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部真实展现中共建党的历史长篇，叶永烈著的《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建党始末)》真实再现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如何诞生，并如何影响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作者采访了很多的当事人，还专门实地踏访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国革命博物馆等，获取了很多第一手资料，解开了一些历史疑云：中国共产党是怎样横空出世？孙中山缘何能接纳共产党？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为何又缺席一大？……

不论政见如何，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9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不过只有50多名党员。然而，如今它已是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世界上党员人数最多的政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不论在中国大陆还是在海外。尤其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正因为这样，中国共产党当初是怎样诞生的，这是一个众所关注的话题。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本书作者叶永烈以“地利优势”，在沪做了长时间细致采访，又专程赴北京及嘉兴南湖等地探访。作者以客观的笔调，忠于史实，写出这本《红色的起点(中国共产党建党始末)》。本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作者娓娓道出中国共产党之由来，极少评论之言，把思索的余地留给了读者……

序

序章 追寻

 红色“福尔摩斯”出了好点子

 《往矣集》记述了如烟往事

 “恒昌福面坊”原来是块宝地

 毛泽东、董必武投来关注的目光

 美国发现中共“一大”文献

 在苏联找到了俄文稿

第一章 前奏

 出现在奥地利的神秘人物

 列宁委派他前往中国

 “马客士”和“里林”名震华夏

 《新青年》“一枝独秀”

 蔡元培“三顾茅庐”

 群贤毕至北京大学

 初出茅庐的“二十八画生”

 大总统的午宴被“五四”呐喊声淹没

 “新世界”游艺场蹿出黑影

 骡车载着奇特的账房先生去天津

第二章 酝酿

 鲜为人知的“俄国共产党华员局”

 来自海参崴的秘密代表团

 乔装“新闻记者”访问李大钊

 三益里的四支笔投奔陈独秀

 渔阳里石库门房子中的密谈

 张东荪和戴季陶抽身离去

 陈望道“做了一件大好事”

 添了一员虎将——李达

 作家茅盾加入了“小组”

 陈独秀出任“小组”的书记

第三章 初创

 “S.Y.”和它的书记俞秀松

 新渔阳里6号挂起魏碑体招牌

 刷新《新青年》，与胡适分道扬镳

 跟张东荪展开大论战

 《共产党》月刊和《中国共产党宣言》

 穿梭于京沪之间的“特殊学生”张国焘

 “亢慕义斋”里成立了北京小组

 罗章龙和刘仁静加入北京小组

第四章 响应

 “毛奇”和新民学会

 蔡和森从法国给毛泽东写来长信

 “何胡子是一条牛”

 湖北出了个董必武

 陈潭秋、包惠僧加入武汉小组

 山东的“王大耳”

 水族青年邓恩铭

 斯托诺维奇在广州找错了对象

 北大三员“大将”南下羊城

 陈独秀在广州建立小组

 周佛海其人

 周恩来赴法寻求真理

 赵世炎加入旅法小组

第五章 聚首

 维经斯基圆满完成来华使命

 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

 张太雷出现在伊尔库茨克

 共产国际“三大”在克里姆林宫举行

 密探监视着来到上海的马林

 尼科尔斯基之谜终于揭开

 “二李”发出了召开“一大”的通知

 15位代表聚首上海

 “北大暑假旅行团”住进博文女校

 查清中共“一大”开幕之日

第六章 成立

 法租界贝勒路上的李公馆

 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幕

 一番又一番的激烈争论

 密探突然闯入会场

 子夜作出紧急决定

 大东旅社发生凶杀案

 匆匆转移嘉兴南湖

 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

 陈独秀返沪出任中共中央局书记

 中共“二大”在上海辅德里召开

 国共携手建立统一战线

 中共“三大”的主题是国共合作

第七章 锤炼

 有人前进，也有人落荒

 王尽美积劳成疾，心力交瘁

 李大钊从容就义绞刑架

 张太雷血染羊城

 李汉俊遭捕后当天即被处决

 邓恩铭“不惜唯我身先死”

 何叔衡沙场捐躯

 杨明斋死因终于大白

 马林死于法西斯屠刀

 陈独秀凄风冷雨病殁江津

 陈潭秋被秘密杀害于新疆

 沦为巨奸，陈公博千夫所指

 卖国求荣，周佛海呜呼狱中

 维经斯基花甲之年病逝莫斯科

 李达在“文革”中蒙难

 董必武“九十初度”而逝

 毛泽东离世震撼世界

 陈望道脱党又重新入党

 “栖梧老人”原来是包惠僧

 张国焘冻死于加拿大养老院

 车祸使刘仁静丧生

 终于找到尼科尔斯基的照片

尾声 中国共产党历程

《往矣集》记述了如烟往事

从建设大楼里出来，沈之瑜心急如焚，直奔图书馆。

随着周佛海身败名裂，他的著作也被查禁。沈之瑜出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介绍信，这才在一堆封存的书中找到那本《往矣集》。

真的是“俱往矣”，这本1942年1月由上海平报社出版的《往矣集》(《往矣集》还曾由另几家出版社印过不同版本)，记述着周佛海如烟往事。此人擅长文笔，曾不断把往事凝固在铅字之中，在《往矣集))中留下他人生旅程中的脚印。

沈之瑜迅速翻过周佛海那篇记述童年的《苦学记》，目光滞留在他回忆加入中共经过的(《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文中，有这么一段，详细写及他1921年7月从日本来沪参加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经过，并提及了开会的地点：

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党务发展得真快，不单是我们去年计划的上海、汉口、长沙、北京、广州，都成立了组织，就是济南也有了支部。当时陈炯明在粤主政，还没有叛变，约仲甫去粤，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所以代表大会，他不能亲来主持。广东代表是公博，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长沙是毛泽东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上海是李达、李汉俊，济南是谁记不清了。丁默村虽然不是代表，却是C．Y．的活动分子，也在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其实鹿儿岛方面，没有一个人参加，东京只有一个施存统，我算是代表施和我自己两人。第三国际加派了马令Ⅲ来做最高代表。我和毛泽东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楼上。当时学生放了暑假，所以我们租住。没有床，我们都在楼板上打地铺。伙食，当然是吃包饭。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马令和吴庭斯基也出席……

在周佛海的这一段记述中，提出两个地点：

代表的住宿地是“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

开会的所在是“贝勒路李汉俊家”。

这么一来，寻觅的范围一下子从偌大的法租界，缩小到贝勒路及其附近。

不过，这缩小了的范围仍不小。贝勒路北起延安东路，南至徐家汇路，马路两侧有两千多座房子，何况李汉俊于1927年12月17日在汉口遇害，原屋早已易主。

贝勒路处于法租界之中。1906年，法租界工部局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贝勒的名字给这条马路命名。那时，贝勒路是一条荒僻的路，路边稀稀拉拉地立着几十幢低矮的平房，马路南段两侧是一大片农田。1943年1月9日，汪伪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与日本驻华大使重光葵在南京签署了《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从这年8月1日起，上海撤销了租界，贝勒路也随之改名，以湖北省黄陂县(现武汉市黄陂区)县名命名，改称“黄陂南路”——援用上海路名惯例，通常以省名命名南北走向的马路，以县、市名命名东西走向的马路。因省名有限，用于命名南北走向的主要马路尚嫌不足，所以，贝勒路虽南北走向，但不是交通要道，故以县名命名。

沈之瑜在花了一个夜晚的时间读毕周佛海的《往矣集》之后，便急于见到周佛海之妻，以便着手寻觅中共“一大”会址。

隔了一天，当沈之瑜刚在军管会办公室坐定，大门口警卫室便打来电话，说是一位姓杨的女人求见。

“哦，她来了!”沈之瑜一边朝大门口疾步走去，一边暗暗佩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工作的高效率。

果真是周佛海之妻。她自我介绍说：“我是杨淑慧。市公安局扬局长要我来找您。”她的话不紧不慢，每一个字都讲得很清楚。

“你好……”在部队里说惯了“同志”的沈之瑜，这时不得不改用拗口的称呼：“周太太!”

“沈同志。”在办公室坐定之后，杨淑慧徐徐说道，“李汉俊先生的家，我去过几次，印象不很深了。不过，当年陈独秀先生的家，也就是《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我在那里住过，记得很清楚，能不能先去找那个地方?”

“行，行。”沈之瑜答应道，“陈独秀的家在哪里?”

“我记得，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杨淑慧一口气说了出来。

“环龙路，也就是现在的南昌路。”沈之瑜对上海的马路十分熟悉。

那时，除了一定级别的首长之外，一般工作人员外出没有小轿车，也没有吉普车。沈之瑜、杨重光和杨淑慧在南昌路上步行着。

头一回出师告捷，因为南昌路基本上保持当年的模样。南昌路47号原是一所法国学校，外貌也依然如故，杨淑慧一眼就认出来——老渔阳里正是在它对面，如今的南昌路100弄。弄堂里，一排排石库门房子，犹如从同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这样的房子，都是一楼一底，一个小天井，天井四周是高墙，墙正中是一扇黑漆大门。一幢房子，大约有七八十平方米，给一家人家住正好——独门出入，与邻无干。解放前，上海曾大批建造了这样的石库门房子。

杨淑慧步入弄堂，找到了2号。她对沈之瑜和杨重光说：“1921年，在召开中共‘一大’的时候，陈独秀不在上海，而在广州。他的夫人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住在这座楼的楼上。开会期间，李达和夫人王会悟也住在这里。我和周佛海结婚以后，也曾经住过这里的亭子间，所以印象很深。”P6-9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每当我徜徉在上海兴业路上，望着那幢用青砖与红砖相间砌成的“李公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肃然起敬之余，我又感到困惑：这样“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为什么在漫长的岁月之中，还没有一部长篇细细描述?

作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占着“地利”优势，我在1988年冬开始着手这一题材的创作准备工作。

我进入“角色”之后，很快就发现，这一题材错综复杂，在当时有许多“禁区”，特别是对一些重要中共“一大”代表评价不一，所以造成多年来无人涉足这一重大题材进行创作。

当我来到中共“一大”会址进行采访时，他们的第一句话，使我十分吃惊：“你们上海作家协会又来了?!”

我一问，这才得知：在我之前，两位上海老作家早已注意这一重大的“上海题材”，先后到中共“一大”会址进行采访。

先是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老作家于伶在20世纪50年代进入这一创作领域。他当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正确评价陈独秀。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写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无法“绕”过陈独秀。在20世纪50年代，陈独秀还戴着“中国托派领袖”、“右倾机会主义头子”之类大帽子。不言而喻，于伶无法写作这一重大“上海题材”。

接着是上海作家协会的另一位副主席、老作家吴强在20世纪60年代着手于这一重大“上海题材”。吴强除了遇上于伶同样的难题之外，还多了一道难题：当时，中苏两党正在展开“大论战”，而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苏俄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建的。尽管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并不等同于列宁领导的苏俄，但是在当时中苏“大论战”的形势下，这一题材仍是“麻烦”甚多。不言而喻，吴强和于伶一样，在作了许多采访之后，也没有写出作品。

就创作才华和创作资历，作为后辈的我，远不如于伶和吴强。我十分幸运的是，恰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历史问题倡导实事求是的原则，使我有可能闯入这一久久难以涉足的创作领域。

我一次次访问了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得到了热情的帮助。从最初找到这一会址的沈之瑜，到馆长倪兴祥、支部书记许玉林，研究人员陈绍康、陈沛存、俞乐滨、任武雄，还有档案保管人员，都给我以鼓励、支持。

我专程前往北京，访问了九旬长者罗章龙、王会悟，也得到李书城夫人薛文淑及其子女，还有包惠僧夫人谢缙云的许多帮助。中国革命博物馆李俊臣研究中共“一大”多年，与我长谈，给予指点。中国人民大学杨云若教授是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专家，因病住院，她的丈夫林茂生教授陪我前去看望，答复了我的许多疑难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玉贞教授是研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专家，也给我以指教。

在所有的中共“一大”代表之中，唯刘仁静的资料最少。我求助于他的儿子刘威力，他逐一答复了我的有关问题。

我来到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与馆长于金良长谈，他非常详尽地介绍了中共“一大”在南湖举行闭幕式的情况。

上海的九旬老人、陈独秀的机要秘书郑超麟，亲历中共早期活动，尤其是熟悉陈独秀的情况。我多次访问他，每一次他都不厌其烦地给予答复。

陈望道之子陈振新，陈望道的高足、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光磊教授，上海市地名办公室，原大东旅社老职工孙少雄等，也给我以帮助。

我查阅了大量的有关中共“一大”的回忆录、访问记、论文、人物传记、档案等中共党史专家们做出的众多的研究成果。本书是在中共党史专家们的研究基础上进行创作的。没有他们的细致的研究，就不会有这本书。例如，邵维正的几篇关于中共“一大”的论文，给了我很多启示。

中共“一大”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当时的档案所存甚少。中共“一大”的代表们虽然有很多人留下了回忆文章，但大都是事隔多年的回忆，而人的记忆力终究有限，因此对许多事说法不一。陈公博的《寒风集》中甚至把马林和“斯里佛烈”(马林的原名)当成两个人，而《包惠僧回忆录》中自相矛盾的地方也有多处。

尤为重要的是，由于这些中共“一大”代表后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政见不一，回忆的观点也有明显分歧。大致上可分三类：一类是后来留在中国大陆的，如董必武、李达、包惠僧的回忆；一类是在海外的，如张国焘的回忆；另一类是成为汉奸的陈公博、周佛海的回忆。仔细、慎重地比较各种回忆录，去除错记之处，剔除虚假，删去某些人的自我吹嘘，弄清某些难言之隐，这番“去伪存真”的功夫颇费时间，但这是必不可少的。我力避“误区”，尽量做到本书史实准确，因为所描述的是重大历史事件；然而，错误的窜入有时往往还是难以避免的。

本书采用“T”字形结构：第一章至第六章，写的是历史的横剖面，即1921年前后，而第七章则是纵线，写了中共“一大”代表及与“一大”有关的重要人物自1921年至谢世的人生轨迹，其下限一直写到1987年刘仁静之死。另外，《尾声》一章以粗线条勾勒中共的历程。

这样的“T”字形结构，为的是使这本书有纵深感。

当本书正在写作之中，1990年2月12日，我在上海作家协会出席专业作家会议，有关领导传达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意见：“希望上海的专业作家能完成一部关于中共‘一大’的长篇，以庆祝中共诞生70周年。”这一意见与我的创作计划不谋而合。《新民晚报》很快就报道了我的创作情况。这样，也就更加紧了本书的创作。

《红色的起点》初版本在1991年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正值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前夕，而这本书在当时又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唯一一部纪实长篇，正因为这样，书一出版，引起强烈反响，进入“热门书排行榜”前五名。数十家报刊选载、摘载、连载了这部长篇，内中有《文汇报》《羊城晚报》《报刊文摘》《文摘报》《海上文坛》《民主与法制》，等等。《社会科学报》则连载了作者关于《红色的起点》的采访手记。

1991年6月28日，上海作家协会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召开了《红色的起点》作品讨论会。作家、党史专家、评论家热情地肯定了这部纪实长篇。

中共党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杨云若教授指出：

“《红色的起点》一书收集了有关中共‘一大’的大量资料，集中解决了若干含糊不清的问题，把党成立之前的有关事件和人物交代得一清二楚。全书才思横溢，文笔流畅，可读性很强，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它既是一本优秀的报告文学著作，又有极高的科研价值。”

多年致力于中共“一大”研究的中共党史专家邵维正教授指出：

“看了《红色的起点》，大有清新之感，这样生动地再现建党的历史，的确是一个突破。”

《红色的起点》在港台的反响，颇为出乎意料。

在香港、台湾，我曾发表过许多文章，出版过很多著作，但是《红色的起点》能够打入港台书市，出乎意料——因为这本书在海峡此岸，列为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献礼书。这样的献礼书，居然堂而皇之由香港和台湾出版社分别印行港版、台版。

最初，在199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70周年大庆之际，香港《明报》月刊7月号和台湾《传记文学》第7期(及第8期)，分别发表了《红色的起点》的《序章》。

接着，香港印出了香港版本，书名用中性的书名《中共之初》。

接着，台湾版则用了《大机密》这样耸人听闻却又不具政治色彩的书名。

从《红色的起点》《中共之初》到《大机密》，反映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出版界的不同视角和心态。

台湾版封面上印着红色的《大机密》三个大字之外，在书名旁边，还印着“国共真相·军政秘档”。封面上方，有一行醒目的字：“一举揭露70年来国共政争的始源!”

这样一部充满神秘感的长篇，其实，就是《红色的起点》!

考虑到《红色的起点》是政治性很强的书，我与港、台出版社签约时，都说明如作修改，必须事先征得作者同意。对方遵守诺言，除了改换书名之外，内文一字不改，只是删去了原卷首语“谨以本书献给中国共产党70华诞”，由我另写了适合港、台读者的卷首语。

台湾版的内容提要，是台湾出版商写的，印在封面勒口上。那措辞虽然是从台湾商业性视角写的，大体上还是可以的：

“15个赤手空拳的年轻人竟然彻底改变了现代中国人的命运!”

“对于中国漫长的历史而言，1921年7月23日至31日，确实是不平常的一周。这一周是中国现代史上‘红色的起点’。”

“虽说那15位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在离开李公馆那张大餐桌之后，人生的轨迹各不相同，有人成钢，有人成渣，然而，中国共产党却在70年间，从最初的50多个党员发展到今日拥有4800多万党员。中共不仅是中国第一大党，也是世界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人数，占世界共产党党员总数的一半以上!

“70年前在上海法租界李公馆所召开的中共‘一大’，虽只15个人出席，却影响深远……”

这样的内容提要，一字不易，移作大陆版用，也未尝不可!

韩国一家出版社要出《红色的起点》的韩文版。他们说，韩国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所以对于韩国人民来说，要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先要了解中国共产党，要了解中国共产党是怎么诞生的，需要读《红色的起点》。

在《红色的起点》初版本出版之后，我又对《红色的起点》作了许多修改和补充，使这本书不断以新的面目与广大读者见面。

2013年1月，波兰马尔沙维克出版社出版了《红色的起点》英文版．REDORIGIN。

接着，在2013年，美国全球按需出版公司Demand Global出版了《红色的起点》法文版DEPOINT DE DEPDRT ROLfGE。

这次，我再度对《红色的起点》进行修改和补充，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叶永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