费用由我一个人支付。当然，如果你们想用这个电话，每分钟请付一块钱，接听五毛，我不在家时可能会拔掉插头。若你们都同意的话，我们四人现在就签个电话使用合同。”
瑞士小姐西尔维娅没等爱德华说完，一脸鄙夷表情将五官都拧在了一块：“哟，都说英国男人是绅士，怎么爱德华先生像F大学后门小街上的摊贩，为五毛钱一块钱费那么多口舌。要是有一天我男朋友打电话来，你也坐在旁边掐表计时吗？那样的话还不如把电话机抱到你房里去吧，省得你费心，别人也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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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其纲 (《萌芽》执行主编，著各评论家)：
朱晓琳笔下的上海，既有着东方的神韵，那是从张爱玲那一脉相袭而来；同时又具有欧罗巴的风情，可以看出香榭丽合大街的廓影。那是与朱晓琳的异域经验积淀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朱晓琳的小说是一部上海的百科全书。
《夜上海波尔卡》是我的第五本中篇小说集。光阴似箭，距第一本小说集出版至今，又有十多年过去了。这些年里，我基本上延续着一直以来的生活方式，一边教书一边写书。大学教师不用坐班，每年又有三个月的寒暑假，时间支配上的相对自由，使我能在教学之余从事自己喜爱的文学创作。我在大学里教对外汉语，学生都是外国留学生，来自地球上五大洲，迄今为止我已接触过约六十多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外国学生。每当我走上讲台，迎面而来的便是异国风情和不同文化背景的撞击。留学生们坦率地向我表达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印象，讲述各自在中国的生活细节乃至奇遇，为我的“外国人在中国的故事”系列题材小说，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生动素材。有些汉语水平较高的留学生读了我的小说后，经常主动跑来给我讲故事，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我小说中的人物原型。我把学生当成朋友，也非常庆幸自己有份这么好的工作，小说写完后，朋友也遍天下。
二十多年来，我利用在海外留学、工作、旅行的机会，到过五大洲四十多个国家，用一个中国人的眼光去看外面的世界。有一年，在新西兰北岛一处只有百十来个当地居民的小镇上，我居然找到一家原汁原味的中国餐馆。于是我相信，这个地球上有人的地方一定会有中国入。从此，身在国外时，观察自己的同胞，了解海外中国人的生存理念和生活方式，成了我必修的一门功课，也作为我的“中国人在外国的故事”系列题材小说的素材支撑。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走出国门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他们的身份、追求、理想、信念，都与二十多年前我自己赴海外求学时有很大不同。比如低龄留学生的大量涌现；为孩子谋求外国护照的中国孕妇出国生产热；因富人转移财产而出现的移民潮；反腐败海外追查贪官的“猎狐”行动等。有的已出现在我完成的小说里，更多的将成为我未来想要奉献给读者朋友的故事。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要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魏心宏先生，十多年前，他曾是我第一本小说集的责任编辑，至今仍给予我许多指教和帮助。感谢为这套丛书付出许多辛劳的郝庆军先生，他使我更深层次地理解了什么叫“以文会友”。感谢李松睿老师为这本小说集写的评论文章，一本书出版后，阅读领会他人的评论，一向是我非常看重的事情。感谢杨扬先生，王周生女士，李其纲先生，杨剑龙先生为本书写的推荐语，我将铭记鼓励，努力写得更好。感谢山东文艺出版社为作家们提供走向社会、走近读者的平台，文学的繁荣需要作家、读者和出版界共同来创造。
“异乡者小说书系"总序
郝庆军
作家都是漂泊者。即便本人始终未离开过自己的故土和家乡，但作家们的心也是始终“在远方”。生活在别处，不只是一种哲学之思，也是一种切实的现代感。“故乡”是一个镜像，你通过这个镜像，反观自己，确证自身。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异乡者，但随着迁徙的频繁，流动的常在化，却没有多少“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感觉，倒是更多“住在哪里哪里便是家”的自在和潇洒。鲁迅先生有过“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找别样的人们”的生活经历，于是有了《呐喊》中的精彩小说；王蒙先生如果没有强烈感受“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的时空变换，也许不会有《蝴蝶》和《杂色》。
20世纪中国文学起伏跌宕，曲折回环，虽历尽坎坷，却始终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和中国历史变革。作家虽然到处流浪，到处漂泊，却感时忧国，给他们的创作带来无穷无尽的动力和素材。每个作家都有一个异乡，他们的笔下都有一群异乡者的人物形象。从郁达夫的零余者、寄寓者形象，到巴金笔下反抗封建婚姻的觉民、觉慧们，再到路遥小说中的高加林、孙少平们，这些异乡者的典型形象，反映了20世纪中国人精神层面中的某些重要特征。
到了21世纪，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迁徙、大流动、大变革，尤其是牵动几亿人口的中国城市化运动的兴起，为作家的创作带来一个巨大的课题：那就是如何描绘中国城市化运动中的新群体、新社区、新生活和新精神状态。前不久，湖北女诗人余秀华一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引发轰动，感动了大半个中国的国人，就是因为这首简短的诗高度概括了亿万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和人生境遇，说出了亿万异乡者的内心独白和感情深处最柔软、最真实、最基本的诉求。文学的伟大力量在这里突然显现，就是因为它具有直抵人心的特殊功能。
事实上，我们的小说家也并没有失职。21世纪以来的许多优秀小说家一直在观察和思考新世纪城市化进程中千千万万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变化。2005年以来，以《那儿》为代表的底层文学的兴起，为新世纪小说增加了新的亮点和新的审美取向。底层文学实际就是另一种乡土文学，是另一种异乡者小说，它继承了鲁迅、沈从文开创的写实主义文学传统，不隐恶，不阿世，直面惨淡人生，忠实描写底层人民的喜怒哀乐。底层文学的描写对象多是底层打工者和混迹城市边缘的城乡建设者，因此有人把底层文学又称作“打工文学”。当然，当底层文学呈现出其意识形态倾向的时候，往往又接续了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的传统，表现出同情穷人、厌恶权贵的价值取向。发展到极端，这一取向往往表现出简单化与脸谱化的问题，立场为先和概念先行的创作模式往往使得某些底层文学变得艺术粗糙，表现力弱化，走向现实主义的反面，变成另一种空疏与虚假的文学。
人性是复杂的，社会是多元的，底层人民中也有丑类，上层社会也不乏善良本性。由于中国社会变化太快，阶层也不太固定，城乡之间开始打破壁垒，上下阶层开始互动转换。许多底层人士也会摇身变为富豪，一些精英人士因贪婪与放纵也会变成为人不齿的贪官污吏；知识分子固然受人尊敬，但在利益面前若无约束，也会变成“叫兽”。位卑者未必下贱，位高权重者未必高贵，同样，身居下僚也不见得情操高尚，上流社会不一定都是下流痞子。中国百年来的历史变化太快，而且这种变化还在加剧，所以，许多在城市的异乡人都有可能上升为富贵者，也有可能沦为底层人士，一切都有可能。
我们欣喜地发现，小说家在描写这些现象的时候，已经打破了过去的老旧眼光，他们不会戴着有色眼镜看待这些现象。不会太“左”，痛恨富人，把富人们描写成洪水猛兽；也不会太“右”，把底层人士看得一文不值，把一切美好的价值都归功于成功人士或少数精英。他们深受五四精神的洗礼，也警惕精英文化的傲慢与偏见，身上有了强大的免疫力，所以，他们笔下的人物，都是活的中国人，充满了中国精神，镌刻着时代印痕。
主编这套“异乡者小说书系”，并不刻意表现什么，也没有野心标举什么，而是因为一些志同道合的小说家自然相遇，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已。第一辑收录了包括我在内的五位小说家的小说集，既是一种尝试，又是一种期许。尝试着建立一种模式，一种新的工作方式，把一些优秀作品推出去，集中向读者展示一种风度，一种魅力，一种人生态度。
至于期许，自然是期许更多的同道小说家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向着前面的光亮，举起手中的火把，共同出发。
朱晓琳著的《夜上海波尔卡》由7篇中篇组成。这些小说主要由两条线索支撑建构：一条是中国人在“海外梦”的召唤下走出国门，在异国他乡的生活遭遇；另一条是上海的魔幻都市生活。这两条线索有时还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在文本间形成一定的张力和“准互文”效应。在这部小说集中，中国人的“海外梦”并不美丽，饱受了异乡生存之艰难，甚至遭遇了无情的现实打击，最终只有重新返回祖国。而在上海镜头的镜像里，这座城市在无尽的繁荣与光鲜中也包裹着世相百态和人们的载浮载沉，既有冷漠和隔膜，也有温馨和融合，就像一支到达顶点的探戈舞曲，无限激越自有风光万种。
张爱玲的东方神韵，法兰西的浪漫风情，《夜上海波尔卡》上演的是本土经验与异邦情怀交汇的“沪版《北京人在纽约》”和“现实版《北京遇见西雅图》”。
在乡土传统深植的当代中国，想要讲好一个都市故事并不容易，因为，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外省人”，也是不由自主的“异乡者”。然而新世纪十年以来的中国都市，却集中体现了整个时代的巨大裂变。状绘都市生活，揭示人的存在，是“异乡者小说”书系的文学追求和潜在使命，第一辑5种重点聚焦当前都市生活集中性、话题性的现象，如房子、婚姻、教育、医疗、学术乱象、扶不扶、拆迁补偿等，展示时代深处的“炸与裂”，这既是一组当代浮世绘，也是笔尖下的“心灵史”。
纵观朱晓琳的这本《夜上海波尔卡》所收入的七部作品，我们基本上可以将它们分为两组。第一组小说包括《上海探戈》《教授娘》(又名《上海屋檐下》)、《夜上海波尔卡》等作品。我们也可以将它们称作“上海传奇”，其主要内容是异乡人(既包括外国留学生，也包括进城务工人员)如何融入上海这座城市的故事，并重点表现了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所经历的内心煎熬与文化碰撞。这部小说集的第二组作品，包括《诺曼底彩虹》《非洲风筝》《白金护照》以及《伦敦眼》等四部小说是讲述上海在异国他乡的所见所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