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海德格尔曾提出了“向死而生”，意思是人生是走向死亡的存在，是能够自觉到死的存在。解思忠著的这本《彻悟生死》既从哲学层面解读了死亡，又介绍了安宁死、安乐死和自安死等方面的知识与信息，希望能有助于人们正确对待死亡，从而全面提高自己的生命质量。

作者解思忠人到中年开始致力于人的素质与人生哲学研究，步入老年后又将研究方向聚焦到生死问题。《彻悟生死》面对年过七十老人这一特定群体，从哲学层面解读了死亡，并介绍了安宁死、安乐死与自安死等方面的常识与信息，旨在探求积极有为的生死观，全面提高生命质量，安详走完人生的最后历程。

前言

一、“记住你即将死去”——古希腊特拉普修道院的问候语

二、“未知生，焉知死”——孔子的千年长叹

三、“生死根本”与“齐生死”——佛道两家的生死观

四、“只知道‘生’不管‘死’”——梁遇春笔下国民的“人死观”

五、”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对死亡的恐惧”——古罗马哲学家爱比克泰德

六、“一个人如果负担太重的话，死是最好的解脱”——毛主席语录

七、“寿则多辱”——《庄子》引尧帝所言

八、“我是赖活着不如快死啊”——一位久病卧床老人的心声

九、“好生易得，好死难求”——谚语

十、安宁死

 （一）何谓“安宁死”

 （二）台湾地区的“安宁缓和医疗”

 （三）大陆开始流行“生前预嘱”

 附录一 生前预嘱——我的五个愿望（文本）

 附录二 七十预嘱

 （四）“不赌为赢”

十一、安乐死

 （一）何谓“安乐死”

 （二）安乐死在国外

 （三）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两次安乐死“悲剧”

 （四）一场长达数年的讨论

 （五）“可以做，但不可以说”——一位学者的坦言

 （六）一位助人解脱的白衣天使

十二、自安死

 （一）何谓“自安死”

 （二）自安死的哲学解读

 （三）自安死的现状

 （四）一位自我解脱的白衣天使

十三、关于“人工冬眠”的最新报道

十四、“时时可死，步步求生”

十五、“生不负人，死不烦人”

后记

在美国，不仅成立有“死亡教育学会”和“国际死亡研究所”，出版有《生死学》、《死》等书刊，而且从大中小学到为社会成员举办的讲座中，都有死亡教育的内容。美国规定对中小学生要进行死亡教育，使他们从小能对死亡持一个科学的态度，从而避免对死亡产生恐惧心理，以及对亲人的死亡过度悲伤。美国波士顿还专门为儿童开设了一家“死亡博物馆”，旨在让儿童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美国中小学学生的长辈去世后，校长和班级指导老师都要去参加葬礼；在葬礼上，他们手持鲜花，轻声劝慰学生节哀，记住已故亲人的遗训。

日本在大量引进美国研究成果的同时，也出版了不少专门论述死亡的书刊；其中《学习快要死亡的经验》、《生与死的思考》和《死前的准备教育》等图书，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日本上智大学每星期开设一次“死亡哲学课”，每年组织一次以普通市民为对象的“思考生与死的学术讨论会”，聘请晚期癌症患者登台演讲如何面对死亡。

法国、成立了总统委员会来专门处理有关生与死的社会控制问题，前总统密特朗还亲任由36名哲学、宗教学、伦理学、生物学和医学专家组成的国家生命与健康科学伦理顾问委员会主席。

德国实施了“死的准备教育”，出版了《死前的准备教育》等教科书，引导人们以坦然、明智的态度去面对死亡。

据统计，近20年来国外有关死亡的书籍出版量增加了近10倍，报刊、广播和电视经常开设诸如“死亡哲学”之类的专题讲座，对公民进行死亡教育。

影视等文学艺术作品的介入，也使得死亡的话题更加贴近大众。例如，2005年荣获第77届奥斯卡、金球奖双料最佳外语片的影片《点燃生命之海》，就是一部由真人真事改编、描述西班牙一位全身瘫痪卧床30多年的病人争取安乐死的故事。再如，由奥地利、法国和德国三国合拍，2013年荣获第85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影片《爱》一，也是一部以死亡为题材的影片。该影片讲述了一对年过八旬的老夫妇，在妻子身患中风、病情日益恶化，并决意赴死的情况下，丈夫帮助她完成心愿后，自己也紧随而去的动人故事。

在西方国家与日本，墓地大都建在市区，有的还与公寓比邻而建，植花种草，装点得像公园一样，便于人们到里面作短暂的休憩，阅读碑文，体验生命——每座坟墓不仅埋葬着一个人，也埋葬着一个人生，埋葬着一本关于生死的教科书。

韩国还开设有“棺材学院”，报名入学的人在写好遗嘱，与亲人告别，并聆听过追悼会后，身着死者入殓时一般穿的麻衣，躺进棺材，静悄悄地待几个小时，以体验死亡。

在印度，公共茶室的桌子上都放个小棺材。有中国游客感到不习惯，认为不吉利，并对此提出质疑。印度人解释说：既然早晚都要死，不如早一点去面对，去思考，去接受，这样，当某一天死亡真正来临的时候就不会感到恐惧；而且，面对棺材喝茶时的心情会变得格外平和，也能真正品出茶的味道来。

从上述这些事例不难看出，在一些国家，死亡已成为哲学和有关学科研究的对象，死亡教育已纳入各级各类教育，有关死亡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屡见不鲜。与此同时，“向死而生”的理念正以各种形式渗透到大众的生活之中，成为人们的自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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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非是正襟危坐于书斋之中刻意钻研生死之道才涉足这一领域，而是在徜徉于书海之中探求人生哲理、辗转于红尘之中体悟人生三昧之后，才发觉生与死实在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对立统一体；要研究生，就不能不研究死。古今中外，一切关于人生的高谈阔论，如果不涉及到死，或者只是闪烁其辞、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都属于“不及格”。

我于1990年进入中南海，1998年离开；由于所从事的工作是教科文卫体等社会发展领域的政府管理与政策研究，业余时间便由文学创作转而研究人的素质，后来又延伸到人生哲学，自然也就涉及到生死问题。

在国务院工作期间，可以接触到较多社会发展领域的报刊资料，其中就包含有生死方面的内容；这些资料一直留存至今，许多已纸质发黄。在这些资料中，有原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综合调研室上世纪90年代编印的《老龄工作简讯》，还有一些文章，例如1991年2月2日《北京日报》上由该报记者刘鸿撰写的《她在安乐中离去》、1991年第9期《人与法》杂志里由毛福忠撰写的《安乐之于死亡》。

有关生死内容的图书，我一旦发现便立刻买下。其中出版时间较早的有：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五角丛书”系列中的《安乐死》（楚东平著）与《人的末日》（原名《论死亡》，［美］恩莱特著，华进等编译），以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死亡哲学》（毕治国著）。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开始写作出版有关人的素质与人生哲学著作；在此同时，随着研究内容的拓展与深入，笔触自然也就延伸向生死问题。

1998年出版的《观念枷锁》一书中，我曾列举了36种阻碍国民素质提高的错误观念，并分别予以剖析；其中一种错误观念就是“好死不如赖活”——这是我对生死最早的思考与论述，当时刚年过五十。

2000年出版的《国民素质读本》一书，我将现代人必备的素质归纳为8个方面、50个子项，每项独立成篇；其中一项是“生命质量”，即生命的存在状态与实际价值；在“生命质量”这一篇中，阐述了现代人应该如何正确面对死亡。

2006年出版的《人生篆书——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精髓》一书，辑录了100句传统人生格言；尽管其中不乏诸如“人生无常”、“安时处顺”等之类与生死有关的格言，但鉴于传统人生哲学缺乏对死的直接面对与深入思考，也缺乏这方面的至理名言，我便以“后记”形式撰写了一篇题为“人生绝笔”的文章，介绍了古今中外的生死智慧。我在该篇文章的开头写道：“任何一部关于人生的著作，都不能回避死亡这个话题，否则就是不完整的；同样，衡量一个人生是否圆满，也不能无视死亡这个环节，否则也是不完整的。”

2011年刊印的《永定书院》第1期，是以《国学人生——解思忠（大隐）书院问答录》为题的个人专辑；其中提出了“人生两笔”——笔生，一笔死；在“死——写好人生第二笔”这部分内容里，集中阐述了应该如何正确面对死亡。

上述关于生死的论述，前后历时10多年，且散见于几种出版物与内部刊物，内容不全面，也欠深入。本书的写作，既是一次系统的再学习与再思考，同时也填补了在自己已有著作中关于生死问题研究的空白。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也许是一直围绕着生死话题，46年前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一幕往事总是时时浮现在眼前——

那是1970年秋天，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地处西北地区一家工厂的建筑工地上劳动锻炼，当时24岁。

有一天上班后，我用小车推着玻璃，准备运送到20多米高的锅炉房楼层上去安装。当我把车子推到临时搭建在室外的施工电梯吊箱上后，像以往一样，自己也跟着站立了上去，并示意不远处操作卷扬机的女工开动机器。

就在逐渐绷紧的钢丝绳将电梯吊箱向上猛一提升的瞬间，我突然想起有人说卷扬机钢丝绳前一天刚断过一次，便立刻后退一步，下了电梯。

我一边朝着正操作卷扬机的女工走去，一边不时地回头目送小车伴随卷扬机“隆隆”发动的声音，被电梯吊箱托举着上行到楼层。走到那位女工跟前时，我问她：“卷扬机钢丝绳昨天是不是断过一次？”

“是……”对方一边操作，一边回答。

我正要折身返回，准备沿着搭设在施工电梯井架旁边的简易木梯爬到楼层上去，突然伴随着那位女工一声尖叫，只见电梯吊箱因钢丝绳断开从高处“噼里啪啦”地加速坠落，然后随着“咣噔”一声巨响，小车连同玻璃摔落一地。

当时的我，惊愕得久久呆立在那里……

这件事迅速在工地上传开了。这时我才从大家的议论中得知，就在前一年，也是在这个工地上，也是这个卷扬机电梯，曾发生过一场惨剧——两名工人登上电梯后，面对面地站立在两端；由于他们脚下的一块底板是没有固定的“翘头板”，到达锅炉房楼层后，一名工人先走了下去，而站在另一端的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民工却随着脚下底板的翘起，仰面坠落下去，当场香消玉殒！

这幕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往事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以至于时过46年，不仅当时的场景历历在目，就连那位女工的名字与模样也都还清楚地记得。

2003年3月，也就是时过33年，我利用出差之便，还特地到这家工厂去过一次，在那座锅炉房前摄影留念。

假如我当时心存侥幸，没有断然后退一步，无疑就随着那一车玻璃粉身碎骨了！如前所述——在生死问题上要本着“不赌为赢”的原则，在事关生命安危的问题上不要心存侥幸。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不仅上述那一幕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往事会时时浮现在眼前，更早时间的另一场“生死教育”也会时时勾起我对往事的回忆——

那是我上大学期间，因患胸膜炎1967年秋人住原上海市第一结核病防治院（现改为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1968年秋才出院，历时将近一年。当时正值“文革”，学校都在“停课闹革命”；我住的轻病房属疗养性质，可谓“世外桃源”——既可以逃避“运动”，又可以在医院的“叶家花园”里散步、聊天、打太极拳，并经常去重病房和外科病房“串门”，有时还陪护熟识的病友。

在此期间，我曾耳闻目睹了一个个生死故事：有的是在病床上痛苦挣扎不愿离去，有的是在手术中突发意外长眠不起，还有的是因久病不愈在“叶家花园”沉湖自尽……当时我才20岁出头，可谓涉世未深，却整天接触此类事件，无异于是在接受“生死教育”。

关于这段住院生活，我于2001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素质与命运》一书中，在“卧病使人清醒”这一章里曾做过这样的回顾：“医院还是个生死交融的场所，置身其中，不得不去思考一些与死亡有关的问题。医院里的死者被抬往太平间时，必须从我的窗外走过；每当看到担架上用白被单裹着的尸体，我的心头便会蒙上一层阴影。”

时过34年，我于2002年利用出差之便，还特地到这家医院看了看。当时人住的病房“11病区”已弃置不用，写有“11病区”字样的标牌依然留在墙上，我还站在跟前摄影留念。

回顾往事，如今能活到七十，我已深感庆幸，并已知足；往后岁月，都是捡来的“便宜”，没有什么奢望，只求平安度过。闲来无事，常在心中默诵曾国藩家书中的一句话聊以自慰——“于往年未了之事概无甚愧悔，可东可西，可生可死，襟怀甚觉坦然”。

清人俞樾曾在书信中告诫其女，如把人生分为少年、中年、晚年三截，三截皆好很难得；如能有两截好就算是不错了，但最好是中、晚两截，而且晚年必须要好；如万不得已只能有一截好，那也只能是晚年。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生尽管可以有荣辱浮沉，但折腾的结果一定要争取有个好下场。俗话所说的“莫看新娘子上轿，要看老太太收场”，其实也是这个意思。

那么，什么才算是“好下场”呢？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曾有一句至理名言，可以作为最佳答案——1993年，时年77岁的万里卸任后，当天回去就把家人与身边工作人员召集到一起，向他们宣布：“今天我安全着陆了，下一步安度晚年，再有就是安乐死，这就是我的‘三安’政策。”这里所说的“三安”，就是“好下场”所应包括的主要内容；其中的“安乐死”，可以理解为泛指没有痛苦、不失尊严的“安乐而死”，即“好死”。

本人有感于此，最近将以前自拟的一幅近乎大白话的对联“人生但求好下场最难还是老来香”改为“人生但求好下场最难还是睡不醒”。所谓“好下场”，指的就是“安全着陆”、“安度晚年”与“安乐而死”；三者相比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说“安乐而死”更难。所谓“睡不醒”，作为一种形象表述，既包括“无疾而终”的睡而不醒，也包括“得病好死”的睡而不醒。  如今，本人也已“安全着陆”，下一步也应该是“安度晚年”与“安乐而死”。退休后熟识的人见面后经常会问“现在忙什么”，我都回答“不忙什么”；有人还要刨根问底地来一句“总得思考点什么吧”，我便回答“一养生、二养老、三养心”——养生以免失智失能，养老以免晚景凄凉，养心以免怕死贪生——此之谓“三养”也！

2016年4月23日于京西寓所，时年七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