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我是不是成日写文章，我说不是，他们都不相信。他们认为旧文人衣带渐宽形容枯槁，都是写文章导致的，今日教授也当如此。我往往写完一篇以后就会觉得厌倦，接下来就不会再写了。有时还会想，就是再写它一万篇又怎么啦，如此辛苦。于是有一段时日无所事事。我有半抽屉的硬笔，书写时看着笔管里的黑色汁液渐渐由长变短，最后归于无，就丢弃再取一把。一把复一把，消耗着时日。手写比不过打字的速度，就像老牛跑不过汽车。我无意于速度，但一篇下来，由零乱的草稿到抄正，还是让人感到了辛苦。自己又想效古人持守于手写，也就总是放不下。我觉得自己有些理想化，古人都死了那么久了，哪里懂得有个人还在沿用老旧方式，既用毛笔，也用硬笔，承传着这种慢生活的姿势，且有终身不废之意。充分地利用着手，以自己的手感，徐徐推进。不需掩饰的是有所厌倦时，就搁笔。后来又想写了，又再度提笔。在没有写的日子里，就和琐碎的事打交道，它们没有风雅颂那么优雅，却又不可缺少。我注意汉画像的生活场景时发现，除了经国之大义一类的题材，那些生活琐屑更为生动，庖厨烹饪，杀鸡剥狗，饮酒博弈，听歌观舞。再伟大的君王也是需要过日常生活的，在接受朝拜、下达诏令的背后，也许就是还原为一个酒徒、一个饕餮。琐屑往往冲淡了我写文的厌倦，又坐到书桌前了。每个教授都有自己研究的那一摊，就像在荒岛上，管理好自己。岛向来是很孤独的意象，就是一个独立的空间。即便真是在岛上，教授也不可能天天劳作，更多的时间可能躺下来晒晒太阳看看风景。那种天天都在创作、研究的人，我以为不是日常生活中的人，是超人。我没有资格成为超人，有时涌来的琐事让人心烦，尽管快刀斩乱麻地理会了，还是无法安心地坐在书房里，它的确搅乱了人的快乐。不过美术学院有创作假，要创作重大题材是可以请创作假的，申请到一整块时间，一本正经地坐下来创作。可是我从未请过创作假，因为我创作的都是个人小题材，再说，我也觉得自己在创作假中一定是写不出东西来——它太郑重其事了，也太给人压迫了。相比之下，还是更乐意在琐屑的日子中动笔。写上一段，电话忽然来了，马上跑到楼下去取一个快件，上来接着写——我如今已经有了把思路迅速接上的能力，绝不会恼火地说，你看，把我的思路都弄断，今日写不成了。也不会正儿八经地对家人说，这半天都不要吵我了，我要创作了。有时写到酣处，太太在那边惊叫：这么大的蟑螂跑出来了。我也得扔下笔去追打，要不，蟑螂就窜到橱子里去了。我觉得达到了《暗算》中那个密码破译专家黄依依的境界，此刻正在谈笑风生，忽然进人缜密的推算里。让日常生活的琐屑包围我，我更随意和习惯了。
接下来就到了正月。在一个村落，这一天正好是一个神明巡村的日子。一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在老人会的指导下，抬着神沿着村子谨慎而郑重地行走。正午到了，宴席的桌子还未支起，主人若无其事地招呼大家一杯又一杯地喝茶，说不急，按村规，午宴得在一点钟方能启动。虽然人乡随俗，等待还是让人心急——往往在这样的心态下，时光过得尤其缓慢，墙上的钟摆渐渐有些停滞了。总是有一些习俗，来测量人们在常态生活中的速度观，看到被制约时的心理、生理的微妙之变。跑到厨房看看，老太太正一手拉着风箱，一手往灶里塞着干枯的花生梗，炊烟弥漫了整个灶房。她说不用煤气也好，慢慢来，柴火煮过的食物会更加香美，有一种烟火气在里边。后来，人们还是提前五分钟举起了急不可耐的筷子——并不是源于饥饿，而是耐性到了最后还是不能持守村规。再接下来就是听听社戏。临时搭起的戏台，请来的山村戏团这些天都在台上咿咿呀呀地开唱，急管繁弦里，那位生角正提一条马鞭英气勃勃，过千山万水，转眼已是几年过去；那位旦角则水袖飘甩，哀婉莺啼一曲九回肠，眉梢眼角都是风情。下面百来张竹椅稀稀落落地坐着的倾听者，已是心事平和，和着台上的节律，渐渐沉醉——会坐下来的最终还是坐了下来；不会坐下来的，匆匆而过。村里不会因为看戏的人每年无多而放弃这笔钱的投放——每个人都会由年轻而老迈，节奏由迅疾而徐缓。那个时节到了，哀时伤逝，赴节应响，都会自然地坐下来，面对台上永远青春的容颜、永远悠扬婉转的唱腔。
最后，曲终人散。
台湾影片《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女孩》风行一时，片中女孩沈佳宜说：“人这一生，有很多事是徒劳无功的。”我惊异一个没有皱纹的女孩能说出如此沧桑的话语。不过事实的确如此啊。那些没有意义的、没有价值的琐屑在变动不居中贯穿了人的整个过程。所谓日常，正在于它们是无法剔除的。P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