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伊萨克·巴别尔是苏联时代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之一,《骑兵军》是他的代表作,这部小说使他获得1986年意大利《欧洲人》杂志世界100位小说家评选第壹名。译者孙越是2008俄罗斯皇家协会“圣尼古拉”金质勋章获得者译文,他的译文准确流畅,给读者带来一场文字的盛宴。
1920年,年仅26岁的他以战地记者的身份,跟随布琼尼统领的苏维埃红军第壹骑兵军进攻波兰。这是欧洲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骑兵会战。此次惨烈战争历时3个月,巴别尔在自己的战地日记里记录了他所目睹的一切。后来,他根据这些战地日记陆续创作了30多篇小说,这就是《骑兵军》,因而这部小说既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骑兵军》是俄罗斯著名短篇小说家伊萨克·巴别尔的代表作。1920年,年仅26岁的他以战地记者的身份,跟随布琼尼统领的苏维埃红军第一骑兵军进攻波兰。这是欧洲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骑兵会战。此次惨烈战争历时3个月,巴别尔在自己的战地日记里记录了他所目睹的一切:勇敢与怯弱、正直与虚伪、杀戮与死亡,以及屡遭践踏的城镇和手无寸铁、战战兢兢的平民。1923年至1924年,他根据这些战地日记陆续创作了30多篇小说,这就是《骑兵军》。这些小说除了客观、真诚地记录许多惊人的事实,还在语言、细节和结构等方面有着诸多非凡之处,因而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1975年《骑兵军》重新出版,并陆续译成二十多种文字,震惊了欧美文学界。1986年,《欧洲人》杂志评选出100位世界最佳小说家,巴别尔因为这部小说名列榜首。
新城的天主教堂
昨天我去找军事委员做汇报,他住在逃跑的天主教教士家。艾丽扎太太,天主教耶稣会教徒的女管家,在厨房接待了我。她给我上了点儿琥珀色的茶水和奶油饼干。她的饼干散发着耶稣蒙难十字架的味儿。阴险的汁液和梵蒂冈芬芳的狂暴也浸在其中。
家旁的教堂里,发了狂的打钟人把钟敲得叮当乱响。这是一个布满了七月星星的夜晚。艾丽扎太太抖动着一头精心梳理的白发,不断地给我添着饼干,我享受着教徒的食品。
波兰老太太称我“先生”,门口笔直地戳着几位愚昧无知的聋子,在阴险的黄昏某处,一个修士的长袍逶迤如蛇。神甫逃跑了,但他却撇下了助手——罗姆阿里德先生。
罗姆阿里德是个鼻音重的阉人,身材硕大,讨好地称我们为“同志”,他那黄色的手指戳着地图,指点着被波兰人摧毁的弧形地带。他历数故乡的创伤,兴奋得连嗓子都哑了。让我们暂时忘记这位无情地出卖过我们、后来被路人枪毙的罗姆阿里德吧。但就在那个夜晚,他那紧身的法衣曾在所有的门帘旁飘动,猛烈地扫过所有的道路,并对所有想喝伏特加的人露出过微笑。就在那个夜晚,法衣的影子却牢牢地覆盖在我头顶。他本会成为主教的——罗姆阿里德先生——如果他不当奸细的话。
我和他同饮着罗姆酒,闻所未闻的喘息,在天主教耶稣会教徒管家的残垣断壁下时隐时现。他曲意奉承的诱惑,令我浑身绵软无力。噢,小小的耶稣蒙难十字架啊,你就是上流社会放浪的交际花的护身符,就是写着罗马教皇训谕的羊皮卷和青色绸布坎肩里腐烂的女人信札一样!……
我由此看你,看到身穿雪青色长袍的不守信修士,看到你的双手肿胀,看到了你那颗心,既温柔又残忍,犹如一颗猫心,我看到了你的上帝那流淌着精液、散发着芬芳的毒素和迷惑着处女的伤口。
我们一边喝着罗姆酒,一边等待军事委员,但他一直也没有从参谋部回来。罗姆阿里德倒在角落里睡着了。他一边睡,一边抽动着,而窗外的花园里,天空黑暗的激情使林荫道不断变幻着色彩。渴望的玫瑰在黑暗里摇动。绿色的闪电在天穹点亮。一具被剥光了衣服的尸体翻倒在斜坡上。月光在死人叉着跷起的双腿上流淌。
这就是波兰,这就是波兰立陶宛公国傲慢之痛!暴力入侵的外族,我抖开修士留在教堂里爬满虱子的褥垫,把神职人员遗弃的一本巨书蒙头盖住,里面写满了对高贵和贤明大国之君约瑟夫·毕苏斯基的赞美。
赤贫之军涌向你古老的城市,噢,波兰,天下奴隶联合起来的歌声,响彻诸城上空,痛苦吧,波兰立陶宛公国啊,痛苦吧,昙花一现的拉吉维尔大公!…… 我的军事委员一直就没来。我在参谋部、在花园、在教堂里找他。教堂大门敞开着,我走了进去,面前两颗白花花的头骨,在毁坏的棺椁上熊熊燃烧。我吓得拔腿就往下跑。橡木梯子从那儿直通到祭坛。我看到了很多烛火,在高高的教堂穹顶来回游荡。我看到了手执蜡烛的军事委员、特别处主任和哥萨克们。他们回答了我无力的呼喊,并把我带出了地下室。
那两颗头骨原来是教堂灵柩台上的骨雕,我再也不怕它们了,我们一块继续搜查,之所以搜查,是因为在教士家里找到了一大堆军服。
我们袖口上绣着的马头闪闪发亮,我们彼此低声交谈着,马刺咔咔地响成一片,手里握着火苗飘动的蜂蜡,在回音四起的教堂里转悠着。珠光宝气的圣母们,用老鼠一般的玫瑰色的瞳仁注视着我们行动的道路,火苗在我手指间颤动,团团黑影投在圣彼得、圣福兰西斯克、圣温琴特的圣像上,在他们绯红的双颊上和用洋红色油彩涂出的、卷曲的大胡子上抖动着。
我们转悠着,寻找着。骨制的按钮在我们的手指下面跳了起来,一幅幅被劈成两半的圣像移动了,地下室和长满苔藓的暗洞暴露出来。这座教堂历史悠久,充满秘密。它敞开了闪光的墙壁之中的暗道、壁龛和打开时悄然响起的门扇。
哦,愚笨的教士啊,他在救世主的铁钉上挂满了女教民的乳罩!我们在圣障的中门后面找到了一箱金币,还有用精致的山羊皮口袋装的纸币,以及几只装在巴黎珠宝商套子里的绿宝石戒指。
后来,我们在军事委员的房子里数钱。黄金的柱子,钱币的地毯,阵阵风儿吹动着烛火,艾丽扎太太眼里掠过黑鸦般的疯狂,罗姆阿里德高声大笑,失去理智的打钟人罗巴茨基先生狂敲着大钟,没完没了地响个不停。
“走吧,”我自言自语道,“离开这些被士兵骗得挤眉弄眼的圣母们……”P3-5
我在莫斯科生活期间,认识了作家伊斯坎德尔。他是苏联时期最著名的几位大作家之一,曾担任俄罗斯国际笔会副主席,对巴别尔的评价较高。他说,以巴别尔的才气和成就而论,可以排在契科夫和蒲宁之后,堪称现代俄罗斯短篇小说的继承者。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评价。当然,认同巴别尔是文学大师的,不仅有伊斯坎德尔,还有其他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如马雅可夫斯基、亨利·巴比塞、别雷、罗曼·罗兰、富尔曼诺夫和托马斯·曼,还有巴别尔同时代的很多苏俄作家,他们不仅是巴别尔的同行者,更是其文学成就的见证人。
巴别尔的小说《骑兵军》,那个时代被称作短篇小说集,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真实记录20世纪人类的灾难,他不逃避现实,而是选择为现实作证,完美地作证.所以,他才是真正的作家。巴别尔曾说,作家在实际写作中,很难触及自己感兴趣的主题。作家也很难做到诚实,因为诚实,就要殉道。巴别尔于1920年出任《红色骑兵报》战地记者,笔名柳托夫。1923年,他描写骑兵军生活的小说问世,遭到原红色骑兵军第一军长布琼尼的严厉训斥。布琼尼给《骑兵军》列出三大罪状:软弱、洁癖和诬陷。巴别尔说,布琼尼骂他的原因,是因为((骑兵军》写得“太诚实了”。后来幸亏有高尔基出面保护,巴别尔才幸免于政治灾难。
《骑兵军》虽以苏俄国内战争为背景,却不刻板和保守地服务于政治和历史,概念化解读主人公。同期的另一名作家法捷耶夫所写的《毁灭》,其文学成就远远逊色于《骑兵军》。原因在于,《骑兵军》里没有将所谓新旧人道主义的对立,未将阶级仇恨视作最高道德准则,未将知识分子视为苏维埃政权的敌对势力。作者借战地记者——主人公柳托夫之口,通过38个小故事,讲述了俄国知识分子如何靠拢革命,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寻找自我及如何与革命群众相融合。
巴别尔是语言大师,他对俄语的贡献是独特的.其小说的语言延续至今.依旧独有,且后继无人,他谙熟敖德萨和尼古拉耶夫地区的方言,他在其小说中尝试这两种语言形式混杂和互动,即使对俄国读者,要理解这一点也有些困难,这需要在敖德萨住上一段时间,最好再学一点敖德萨俚语。这些恰是翻译的软肋,巴别尔强烈的语言谐趣,在无论多么高超的翻译家笔下皆有衰减,译文的局限无可弥补。
《骑兵军》篇篇精彩,宇字珠玑,本文篇幅所限,容我略举几例,权作赏析。且看本书首篇《渡过兹布鲁奇河》,开场即描述尼古拉一世用男人白骨堆铺成的公路,此路不仅是从布列斯特到华沙,作者所指整个人类道路皆为死亡和鲜血铺就。进入第二段,情景愈加丰富,由远及近,笔触抒情而细腻.用修道院之静美暗示战争有违自然,破坏生活的和谐与安宁。巴别尔通过递进方式,先展开自然之美,再将人与景的心理疏离凸显其中,最终以“橙色的太阳在天空滚动,犹如一颗砍下的头颅”等意象展现人与景的对立。
作者除了描写色彩,还兼顾气味和声音,如血腥味和死马气味及河水浪涛阵阵等,“声”与“味”撞击着读者的心,小说开篇写得纯净而丰富。通过这个短故事,我们可感觉到巴别尔语言的另一特点:雍容华贵和突然进发的穿透力。巴别尔灵巧地利用语言优势,在狭小的篇幅展现他的文学天赋,他在高尚之后是渺小、悲剧之后是滑稽,崇高激情与调侃嘲弄为伍,诗情画意与自然主义并行,将欣喜与怀疑、快乐与悲伤相提并论。
巴别尔死于1941年,享年47岁。
他身材不高,墩墩实实,总是戴一副眼镜,一双富于表情的眼睛透过镜片闪着时而狡黠,时而忧郁的光芒。他身上那种对生活非凡的兴趣令人震惊,他为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事物所吸引。他广交朋友,三教九流都有。他十分难得结交职业作家。他能整点钟地听别人的爱情、走运或倒霉的故事。他喜欢跳跃、奔跑,从马匹旁边经过绝对不会无动于衷。他写自己的战友赫列勃尼科夫:“……我们受到同样情欲的震撼。我们俩把世界看成五月的草地,看成了有女人和马匹走动的草地。”
他谙熟多种外语,够得上一个大学问家,但对他来说,任何时候书本也不会盖过鲜活的生活。1935年,我在报上描绘过巴别尔在巴黎笔会上的发言:“巴别尔不讲本国语,他法语讲得流畅自如又老练,15分钟里他用几个没登过的故事令听众大为开怀。人们笑着,同时明白了,借这些快活的故事说出了我们的人和我们文化的实质:‘这个集体农庄庄员有了粮食、有了房屋,他甚至还有了勋章,但这对他还嫌少,他现在希望诗歌能写写他……’”
巴别尔是个讲故事的高手,可惜的是,没人把他讲的故事记录下来。1938年冬天,在莫斯科时.他常上我家来侃侃而谈;我当时曾想,他能很好地把一切都写下来。命运却另有安排。
他喜欢离群索居,喜欢“愚弄”人。他的生活有时令人想起鼹鼠的行踪。他闭门不出是为了能安静地写作。他在巴黎近郊住过几个月,在一个法国老妇人那儿租了一间房子,这位房东把他当成了凶犯.别尼亚·克里克的同胞兄弟.到了夜里就像对囚犯一样把他锁在屋里,免得他把她杀了。这件事令巴别尔发笑,但他喜欢这个房间,安静.能写作。
他喜欢清静,却度过了颇不清静的一生。作战,戎马倥偬,认识了自己所处时代的全部希望、全部苦难。他接近革命如同看到了自己珍爱的事物的实现,他所秉持的公正、国际主义、人性的崇高理想至死不渝。
“朋友”这个词像所有的词一样.有多种解释。巴别尔懂得什么是友谊,他是个心地磊落的人,从来不出卖朋友。多年里他以自己的友谊支持过我,这是我莫大的幸福。1932年,我写出了长篇小说《第二天》。伊萨克·艾曼努依洛维奇登门来访。如果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说出这件事,那我将痛苦万分……
巴别尔的小说还将长久流传。这是高尚的艺术。有某种东西使巴别尔与从果戈理到高尔基的所有伟大俄国作家亲近:人道主义、保护人、保护人的欢乐、希望和一个人对短暂而又不会重来的生命的渴望。……他生活在一个既高尚而又十分艰难的时代。他不仅坚信未来,还曾为之而斗争。他20年代一篇出色的小说《卡尔·扬盖里》是这样结束的:“我在这些街道上长大,现在轮到卡尔·扬盖里了,但为我奋斗不像为他那样,事情与我的关系不大了。我自语道:你不会不幸福的,卡尔-扬盖里……你不会不比我幸福……”
巴别尔的读者将怀着谢意回忆起他,他憧憬过他们的幸福,并为之奋斗过。
生死巴别尔
我30岁以前翻译巴别尔小说《骑兵军》的时候,还没有去过他出生、成长和死去的那些城市,如敖德萨、尼古拉耶夫、基辅以及莫斯科,所以,我不可能读懂他的书,译文亦幼稚可笑。20年后,我旅俄归来,巴别尔的形象才逐渐在我笔下变得清晰和明朗,他本人和他笔下的人物形象,才逐渐丰满和鲜活,栩栩如生地朝我走来。
巴别尔1894年生于南俄港口城市的敖德萨(今属乌克兰),而苏联时期没有一部文学档案能说清他的出生日月。《苏联简明文学百科》表明,巴别尔的出生日期是俄历7月1日,即新历7月13日。直到前不久,研究者才在1918年之前,敖德萨教会记录教民生老病死的手册中,发现用希伯来语记录的巴别尔生日:6月30日。后来我在乌克兰基辅商学院档案馆,看见巴别尔1915年的一份简历手迹,他说他出生于6月30日。
巴别尔在家排行老三,巴别尔的父亲是个犹太商人,经营农业机械,他处心积虑地追求致富,想让巴别尔学农机专业,盼望有朝一日,子承父业。但巴别尔更醉心于对敖德萨港口纷繁生活的观察和体验,他每日混迹盗匪横行的摩尔多瓦万卡工人区,被各种光怪陆离的真人版传说与故事所迷惑,对父亲栽培他经营农机之事兴趣索然。巴别尔除了对犹太人社区,还对音乐感兴趣,他的音乐启蒙老师,是苏俄著名小提琴教育家、苏联人民演员斯托利亚尔斯基。巴别尔生来就有语言天赋,他的法语讲得与俄语一样好,他还通晓英语、意地绪语和伊夫利特语,喜爱阅读和擅长文字表达,对写作特别有兴趣。不过,巴别尔的父亲却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巴别尔这些爱好,不足以养家糊口,他强迫巴别尔到敖德萨商业学校学习,巴别尔被迫去学习,他1911年毕业,父亲又强迫他去基辅商学院深造,还协助父亲代理商业订货。
其实,巴别尔根本无心攻读商学,对父亲的买卖更是心不在焉。有一次,父亲派他到基辅一家农机厂办理订货,他不专心看货,却将工厂老板详细揣摩了一番,回到学校不久,他就写了一篇描写农机厂老板的小说。再有,巴别尔年轻时风流倜傥,天生多情,对谈情说爱兴趣盎然,他与农机厂老板女儿格隆范一见钟情,虽然格隆范中学尚未毕业,巴别尔却一腔热血地爱慕她,称她为天使。那时,格隆范还是梦幻少女,心地单纯,酷爱美术和文学,对才华横溢的大学生巴别尔一往情深。但是,农机厂老板,格隆范的父亲不看好巴别尔,觉得他轻浮而毛躁,高傲而不切实际,与他家的门风和理念格格不入,所以,他极力反对女儿与巴别尔交往。
不久,巴别尔上门向格隆范求婚,她父亲一口回绝,巴别尔一气之下,竟将格隆范拉上一架马车,两人竟然私奔到敖德萨。1919年8月9日,巴别尔和格隆范正式结为夫妻。那年,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红军,在巴别尔老家敖德萨发动政变,与白军开战,不久俄国全境战火四起,生灵涂炭,经济崩溃。后来,白军被红军击溃,最终被赶出乌克兰,格隆范父亲的农机厂被布尔什维克没收,俄国强制实施国有化,格隆范父亲的财产也被没收,他流浪基辅街头,整天抱着个小钱匣,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变成了“俄国大革命时期的一只惊弓之鸟”。
年轻的巴别尔也投身革命,他被布尔什维克接纳为红军“契卡”成员,所谓“契卡”,全称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的简称,也是苏俄秘密间谍机构的前身。巴别尔成为红军特工后,异常兴奋,因为他“终于可以通过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洞悉俄国发生的一切:生与死、欢乐与痛苦、爱情与性”。巴别尔参加了“契卡”所有活动。比如,他参与了布尔什维克红军的“征粮队”,亲眼目睹红军征粮对乡村实施大规模野蛮抢劫。他觉得,布尔什维克的征粮运动,是残酷的征战、血腥的屠杀和对文明世界的毁灭。巴别尔从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身上,同样窥见到愚昧、冷酷、残暴、肮脏和幻灭,于是,他开始如实地记录发生在身边的故事。巴别尔说,他在写作时,产生了幻觉:死亡如洪水猛兽,狂暴迅猛而至,他和芸芸众生,面对死亡,无路可逃,只能随波逐流,听天由命。巴别尔所记录的感受前所未有,他急欲与人分享,于是他写下了第一批文字,就是他早期的短篇小说作品。
根据苏联419号秘密卷宗披露,秘密警察前去搜查巴别尔的住宅,师出有名,内务部怀疑他“参与反苏阴谋恐怖活动和间谍活动”。秘密警察逮捕巴别尔的时候,还没收了他的全部手稿,具体数量是,15个文件袋,11个写满字的本子和7个写满了字的活页夹。
巴别尔再也没有见到他被没收的手稿,而且至今查无下落,历史学家一致认为,那些手稿后来都被秘密警察销毁了,并且没有留下任何销毁手续。关进了监牢的巴别尔更是凄惨,他开始拒不交代自己的所谓罪行,被施以酷刑后,他精神彻底崩溃,竟然胡编乱造,“交代”了间谍组织的全部名单,名单中包括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戏剧家梅耶荷德和著名导演爱森斯坦等十余名苏联著名文艺家和社会活动家。巴别尔还被迫承认与托派有关系,在苏联作家、演员和导演中间,曾散布反苏言论以及为法国情报机构充当间谍。审讯记录显示,巴别尔说,他1933年通过作家爱伦堡认识了法国间谍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并向他提供了苏俄空军情报。虽然,巴别尔后来给苏联总检察长写翻供信,坦言他是在重刑逼供下胡编乱造,栽赃名人。尽管如此,戏剧家梅耶霍尔德还是因此锒铛入狱,最后被判处死刑。
巴别尔自1939年5月起,羁押在莫斯科郊外的苏汉诺夫监狱,当年在监狱的地盘上,有一座“圣叶卡捷琳娜”教堂。巴别尔和叶若夫都关在此,仅一墙之隔,先后遭到枪决,这听上去似乎非常讽刺,但却是事实。
1940年1月27日,巴别尔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执行名单由斯大林亲自签属。巴别尔的死刑由内务部行刑队执行,具体执行人是,莫斯科卫戍警长布洛欣及行刑队队员费季索夫和卡里宁。苏联内务部档案记载,行刑地点就在圣叶卡捷琳娜教堂旁边,卫戍警长布洛欣,走上前去,朝巴别尔头部开了一枪,杀死了这位文学天才。巴别尔的遗体葬于莫斯科顿河修道院。时隔9天,即1940年2月4日,曾被巴别尔当作政治保护伞的叶若夫,也在同一地点被枪毙,并葬在一个杂乱的大坟场。
至此,巴别尔的好奇心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一个神秘而急促、残忍又无奈的句号,一如他不朽的作品《骑兵军》。
2015年暮春草于莫斯科郊外
2016年初春改毕于北京厂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