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白林著的《我的音乐生涯》问世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时白林先生音乐生涯的主旋律或曰华彩乐章，就是其黄梅戏的音乐创作，这几乎贯穿于从新中国成立至今(除“文革”期间)的黄梅戏音乐发展全过程。这本书，是使黄梅戏名满天下的第一代功臣群体中唯一的一本自述，既是时白林先生对他个人九十年生涯的精彩回顾，也是黄梅戏音乐半个多世纪辉煌发展史的生动写照。其情殷殷，其心拳拳；沐雨栉风，不改初心；真情实话，弥足珍贵！

时白林著的《我的音乐生涯》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黄梅戏泰斗时白林先生写的一部自传，记述了他个人的音乐生活和经历，著作真实、生动，并附时白林音乐创作年表和珍贵的历史照片。第二部分是时白林先生一生所著论文，包括对老友的回忆、对黄梅戏新秀的期许等等。

上篇 音乐生涯

 第一章 民族民间音乐的哺育

童年的民族音乐记忆

童年的抗日记忆

青少年时期的文艺演出

我是怎样走向文艺队伍的

 第二章 专业音乐工作生涯

上海音乐学院干部专修班

对民族民间音乐的情感深化

《春香传》使我走上戏曲音乐创作之路

舞剧《刘海戏金蟾》

电影《天仙配》的诞生

出席全国劳模会

《天仙配》《打猪草》从幽燕到南国

黄梅戏继续与电影联姻

三年困难时期后的“村官”生涯

淮北梆子戏《寇准背靴》被搬上银幕

到黄梅县演黄梅戏，寻黄梅戏根

向乌兰牧骑学习

唐云为严凤英主演的《碧玉簪》题写寿联

 第三章 十年浩劫

“文革”噩梦

“贺绿汀翻案集团”的“黑爪牙”

哭严凤英

牛棚扩大严加管制

参加黄梅戏革命小组——音改组

我是怎样“复辟”的

黄梅戏《红霞万朵》的舞台红火与电影夭折

 第四章 我只想做好自己的专业工作

复排《江姐》《党的女儿》

从废纸堆里找回陆洪非和我的笔记本

上海公演《党的女儿》

《落花曲》的产生

我的要求终于实现了——调入省文学艺术研究所

出席全国音协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

 第五章 在创作、研究与教学领域重新起步

《孟姜女》音乐创作的新探索

 ——由舞台剧、电影、清唱剧到音乐诗剧

《黄梅戏音乐概论》艰辛问世

主编《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安徽卷》

我的讲学与教学生涯

请学者来安徽讲学

我的专场音乐会

访宝岛台湾

耄耋之年两部作品与两本书的问世

关于《黄梅戏唱腔赏析》

下篇 音乐文论

 《安徽音乐志野获编》序言

 亦师亦友的赖老

 寄语朱叶

 我所了解的文坛丰碑

——纪念鲁彦周先生逝世一周年

 《安徽民歌钢琴曲集》序

 永远的中国戏曲

——在厦门全国戏曲音乐创作研讨会上的发言

 一声唱到融神处毛骨悚然六月寒

——写在“回家——吴琼2008新年演唱会”之后

 哭金芝

 从黄梅戏两个腔体的历史形态衍变看中国传统戏曲音乐编创技法与发展的一般规律

 《黄梅戏名段赏析》序

 黄梅天天增春色灼灼其华结硕果

——黄梅戏艺术六十年回眸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斛擂》晋京成功演出十周年

 编纂《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安徽卷》“动”与“静”的学术思考

 冤魂九天数十载人间处处闻君声

——纪念严凤英同志八十诞辰

 忆老友王少舫

 《金芝作品选》序

 赞《寻找湮逝的黄梅》

 《文南词》序

 《安徽民歌精选》序

 为黄梅戏事业默默奉献的人

——《潘汉明黄梅戏音乐选集》代前言

 《庐剧声腔系统》序

 《黄梅戏演唱教学》序

 深切缅怀桂林栖同志

 《艺苑撷英》序

 梅苑莲馨

——田玉莲画传序

 “黄梅戏音乐传承·发展丛书”总序

 黄梅戏音乐发展历程辨析

 闻君仙逝泪潸然

——缅怀敬爱的周巍峙老

 《黄梅琴声伴我行》序

 鞠躬尽力死而后已

附录

创作年表

后记

动人、精彩的故事让我泪流满面，特别让我神往心仪的是那美妙动听的音乐。演出结束后，我跑到乐队向他们询问乐器的名称，他们告诉我“小提琴”的名字，这种乐器我中学的化学老师有一把，他很少拉，偶尔听他在房里拉也感到很神秘，我们只知道他说那是外国乐器叫娃娃林(Violin)，当我问起那有一人多高的低音乐器的名字时，演奏员告诉我那叫“贝司”(倍低音提琴)，过去我见过的最大乐器是古筝，外国乐器是风琴，“贝司”给我的印象太神奇了。

1949年的2月，县青年学生学习班给我开了介绍信到蚌埠考华东大学江淮分校，录取后到凤阳县报到入校。虽然叫大学，但不分专业系、科之类，只分队，每天除了学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就是开会，听报告，学唱歌曲《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团结就是力量》《山那边呀好地方》等。3月底学校号召组织支前工作队支援解放军渡江，宣传的口号是“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本来我对蒋介石统治时期的贪污腐败，残害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就不满，还曾与时克虔一起响应南京学运的反饥饿运动，在宿县省立中闹过学潮，又觉得“华大”只是名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于是就报名参加了渡江支前工作队，为了表示参加革命的决心，把家里给我“上大学”的两块银元也捐了。

我们背着背包刚走到双墩集，捷报传来：解放军已经于4月20日渡江了，大家欢欣鼓舞，将帽子甚至背包抛向空中。我们行军到合肥，合肥当年虽是安徽的省会，但人口也不过三万来人，晚上经常电灯不亮。我们住在城内南油坊巷的一所中正中学里，据说这个学校是由蒋介石的侄女蒋华秀任校长开办的，除了几排整齐的平房教室，还有一个小礼堂，空地上全种上了小麦，这所学校后来成了皖北文艺干部学校和青年文工团的校址和团址，也就是今天改名为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安徽省徽京剧院和安徽省文化厅的宿舍所在地。

解放大军已经渡过长江了，南京也解放了，我们支前工作队就留在江浦县(该县后来划归江苏)的县委工作队了，任务有二：其一是改造村政权，当时国民党的农村政权是乡政府，下设保甲制。乡长大多数都跑到江南去了，保甲长们都在，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要他们“老老实实地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府服务”。其二是麦子已经成熟收割，我们要进行“午征”，即农业税。中国历代的农民都要向政府完粮纳税，这是天经地义的祖规。进行时虽也遇到些麻烦，但后来还是比较顺利地完成了。江浦县是紧连浦口的山区小县，国民党的残余部队有的躲在山里，我们的区长就被武装的敌人杀了，杀我们区长的人也被我们捉到杀了。

我们工作队住在一户地主家，户主是位有文化的地主，他对我们很客气，但我们的队长从来不让我们与他接近，因为听说他的弟弟是国民党的团级干部。他家里有个不大的书房，除古书外，还有些鲁迅、胡适等人的书，后来经过队长同意，我把鲁迅的几本没切口的著作《野草》《热风》《华盖集》拿走了——旦未经书主人的同意。这种上世纪未经切口就出售的书是鲁迅先生钟情的，他还戏称自己为“毛边党”。在这里工作期间，每逢下去改造村政权(换保长)或午征时，总有些紧张，特别是我一个人单独下去执行任务时，生怕出乱子，所以常带着一支枪(名“汉阳造”的湖北条子)和一条绳子，但晚上时间全是自己的，从“华大”出来时我带了一把京胡和一只口琴，自娱自乐，其乐无穷。静思时我又在思考如何圆我的大学梦。

1949年的8月，县委工作队的工作任务完成并结束后，我们这些来自“华大”的青年学子被分配到江浦县各部门工作。听说“华大”开始分科系专业了，我仍想读大学，不愿意被分配到县公安局工作，我找了县委的石书记，说了我的想法。石书记是位和蔼可亲的干部，他给我开了介绍信，让我先去合肥皖北行署报到。

到合肥报到后，我先去刚成立不久的“皖北青年文工团”找到方白，他和几位“华大”的同学都在团里，如后来的著名作家肖马(原名严敦勋)。他们告诉我，“华大”不可能办成一个什么像样的正规大学，未分专业的科系，连我们敬仰的那位校长干仲儒和黄辛白都调到合肥来了，于是我下决心进文工团。

我拿着皖北行署的介绍信到文工团报到，时任团长的江枫说要考试，让乐队的队长洪声拿了一把二胡让我演奏，我很顺利地拉完了《良宵》，又接着拉了《空山鸟语》，自我感觉良好，还未拉完，团长说不要拉了，让洪声同志给我安排住处，打地铺，还发了我一把二胡和一对碗筷，我成了一名文工团员。（P12-13）

为时白林先生出本传记是我早就有的想法。早在七八年前，作为分管业务的副院长，我向八十多岁的时老提议：请他口述、单位派两位年轻的硕士进行记录整理，为他作一本回忆录或传记，同时也将会是一本难得的黄梅戏音乐发展口述史。但时老当时笑着说：现在没时间，要等到九十岁后自己写。现在，时老饱蘸感情、一笔一划亲手撰写的自传《我的音乐生涯》就呈现在我们面前。我想，无论对时老、对安徽省艺术研究院，还是对黄梅戏，这本书的问世都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时白林先生音乐生涯的主旋律或日华彩乐章，就是其黄梅戏的音乐创作，这几乎贯穿于从新中国成立至今(除“文革”期间)的黄梅戏音乐发展全过程。这本书，是使黄梅戏名满天下的第一代功臣群体中唯一的一本自述，既是时白林先生对他个人九十年生涯的精彩回顾，也是黄梅戏音乐半个多世纪辉煌发展史的生动写照。其情殷殷，其心拳拳；沐雨栉风，不改初心；真情实话，弥足珍贵！

让我深感意外的是，德高望重的时白林先生竟然要我这个晚辈兼音乐外行为他的这本自传写点文字，作为开场白。信任如山重！压力似山大！我思虑再三，觉得自己作为时老所在单位的党政主管，对此责无旁贷，却之不恭；另外，多年来我对像时老这样德艺双馨、高风亮节的老艺术家、老前辈一直心怀崇敬，捧读一如时老本人一般朴实无华的书稿，触动心灵，震撼人心。联想到如今工作与生活中的桩桩件件，不禁五味杂陈，感慨万千，深感学习并发扬时白林等老一辈艺术家做人、从艺的精神及品德，在今天是多么地迫切而重要。

时白林先生作为安徽省乃至黄梅戏界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大家，为人却低调、亲切、不张扬。记得当年我大学毕业刚分配进单位，如雷贯耳的黄梅戏《天仙配》作曲和编剧时老与陆老(陆洪非)就成为我仰慕的前辈了，我也因此油然而生出几许与他们为同事的自豪感来。初见时老，一个行动敏捷、满脸笑容的慈祥老同志一边与我握手，一边微笑着说：与我女儿差不多大吧。霎时间，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这一幕从此牢牢定格在我的脑海，挥之难去。多年后，我已走上单位领导岗位，无论我何时何事求教、咨询时老，他都热情相助，积极参与。我主编的《中国花鼓灯》有几十万字的曲谱需审校，在职人员或不懂或没空，当我为难地向时老提及此事时，八十多岁高龄的时老先生二话没说，主动为我审校了两遍。今年春天，我担任负责人的国家艺术基金“黄梅戏作曲人才培养”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得到了年近九旬的时老支持，他在上课时一定要讲满三小时才肯下课，虽不会使用电脑打字，但仍工工整整地撰写了近万字的讲课稿。时老虽然离休多年，但无论有何活动都亲自到单位汇报。我不忍他年迈还爬高楼(单位没电梯)，就说时老您有什么事就打电话吧。但时老不肯，还严肃地说：我是党员，是有组织的人；我是艺研院的人，有事必须向单位汇报！他的认真、执着令我等汗颜，更令人肃然起敬。

多年来，时老令我最感慨不已的是他那颗赤诚之心，于国于民，对人对事，他都磊落光明，永葆赤胆忠心。对在“文革”中所受到的磨难，他尽释前嫌，唯对失去的大好创作时光惋惜不已，对严凤英等艺术家的逝去扼腕叹息。在我印象中，无论是抗洪还是抗震救灾，每次时老总是积极捐款，甚至带头捐款。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举国同悲，身为老共产党员的时白林先生带头交纳了我院最高的党员个人特别党费。他还长期资助老家一位贫困学子学费而不图回报。尤让我感慨的是，近年来由于“房改”，单位住房已卖归私人，原来由单位支付报酬的清洁工也不干了。因德隆望尊而一直担任楼长的八旬时老，默默买来扫帚、抹布，经常义务打扫楼道……

如果一定要给时老贴个标签，那我首先想到的是好人。20世纪50年代初，时老因杰出的创作成就荣膺全国劳动模范，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又荣获了“新中国最具影响力劳动模范”提名。2013年，86岁高龄的时白林先生以黄梅戏《雷雨》作曲的身份荣获第十届中国艺术节“文华音乐奖”。我想，这恐怕不仅是此届艺术节也是历届艺术节中获奖年龄最大的艺术家了吧？在永远挑战自我，不断创造辉煌，刷爆人们眼球的时老身上，又一项他人难以望其项背的高峰巍然耸立。这就使得时老与其他林林总总的好人们有了不同，那就是，时白林先生他首先是位杰出的黄梅戏音乐家！尽管时老非常不愿听别人称他为大师，但毋容置疑，他拥有的另一个标签，那就是：大师！他是为黄梅戏发展尤其是黄梅戏音乐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大师级人物！正所谓：层出不穷的好人多，自封或他授的大师亦多，而既是好人又是公认的大师者则委实不多。但时白林先生正是这样一个德艺双馨、当之无愧的黄梅戏音乐大师！

一般来说，一个剧种与另一个剧种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音乐，可以说戏曲音乐是戏曲的灵魂，而时白林先生则是黄梅戏音乐界当之无愧的灵魂人物。20世纪中叶，黄梅戏从偏于一隅、默默无闻的地方小戏，迅速传扬大江南北，名播华夏，其清新优美、易于传唱的音乐唱腔功不可没。而这正是时白林等音乐工作者虚心向黄梅戏老艺人、向中外音乐学习，善于继承，勇于创新的结果。时白林也因此与严凤英、王少舫、陆洪非、王兆乾等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及剧作家们一起，位居黄梅戏首度辉煌的功勋人物之列。我认为，时白林先生对黄梅戏的重大贡献有三：一是提升并规范了黄梅戏音乐的表现力，他将西洋乐器、乐队及许多民族乐器引入黄梅戏乐队，首次在伴奏中定腔定谱，为黄梅戏奠定大剧种风范。二是将西洋作曲技法成功运用于黄梅戏，同时广泛汲取丰富的民族民间音乐营养，对黄梅戏传统唱腔进行与时俱进的审美改造；率先将黄梅戏唱腔与剧情及人物身份、性格等结合起来创作，与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王少舫等一起，为黄梅戏形成好听好看、广采博纳、与时俱进的剧种风格作出贡献。三是时白林先生不仅是黄梅戏音乐家，他还是黄梅戏音乐的传承者、播种者。他著书立说，对黄梅戏音乐进行理论爬梳及总结。他慧眼识珠，是黄梅戏音乐的教育家和识才、育才的伯乐，为黄梅戏音乐的可持续发展培养了一批承上启下、必不可少的作曲人才。当今活跃在黄梅戏音乐领域的众多优秀作曲，如徐志远、徐代泉、陈精根等都曾是时老的学生，或多或少受到过时老的指导、点拨，而他对徐志远的发现及培养更是被传为佳话。近年来，耄耋之年的时老仍穿梭在京、沪及省内的众多高校，为黄梅戏等戏曲音乐的普及、传承、发展摇旗呐喊，飞播造林。正如原安徽省委副书记方兆祥同志说的那样：时白林成就了黄梅戏，黄梅戏也成就了时白林！多来米发梭拉西，赤橙黄绿青蓝紫。集好人与大师于一身的时白林先生用令人炫目的七彩音符谱写了自己人生及黄梅戏的华彩乐章！我衷心祝愿敬爱的时白林先生艺术之树常青！

李春荣

二〇一六年金秋敬书于古庐州

2007年安徽文化界的领导和同行们举办了我的作品音乐会和座谈会之后，有朋友提出要为我写一本传略，之后中央音乐学院的周青青教授带着她的几位研究生到我家来访时，又提出这一设想，我都婉拒了。因为当时我刚年过八旬，自己平时喜欢晨练和打拳等有氧运动，觉得身体还可以，此其一；有些创作与学术研究的事还可以继续做，不想就此停笔，此其二。另外也考虑到：让别人写我的传略，就必然要让人家付出很多时间与精力，自己也必须拿出足够的时间与精力诚挚地接待、口述，于是决定还是等我九十岁，身体与精力都差了，自己慢慢写。

2012年我的体质明显下降，曾两次住院，其中一次还在家中昏厥后被救护车拉走。2013年初，又一次住院，当时我八十六岁的生日刚过，我想自传可以开始写了。

我接受专业音乐教育的时间很晚。从事专业音乐工作之后，我多次被抽出去干些与音乐毫不相干的事，如在农村搞生产救灾和土改调查时被委命为村长；在治理淮河的工地上，当民工中队指导员；三年困难时期末期被派到农村当生产队长、大队书记；“文革”期间无休止地被批斗，住“牛棚”等等。作为一位专业音乐工作者——尤其是作曲、指挥，我原本底子差，功力浅，这样一来，我很自然地在专业上常有卑、悲之忧，虽时过境迁，我在动笔写“我的音乐生涯”时，这种时代所形成的扰人思绪，仍时有在我脑际浮现。

本书的初稿是2013年边写、边改完成的，2014年因忙于其他事务暂时搁置了，今年我又将它拿起反复修改，在老伴俊美的相助下终于脱稿，大约十余万字。

2007年，为了配合我的音乐会举办，文化部门领导还协助我出了两本著作，其中一本就是《时白林自选文集》。自此之后，我在全国报刊上先后发表了文章数十篇，其中包括应邀为友人的专著写的序言十几篇。我自知自己的文字水平不高，文章写得也不咋样，但说的都是有感而发的真话，从中选了二十八篇，与“我的音乐生涯”合在一起，仍名为《我的音乐生涯》。

蒙安徽韩再芬黄梅艺术基金会和安徽省艺术研究院的关爱，韩再芬、李春荣同志的鼎力支持，将《我的音乐生涯》与《时白林研究》两本书在我将年届九旬之际推荐给上海音乐出版社，安徽影视家协会的作家周志友同志认真热情地审阅了全部书稿，提了宝贵修改意见并协助选编，特在此深表谢忱。

时白林

2015年暮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