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库》的标题风
文章可以显示作者的艺术高度，主编的办刊理念，也能直接支撑刊物的标高。一篇文章，对作者来说是成品，对刊物编者来说只是其中一种原材料。一份刊物的编辑、调配、插图、装帧、印刷、发行，乃至策划、管理、经营等诸多环节，创意性与复合性兼具，无不深深烙上主编的印记，而将不同作品组合成有机整体的刊物，便是新的产品。从这个角度来说，文章是作者的作品，刊物是主编的作品，作者与编者是一种互为红花绿叶的关系，关键在于各自从事的工作能否做到极致。
在刊物编者的诸多工作里，必不可少的，便是提炼文章的标题，它是“一瞥的艺术”，体现了编辑的抽绎能力，而架构恰切的标题，对文章有画龙点睛之效。
《读库》文章的标题，长短不一，简单平实。和导语一样，标题多源于文章词句，看似信手拈来，却凝练妥帖。
2014年10月25日，在“采菜”座谈会上，老六在回答关于标题的提问时，谈到自己的编辑思路源自职业习惯：“我大学学的是新闻专业，不是中文专业。如果是中文系的话，可能对标题的追求没有新闻系这么强烈。我在报社工作过六年，一言以蔽之，每一天都在做标题，编辑部还会评选标题做得好的‘标题王’，遇到什么难起的标题，都会找他。那时候讲，减一个字功德无量，这个标题本来十二个字，你给它减成十一个字，就非常了不起。当你把十一个字又减成九个字的时候，哪怕你是一个实习生，如果能干得这么漂亮，总编辑都会给你敬一根烟。业务部门没有尊卑高下，你能把这个想出来，就是最厉害的。在那种环境下，对标题的训练，对标题的在乎，就变成一种本能一样的东西。”
2013年4月26日，在“把一本书做对”座谈会上，老六说，拟题的风格，和每个人的审美经验有关系：“我个人喜欢19世纪文学，用的全是笨办法，相当于全是用萝卜白菜在做饭，不像20世纪文学会有鲍鱼、海星、海胆、转基因和各种新的东西。我们用萝卜白菜来做着尽量能走入人心的东西，我们都用最常见的字眼来排列组合成一个标题，并且这个标题是处在一个生态系统中的，而不是说就这一个标题，它会和其他满满一个书店的书、网络书店里几十万种书放在一起，这个标题怎么能让人记住，怎么不混同于其他书的书名，这是一种特别复杂的考虑。”
对老六来说，雕琢标题仅仅是文章编辑的一环，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读库1002》刊发的《一站一坐一生》，主体是一个普通中国人连续62年的留影，从1907年到1968年，福州的叶景吕先生从27岁到88岁，每年一张，一张不少，整整62张。每张照片下面或上面都有他亲笔写的拍摄时间、当年的年龄，及家庭、国家大事等。从第一张清朝的长发蓄辫到民国的长袍马褂，一直到新中国的列宁装，照片的主人公也从英姿勃发的青年变成了矍铄老者。一张张照片，忠实记录了这位同胞从风华正茂走向人生暮年的完整过程。
几年后，提及此文编辑内幕，老六说：“一年一照，是人生的仪式。一站一坐，年度交替，是主人公的生活方式。在民间发现这套照片，并做出详尽考证工作的收藏家仝冰雪是我的大学同学。当他向我展示这套照片时，已有上海一家出版社计划出版，我建议，可由《读库》先行刊发，算是对这一‘冷僻’题材的热身。在编辑过程中，我拟的题目《一站一坐一生》也成为后来单行本的书名。我并不敢对这一书名自鸣得意，也可能会另有同行起出更好的名字，但这恰恰是编辑工作的魅力：没有标准答案，一棵植物在成长过程中，交给不同的园丁，便有不同的灌溉和料理方式，最终形成截然不同的生长轨迹和果实。这个行业之所以令人热爱，就在于它既清晰又模糊，既温暖又残酷。”
《读库1201》刊发的《故事》，是老六根据吴念真先生2011年8月在广州、上海、南京、北京四地讲座内容整理而成。2012年11月11日，在《读库》七周年读者现场会上，针对主持人柴静的疑问，“吴念真先生写了不少很好的东西，为什么选择了这个？这篇就是一个很口语化的讲述，而不是他平常的文字，那些文字看上去更规整”，他说：“吴念真是天生讲故事的人，他一说出来就自然是一个非常完整又好听的故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比过《读库1201》里那篇《故事》和他书里文章的差别，前者相当于是他讲座现场的笔录，是我根据他四场演讲的笔录，整合成的一篇文章。就像李安老师喜欢做难题一样，编辑那篇文章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把四篇笔录整理成一篇文章，我喜欢干这种高难度的事情。”
自然，相对于整合文章，此文的命名就显得容易多了。在《台湾念真情》简体中文版出版后，老六又将吴念真先生2012年8月14日在北京讲座内容整理而成《念真情》，刊发于《读库1303》。
在编辑魔鬼训练营课堂上，老六回忆，之前就职于某报时，某年策划一天报道一位劳模，到最后一看，三百多篇文章里，就有十篇以“梅花香自苦寒来”为题。一篇文章的标题不是孤立的，因此，他如今在拟题时，会通盘考虑《读库》此辑及往辑文章标题，注意呼应与规避。
在推介《读库0604》时，老六说：“杨葵先生的《老楼的老人》一文，写的是一群中国文人的生活片段。这篇文章的编辑，让我留下了极大的遗憾。一直等到《读库0604》出版，我才意识到，应该加上副标题，《老楼的老人——虎坊路甲15号》，这样才好。加上《读库0601》中的《名剧的儿女们——东棉花胡同39号》，以及已经约人在写的‘朝内大街166号’、‘帽儿胡同45号’等等，写的全是侧影、侧面、侧记，等积攒得多了，岂不也是另一种文化地图？”
的确如此。仅就标题而言，老六的设想是一种呼应。不过，其后也仅《读库0702》刊发了杨葵的《农展馆南里10号》，截至目前，其他“门牌号”诸文尚未得见。呼应之外，尚需规避。在编辑魔鬼训练营课堂上，他以《读库1102》里的《阅卷》为例，由于此辑四字标题过多，加上之前刊发过《图画1958》等文章，所以就放弃了原来拟用的《阅卷1977》。
对同样的文章，在不同形式的出版物里呈现时，老六对其标题也会做相应调整。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规避。2015年4月，读库出品的《绘画当为奇迹》面世。此书收入李树波的八篇文章，皆曾刊于《读库》，不过标题全部更新，按照传主出生年份排序：《空旷原野》即“0803”的《佛朗切斯卡：心之形状》，《不可知》即“0904”的《大地上的恬美与危机》，《血肉丰盈》即“0705”的《卡拉瓦乔的欲望》，《非日常》即“0801”的《割裂的真实》，《病世界》即“1202”的《生死记：蒙克》，《深度影像》即“0706”的《科柯施卡的世界碎片》，《意识深处》即“0901”的《罗斯科：绘画当为奇迹》，《梦醒时》即“1001”的《人要从梦中醒来看自己的梦》。
对读者来说，《读库》文章的标题似乎浑然天成，然而对一些作者来说，并非如此。而对老六的抽绎能力与水平，最有发言权的，还是这些作者。
2011年4月26日，熊菂在天涯博客“望月者的空房间”发表博文，其中说：
上个月，老六在邮件里说：“俺终于把‘书事回忆’编好啦，准备刊发在新一期上。这篇文字我非常喜欢，但感觉你写的时候情绪过于饱满，我从字里行间，做了些删减工作，可以吗？”
我的回复是：“老六，是以前寄给您的那些吗？您说得没错，几年前写的，现在看来，连我都很不满意，‘青春言情小说’的味道太浓，这大概也是写东西无法避免且忌讳的：沉溺过深。不过那些记忆都是不可磨灭的，相信经过您的删减，能改善许多。”
老六不愧是非常有经验的资深编辑，一眼看出这个系列存在的毛病，感谢他没有放弃，相反还费心修改，留在记忆深处的个体经历才有机会变成铅字，成为大众体验的一部分。
今天一早起来，沈熹微告诉我，《读库1102》她已收到，我那篇把她给看哭了。她还拍了照片，我这才得知老六把文章的标题改为《在书中，我老了》，而我原来的标题被用作题记：雾重烟轻，不见来时伴。
说实话，老六两次改我的标题，都让我心服口服。一次“去庸俗化”，一次“去言情化”。
熊菂所说的“去言情化”，指的就是老六将《雾重烟轻，不见来时伴》改为《在书中，我老了》，而“去庸俗化”，说的是此前刊发于《读库0803》的《“哥斯达黎加时代”》。2010年9月1日，她在博文里说：
犹记得《录像机时代的幸福生活》一文下面，西娅留言说，我这种彻底的写作风格特别适合《读库》。某天心血来潮，把这篇文章寄给了老六，之后便出门旅行，好一段时间没上网。旅行回来打开邮箱，老六的几封邮件静静躺着，以“官人我要”的招牌式语录开场，逐渐“升级”为加急电报：书将付印，文章的作者却不见了踪影，老六不得不对着茫茫比特海大声疾呼。说起来，他完全不用征得我的再次同意，因为是我主动把文章寄去，一句“官人我要”就算达成了协议，老六的谨慎及对作者的尊重由此可见一斑。
不光如此，联系上后，老六又来邮件跟我商榷把《录像机时代的幸福生活》改为《“哥斯达黎加时代”》，这名字出自文中我引用的一句电影台词：“哥斯达黎加，听上去那么遥远。”我微微有些吃惊：一般而言，编辑们害怕不知所云的标题吓退潜在读者，都倾向于通俗易懂甚至媚俗的名字，按理说，我原先的名字正符合这一原则；老六反其道而行之，一方面说明其艺高人胆大，另一方面说明他对《读库》潜在读者的领悟力有信心，这后一点尤其让我倾心——先是作为作者被尊重了一把，后又作为读者被尊重了一把，这才有点明白《读库》为何能保持品质，为何能网罗如此多文坛外的“无名高手”纷纷出山，在出版物泛滥的当下以一种奇峻而笃定的姿态一枝独秀的原因。
编辑在出版环节中的作用，当然不局限于概括标题等这些具体的工作。在《还需要编辑吗？》一文里，老六说：“在海量信息充斥的当下，编辑对选题的筛选和推荐，才是对作者、读者的更大价值。由若干编辑组成的编辑部、出版社，经过自己皓首穷经又热情敏感、耐心细致又充满灵气的工作，完成口碑的积累，品牌的建设，使作者乐于把自己心血结晶的作品放心地托付给他，使读者对这家出版社的平台产生不由分说的信任和超越功利的忠诚。果能如此，我们当然有理由相信，编辑会存在下去，比任何介质、任何形态的书更久远。”
此言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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