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在反复重演，但真正吸取教训的人却不多。孙玉祥著的《历史防身术》内容是对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的一些相似的事情做归纳与对比，旨在用历史上重复发生的一些事情，用那些活生生的例子告诉人们，多学点历史，不仅有助于思维，更可以在漫漫人生路上起到防身抗灾的作用。

“历史”所以能让我们“防身”，重要的原因就是历史上类似的事情往往经常出现。因此，我们读懂了历史，就能避免重蹈覆辙，不再犯“历史错误”。孙玉祥著的《历史防身术》所收录的是作者近二十年来写的有关历史的文字。

内炼篇

 仁海六式

 孙权与威廉一世：不惧批评

 波茨坦离官与贝格霍夫别墅：崇法敛权

 孟浩然与周邦彦：爱惜人才

 梁启超与钱锺书：逝者为大

 王竹溪与赵万里：雅量宽容

 杨绛与刘筠：敢于直言

 无量智慧心经

 党进与张作霖：本色为人

 箕子与乾隆：目光长远

 沈德潜与解缙：给人台阶

 纪晓岚与布瓦洛：巧言秉真

 纪晓岚与钱锺书：实践至上

 鲁迅与汪曾祺：坚持己见

 庄子与朱元璋：曳尾涂中

 诸葛亮与爱因斯坦：质胜于量

 “怪人出”与王阎远：郢书燕说

 韩非与孟子：保持距离

 美军与日军：重视方法

 明长域与日本水饺：忠于职责

 喜欢看老皇历的日本人：弄清表里

 钱玄同与李敖：矫枉过正

 “屡败屡战”与“为国捐躯”：熟稔文字

 柳永与海望：闷声发财

 来俊臣与陈察：请君入瓮

 余则成与岑春煊：以假浑真

 苏东坡与陈独秀：随机应变

外修篇

 辟邪七章

 勾践与慈禧：防苦肉计

 朱元璋与朱棣：防引蛇出洞

 朱棣与袁世凯：防两面派

 解缙与杭世骏：防记仇者

 赵高及其后辈：防真假不辨

 盛世才与国民党特务：防罗织罪名

 魏美人与王夔石：防轻信同僚

 祛魅金钟罩

 晋惠帝与溥仪：防成长受限

 岳飞与于谦：防权力陷阱

 慈禧与袁世凯：防受人蛊惑

 韩信和司马懿：防兔死狗烹

 成济与梅殷：防背黑锅

 蓝玉与刘瑾：防地头蛇

 钱谦益与解缙：防相约以死

 伏尔泰与沈德潜：防接近权力

 明英宗与赵高：防蛮不讲理

 孙悟空与张百熙：防索贿

断念篇

 寡耻实录

 乾隆与慈禧：忌死不认错

 唐太宗与宋徽宗：忌坚决不改

 袁世凯和蒋介石：忌虚荣心

 张岱与郑板桥：忌自命不凡

 异想天开的文人们：忌胡思乱想

 李慈铭与周作人：忌厚颜狡辩

 好比试的中外诗人们：忌争夺虚名’

 隋炀帝与张德成：忌恬不知耻

 慈禧与林庚白：忌无自知之明

 端方与李少奇：忌见风使舵

 秦始皇是大学改名的先师：忌求取虚名

 朱元璋与拿破仑：忌不正视自己

 政工人员与看守所长：忌无耻辩白

 “窃书不算偷”与“踢人不算打”：忌强词夺理

 不智九诫

 黄检私刻奏疏：忌揭人隐私

 史思明与乾隆：忌不够敏感

 杨修与刘翱：忌揭人逆鳞

 郑板桥与冰心：忌不作调查

 戈雅与郭忠恕：忌招惹艺术家

 杨炯与李敖：忌拉郎配

 御史与沈德潜：忌不识时务

 刘冠雄与毛羽健：忌包养情妇

 苏东坡与沈万三：忌表现轻松

 不义镜鉴

 曹操与乾隆：忌不尊老

 写错字的大人物：忌不肯认错

 朱元璋与曾国藩：忌打小报告

 李白与笛卡尔：忌趋炎附势

 辜鸿铭与李敖：忌行贿

 危素与钱谦益：忌做叛徒

 偷窥女舍与调戏妇女：忌耍流氓

 蹇材望与汪精卫：忌大唱高调

 清朝的那些旁观者：忌不得民心

 汪精卫与周作人：忌不能善终

 阿基诺与杨局长：忌笑出祸水

 薛道蕴与邹汝鲁：忌胡乱拍马

 无知谱

 县委书记与印度外长：忌不知所云

 项羽与李自成：忌目光短浅

 张士诚与孙悟空：忌没有文化

 陈致中与李斯：忌不律己

 曹操与王振：忌刻板照章

 阿Q的古今中外：忌自我麻醉

 中国的“两个伊凡”：忌滥打官司

 古今张铁生们：忌以无知为荣

我们平常有很多不假思索张口就来的所谓“常识”，这些东西是不是正确，有没有商量余地，我们一概不管，反而对那些质疑这些“常识”的人嗤之以鼻——“没常识!”然而，常识真的就那么不容置疑?苏轼在《石钟山记》中有“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的疑问，而鲁迅的“狂人”也曾有“从来如此，便对么”的发问。这些都提示我们：什么事情都得自己亲自去了解认识一番才能有可靠结论。

譬如，“蛇怕雄黄”，这个“常识”许多人都知道——现在一些爱在野外露营的人还经常在自己露营的帐篷周围撒上一些雄黄，说是有了这玩意儿，白娘子就不会以为帐篷里住的是许仙而来亲近自己了。然而，“从来如此，便对么?”清代有个叫李登斋的，就在其《常谈丛录》卷一中给我们记载下了他这样的实验：“蛇畏雄黄，具载诸医方本草，俱无异辞。忆嘉庆庚辰假馆于分水村书室，有三尺长蛇来在厨屋之天井中，计取之，以长线缚其腰而悬于竿末，若钓鱼然，蜿蜒宛转，揭以为戏。因谓其畏雄黄，盍试之，觅得明润雄黄一块；气颇酷烈，研细俾就蛇口，殊不曲避，屡伸舌舐及之，亦无所苦。如此良久，时方朝食后也，傍晚蛇犹活动如故，乃揭出门外，缚稍缓，入于石罅而逝。然则古所云物有相制，当不尽然也。”周作人对此大为赞赏，说是这样的文章，“能够释名物详体性，或更进一步能斟酌情理以纠正古人悠谬的传说的呢。……盖不盲从，重实验，可以说是具有科学的精神也”。

那个“铁齿铜牙”的纪晓岚先生也有这样的精神。在其《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二)》第53则中给我们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是有个客商向可能亲临战事者兜售一种柴窑瓷片。他的广告词是：这瓷片神了，只要你把它嵌入甲胄，“临阵可以辟火器”——几乎等于现在避弹衣里面的超强铝合金。柴窑乃古代著名瓷窑，故址在河南郑州一带，传为五代时周世宗柴荣指令建造，当时称御窑，宋代改称柴窑。相传其瓷质地甚佳，号称“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如此有名，当然应该有不凡之处，于是就有人想买来防身。纪大烟袋的做法是，不管你吹得天花乱坠，俺只相信自己眼睛——他向卖瓷片者建议：“这样，你用绳把这东西悬起来，我叫人用火铳发铅丸打它，如果它果然‘辟火器’，一定不碎，卖几百两银子也值；要是碎了，你那‘辟火器’的说法就不确实，要几百两高价就没依据。”客商心虚地说：“先生你赏鉴古物不在行，太煞风景了。”急忙把瓷片揣进怀里溜了。纪先生戳穿瓷片“辟火器”谎，是想不通这些有雨过天青之美的瓷器，本不过美在色泽和光滑，怎么可能在断裂成瓷片之后，反增加了此种神效?这么简单的思路，却不是人人可具备——后来听说该瓷片卖进某贵家，客商竟得银百两。纪先生因此想起他所作的《旧瓦砚歌》来了：“铜雀台址颓无遗，何乃剩瓦多如斯?文士例有好奇癖，心知其妄姑自欺。”百金买旧瓷片的贵家无非是被“好奇癖”遮住眼睛罢了。

今人钱锺书也是好例子。在《管锥编》中就有钱锺书自记摔镜子的故事。说的是钱先生读《太平广记》时，看到破镜为两半的故事——换了你我，这不就“破镜重圆”的故事吗?有什么好怀疑的?可钱先生就不相信——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未甘慵耳赁目”：“余所见汉、唐镜皆铜铸”，而切割一镜为两这种工艺“非有削金、铁如泥之利器不办”，怎么可能临时一下就把这镜分为两半?而另一部《启颜录》的记载“壁上镜子堕地分二片，更难想象”。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胡思乱想，他还将“旧藏古镜十数枚，尝戏一一掷诸地，了无损裂。疑冰莫涣，当见博古或博物者而叩之”。

胡适引用过宋儒张载的语录：“为学要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我们多数人成不了学者，大概就是因为我们大多在“有疑处不疑”。钱锺书在论及屈原名作《天问》时曾归纳其各种之“问”，包括“不识而问，不解而问，不信而问，明知而尚故问”，等等，屈原也就是因为这种种之问而成为屈原。由“问”到实践，由实践来解问释疑，方能不为陈词滥调所惑，才能得到真“智”。

P28-29

这本集子中所收录的是我近二十年来写的有关历史的文字。二十年，对个人而言，当然是一个可以容纳天翻地覆变化与万千感慨的时段，人生有几个二十年啊!可对漫长的历史而言，又不过是沧海一粟，人类历史漫长得几乎可以忽视无数个二十年。这种对比，实际上正好凸显出有限人生与无限历史的对峙。在这种对峙中，我们能领悟什么呢?

或许，有限的我们能从无限的历史之中读出点什么?用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能不能从历史中读出一点“明智”?当然，这“明智”究竟是什么，因人而异：如果你是大人物，自不难从历史中“悟道”而像司马迁那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如果你只是寻常百姓，像鲁迅那样，把自己视为进化历史上的“中间物”，“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的话，那读史，也起码可以让你“防身”，不至于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给打得晕头转向、进退失据以至于性命不保。

鲁迅就是例子。因为对历史的洞悉，所以鲁迅从来不主张将生命轻掷。在《不负责任的坦克车》一文中，他对那些怂恿年青人作无畏牺牲的挑唆者说：“你敢出来!出来!躲在背后说风凉话不算好汉!”鲁迅有这样的说法：“如果你上了他们的当，真的赤膊奔上前阵，像许褚似的充好汉，那他那边立刻就会给你一枪，老实不客气，然后，再学着金圣叹批《三国演义》的笔法，骂一声‘谁叫你赤膊的’——活该。”显然，这就是他从“历史”上读出的“防身术”：对敌人，不能赤膊上阵。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当有人鼓吹“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时，鲁迅就强调：“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我对于这回的牺牲者，非常觉得哀伤。”他还进一步指出，只有“会觉得死尸的沉重”的民族，先烈的死才会转化为“后人的生”；如果将流过的血在记忆中淡忘，“不再觉得沉重”，先烈的牺牲将会白费。他强调说：“其实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其实，早在1925年3月11日，鲁迅在回许广平的信中，就说过这样一段话：“对于社会的战斗，我是并不挺身而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这种战法是必要的罢。”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1930年5月7日晚上，李立三找到鲁迅，要他用真名写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时。鲁迅断然拒绝——熟读历史的鲁迅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自己不是祢衡，也不似许褚!

“历史”所以能让我们“防身”，重要的原因就是历史上类似的事情往往经常出现。因此，我们读懂了历史，就能避免重蹈覆辙，不再犯“历史错误”。这点，鲁迅在《读经与读史》一文中有这样的说明：“史书本来是过去的陈账簿，和急进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说过，倘若还不能忘情于咿晤，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而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开篇第一句，也这么说道：“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为什么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就因为它是第一次，没有经验，无从避免；而第二次之所以是“笑剧”，就是因为它已出现过一次，因而是可以避免的，而你却没有避免，所以可笑。何谓“读史使人明智”?这就是。

据说，摄影是门遗憾艺术，因为摄影是瞬间的艺术，而精彩的瞬问是稍纵即逝的。其实，写作也何尝不是遗憾艺术?这不仅因为在写作过程中有“文不逮意，意不称物”的表达困难，无法尽善尽美；还因为从写作到出版沿途有不尽的拉扯牵绊，无法尽心尽意。但是，这书毕竟出来了，所以还是要感谢自己的耐心和编辑的努力。

是为序。

2016年12月20日于广州西郊“消永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