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00—1900的三百年内，在重商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特许公司”成了西方经济生活中的宠儿，成了西方进行海外探险、远洋航行并进行海外殖民和贸易的“主要手段之一”，其足迹和影响几乎遍及全世界。斯蒂芬·鲍恩著的这本《商业之王者（1600－1900）》所讲述的就是这三百年间最有代表性的六家特许公司以及他们的领导人的故事。

17世纪初至19世纪末期，在重商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垄断贸易公司成了西方经济生活中的宠儿，成了西方进行海外探险、远洋航行并进行海外殖民和贸易的“主要手段之一”，其足迹和影响几乎遍及全世界。这些垄断贸易公司及其领导者，在社会大动荡的独特背景下，抓住了历史给予他们的机会，并利用其去影响世界，由商业贸易实体转变成政治实体，他们争取到了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市场。斯蒂芬·鲍恩著的这本《商业之王者（1600－1900）》讲述的就是这些垄断贸易公司及其领导者的故事。

引言 英雄商业时代

第1章 首位平等

 简·彼得逊·库恩和荷兰东印度公司

第2章 忠诚分裂

 彼得·斯托伊弗桑特和荷兰西印度公司

第3章 战争中的三家公司

 罗伯特·克莱武爵士和英国东印度公司

第4章 阿拉斯加的领主

 亚历山大·巴拉诺夫和俄罗斯美洲公司

第5章 海狸帝国

 乔治·辛普森爵士和哈德逊湾公司

第6章 钻石和欺骗

 塞西尔·约翰·罗兹和英属南非公司

尾声 当公司统治世界

资料来源

英雄商业时代的时间表

致谢

基林思考着他的困境。“六十二个人对峙l 000个或者更多的人是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他沮丧地写道。起锚了，他把赫克托号停泊在更遥远的岛屿之一，艾岛(Ai)，开始购买肉豆蔻并装载到他的船上，从而远离荷兰的干扰。班达群岛的六个小群岛中的最大岛屿被称为隆达岛(Lonthor)，或者大班达岛，其中有数千班达人都更倾向于种植最大的和最有价值的肉豆蔻。尼拉(Neira)和火山阿比(Gunung Api)岛都位于大班达岛的枪炮射程以内的地方。阿比到西部有很短的一小段距离，而最小的岛屿（伦岛），在更远的西部。在大班达岛上，沃霍夫从不浪费时间去威胁或者威慑岛上的居民，也不浪费时间去强迫荷兰垄断公司禁止所有来自英国、葡萄牙、马来(Malay)和中国(China)的商人收购肉豆蔻货物。

4月19日，沃霍夫下令要求公司的250名全副武装的军队士兵下船登陆，并在海滩上整队集合。然后，他召见奥让卡亚来听取他的演说和请愿。当他们聚集在一棵大树的树荫下时，他向奥让卡亚们发放礼品并且隆重地展开了他的羊皮纸文稿。他开始连续宣读他的声明，先用葡萄牙语，然后用马来语。岛民们已经违背了他们的承诺，沃霍夫吟诵道：“只与他们进行贸易，他们现在已经在这里进行交易有6年的时间了。”沃霍夫还指出要跨越整个狭窄的水道把隆达岛从尼拉岛分离开来，并告诉他们：“要捍卫他们自己和整个国家的权利，免受葡萄牙的奴役。”不久，他的手下就在尼拉开始建造一座城堡和所谓的永久的工厂（即定居点和贸易点）。能够确定的是，当地头领奥让卡亚们像沃霍夫一样感到很沮丧。

麻烦源于一个已经发生在很多年前的意外事件。在1602年5月23日，荷兰舰队的船长沃尔弗特·哈曼斯佐恩(Wolfert Harmenszoon)，说服了一些尼拉的酋长签订了一份合同，合同语言是用荷兰语——一种他们不会说的语言——这个合同授予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对肉豆蔻贸易的垄断特权。奥让卡亚的一部分酋长，但不是全部的酋长们，已经签署了这个协议，他们害怕得罪这些购货商人，并且担心如果他们拒绝了这些购货商人的话会遭到暴力报复。但是，因为没有真正的好处使得他们为荷兰保留他们所有的香料，他们并没有遵守协议——事实上，如果他们曾经考虑这样做了，他们也会因为没有得到真正的好处而放弃遵守协议的。现在看来，荷兰却认真地对待了这份文件，并打算将它应用到所有关乎豆蔻贸易的班达群岛上，而不仅仅是那些被已经签署了协议的人所控制的地区。

班达人住在岛屿上沿海的一连串相互连接的村庄里，但是，不像住在摩鹿加群岛的其他人，班达人没有一个总的首领或者国王。沃霍夫不理解班达群岛的这种宽松的治理结构，也不知道找谁去进行协调；他只是简单地想为他的殖民征服披上合法的外衣。数百名大班达岛的地方头领奥让卡亚们为沃霍夫的要求惊呆了且弄糊涂了，他们的反应是闪烁其词和谨慎小心的——尼拉是一个独立的岛屿，有它自己的当地头领奥让卡亚。他们推迟答复，并争取来了更多的时间以审议这个问题：事实上，他们对沃霍夫跨越水路要做什么完全无从控制。但是，在他们自己的海港射程范围内所建的那个永久的石头城堡的前景还是很惨淡的。

班达人想起了很多年前，一个来自穆斯林圣地(Muslimholy)的人的预言。这个人曾预言道：将来有一天，会有一些远道而来的白人来征服他们的岛屿。英国的贸易商们曾喜气洋洋地将这个预言与荷兰联系起来。但是，这个群岛的居民们并不希望被锁定只与荷兰进行交易。他们更喜欢中国、阿拉伯(Arab)和爪哇(Javan)的商人，他们经常在港口，带来让班达人认为有价值的货物，例如蜡染布、印花、大米、西米棕榈、瓷器和药品。他们与这些民族的人们共同分享相互的文化，有时也交流各自的宗教信仰。另一方面，荷兰商人，往往不会被那些他们认为无用的贸易货物所打动，例如：羊毛和丝绒布，也不会对他们认为奇怪的宗教和他们的毫无规律的到访留下深刻印象，并忽视当地的风俗以及僵化的价格。尤其令人讨厌的是沃霍夫的要求，沃霍夫要求岛民们停止销售肉豆蔻和肉豆蔻种皮给除了荷兰商人以外的任何其他商人。更令人不安的是班达岛正是处在火山阿比附近的一个火山爆发点。不幸的是，当沃霍夫的舰队抵达时，火山爆发喷出的一团团火山灰正落在尼拉岛上。

P5-6

英雄商业时代

“无论谁控制了世界的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的财富，从而也就控制了世界本身。”

公元1600年，沃尔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

从17世纪初至19世纪末期，垄断贸易公司是欧洲殖民扩张的非官方代表。他们夺取了对很多地区和国家的人民的控制权，获得了各种能够激发他们的商业成功的政府支持和军事功能。对于这些欧洲国家来说，授予这些贸易公司垄断贸易权是为了给用于殖民扩张的庞大的无法估计的成本筹集资本，并为提供资金找到一个方便的途径。这种特定的私人资本投资激发并促成了后来被称道的英雄商业时代(The Age of Heroic Commerce)。随着这种特权企业数量的逐年增长，它首先赋予在海外就业的所有欧洲人以公民权，然后通过奴役当地的居民扩大这种权利。在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的时候，商人贸易公司还有自己的警察部队，有时候，还有常备军队，以及拥有控制地方政府或者成为其领土上的唯一政府的能力。经营管理这些领土的权利被看做是企业巨大的商业利益，在这些领土上，每个人不是被视为员工，就是客户或者竞争对手。从作为一个商人开始，这些公司的领导者们，“商人国王或者商王(Merchant Kings)”，最终结束了他们对数百万人的独裁政权统治。这本书对这六个商王进行了描述并记录了他们所引致的影响。

简·彼得逊·库恩(Jan Pieterszoon Coen)是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冷酷无情的坚定的先驱者。荷兰东印度公司，这家贸易企业在其前20年经营时期内，在海上与世界上的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曾发生过冲突。在他的“统治时期”，这家公司通过提供给绝大部分欧洲国家大量的产自国外的香料为荷兰黄金时代(Nether-lands’Golden Age)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不要绝望”，他在1618年给他的下属的信中宣布，“不要饶恕你的敌人，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有时，他的敌人就是他的客户——当他们不想与他的代理商进行交易，或者客户更倾向于购买他的竞争对手（英国或葡萄牙）的商品的时候，那么，库恩就会命令他的公司部队对其展开攻击。他既不能容忍他的竞争对手，也不能容忍任何人挑战他的权威。

只有一条腿的彼得·斯托伊弗桑特(Pieter Stuyvesant)是殖民地在曼哈顿(Manhattan)的荷兰西印度公司的一个专制的总督。几十年来，他抵制一切在不断扩张的殖民地上增加非雇员的公民数量的企图，以此来提供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斯托伊弗桑特最终还是将他的公司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这种做法导致新荷兰(New Netherland)的全部领土都被外国势力占领了。在第三次英荷战争（盎格鲁—荷兰战争）(thethird Anglo—Dutch war)中，英国的舰队停泊在曼哈顿，并向新荷兰国民政府官员宣称，如果他们投降，那么整个国民军就会放下武器，不发一枪。

在18世纪中叶，英国商人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从最底层的公司职员的位置坐到了掌管新的英国东印度公司(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军事部门的职位。尽管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克莱武却是一个军事天才，在莫卧儿帝国(Mughal Empire)垂死挣扎期间，他利用英国东印度公司自己的部队对抗法国东印度公司(French East India Company)和印度各地的统治者，通过一系列军事上惊人的胜利，改变了整个公司的命运，他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巨额财富和强大的政治权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继克莱武掌管公司后，它不仅是垄断贸易企业，同时还成立了一个统治管辖范围超过三十万人的民事和税务机关。后来，英国商人克莱武从原来卑微的小职员荣升为克莱武男爵，同时成为了英国最富有的人之一。1772年，他的财富的来源遭到质疑，被怀疑有腐败行为。但是，他愤怒地宣布：“我都为我自己的节制感到十分惊讶。”

亚历山大·安德列耶维奇·巴拉诺夫(Aleksandr Andreyevich Baranov)是一个积极进取的和有效率的俄罗斯商人，也是最先从东部迁移到西伯利亚(Siberia)，然后又迁移到阿拉斯加(Alaska)的贸易商。在1799年，他受命于俄罗斯美洲公司(Russian American Company)，一个半官方的并得到了沙皇保罗一世(Czar Paul I)特许的垄断殖民地贸易公司。巴拉诺夫推动了俄罗斯美洲公司和殖民扩张，并沿着阿拉斯加海岸(Alaskan coast)将势力范围继续向南推进，并且以公司的名义，与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是一个加拿大的种族名称，与印地安人(Indian)同义，指的是在现今加拿大境内的北美洲土著居民及其子孙，但是，不包括因努伊特人和梅蒂斯人。第一民族、因努伊特人和梅蒂斯人的总称是土著居民]的土著居民以及其他竞争性的俄罗斯企业展开交战。1804年，从俄罗斯的军舰开火射击开始，他指挥连续轰炸了特林吉特人(Tlingit)的村庄好几天，迫使特林吉特人接受俄罗斯美洲公司的统治。在巩固他自己国家的边界领土权利，帮助在圣彼得堡(St.Petersbttrg)的公司股东和董事们大量攫取海獭毛皮27个年头之后，巴拉诺夫去世了。

在19世纪早期，乔治-辛普森(George Simpson)，是一个傲慢的和缺乏耐心的金融管理方面的天才，他在任期间，哈德逊湾公司(The Hudson’s Bay Company)在财务上取得了最大的成功，领土的统治权得到最大程度的稳固。“小皇帝”，就像他被人所熟知的那样，是北美洲(North America)一大块较好地区上真正的独裁者。每年负责运送数以十万计的海狸毛皮到伦敦。他坐在巨大的独木舟中间，被送到他那片广阔的毛皮领地，在那里，他督促那些用尽全力的加拿大船夫要更有劲地划桨，这样他才能够打破划行速度的纪录——并把这一切的功劳都归到自己头上。在1860年去世后不久，他的大部分领地都通过哈德逊湾公司的权利而流失掉，并成为了一个新的国家（加拿大）的一部分。

塞西尔·约翰·罗兹(Cecil John Rhodes)是出生于英国的南非矿业(South African Mining)巨头、政治家、商人和英国殖民主义者中持种族主义的创始人，也是戴比尔斯钻石公司(The D iamond CompanyDe Beers)的发起人。在1889年，他因为在罗得西亚(Rhodesia，津巴布韦共和国的旧称)创建英属南非公司(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而获得了英国政府的支持，还获准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块他建立的领地。英属南非公司是一家垄断经营企业，这家企业实际上已被授予能够招纳并拥有自己的私人军队的权利、监管银行的权利以及统治管理非洲土著居民的权利，虽然理论上他们承诺尊重这些土著居民的权利。实际上，直到1923年英国撤销该公司的这些特权的时候，英属南非公司才停止通过暴力没收土地，利用其特许权来使股东获得更为丰厚的回报。罗兹和英属南非公司以开发治理为借口，通过开采非洲南部的矿产资源并从中盘剥收益而变得极度富有。借着这个机会，罗兹应该可以走得更远。“所有的这些星星，”他感叹道，“这些庞大的世界仍然是遥不可及。如果我可以，我会吞并其他的行星。”不管他是想把这些行星纳入他的国家还是他的公司，这都还是个未知数。

这些从一个个不起眼的甚至是不太靠谱的职位升至公司权利阶层并最终成为商王的人们，都面临着类似的两难困境。他们的公司和国家都赋予了他们巨大的权利，然而，在推进公司的商业利益发展和担当政府部门的角色之间还是存在一些明显的利益冲突。这些商王们是垄断者，而不是资本家。他们的企业——占领了政治权利和商业力量之间的灰色地带，无情的专制统治者的策略结合利润导向的法律架构，以股东为主导的联合股份公司——是与拥护自由市场的思想家们（例如亚当·斯密）的思想格格不入的。充当垄断交易商和国民政府两个角色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把这两个角色中的任何一个归入另一个的诱惑都是显而易见的。通过根据他们自相矛盾的良心做出意义深远的决定，商王们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般人并不知道这些公司都拥有着广泛的政治控制能力。但是，在试图平衡他们的公司的利益和他们的国家的利益时，商王们像最有名的军事将领、政治领导人和技术创新家们所做的那样明显地改变了历史。

七宗罪：傲慢、贪婪、懒惰、淫欲、嫉妒、暴怒和贪食。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地熟悉其中的一种或者多种。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罪恶都是与七种美德相平衡的：谦卑、慈善、勤奋、贞洁、善良、耐心和节制。七宗罪似乎更多地存在于英雄商业时代的商王身上一他们挥舞着绝对的、不负责任的权利，从而放大了他们更加令人厌恶的特点——但是，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还是仁慈善良的。作为复杂而又有趣的人物，他们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天使。同时作为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他们的性格特征被他们所拥有的权利和成功放大了，这使得他们的权利和成功看起来更具有某种英雄色彩。在社会大动荡的独特历史背景下，商王们抓住了给予他们的机会，并利用其去影响世界，就像最著名的君主、暴君和将军对世界产生的影响一样大。由商业贸易实体转变成政治实体，这些商王们在两个世界里牢牢地站稳了脚跟，他们争取到了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市场。

当公司统治世界

“垄断是良好管理的一个伟大的敌人。”

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

“当然，整个企业长期运行的计划是在使用暴力使臣服民族流血的基础上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的。”赫克托·舍维尼这样写到俄罗斯美洲公司。同样也可以说，英雄商业时代的任何一家强大的商业垄断企业都是一样的。但是，所有的企业行为并没有导致这样的结果；事实上，以货易货和交换产品的愿望是人类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商王们和他们的垄断企业集中体现了结合意识形态的、未经仔细详查的、不受挑战质疑的、为所欲为的权力噩梦——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确保远处股东们的最大收益，控制整个社会和文明。这些庞大的企业实体与其说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市场的产物，倒不如说是欧洲国家战争，以及文化和经济霸权斗争在商业中的扩展。他们占领了存在于政府和企业之间模糊的灰色地带。

最初，授予垄断贸易权对于欧洲各国政府来说，是一个通过筹集私人资本为天文数字般的殖民扩张成本，提供财政上的资助的很方便的方法。但是，由于贸易站的人口不断增长，当母国政府允许公司成为当地唯一的民事管理机构的时候，这个政策失败了。通过卸下他们对自己的公民的责任，并对他们的企业所占领的领土上的土著居民主张统治权力，欧洲各国政府创造了通常带来可怕后果的环境。在其他情况下，垄断企业利用他们母国的信誉为他们自己谋取个人利益，这就造成了母国的重大损失，例如，荷兰失去了对曼哈顿和新荷兰的统治权，英国失去了老俄勒冈州的统治权，或者利用国家的收入对保护公司领土和特权的军事防御提供资助。

垄断企业为他们的东道国在有限的时间里提供了巨大的利益，但是，当他们的权力没有被剥夺的时候，像所有的机构一样，形同虚设，失去了效力，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事实是，这些实体停止依靠政府的救助是与现代背景有关的。随着在我们目前的地区巨型跨国金融机构和制造商的出现，许多伟大的历史垄断企业变得如此庞大和复杂，并雇佣如此多的人——阻碍了经济，并偶尔被当做一种外交政策的工具来使用——以至于允许他们的失败或崩溃将使得国民士气和国民经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这些垄断企业变得太大、太重要而无法允许他们瓦解崩溃。几十年来，利润不成比例地由少数人享有，但是，失败的代价却通过税收负担由全社会共同地分担。

商王们带领他们自己的企业远离他们的纯商业起源地，并向着社会剥削和用政治征服整个社会的方向行进。他们的母国和他们的商业活动领域之间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距离，使得商王们追求自己伟大的压倒一切的梦想：一旦他们的帆船离开港口的航行长达1年或1年以上，他们和他们的军官就不再受母国法律的制约。然而，他们也不服从外国社会的统治规则，因为他们有强大的技术实力而地方政府又缺少管理他们的资格。一旦他们远离家乡，在一个没有可靠的通信联系的世界，甚至连企业探险发现的地区的值得信赖的航海路线图都没有，商王们可以做他们喜欢做的各种生意，自由地驾驭他们的冲动，实行独裁统治并贪婪地掠夺。他们能够这样做，因为他们不受道德和法律的约束限制，这些道德法律的限制条款可以约束或者至少缓和他们在本地的行为和业务活动。大部分的欧洲人，除了少数几个业内人士之外，并不知道一部分滥用权力的公司在海外的工作实践是怎样的，或者说，他们经常无视束缚欧洲社会的法律和习俗。

商王们和他们的垄断企业向我们显示了我们目前的全球化趋势的潜在危险：产品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越大，消费者监督生产过程、确保在生产国的生产者遵守法律、认可将产品主要销往外国的公民所享有的同样的权利的机会越少。这也同样适用于17世纪的香料贸易、19世纪的毛皮贸易，以及21世纪的鞋类产品或电子产品。

伟大的自由市场理论家，亚当·斯密，非常清楚垄断的弊端，以及它展示给客户和它生产经营于其中的社会的危险。一个公司将始终采取行动以获得它认为的最佳利益，有时只是短期的、它本身及其股东的最佳利益；这是企业的目标。垄断企业的经营运行没有相互制衡的力量——没有第二双眼睛，不存在那些在相同的领域和地区的竞争。商王们走得更远了，除了通过拥有他们自己的商业垄断特权，还夺取政权；我们已经看到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主导了整个印度尼西亚，荷兰西印度公司控制了新荷兰，英国东印度公司统治了孟加拉，俄罗斯美洲公司控制了阿拉斯加，哈德逊湾公司统治管理了大部分北美洲，英属南非公司的势力在南非。在西方世界，我们已经达到了顶点，然而，在那里没有什么能像那些伟大的垄断企业一样以同样的一种方式存在着。目前，还没有完全不受管制的企业可以从事毁灭文化和环境的工作而逍遥法外。

西方社会努力争取宗教与国家的分离，但是，商业企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什么？从对这些商王们和他们的垄断公司的研究中来看，这似乎很清晰明确，在英雄商业时代，商业和国家的结合产生了一系列“坏的联姻”，这些可以被看做是对这种关系如何完全失败进行的警示。这些历史上的实例证明，作为政治权威的公司企业，最终与人民和国家的利益背道而驰，即使它们可能在一段时间里似乎是与之兼容的。最终，商业和负责的政府为了不同人的利益都朝着不同的目标努力。商业企业对于人民的繁荣富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而，也是社会的一个主要方面，但是，它必须在执政社会的保护和政权控制下经营运行，而不是强迫哪个社会服从公司的统治，充当公司的手下，就像商王们试图做的一样。在这本书中所描述的垄断企业败给了他们的东道国，当他们抵制过渡到有真正的政府的时候：人们不能无限期地作为公司的员工、客户或者竞争对手，在没有被授予个人的自由和公民权利的情况下。在任何情况下，这些向附属的人民施加政治控制的伟大的垄断企业，最终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负责任地管理人民并不是企业天生盈利的领域。在短期内，剥削肯定是有利可图的，但是，最终它败坏了剥削者的道德。甚至当他们还是好公司的时候，他们为坏政府做了坏事；政府和商业的最终目标被证明是天生不相容的。

这些成功的企业领导者们都具有各种不同的特点：他们可能非常具有竞争性，并残酷无情地下决心用自己的方式达到他们的目的，将他们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人以增强他们的权力。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天生就享有财富、社会地位和权力，而是通过努力赢得斗争，正像他们认为的一样，这是首要关注的问题。商王们在战术上也是非常成功出色的，并具有一种广阔的指导数百万人活动的视野。然而，这些特点也导致他们做出令人讨厌的不道德的决定。正是这种邪恶的个性，然而又是英明和果断的个性，导致这些商王们达到他们成功的顶峰，或者是他们急速的成功引致了他们个性中不讨人喜欢的方面？我们是否应该忽视他们的道德缺陷，因为他们造成了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革命性的变化呢？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当中许多人被誉为英雄，但是，今天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人被当做英雄。甚至有些残酷的国王、皇帝和将军把“伟大的”一词加到他们的名字上，但是，商王们作为一个群体未能引起这种历史的尊重。

英雄商业时代的商王们是一个有英雄色彩的商人冒险家们的不寻常的经历的展览馆，这些商人冒险家在这段300多年的时期中将他们辽阔的商业企业扩张到了世界上一个个很好的区域，没有其他目的，仅仅是为他们的股东们创造收益、中饱私囊，以及满足他们自己的虚荣心。英雄或是流氓；爱国者或是盗贼；精明睿智的管理人员或是贪婪的掠夺者——这些往往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眯起你的眼睛看或是把灯光照到别的地方以转移变换阴影，那么一个人可以变成另一个人。仔细地思量这些早期时代的商王们，就像是从后视镜中看过去一样：除去文化的外衣，他们都是同一种人，商业和政治的混合体，即使在今天，他们还在影响改变我们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