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1985年10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学校组织初三、高三毕业班任课老师30余人，来到杭州岳王庙游览时，已是下午三点多钟。天阴着，潆潆雾雨舞蹈着。游人很少。一下车，我们就拥了进去，沿着墓道走，在秦桧、秦桧老婆王氏、万俟卨、张浚四人跪像前站住，只见这四个铁铸的跪像的左右脸、后脑处特别锃亮，那是被游人打亮的，传说岳飞是被这四人陷害致死的，游人打他们是为了泄愤。那时游人不是很多，这四个罪人也就没被“保护”起来，任由游人抽打。我和老师们也狠狠地打了秦桧他们，一泄胸中的愤懑。雨，密起来了。老师们走马看花地观光了一下，说没什么好看的，就都往回走了。我还没看够，但为了不掉队。也只得无奈地随流了，心里却有点梗梗的。这正如清朝一位作家潘耒所说：近游不广，浅游不奇，便游不畅，群游不久。
20多年后阳春三月的一天，我和三五挚友来到杭州，游览了苏堤、白堤……第二天来到岳王庙时，也是下午三点多钟。天晴、阳艳、风和。岳王庙大门，正对着西湖五大水面之一的岳湖。西湖三面云山，一水抱城。云山秀水则是西湖的底色。西湖之美，在于晴中见潋滟，雨中见空漾。西湖之妙，在于湖裹山中，山屏湖外，湖和山相得益彰。“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是苏堤、白堤，把西湖隔为西里湖、小南湖、岳湖、外湖和里湖。这山水和人文的交融，就成为了西湖的格调。
不是双休目，不是重要节日，所以，游人不是很多。我们走进岳王庙，在岳飞墓门两侧，看到秦桧等四人的铁铸跪像已被铁栅栏“保护”了起来，游人已不能抽打他们的脸刮子了。因是挚友，我们意气相投，趣味趋同，走向岳王庙深处，就似走进了宋朝的历史，走进了岳飞人生悲剧的剧情中。
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二月十五日，天虽晴，却是早春二月，因而春寒袭人。在河北西路相州汤阴县永和乡孝悌里村(今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菜园镇程岗村)一个普通农民家里，却是喜气洋洋，温暖人心。这一天，岳和生了个儿子，因这个男孩出生时，有“大禽若鹄，飞鸣室上”，故给这个男孩起名飞，字鹏举。岳家把今后兴旺昌盛的期许全部寄托在岳飞的身上。岳飞到了读书的年龄，岳和竭尽所能供儿子上私塾，但终因家境贫困，没读上几年，岳飞不得不辍学了。但从小好学的岳飞，虽不能堂堂地进私塾，却不影响他向人求教。少年时的岳飞，沉静寡言，常负气节。他喜读《左氏春秋》、孙吴兵法等书，拜师学骑射之术、刀枪之法，其武艺在全县少年中无人能敌。然而，岳飞的少年时代，正是北宋的多事之秋，辽国不断侵犯北宋，弄得徽宗皇帝很不爽，却又无可奈何。
宣和四年(1122年)，河北宣抚司官员刘耠在真定府招募“敢战士”以征伐辽国。19岁的岳飞闻讯后积极应募，经过比武被选拔为“敢战士”，并担任分队长。岳飞没想到的是，自己入伍没几个月，父亲岳和不幸病故。循例，岳飞离开部队，回家为父守孝。守孝期间，岳飞耕种着父亲留给他的几亩薄地，勉强维持生计。宣和六年夏，汤阴县因黄河泛滥发生大水灾，农田被淹，秋熟几乎颗粒无收。岳家生计艰难。为谋生计，岳飞含泪拜别母亲，掬离妻儿，又投奔河北东路平定军，被擢为偏校。岳飞第二次从军后不久，东路平定军在与辽国军队的激战中吃了大败仗，突围中伤亡惨重。岳飞在突围中被打散，突围后又找不到部队，只得回老家。
宣和七年(1225年)，金灭辽后兵分东路、西路两路军，大举南侵北宋。宋徽宗惊慌失措，一面号召各地驻军“勤王”，驰援京师；一面又急急忙忙地把皇位禅让给25岁的长子赵桓(钦宗)。宣和八年春，宋钦宗继位，改年号靖康。东路金军渡过黄河后包围开封，宋钦宗派李纲守卫开封，但最终还是答应议和，不仅奉送给金国大量金银，还许诺割让太原等三镇给予金国，而且还将八弟赵构以康王身份送往金军军营作人质，以示与金和议的诚意。当太原等三镇割让给金国后，金军退出开封，并释放了赵构。没过多久，优柔寡断、反复无常的宋钦宗又反悔割地。这年冬，两路金军合围攻破太原后，再次挥师南下，围攻开封。宋钦宗跟其老子一样，对内凶神恶煞，对外脓包软蛋，被吓得六神无主，急忙派赵构作为全权代表，赴金军军营求和，路经河北磁州时被守将宗泽劝阻后留下，使赵构免遭金军俘虏。见求和不成，宋钦宗就命令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在相州(今河南安阳)建置兵马大元帅府，征召各路兵马“勤王”。
身在家乡的岳飞，亲眼目睹了金兵对乡亲们的残酷杀戮，心中很是愤怒，意欲第三次从军抗金，可又担忧年迈的母亲、尚小的两个儿子无人照顾。岳飞的妻子刘氏，因耐不住寂寞，吃不了苦，在身处平定军营中的岳飞不知情的情况下，跟人离家出走了。每想到这些，岳飞心酸，心疼，更愤恨。若是皇帝争气，国强民富，社会太平，岳飞要两次从军吗？岳飞会妻离而子没母吗？岳飞终究是大丈夫。当他闻知相州兵马大元帅府征召兵马抗金的消息后，再也坐不住了，可又不敢跟母亲表明心迹。知子莫如母。深明大义的岳飞母亲姚氏，不但不拖累儿子，反而勉励岳飞“从戎报国”，并在岳飞的后背上刺上“尽忠报国”四个字，以示为训。岳飞铭记母亲的教诲，忍痛告别亲人，第三次从军，投到兵马大元帅府副帅宗泽麾下，志愿抗金。
岳飞第三次从军，既是岳飞走向人生辉煌巅峰的起点，也是岳飞走向不归路的起点。乱世造英雄。但乱世中的英雄，在平定乱世后，尽管你功勋卓著，尽管你功高盖世，尽管你能流芳百世，尽管后人会敬仰你，但你在世时往往没有好下场。为什么？因为乱世中的英雄各怀抱负，不会为了私利而抱团，因而到了太平社会，往往会冒犯最高权柄者，往往会威胁着阴谋家、野心家、唯利是图的人、投机钻营的人……而这些人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共同利益，常常会勾结起来结成同盟，各个击破地攻击、诬陷甚至残害英雄。所以，俗话说，好人常常斗不过坏人。道理就在此。这就是历史的吊诡，这就是英雄的命门，这也是岳飞没有料想到的。历史上，有几个英雄能料到自己的命运结局？
靖康二年(1127年)三月，北宋灭亡；五月初一，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宋高宗)，改年号为建炎，史称南宋。宋高宗和父亲宋徽宗、兄长宋钦宗一样，惧怕同金军打仗，唯想着如何与金议和。但在军民的要求下，宋高宗不得不重用在主战派中深孚众望的李纲为宰相，命令由李纲推荐的副元帅宗泽留守南京应天府。同时又起用主和派代表人物黄潜善为中书侍郎参与政务。起用汪伯彦同知枢密院事掌握军权。由于李纲与黄潜善、汪伯彦总是意见相左，而宋高宗总是倾向于黄潜善、汪伯彦的主和意见，并听信殿中侍御史张浚对李纲的不实诬陷，竟然于八月十八日罢免了仅担任75天宰相的李纲。对此，爱国文人太学生陈东、进士欧阳澈上书宋高宗，直言李纲不可罢，黄潜善、汪伯彦不可用，并强烈请求宋高宗还都亲征，迎回被金军掳获去的宋徽宗和宋钦宗。宋高宗不采纳陈东、欧阳澈的有益建议也就算了，可他居然把两位书生杀了，破坏了宋朝不杀文人的祖制和规矩，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这也体现了宋高宗在臣民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帝王的那种专制与霸气。P1-3
按儒家传统是不好远游的，特别是不好非政治性远游，甚至是有些惧怕远游的。因此，臣民犯罪，其中一条严惩就是流放。同时儒家又主张“父母在，不远游”。若有谁在父母健在时整月整年远游在外，那将被视为大逆不道、不孝之举。所以伟大旅行家、地理学家、游记文学家徐霞客，虽在20世纪80年代后被世人看好，但在当时，人们包括其妻儿对其并不看好。佐证是徐霞客死后其墓前没竖墓碑，还是三年后一位朋友在其墓前竖了一块碑。徐氏是大户人家．虽已家道中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难道就缺为徐霞客竖碑的钱？就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革命的造反小将们还在“炮轰”徐霞客的“游山玩水、好逸恶劳”的地主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革命的公社社员们还在“数诉”徐霞客是“好吃懒做”的“败家子”。所以在中国，自古以来旅游文化就是比较匮乏的。
我第一次所谓旅游始于1982年春，是组织和带领学生去无锡春游，之后30多年几乎遍游了国内省份。我特别喜欢游览具有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名胜古迹，而且每次旅游前总要先查阅一下有关名胜古迹的资料，且把这种做法冠之为“备课”。我虽做不到每游一地就留下一地的游记，但也留下了一些文字。这些游记文字，不仅记录我的所见所闻，更重视记录我的所思所感。《满江红》就是我30余年旅游后的收获之一。
《满江红》中的9篇文章，有些早在十几年前就写了，并也发表了，但每篇仅在一两千字左右，以适合报纸副刊的要求和口味。有些则是在前几年写的，并没有发表，一直搁在抽屉里。2012年年底我将长篇散文《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书稿寄给文汇出版社后，与编辑乐溜琦在电话中聊起我准备写一部有关历史人物命运的书，并把一些想法说了后，他很感兴趣，并要求我立即着手该书的写作。
《满江红》中写的9个历史人物，先后是南宋初的岳飞，明末的于谦、袁崇焕，明末清初的黄毓祺、张煌言，清朝的林则徐、丁汝昌，民国时期的王国维和朱杏南。这9个人物都有这样的共同点：他们都处在急剧动荡的社会转型时代；他们都很爱国，至死都保持着崇高的民族气节；他们都是悲剧，都是非正常死亡。我就是想通过对这9个历史人物悲剧性命运的叙述，写出他们面对生死时的艰难抉择；写出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在强敌或在强大的黑暗势力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血性和勇敢精神；写出他们在极其腐败的社会环境中拒绝利诱、远离腐败、洁身自好、气节完美的清洁精神。这就是我写作《满江红》的目的。
2013年春节过后，按照写作意图，我推翻原来的稿子重新酝酿构思写作。为了写好这9个人物，我首先埋头于《宋史》《明史》《南明史》(顾诚著和钱海岳著的两种版本)和《清史稿》，以及有关专家的研究专著，甚至是有关人物的家谱中；其次整理20多年来所做的读史卡片。我像蜂一样采蜜，像采掘工一样钻探，从中淘出我所需要的资料。这一工作大概花去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在充分掌握和十分熟悉资料的前提下，我于是开始动笔写作。
按照一般的写作套路，《满江红》中的每一篇文章，应该按人物传的规矩来写。可我不愿意这样做，努力想弄出一点新花样来。为什么会这样想？我在前文说过，《满江红》是我30余年旅游后的收获之一，也就是说这9个历史人物的墓地或故居，我都到过，见过，悟过。既然是旅游后的收获之一，那么在文章中也必定要有旅游的元素，要有旅游者在场的元素，所以在构思时就要考虑游记的元素、人物传的元素，要努力地将两者融合在一起，于是就弄成了《满江红》现在这副模样。这副模样好不好看，我不知道。管它呢，写出来后交由读者评说不就得了。
对《满江红》中所要写的岳飞、干谦、林则徐、王国维等9个历史人物，我在动笔前就确定了这样的写作要求：既要写出他们的伟大，也要写出他们的性格弱点，更要写出他们悲剧性命运的震撼力，并期望读者从他们的伟大处汲取营养，从他们的性格弱点处吸取教训，从他们的悲剧中收获智慧，进而在如今急剧深刻的社会转型中正确地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标。这就是我写作《满江红》的初衷，也是我多年读史后的一些收获。
《满江红》为词牌名，北宋开始填此词调。由于该词基调沉郁激昂，所以前人均用以抒发抱负之志。传唱最广最久并将继续传唱下去的，是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o岳飞《满江红》词的基调和意蕴正契合此书的基调和意蕴，所以起书名《满江红》。
2015年国庆假是七天的长假。放假前有几位友人先后邀我和他们一起去外面走走，放松放松身心。我找子虚乌有的理由谢绝了。其实从内心来讲，我很想出去走走。可我不敢浪费这七天的长假时间。这七天对我来说太重要、太宝贵了。于是我在这七天，一人坐在办公室，整个楼道里没一人，静得很，没有电话铃声，没有嘈杂人声，在这样静谧的环境里，宁静地校阅着《满江红》书稿。假期后我将书稿分别送给我的大学老师、著名中国散文史家范培松和好友乐渭琦以及文友、江阴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方雪梅审阅，请他们帮我在书稿中挑毛病，找问题。他们读后都提出了建设性修改意见。特别是范老师面批作文似的跟我讲了何处要改、如何修改的详尽意见。从2016年1月起，我对他们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了爬梳，择善而从，花了4个多月的时间对书稿进行修改完善，最终成了现在这副模样。如果他们认为还没有修改到位的话，那是我的水平与功力问题。
我感谢他们，因为此书中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和智慧。
我送葬的第一个亲人是我的妹妹。1963年4月的一天下午，5虚岁的妹妹因和几个小玩伴在家村后头的一条东西走向的漕河边玩耍，不慎掉入河中被淹死。那时我家共有6口人，除父母外，我上有一哥一姐，下有一妹。祖父在我父亲8虚岁那年春病故，没过几个月，奶奶就被族人“出卖”了，被抢亲到武进县焦溪镇潘家村，丢下8虚岁的父亲和6虚岁的叔叔。未几，族人又把叔叔送给武进芙蓉镇一个刘姓家里，父亲被其外公外婆收养。所以父母结婚后先后生下我兄姐妹4人，没有公婆照管，没有小叔小姑帮衬，全由父母拉扯，实在不容易。再者，那时的日子过得清汤寡水，真是吃了上顿愁下顿。为了在生产队挣工分养活全家，父母对我们往往是顾了头顾不了脚，因而常常是采取放养的方式让我们自然成长。
发现妹妹失踪是在晚饭时间。母亲先问我下午有没有和妹妹在一起，我说我和某某在一起割羊草，在一起玩，没看见妹妹。父亲看见我割了半篮子羊草，认为我没说谎，也就没吭声。母亲又问哥姐。哥姐说他们一放晚学回家后只顾做家务，没见着妹妹。那年春我哥读小学六年级，姐读小学三年级，我还没上学。听我们都说没见着妹妹，父母急了，就分头去邻居家询问他们有没有见着我妹妹。在一户人家，母亲从一个和妹妹差不多大的女孩口中了解到，我妹妹在太阳快要下山时，从河边滚到河里去了。
于是大半个村的大人都行动起来了，有的拿着长竹竿，有的手提桅灯，有的扛着耥网，去那条漕河边寻找我妹妹了。寻找了两三个小时后，一个族叔用耥网耥到了我妹妹的尸体。父亲抱着妹妹往家跑，母亲跟在父亲后头痛哭，我和哥姐跟在母亲后头大哭。回到家，母亲谢了左邻右舍的帮忙，在他们纷纷回家时关上了大门。家里没有哭声，则是一片忙碌。母亲找来了妹妹的一身干净衣服，见是破的，就拿了针线，找了一块布缝补了起来。父亲一边催姐姐去邻村的外婆家叫外公外婆，一边和我哥把堆在阁上的稻草拿下来，用手指去掉草壳，然后用稻草秆为妹妹编织“棺材”。妹妹躺在拼在一起的两条长凳上，我蹲在她身’旁，握着妹妹的小手不放，眼泪鼻涕不听话地一个劲往下流。
外婆一跨进我家门就抱住妹妹大哭。外公只是唉声叹气，口中不停地说这孩子怎么这么命短呢？母亲补好衣服后，就脱下妹妹身上的湿衣服，给妹妹穿上补好的千衣服。可妹妹还光着脚，她的一双也是唯一的一双破鞋可能是在河里挣扎时弄丢了。母亲怔怔地望着妹妹的光脚，鼻子一酸又流起泪来。“唉，苦命的孩子。”母亲幽泣地说，“你走时连一双新鞋都穿不上，家里穷呀，娘对不住你。”无奈，母亲找来了姐姐的一双半新旧的布鞋穿在了妹妹的小脚上，让妹妹穿着姐姐的半新旧的布鞋到另一个世界去。此时妹妹的“棺材”也已编好。父亲抱起妹妹轻轻地把她放进“棺材”里，然后盖上盖子，再用草绳捆了一下，最后把“棺材”放在长凳上，并在妹妹的头前点起了一盏小油盏灯：在一只小碟子里倒进些许菜油，再把一根粗纱线放进碟子里，将露在碟子外头的纱线头上点燃火。这叫长明灯，按佛教的说法，人死后都要到阴曹地府去的，而那里漆黑一团，没有一点光亮。如果人死后提着一盏长明灯进入阴曹地府，就再也不怕黑暗了。
第二天一早，父亲上街回来了，买了一块肋条肉、一条鳊鱼，以及一些豆腐百叶，还有香、蜡烛。母亲把肉煮熟，将鳊鱼油煎了一下，拿百叶油爆了一下，再端张小长凳放在妹妹头前，然后把肉、鱼、百叶等放在小长凳上，再点燃香和蜡烛。供好妹妹，在上午10时左右把她埋葬了。葬完妹妹回家后，母亲再把肉、鱼红烧了一下，把豆腐百叶白烧了一下，还烧了大半锅白米饭。那顿午饭，我吃得印象特别深刻：父亲让我敞开肚皮吃饭，还搛给我三块红烧肉，这是从未有过的事，就是大年夜吃年夜饭我也吃不到三块红烧肉。但此后20多天，我家一日三顿都吃粥，有好几个月没吃到荤腥。事后才知道，妹妹出殡那天我家为什么吃得那么好，之后又吃得那么差的原因。用母亲的话说，那天是让妹妹吃得好。她虽命短，但也是一条命，是命，活着的人就要好好善待它，即使穷到砸锅卖铁。
那时我听不懂母亲的话，但一直藏在心里。随着年龄的增大、阅历的丰富和多读书善思考，我逐渐明白了母亲话的意思：善待生命。母亲一生吃了说不尽的苦、受了书不完的难。但母亲面对苦难从没低过头，而是咬紧牙关，挺直脊背。趟过千苦万难。今年母亲87岁了，背虽有点驼，那是被长年的生活重担压的，但耳聪目明，穿针线、打纸牌不用戴老花眼镜，依然身体健朗。母亲常说的一句话是，每天天都会亮。人活着就是巴望每天天亮。天一亮人就有奔头了。母亲说的话虽朴实，但很哲学。母亲把活到“天亮”作为她在苦难中每天坚守的信念，并在这信念的坚守中绽放着生命的异彩。
为什么要善待生命？因为生命起源不易。
根据科学家推算，地球诞生至今大约有46亿年的历史。早期的地球是炽热的，呈气体状态，根本没有生命存在。随着地球温度的逐渐下降，地球大气中的有机元素氢、碳、氮、氧、硫、磷等，在闪电、紫外线、火山喷发等自然界能源的作用下，合成甲烷、二氧化碳、一氧化碳、水、硫化氯、氨、磷等有机分子，再经过进一步合成，变化成氨基酸、糖、腺甙和核甙酸等生物单体。这些生物单体再经过进一步的聚合作用，变化成蛋白质、多糖、核酸等生物聚合物。这一过程被称为化学演化，大约经历了10亿年时间，由无机小分子物质生成了有机小分子物质。
蛋白质出现后，最简单的生命就诞生了。从此地球上有了生命。生命与非生命物质最根本的区别是：能新陈代谢、能繁殖后代、有遗传能力、有变异能力。这种有机生物体周而复始地变异、遗传，随着水和大气中氧气含量的不断增加，使它不断地由简单变为复杂，以至构成生物体的系统演化，出现了细胞核。这一系统演化过程大约经历了16亿年。再经过15亿年的演化，细胞核生物演化成了真核单细胞生物，出现了性别。真核单细胞的出现，有效促进了生物的优化，加速生物向更复杂方向发展，经过数亿年的演化，出现了真核多细胞生物。之后就开始分工，有了固定生物的器官，并开始器官分化，加速生物形态和功能的发展，形成了植物和动物。
人类是由猿这种动物演变而来的，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亦人亦猿的人猿分离阶段，大约距今500万年至400万年，诞生于非洲；制造工具的“能人”阶段，大约距今200万年至180万年，非洲“能人”开始走出非洲，进入亚洲和欧洲；会“吭哧吭哧”说话的“智人”阶段，大约距今150万年至100万年。人类区别于古猿的根本标志是直立行走与制造工具；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是会说话和有思想意识。人类的直立行走是在捕猎采摘过程中完成的，制造工具是在生产劳动中实现的，会说话和有思想意识也是在生产劳动中产生的。因此，脱离了生产劳动，人类就不能生存发展，更不能创造文明。
所以作为生命形态最高等级的人，不仅要菩待生命，更要珍爱生命，尤其要敬畏生命，特别是人的生命，因为它是生命链条或生命系统中最重要、最宝贵的。然而自古以来，中国人重视的是寿命，自秦始皇天方夜谭似的遣人寻觅或使人制造不老神丹起，中国的养身文化日益发达，至今尤甚，但却轻视生命，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草菅人命和人命不值钱。
生命不同于寿命。寿命仅表明一个人生存的年限。寿命长的人并不表明其生命有意义、有价值。我对生命的理解是，本意是聚合，本义是变异，本体是创造，本质是给予。所以我曾在散文《感悟生命》中这样写道：“生命令人致敬，为人歌颂，但每个人的生命，未必个个令人致敬，为人歌颂。只有不断创造，不断给予，为社会文明进步作出贡献的人的生命，才值得致敬，值得歌颂。”
古今中外历史上，每当面临生死抉择时，为什么有的人为了信仰、真理或国家民族利益而情愿赴死，而有的人则当犹大叛徒？每当面临重大利益诱惑而要让你牺牲国家重大利益时，为什么有人能心若止水，不为所动，拒绝贪腐，而有的人则成为利益诱惑的奴隶，成为贪腐者？因为前者瞳得生命，后者注重寿命。然而在我看来，前者或许寿命不长，但虽死犹生，流芳百世；后者即使暂时不死，甚或侥幸活得长寿，但虽生犹死，一文不值。同时也说明这样一个道理，珍爱生命的人有定力，重视寿命的人缺失定力。
说到定力，我想起了船上的锚。锚的职责就是给船以定力，确保船停在水面上不被水流冲走，无论水流怎么湍急，水浪如何冲天。历史上现实中那些软骨头、那些贪腐者，缺失的就是锚的定力。这不禁又使我想起了河南南阳有一座古代内乡县衙，里面有一个“三省堂”，两边有这么一副对联：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这就是在宦海沉浮、风高浪险中努力做一个好官的定力。百姓何来如此定力？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已看明白了，唯有无权无势的百姓的“匹夫之志”无人可夺，也无惧被夺。可现在的一些为官者居然看不到这一点，所以本是百姓的一些为官者，当官后不知自己姓什么了，忘了百姓，目无百姓，结果丧失了“匹夫之志”，走向了百姓的反面，沦为贪腐者。所以为宫者的定力，来自百姓。你代表百姓利益，维护百姓利益，你就有定力，面对诱诱就不会丧失意志。
《满江红》中的岳飞、于谦、袁崇焕、黄毓祺、张煌言、林则徐、丁汝昌、王国维、朱杏南的寿命都不长，但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其生命的内涵是丰富厚实的，具有令人敬仰的高度和令人探究的深度，永远被祖国、历史和后人铭记。他们在生死抉择时之所以选择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而死，却不苟且偷生，原因就在于他们有坚定无比的信仰、毫不动摇的定力、坚不可摧的意志。他们是真正懂得生命意义和价值的人。他们是真正活得体面、有尊严的人。他们生得硬气，死得啸傲。而他们的生命价值有意义、体面且有尊严，以及信仰、定力与意志，都是通过其光明的行为、光明的语言、光明的思想来体现的，不仅温暖着他们自己，而且也温暖着他人，温暖着社会。读罢《满江红》后，哪怕只有一个读者能与作品中的人物产生共鸣，阿弥陀佛，我真的要叩谢他(她)了。
王荣方著的《满江红》通过对岳飞、于谦、袁崇焕、黄毓祺、张煌言、林则徐、丁汝昌、王国维8个历史人物悲剧性命运的记述，着力描述了他们处在急剧动荡的社会转型中所做出的艰难抉择，彰显了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在强敌或强大黑暗势力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血性和勇敢精神，以及他们在极其腐败的社会环境中拒绝利诱、洁身自好的精神追求。作品在写出他们不凡的同时，也不回避他们身上所存在的弱点，有一定的思想性和可读性。中国--历史人物--纪实文学。
王荣方著的《满江红》中写的9个历史人物，先后是南宋初的岳飞，明末的于谦、袁崇焕，明末清初的黄毓祺、张煌言，清朝的林则徐、丁汝昌，民国时期的王国维和朱杏南。这9个人物都有这样的共同点：他们都处在急剧动荡的社会转型时代；他们都很爱国，至死都保持着崇高的民族气节；他们都是悲剧，都是非正常死亡。本书就是想通过对这9个历史人物悲剧性命运的叙述，写出他们面对生死时的艰难抉择；写出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在强敌或在强大的黑暗势力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血性和勇敢精神；写出他们在极其腐败的社会环境中拒绝利诱、远离腐败、洁身自好、气节完美的清洁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