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积累与演进是现代性进行自我确证的关键依据。与此紧密相关，知识分子对真理的真诚追求、科学研究的独立性和客观性都早已成为现代学术事业的道德准则。作为一种自我约束的科学精神，这些专业伦理有着令人崇敬的品质，并对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进步做出了很多卓越贡献。然而，当人们片面强调现代知识的自主性和普遍性，以至于对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因素视而不见时，这些崇高的伦理却可能沦为矫饰霸权的意识形态，走向“学术自由”的反面。
《胁迫之术——心理战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1945-1960）》给我们展现的正是这样一个故事。正如此书的副标题所指，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和传播学科的构建离不开冷战时期国家心理战工程的资助和引导。本书作者，美利坚大学传播学院教授辛普森通过对大量档案材料的研究为我们展示了二战后几十年间，为了满足冷战的需要，美国军方、情报机构、政府部门、重要的基金会组织等如何推动传播学者们从事说服技巧、民意测量、刑讯审问、政治与军事动员、意识形态宣传等课题的研究。这些以宣传和胁迫为目的的研究项目不但在传播学“奠基人”的选拔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帮助确立了学科的核心问题与主导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