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中华多元文化的轴心——黄河孕育了以伏羲文化、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的史前文化。甘肃是中国历史舞台上非常重要的两个朝代——周代和秦代的崛起之地。从西汉至隋唐的近千年间。甘肃地处古丝绸之路的枢纽地带，河西地区长期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和窗口。
古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是指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5年）时期，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而得名。
丝绸之路一般可分为三段，而每一段又都可分为北中南三条线路。其中东段从长安到玉门关、阳关；中段从玉门关、阳关以西至葱岭；西段从葱岭以西经过中亚、西亚直到欧洲。而甘肃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为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被称为“丝路咽喉”。
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并成功地将东西方之间最后的珠帘掀开。从此，这条路线被作为“国道”踩了出来，各国使者、商人沿着张骞开通的道路，来往络绎不绝。上至王公贵族，下至乞丐狱犯，都在这条路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这条东西通路，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努力，丝绸之路向西伸展到了地中海。繁忙的丝绸古道将汉唐的奇珍异宝源源不断地运往亚非欧各国，同时往来如织的异乡客旅也带来了他们各自的物产和文化。从此，无数新奇的商品、技术与思想通过丝绸之路得以在欧亚非三洲的各个国家之间自由传播。大陆之间的贸易沟通变得规则、有序。华丽的丝绸更是吸引了罗马人的目光。从1世纪起，罗马人开始狂热地迷恋着从帕提亚人手中转手得来的中国丝绸——即便当时的罗马人相信丝绸是从树上摘下来的。据老普林尼的《博物学》记载：“赛利斯人们（中国人）以从他们的树林中获取这种毛织品而闻名于世。他们将从树上摘下的丝绸浸泡在水中。再将白色的树叶一一梳落。（丝绸的）生产需要如此多的劳役，而它们又来自于地球的彼方，这令罗马的少女们可以身着半透明的丝衣在大街上炫耀。”
不仅仅是罗马人对来自东方的神奇玩意儿感兴趣，埃及历史上著名的艳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也曾经穿着丝绸外衣接见使节，并酷爱丝绸制品。公元97年，东汉将军班超在重新建立起汉朝在中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后，派甘英携带大量丝织品到达条支（今土耳其境内）。因而中国与埃及最早的官方沟通应当就是在这一时期。而记载中的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官方沟通似乎不止于此。《后汉书》记载了公元166年罗马使节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在中国建立了大使馆的事情。 东汉时期，由于战乱的原因，丝绸之路一度陷入了半停滞状态。随着中国进入繁荣的唐代，西北丝绸之路再度引起了中国统治者的关注。为了重新打通这条商路，中国政府借击破突厥的时机，一举控制西域各国，并设立安西四镇作为中国政府控制西域的机构，新修了唐玉门关，再度开放沿途各关隘。并打通了天山北路的丝路分线，将西线打通至中亚。这样一来丝绸之路的东段再度开放，新的商路支线也被不断开辟，与汉朝时期的丝路不同，唐代控制了丝路上的西域和中亚的一些地区，并建立了稳定而有效的统治秩序，西域小国林立的历史基本结束，这样一来丝绸之路显得更为畅通。不仅是阿拉伯的商人，印度也开始成为丝路东段上重要的一分子。往来于丝绸之路的人们也不再仅仅是商人和士兵，为寻求信仰理念和文化交流的人们也逐渐出现在这一时期。中国大量先进的技术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到其他国家，并接纳相当数量的遣唐使及留学生，让他们学习中国文化。同时佛教、景教各自迎来了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机会。从皮毛植物、香料、颜料到金银珠宝、矿石金属，从器具牙角到武器、书籍和乐器，从外奴、艺人、歌舞伎到家畜、野兽，乃至外来工艺、宗教、风俗等，令人眼花缭乱，应有尽有。
这条贸易路线的巨大影响远至朝鲜和日本。8世纪日本遣唐使节带去了很多西域文物到日本首都奈良。这些宝贵的古代文物现在还保存在奈良正仓院里。所以，奈良正仓院被称为丝绸之路的终点。
甘肃，这个今天偏居一隅的西北省份，它地处黄河上游，东接陕西，南控巴蜀青海，西倚新疆，北扼内蒙古、宁夏，曾经被誉为古丝绸之路的锁匙之地和黄金路段。
周秦大地，黄河之滨，千里边关，万里长城。伏羲氏开天辟地，中华文明由此肇始；岐黄论道，天人合一，奠定了祖国医学的理论根基：秦始皇铁骑横扫六合，一统天下，华夏文明从黄土高坡走向中原；西汉张骞凿通西域，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由东向西横贯甘肃全境；两汉魏晋，文化昌盛，西域文明与华夏文明在甘肃大地交相碰撞，彼此融合，形成了丰富多元的文化生态；梦回隋唐，民族和睦，社会繁荣，经济鼎盛，“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胡商异客，往来如织，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空前兴盛，以敦煌莫高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为代表的世界文化遗产见证了那个时代的包容、开放与进取；自宋而降，由于黄土高原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民族之间的掠夺与战争以及海上丝路的开通，“国家根本，仰给东南”，甘肃偏居一隅，至封建社会末期以至近代，“陇中疾苦甲天下”，社会经济总体发展远远落后于全国水平；新中国成立后，甘肃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了大规模的开发与建设，核工业的发展，东风基地的建设，“两弹一星”“神舟飞船”的成功发射令世人瞩目。
新的历史时期，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甘肃，敏锐地意识到历史和文化的时代意义，以创建甘肃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为契机，以文化建设为主题，围绕丝绸之路文化，着力打造以始祖文化为核心的陇东南文化历史区、以敦煌文化为核心的河西走廊文化生态区和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兰州都市文化产业区。大力开展文物保护、大遗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利用、民族文化传承，等等。
甘肃是祖国医药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道地药材的重要产区和全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悠久灿烂的中医药文化是甘肃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源头活水。今天，甘肃作为国家首个中医药发展综合改革试点示范省和国家中医药科技成果转化基地，甘肃的中医药发展将在新的征程中扬帆起航。
甘肃，这个融丝路文化、敦煌文化、黄河文化、伏羲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以及陇东黄土地文化为一体的内陆省份，无疑是中国西北部一道神秘而独特的文化风景。
P2－5
本书是甘肃省中医药文化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编写组历时三年，通过实地采访，以及搜集和整理大量的文献，对甘肃悠久灿烂的中医药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展现。全书共35.6万字，在编写中，潘文、袁仁智负责全书的审稿、指导及“往事如碑”部分的撰写工作，计14万字，吕有强负责“长河掠影”部分的撰写工作，计7.1万字，扈小健负责“历史人物”部分第一节至第二十节的撰写工作，计6.5万字，张丽君负责“历史人物”部分第二十一节至第三十一节及“百年沉浮”部分的撰写工作，计6.5万字。对于书中存在的疏漏之处，还望读者们批评指正。
国医，是人们对传统中国医学的一种称谓，包括以汉民族为主体传播的中医学和以其他各不同民族为主体传播的民族医学，与现代习惯上的“中医学”称谓具有相同的意义。她伴随着数千年来人们生存、生活、生命的全过程，在实践中历练、积累，在丰富中沉淀、完善，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哲学理念、文化元素、科学内涵的，在世界传统医学领域内独树一帜的理论体系，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健康做出了重大贡献。
中医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地域特色，以其独特的方式生动展示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包括周边一些地区在内的东方文化的历史变迁、风土人情、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思维艺术和价值观念等，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杰出代表，从一个侧面构建和传承了悠久、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自岐黄论道、神农尝百草、伏羲制九针开始，她一路走来，“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国风·卫风》），经过千锤百炼，逐渐形成了包括养生文化、诊疗文化、本草文化等在内的完整的生命科学体系，也是迄今世界上唯一能够存续数千年而不竭的生生不息的医学宝藏。
中国幅员辽阔，在不同的区域内，无论是地貌、气候还是人文、风情，都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具有相同主旨而又具不同特质的中医药文化。其方法的多样性、内容的复杂性、操作的灵活性，都是其他学科不可比拟也不能替代的。在世人逐渐把目光聚焦于中国文化的今天，国学之风热遍全球。国学的核心理念，不仅存在于经典的字句之中，重要的是蕴结于中国人铮铮向上的精神之中。这种“向上之气来自信仰，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庄世焘《坐在人生的边上——杨绛先生百岁答问》），是对文化传统的认知和共鸣。“文化传统，可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所谓大传统，是指那些与国家的政治发展有关的文化内容，比如中国汉代以后的五行学说，就属于大传统。”（李河《黄帝文化莫成村办旅游》）无疑，中医是属于大传统范畴的。中国文化要全面复兴，就不能不问道于中医，不能失却对中医的信仰。要准确地把握中医药文化的罗盘，有必要对中医学孕育、形成、发展的全过程进行一次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以从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画面全方位地展示中医学的深邃内涵和学术精华，为中医学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众多学术流派的研究提供更多可信、可靠、可用的证据，为促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医更深层次的了解、认同和接受，为文化强国、富国战略的实施和中医走向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如此，就有了这个组织编撰大型中医药文化丛书《话说国医》的想法和策划，有了这个牵动全国中医学术界众多学者参与和未来可能影响全国众多读者眼球的举动。
《话说国医》丛书，以省（直辖市、自治区）为单位，每省（直辖市、自治区）自成一卷，分批、分期，陆续推出。丛书分则可审视多区域内的中医步履，合则能鸟瞰全国中医学之概观。按照几经论证、修改、完善过的统一范式组织编写。丛书的每卷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长河掠影。讲述中医从数千年的历史中走来，如何顺利穿越历史的隧道，贯通历史与现实连接的链条，是每卷的开山之篇。本篇从大中医概念人手，着眼于对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与中医药发展重大历史事件关系的描述，既浓彩重笔集中刻画中医药在各地的发展状况和沧桑变迁的事实，又画龙点睛重点勾勒出中医学发展与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多重联系。在强调突出鲜明思想性的原则下，抓住要领、理出线条、总结规律、突出特色，纵横历史长河，概说中医源流，彰显中医药文化布散于各地的亮点。
第二部分——历史人物。该部分是对各地有代表性的中医药历史人物的褒奖之篇。除简要介绍他们的生卒年代、学术履历、社会交往等一般项目外，重点描述他们的学术思想、学术成就和社会影响。坚持按照史学家的原则，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不盲目夸大，也不妄自菲薄，同时跳出史学家的叙述方式，用文学的手法将人物写活，把故事讲生动。其中也收入了一些有根据的逸闻趣事，并配合相关图片，以增加作品的趣味性和可读性，拉近古代医家与现代读者的距离。
第三部分——往事如碑。该部分表现的主题是在中国医学史上值得记上一笔的重大事件：第一，突出表现自然灾害、战争、突发疫病等与中医药的关系及其对医学发展的客观作用；第二，重点反映中医地域特色、不同时期的学术流派、药材种植技术与道地药材的形成等对中医药理论与实践传承的影响：第三，认真总结中医药在各个历史时期对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产生的积极作用。以充分的史料为依据，把中医药放到自然的大环境、社会的大背景下去考量，以充分显示她的普适性和人民性。
第四部分——百年沉浮。即对1840年以来中医药发展概况的回顾和陈述。特别关注在医学史上研究相对比较薄弱的民国时期中医药的发展状况，包括中医的存废之争、两学东渐对中医的挑战和影响，以及新中国成立、中医春天到来后中医药快速发展的情况和学术成就等。梁启超说：“凡在社会秩序安宁、物力丰盛的时候，学问都从分析整理一路发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通过对不同阶段主要历史事实的综合和比对，借镜鉴、辨是非、放视野、明目标，以利于中医未来美好篇章的谱写。
作为中医药文化丛书，《话说国医》致力于处理好指导思想一元化与文化形式多样性的关系。在写作风格上，坚持以中医科学性、思想性、知识性为导向，同时注重在文化性、趣味性、可读性上下功夫，以深入浅出的解读、趣味横生的故事、清晰流畅的阐释，图文并举，文表相间，全方位勾画出一幅中医学伟大、宏观、细腻、实用的全景式长卷。参加本书编纂的人员，都是从全国各地遴选出的中医药文化研究领域内的中青年中医药学者，他们头脑清、思维新、学识广、笔头快，在业内和社会上有较大影响和较高声誉，相信由他们组成的这支队伍共同驾驭下的这艘中医药文化航母，一定会破浪远航，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和欢迎！
丛书在全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全面开始运作之际，写上这些话，也算与编者、作者的一种交流，以期在编写过程中能对明晰主旨、统一认识、规范程序起到些许作用；待付梓之时，就权作为序吧！
温长路
2012年12月于北京
《话说国医》丛书，以省（直辖市、自治区）为单位，每省（直辖市、自治区）自成一卷，分批、分期，陆续推出。丛书分则可审视多区域内的中医步履，合则能鸟瞰全国中医学之概观。按照几经论证、修改、完善过的统一范式组织编写。丛书的每卷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长河掠影，讲述中医从数千年的历史中走来，如何顺利穿越历史的隧道，贯通历史与现实连接的链条，是每卷的开山之篇；第二部分——历史人物，是对各地有代表性的中医药历史人物的褒奖之篇；第三部分——往事如碑，表现的主题是在中国医学史上值得记上一笔的重大事件；第四部分——百年沉浮，是对1840年以来中医药发展概况的回顾和陈述。
本书是其中的甘肃卷，由潘文、袁仁智主编。
潘文、袁仁智主编的这本《话说国医（甘肃卷）》包括长河掠影、历史人物、往事如碑、百年沉浮四个部分，详细描述了甘肃地区与中医药发展相关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在医学史上值得一提的事件等内容。在写作风格上，坚持以中医科学性、思想性、知识性为导向，同时注重在文化性、趣味性、可读性上下功夫，以深入浅出的解读、趣味横生的故事、清晰流畅的阐释，图文并举，文表相间，全方位勾画出一幅甘肃省中医学伟大、宏观、细腻、实用的全景式长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