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果蔬，台湾“先天不足”：亚热带气候，高温多雨潮湿，是病菌、虫害的天然温床，不喷农药，农作物很难种得好。而上世纪爆发的癌症潮促使人们反思农药弊端，台湾加强农药管理，在“卖得好”与食品安全之间，常年持续无声战争。 还有台风豪雨。七月葡萄、高接梨、荔枝、芒果，八月文旦柚、苦瓜，正逢台风上岸，产量扫掉三分之一也是常有。果农称套袋还在，水果已被刮落叫“上吊”，无奈又戏谑；日趋恶劣的“极端天气”，对白领来说只是概念，靠天吃饭的农民，却比任何环保组织都更晓得它的厉害，新社头柜是枇杷产区，近年，因天气缘故，枇杷不开花，有果农减产三分之一，后果堪比台风。台风，当局有灾损补助，而别的“极端天气”没有。
同时，台湾农业常有“逆天”之举。比如，克服高温，在亚热带种出高品质的温带梨，高接梨因此成为台湾水果业之骄傲。但它每一步骤都需人工介入，成本高昂。所谓“逆天”，是“先天不足”之下，台湾小农为提高竞争力，以技术创新对自然特征的不断突破。它提升蔬果品质，也加重成本。1979年苹果开放进口，台湾苹果一败涂地，果园纷纷改种其他作物或任其荒芜。加入WTO后，面临全球化竞争，一面是农业价格更低的对手如大陆，一面是美国为代表的跨国大型农企业，小农经济的台湾“两线作战”，陷入困境。1 外销市场，农产品成本高昂，出口不利；本土消费，因台湾面积狭小，物价易受波动，供应稍多即跌，略少就涨。菜农和果农，因其小规模、分散经营的特征，最容易遭受冲击。菜农的口头禅是“菜土菜金”—俏时像黄金，跌后如烂泥。果农笑道：“台湾有两个丰收，一个‘风收’，一个丰收。”把丰收与台风并列，丰收中包括焦虑。 台中市新社区是台湾重要的温带水果产区，按当地“乔木咖啡”老板乔德华的说法，由于新社的农业地位，以及“种苗改良繁殖场”在此，来考察农业，“只要稍微懂得台湾农业，来台湾不是跑台北高雄，新社要到的”。新社农业以水果香菇为主，特产有葡萄、杨桃、高接梨、枇杷、香菇、花卉等。2013年7月至8月，我在新社随机采访了十几位果农菜农，年龄从三十岁到七十八岁，所种从高经济作物如香菇、葡萄、高接梨、枇杷到廉价的百香果、丝瓜，共同点是，他们都是无财团背景的个体农民，是标准台湾特色的“小农经济”。他们面对的问题、苦恼与喜悦,也因此有了更强的代表性。
在土地上绣花
刘胜雄穿耀眼的橙黄色T 恤，胸前印着“新社农会”四个字，稀疏的灰白色头发，脸上是农人特有的黝黑。精力充沛，爱笑能说，是极佳的采访对象。他有长年累月做一件事，并且知道自己做得好的手艺人的骄傲。所以可以不夸张、不矫饰，却异常生动地讲述农活中的每一道工序，因为他都懂。
他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并以此为荣。说到农业技术的心得，他睐一睐眼：“台湾农民都很聪明的，看一眼别人怎么做，就会了。”那一瞬间，他脸上闪过压抑不住的、只能以“顾盼自雄”来形容的神情。还有，讲自己在中兴大学上课，学农业知识，若发现老师还不如自己高明—压抑不住的骄傲，再次一闪而过。他知道自己做得好，比教授摸过更多蔬菜、沾过更多泥巴、赔过更多血汗钱。他对农业技术的每一步掌握，都是身体力行，在太阳之下、土地之上，学习而得。
他爱用宏观大词，比如“我都是策略失败的了”，说的是因防虫不力，去年整块苦瓜地都送给果蝇吃。宏观地概括他的状态，大概是：以前试图种植有机蔬菜，如今想转型，遂“抓住机会”，购入农业改良场（以下简称农改场）培育的一款桃子新品种。
采访多了，有了比较，发现他种的都是最难种、也是最贵的：苦瓜、辣椒、枇杷、桃子。他不像有的农民，依习惯耕种，今年与十年前所种并无不同。身为一个有十几年生产经验的产销班的班长，一直作为“核心”“骨干”“专业”农民，挺过残酷的产业结构调整，成为台湾如今仅剩的百分之五的农业人口中更为金贵、罕有的百分之二十的专业农户，无时无刻不经受着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竞争，这激烈的农业现代化在他身上的表现之一，是对价格的异常敏感。从菜地出来，路边有一棵笔柿，他指着它，神情鄙夷：这个东西，它怕果蝇，要套两次袋！最后又要用一个盒子装，一盒三颗，才十几块钱。套两次袋啊。哪像种桃子，你只要栽下去就OK。
他喜欢旅游，去桂林花了一万三，三峡四五万。农忙时候是不能玩的，他会告诉旅行团，他的时间点—通常是春节前后，虽然贵一些—哪里他还没去过。旅行社开团，他的时间又能配合，抓起钱就走。张家界是和妻子一起去，用去七八万。吴哥窟两个人花了三四万。因为要给女儿看孩子，妻子其实很少出去玩。P2-5
“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社会甚至全世界都面临的重要课题。在现在这种环境下，传统农业怎么转型，传统农民怎么自处，农产品如何流通，有了全球化、新的农业技术之后，农民何去何从，这些问题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不管你是出生在农村还是城市，我觉得这是一个绕不开的题目。——张立宪
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做农民,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做自己,那么,不管贫穷、衰老,不管腐败、压榨,生活仍然拥有自由、美好的可能,因为,你就是生活的创造者,你能动地参与到社会和文明的建构之中,这一点,足以让生命充满尊严和骄傲。 ——梁鸿
为什么是我?这是2013年4月，《读库》的张立宪先生打电话，约我写“台湾农业”时，我的第一反应。这个自我质疑，贯穿了2013的下半年。
我有什么资格写这个。我不是农业专家，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新闻记者，甚至连出身农村都不是。我对农业的关注，始自前几年，以“三聚氰胺”牛奶为首，掀开的浩浩荡荡的食品安全报道。我看到镉米、毒鱼、重金属超标的蔬菜、大剂量加入添加剂的各种加工品。专家在电视上教蔬菜瓜果要怎么洗，才能洗掉农药残余：用什么样的清洁剂，或者反对使用清洁剂；要流水冲洗三十秒，还是盐水浸泡一小时。去菜市场要怎么察言观色，才能挑到健康的肉，还有菜。作为一个粗枝大叶的人，以上种种都让我困惑。与此同时，一群人起而行动，周末农夫、白领辞职回乡务农，成为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顺着他们，再观察下去，是台湾的“主妇联盟”；沿着食品安全的新闻报道凝望下去，则是源头产地、留守儿童、土地与河流的污染……
就只是因为，一个懒人想不操心，也能吃到放心的食物，这特别重视名片文化的台湾，我只有把我身后虚幻的《读库》和张立宪尽量扩大，在我的自我身份介绍里，派我来的这个人，他时而是主编，时而是社长，时而是刘昌炀先生口中“她老板拿过金马奖”的那个影帝——最后这个头衔还真有震撼力，对方睨我一下，依稀看出眼神里有“骗子”的惊叹。
也感谢新社农会农事指导员刘丽惠，在我连一张名片也没有的情况下，耐心接受我的访问，并带我参加市里的田间“安全教育”，和果树产销班一起开会，使我得以最近距离地看到农民组织的日常生活，他们怎么按程序开会、怎么选副班长、怎么互相挤兑、发当政者的牢骚，互相开玩笑嘻嘻哈哈，那种其乐融融的气氛，人情之美，像一束隐蔽的暖色调的光，投射在我心上，伴我写完这组文章。
我的初中，是在城乡接合部的一所民办初中读完的。学校以招收农村孩子为主。我们这些城市孩子，只是慕名而来的点缀。初二的夏天，跟我要好的一个女生请假，要回家收麦。我突发奇想，要跟她一起“体验生活”——当时我是多么不懂事，不知道收麦时，农家可能忙得连饭都吃不上。我的跟去，徒然加重他们负担。
我俩骑自行车，几十分钟后，到了同学家。我曾写过，五月是农村最华丽的时候。因为有麦子的点缀。熟透的小麦，黄金到了极点，被阳光照着，像一张张波动的镜面，反射出白光。同学的父母，客气地接待了我。一人分一把镰刀，她的刀是磨好的，锋利无比。怕我割到自己，给我的是钝刀。人家也没指望我能干什么活。弯腰，左手拢住一把麦穗，右手轻轻割下去。我没割完一茬，同学已经换行。好的农人，干农活有一种赏心悦目的节奏感，我直起腰，看着她和她妈妈、她爸爸，手和脚交错挪移，镰刀挥舞起落，轻盈好看。而我是再也弯不下去腰了。那一会儿的工夫，腰疼得像被人拿砖头拍过。天快黑时，同学送我回家，因为我的缘故，她那天可以少干会儿活，回家给我做饭。那天吃了些什么，我全忘了。就记得晚上，我们躺在一张床上，同学说，她以前收麦累了，夜里就躺在麦秸垛上睡觉，又凉快又能看星星。“咱俩现在就去吧?”我悄声说。她闭着眼，迷迷糊糊说：“对你来说，麦秸垛太潮了。”
很多年过去，去年，我坐大巴回县城时，公路的右边，突然出现一大片建筑：一模一样的水泥楼。墙壁是水泥本来的青黑色，蹲踞在彤云低锁的天空下，犹如一群怪兽。我呆呆看着水泥楼不断出现、又一栋栋消失在我视线的右后方。按方位，那似乎正是几十年前，我在其中割过麦子的乡下。
2011年，我随大陆一个乡村建设的团体，到台湾考察乡村建设和农业发展的状况。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从台北到台中、台南、台东，绕了一个圆圈，拜访相关的民间团体、社区大学和知识分子，了解那里农民、农村和农业的一些情况。
在台湾，听到的最频繁的词语是“在地”，不管是坐在书桌后的知识分子，还是站在田头的老农，都很自然地使用这个词语。所谓“在地”，也许有某种政治意味，但更多地指“在这里”，把目光投向自己的生活空间、土地、自然，它是一种思维意识和状态，强调民众的主体感、家园感和参与意识。
当台东池上乡的老农拿着印有自己名字的米给我们讲解他的米是怎样种植、除草、生长和呵护时，他的自豪，他对他那片土地的关切和热爱，从他的衣服、动作和一丝丝眼神里面漫溢出来。那些坐在集市上卖菜的农民，那些在村头开会的农民，沉着、自信，没有我们熟悉的那种认命、沉默的气质，他们在大地上耐心耕种，同时，又认真讨论、争取自己的权利和生活，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开拓出空间。因为，他们生活在自己的土地上。
在台江海尾村，接待我们的人先带我们去村里的朝皇宫，那是附近几个村庄最大的庙，主神是“大道公”。他带领我们给“大道公”行个礼，说：“大道公啊，今天从大陆来了一批客人。希望你能保佑他们，让他们健康，行程顺利。”他如此自然地向大道公诉说，就好像大道公还活着，还在关注着、庇佑着他的生活。那一刻，我感觉到他的幸福、安稳和踏实。至少，在这个村庄，在这座庙里，他是有根基的、被庇护的人。
村里的老农在庙门口给我们表演他们祭典时的节目。其中一位老人，行动已经有点迟缓，他温柔缓慢地跳着，表情甜蜜，好像在向“大道公”展示着他的情感和爱。庙里有学电脑的、聊天的，各行其是，一名精神似乎看起来有问题的青年一直在庙里跑来跑去，神情激动、兴奋，但他们都很安稳，这是他们的家，是自古以来的公共精神空间和生活场所。
“在地”，包含着对本土文化的发掘和再转换。这一文化方式的恢复也是重建我们的生活方式，重新思考我们的情感、道德、交往方式和世界观的合理性，这一过程，既有发掘、拓展，也有审视、加强、清除。
在台中一个农机维修的课程里，我遇到一位高大时尚的年轻人，他一直认真倾听，询问非常具体的问题，但他的样子实在不像我们心中的农民。课后那个年轻人给我讲，他是一名“新农”，厌倦了城市生活，回到农村租了十几亩地，真正以种地为生。
在美浓，我们访问了音乐家林生祥先生，我在北京曾听过他的音乐会，非常喜欢他的现代民谣式旋律和温柔质朴的歌声。林生祥平时就住在美浓。他说，他并不觉得自己是“返乡青年”，他就是美浓的一分子。最初的他喜欢摇滚音乐、重金属，在一次美浓的庙会上，他被自己的乡亲轰下了台，这对他刺激非常大。他开始想，他和这片土地到底是什么关系？这片土地上有什么？他想起从小在丧礼上听到的哭歌、在庙会上看到的戏剧，那才是他们的生活啊。他走访一些音乐老人，重新拾起几乎失传的传统乐器—月琴，以美浓客家传统音乐作为自己音乐的根基，同时，也收集台湾原住民的音乐，融合进自己的音乐之中，最终，创造了独具一格的新民谣体。他越来越自由，感觉找到了自己，“为什么我要这样做，那一定是跟我们的生命有很深的关系，我们的身体与这里的土地、气候，与每一处的细节都是自然应合的。我知道我用了什么元素，那就在我的血液里。”
林生祥拿着吉他，唱了一首新歌《母亲》—他的忠实搭档钟永丰为老母亲写的一首诗，他谱曲。他闭着眼睛，轻拨慢唱，歌声悠长，仿佛在温柔地向这片大地，向自己的母亲倾诉心中的爱。
美浓的傍晚，安静、阔大又家常、温暖。远处苍翠的青山连绵，壮丽的晚霞铺排在天空和山脉的连接处，灰蓝、火红交织在一起，绿色的稻田、长长的石桥、各种野生的茂密的植物。美浓是自在的。我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要反对建筑大型水库，他们爱他们的家，爱美浓的天空和大地。
我喜欢台湾的那份安静和内在的生机勃勃，喜欢他们做事的诚恳和对生活的认知。在乡村，有空寂、萧条，有迁移、衰败，也有矛盾、博弈，但同时，似乎还有新的力量在诞生，在成长。生活在这个社会组织中的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有责任参与，并且，也有渠道参与到一种建构中，这让人激动、兴奋。
今天，阅读绿妖的这部书稿，在台湾时的那种感觉又回来了，一种从冬天的僵土中重新破土的力量和生机勃勃的感觉。阳光、空气、水、灰尘，每一种植物，每一个微生物，都加入到这力量的催生中，组成一首大型交响曲。每一元素都在为自己而歌唱，因为，最终，这首交响乐是自己的，你得自己为它的音色、基调负责。农民在为自己的命运发言！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做事，不是为别人。
每个人都是生活的创造者，而不只是承受者。
每个人都是“生活在这里”，而不是“生活在别处”。
这些忙碌的农民经常开会，他们要讨论争取市里的补贴，讨论怎么样使用农药、集约化耕作、寻找市场，讨论如何和资本做斗争，等等。他们对自己的话语权利非常坚持，他们不认命，他们要抗争。当那些政治家、大商人或某些机构试图盘算他们时，他们不是坐以待毙，而是积极寻找出路。因为，生活是自己的，他们有权利使自己的生活更好。
生活是自己的，权利是自己的，自然，土地就也是自己的，山川、河流、植物也都是自己的。在台南，当地的农民给我们讲，他们有自己的环境纠察队，由妇女、学童、退休老人组成，定期沿着河道检查各地的入水口。一旦发现有化学污染或其他污染，就竖下牌子，追踪溯源，找到哪一家工厂，哪一间手工作坊。这些行动，没有任何费用，都是自主自愿。为什么？因为这河流是你自己的！你不管它，谁来管它？
我们看到绿妖在文中描述的那位骄傲于自己是个手艺人的刘胜雄，穿着印有“新社农会”的T 恤，在自己的一甲地（相当于大陆14.5亩）里，精耕细作。他坚持用传统的耕作方法种植有机农作物，研发各种有机农作物耕种的方法，施肥、挡鸟、除草，也学习使用“教授给的方法”去轮作。更重要的是，他也积极学习，加入“中兴大学高品质安全农业协会”，每年参加培训，他还是“农事研究班”的班长，研究产销，和官方、商家谈判。七十八岁的刘陈昭亭，有基本够生活的退休金，依然守着她的五分多地，勤恳地种着笔柿、枇杷、芭乐，她坚持有机种植，因此她的货要卖给“主妇联盟”。还有王连华、陈燕卿们，他们种着自己的米，却也是商人，一方面严格监控自己的产品，一方面主动和社会各个层面联系，寻找更好更多的销售渠道。同时，他们还是乡村社会的组织者，他们以一种集体力量加入到社会结构之中，从而，增加了社会的多元性和均衡性。
在生产方面，“有机”不只有严格的管理，并且，几乎是一条道德律令，农民都愿意在“有机”上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这需要大的社会层面认知“有机”，愿意为“有机”付钱，另一方面，它无形中延续了几千年以来的可持续农业生产模式，也是对一种文明形态的保存。在这一层面上，知识分子的参与和农民的互相推动就变得非常必要。绿妖在文中详细叙写了台湾“主妇联盟”的诞生、目的、所面临的困难及自我调整，也让我们看到台湾知识分子、普通民众责任心的形成和互相的关系。
一个好的社会模式并非就是一个完美的、一劳永逸的模式，而是整个社会组织间处于一种有机的运动状态，相互之间根据彼此的需要和问题的显现而不断调整。在这一过程中，不管是台湾当局、知识分子、财团，还是农民，他们之间都有对话的可能，既是博弈，也是成长。
绿妖所考察的农民，有普通保守的老农，有年轻先进的新农，也有那些有野心的家长式农民，不管他们的性格如何，土地多少，也不管清贫还是富有，他们都有一个特征，即能够对自己的处境进行思考。他们把握自己所拥有的空间和渠道，不断地开拓、争取自己的权利。换句话说，他们有机会去开拓并创造一个可能的、更开放的公共空间。
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和台湾当局所扮演的是“长期陪伴”的角色，和农民是相互成长、相互修正的伙伴。绿妖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她提到台湾“休闲农业”的十年、五次法规修正，“该政策并非推出时就臻于完美，而是跟随民间社会不断修正，以更贴近社会真正需要。”
绿妖在文中并不避讳大资本对农民的虎视眈眈，也不避讳台湾政治对农民的压抑，现代工业的高速发展也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同时，又加速了农村的式微，这是一个无法扭转的事实。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当局、普通民众、知识分子和农民，在彼此互动中寻找新的，既不脱离传统，又能够可持续的生存空间和生活形态。他们都有一颗“在地”之心，愿意充分认识自己生活的世界，并从中找到生存的经济来源和幸福来源。这一“在地”之心在乡村，常常意味着重新发掘乡村所本来拥有的无穷的资源，使它既能够成为改善生活的可能，同时，也成为重新恢复乡村的自然之美，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的契机。
在这样一个全球化时代，或许这一“在地”之心，恰恰是一个生活群体建构自我的方式。
理想的生活，是更公平的关系，更繁茂、健康的自然，更有利于人性生长的社会空间。农民仍有迷茫，地方政府、企业家和那些资本的攫取者，仍然无孔不入，但是，有这些“在地”的卫士，有这样相对宽松且具有生长性的制度，那么，理想的生活，总会更接近些。
读绿妖的《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我们很难不为文中这生机勃勃、这自信、这份爱而感染。虽然社会仍然芜杂，乡村还在衰败，但是，如果有这份全社会共同参与并形成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精神的支撑，从这一衰败的肌体里面，或者还可能开放出更有韧性，更有个性，并且包含了更健康的未来的花朵来。
小女子干大事。绿妖文弱，身体里驻扎着一颗文艺青年的心。文艺青年，在今天的社会意识里面，成为矫情、苍白、可笑、不切实际的象征。但是，也正是这样的文艺气质，这样的理想主义，才使得绿妖能够超越身体的弱小，走入到大地，实实在在去看见、考察大地生活内部的运作和肌理。并且，一针一脚、朴素地为我们呈现出来。
这本书，在大陆，谁需要看？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农民？我想，生活在这个时代中的每个人都需要看。
它告诉我们：我们还可以这样做农民，我们还可以这样做知识分子，我们还可以这样做一位社会中的普通人，我们还可以这样生活，这样行动，这样使自己更充分。“民主”“自我”“文明”，这些并非是宏大不可及的话题，而是细小而微到我们的每一次吵架，我们吃的每一粒水果，我们看到的每一条河流。
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做农民，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做自己，那么，不管贫穷、衰老，不管腐败、压榨，生活仍然拥有自由、美好的可能，因为，你就是生活的创造者，你能动地参与到社会和文明的建构之中，这一点，足以让生命充满尊严和骄傲。而农民、植物、山川，不只是某一元素，它们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内部，是生命的渴念之地：大地劳作、生长颓败、四季运动、花开花落、星辰灿烂。
《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作者绿妖走访台湾60余位农民、10余个民间团体与台湾当局、以农民的个人故事与乡村的普遍现状，勾连台湾农业、历史、经济、民生、环保、社会创新等多个维度，相当丰富地呈现了台湾乡村的现代化与传统的博弈与结合，农人的尊严、职业、创造与坚守。
在青山绿水间，一个乡村，能将自己的粮食，蔬菜，水果，有保障的进入它该有的商品渠道，农人也是商人。在乡间喝茶的农人，在他城市的客户眼中是个有个人品牌的商人……当
农民是生活的创造者与享有者,而不只是承受者，不再代表阶层与社会地位，而是代表以土地为对象的职业，一种身份，一种生活方式，不是沉默的，是积极参与的……
当现代化科技与传统乡村生活结合，与土地细水长流，人们终将收获安静、阔大又家常、温暖、满足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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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作者绿妖走访台湾60余位农民、10余个民间团体与台湾当局、以农民的个人故事与乡村的普遍现状，勾连台湾农业、历史、经济、民生、环保、社会创新等多个维度，相当丰富地呈现了台湾乡村的现代化与传统的博弈与结合，农人的尊严、职业、创造与坚守！
当农民不再代表阶层与社会地位，而是代表以土地为对象的职业，一种身份，一种生活态度！
我们终将诗意的栖居，这是可能到来的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