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位散居在闽西客家地区的畲族人，在我的家乡上杭，有一条长长的客家母亲河，名叫汀江。汀江自武夷山南麓而来，一路流经长汀、武平，到上杭绕城三圈形成三褶回澜后，再流向永定，最后在广东大埔与梅江汇合，形成一条如银龙般的大江——韩江，与畲族人的祖山——潮州凤凰山龙翔凤翥。
如果没有汀江这一路的曲流南进，深居瘴气弥漫的荒芜之地的畲族人，或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都难于逾越大山的屏障而散居于闽地的汀江之畔，如长汀之濯田水口、武平之大禾、上杭之庐丰。这些地方的蓝姓畲族，尽管百里不同风，却不约而同地在族谱上记载或在民间口耳相传着关于他们共同的先祖蓝熙三郎亦真亦幻的一些故事——
这是一个关于“天葬地”的古老传说，与畲族“女性为大”的传统文化习俗息息相关。曾经在一个冬日里，因着女始祖三公主流传下来的这一古风，我特意来到长汀县濯田镇水口村的坪岭自然村，为一睹闽西蓝姓畲族人无比尊崇的“生龙口”。
据当地人介绍，他们习惯将此处的“天葬地”称为“牛栏祖墓”。应该说，在来这儿寻访之前，我曾百般设想这一处的神秘与未知，只因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有一首儿歌给我留下过无比深刻的印象： “火萤虫，橘橘红，夜夜下哩吊灯笼。灯笼里背一枝花，畲家妹子人人家。茶一杯，酒一杯，打扮施人大路归。大路归，石按脚；小路归，芒割脚。芒头尾上一点血，芒头锯下一绞肠。爷子见得出目汁，娱子见得叫断肠。长竹篙，晒罗裙；短竹篙，打媒人。上昼老鸦哇哇叫，下昼老虎打媒人。”这凄凄惨惨的儿歌唱的是古时有一个畲家妹子与客家后生仔好上后偷偷生下了小囝，因违背了畲族“族内婚”的祖训而被迫跳崖。那时的我哼着儿歌，却不知道它竟起源于离我家乡不远的长汀水口，更不知道因着这个畲家妹子的离世使“天葬地”成为畲族人的“生龙口”，直到来访之前，在对闽西“天葬地”进行抽丝剥茧式的探究之时，才知道儿歌背后，除了畲族的“族内婚”制，还蕴含畲族“女性为大”的古老文化习俗：原来，畲家妹子死后，客家后生把她的尸体偷偷藏在了自己的牛栏里，这个牛栏，就是现在长汀水口的牛栏岗；再后来，后生一家子孙就尊母牛为祖妣，因而，当地蓝姓畲族在酒席上是绝对不可以上牛肉的，更不可以将牛肉当作供品敬神或敬祖， “牛肉不好筛酒”的风俗也就这样在这个村子里流传了下来。
但当地畲族村民对“天葬地”似乎还有另外一个更加言之凿凿的说法，那就是他们的蓝姓先祖蓝熙三郎的故事。村里的居民是这样相传的：蓝熙三郎是蓝氏入汀始祖蓝万一郎的第三子，距今已经700多年了。元代至治二年(1322)，其时蓝熙三郎已经去世，其次子蓝和二郎只身来到濯田水口坪岭一财主家当佣人，住在牛栏隔壁的草料房中。有一天，财主请来一位风水先生为其谋风水宝地，恰先生晨起，蓝和二郎连忙热情招待，并随手将财主的金脸盆盛水供先生洗漱，此举被财主婆发现，竞遭到恶毒谩骂。风水先生闻讯甚不是滋味，便有意帮助蓝和二郎成全其父墓葬之事，并悄悄耳嘱玄机。数日之后，蓝和二郎借故告假回乡，将父亲蓝熙三郎的骸骨暗暗带回，藏于牛栏屋内。忽一日，狂风大作，雷雨交加，只见财主家中的狗狂吠不止，并叼饭勺嗷嗷外逃，蓝和二郎见状，想起风水先生的叮嘱，当即往外追赶，刚出大门，只闻一阵地动山摇的巨响，财主房屋全部倒塌，牛栏已没，骸骨已葬，涌土成坟，此即“天葬地”。
P17-20
近20年来，于我而言，如若除却我们一般人都在普遍经历的“庸常”人生，那么民族成分更改为畲族，或可算是我人生中最最不一般的大事了。
这一年，是1988年春，我的家乡久泰村迎来了恢复畲民族成分的盛大庆典活动。
这恰如我在文章中多次提及，这一天，村庄沸腾了起来，村民们和我一样，第一次在村庄的墙报上，知道了畲族始祖忠勇王、三公主和盘蓝雷钟四姓的故事。
然而，典礼过去，一切回归平静。仿若除“来”时的热闹，“去”便如潮水般消隐，了然无声。
但依然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沉醉其中，且甚为得意，因为父亲不经意对我说起，有一个畲族人的盛大节日“三月三”即将来临。他说，这是一个畲族人的独特节日，除家家户户都要吃传统的乌米饭外，全村还要举行盛大的歌会。
我没见过乌米饭。在我们这个村子里，逢年过节见到最多的是糍粑和年糕，以及以鼠曲草或贮麻叶为原料做的清明棵等。父亲也仅听说，在畲族的历史上，曾有一个民族英雄雷万兴率领畲军抗击官兵，被围困在了大山里，粮食断绝之时，以乌稔果充饥渡过了断粮难关。又是一年三月三，取得反围剿胜利的雷万兴突然念想起乌稔果来，就吩咐兵卒出营采撷。可是，这时的乌稔尚未开花，士卒们只好采了些叶子回来。没想到，他们将乌稔叶与糯米一起炊煮，发现做出来的乌米饭虽乌黑乌黑的，却味道极佳，香甜异常。雷万兴吃了很喜欢，感慨万端之余，下令士卒们大量制作乌米饭以纪念抗敌胜利。由此相衍成俗，乌米饭成为畲族三月三独特的关食。
这样的美食一如畲家的故事，每每令我着迷不已。我期待着这样的节日，私底下还有一个更热烈的愿望，那就是期盼一睹畲家歌会的风采。应该说，作为一个曾经的客家村，客家山歌早已唱遍村庄的每一个角落，我不知道客家山歌与畲族歌言在我这个村子里有过多少交集与融合，但综观现在诸多关于“畲” “客”的学术研究，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观点即是作为中原移民的后来者——客家人，他们无论在文化还是习俗上都受土著民族畲族的深刻影响。因此，即便久泰村在开基之时便已失落了畲族文明，我也确信，在我儿时听到的我的父辈们在田间山头此起彼伏的对歌，是潜藏着畲族的文化基因的。只不过这样的对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渐式微，以至如我这个年龄的畲族人，如若能在生活里遇到一二，便已属一种“巧合的机缘”，如此，更遑论畲族歌会了。
这样的期许自然令我激动。激动着的我在三月三这天放学回家途中路遇我的英语老师时，竞骄傲而轻率地发出邀请，盛情邀约老师“到我家来过节哟”。
可惜的是，正如老师一脸茫然的微笑，三月三这天，我没有如期等来乌米饭，更没见到传说中的歌会，它让我尴尬，也让我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难以释怀。“为什么成了畲族人却不过畲族人自己的节日呢?”直到很多年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原来“节日”是不可能像庆典活动一样，可以“做”起来的．它须有约定俗成的共同文化心理认同作为支撑。
就这样，我在各种各样的表格上填写着“畲族”的民族成分，却依旧以一个客家人的汉文化心理，度过了初高中6年如水的日子。
其间，村庄发生一个比较大的事情，是村部从浙江请来两个师傅，风风火火带领村民办起了“民族竹木加工厂”。还有一个越来越显见的事实是，我们这个村庄的畲民，可以享受多木山村和广东潮州的凤凰山、石鼓坪村等进行调研。值得一说的是，文学采风、创作的过程既是一个认识和重新梳理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忧虑与反思并举的过程，尤其在走过大多数畲族村庄之后，面对现代文明对古老畲族文明的侵蚀，面对村庄光鲜容颜背后日益凋零的畲族文化和畲族记忆，目之所及、脑中所思，我的心中往往更多的是忧郁和感伤，为此，我觉得有必要写些什么，算是无奈之下的记住，或日提醒。
佛家有言：世间万物皆因缘而生，因缘聚，则物在。
由此，我也想，这部书稿也是缘生缘聚的结果。在此，我不能忽视我的1988年、1994年和2009年，就像不能忽视久泰畲村、中央民族大学和“祖国颂”一样，我感谢每一个时间节点和每一处孕育、催生我畲族意识不断“觉醒”的契机和所在。
当然，我还应该感谢这么一个经历，在我畲族文学创作最困惑也最紧张的时刻，我作为副主编参与了中国作家协会《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畲族卷》的选编工作。这个工作庞大而烦琐，但我在筛选、阅读、修改的过程中，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了解了全国畲族作家和他们的创作状况，既有一种发现的惊喜，同时也深刻地感受到了畲族作家和畲族文学每一个脚步的努力与艰难。为此，我写下了《新时期畲族文学地理印象》一文，几经辗转得到中国作协机关报《文艺报》和《民族文学》的高度重视，其中《文艺报》还特配发了5位重点畲族作家的“创作谈”组成一个专版，成为有史以来全国畲族作家首次的集体亮相。它与《畲族卷》一起，既可看作是对新时期畲族文学的一个总结与梳理，同时也是对全国畲族作家和畲族文学的一个强有力的鼓励与鞭策。
衷心感谢畲族研究专家钟伯清教授在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感谢福建畲族商会和浙江景宁县委宣传部为我提供深入潮州凤凰山和景宁敕木山区进行畲族文化调研的机会；感谢王晋先生在本书的版式与图文设计上所作的倾力贡献；还要感谢陈争鸣、吴国群、徐希景、山哈、朱庆福、张廷驹、雷弯山、郭永仙诸师友用镜头为我提供如此众多鲜活而生动的畲族影像素材。谢谢你们!
尽管本书写了不少畲族村庄，融入了不少畲族文化和民风民俗等各种元素，也提出了一些忧虑和思考，但我深知畲族作为一个民族，远不是几个村庄可以完全表述的。
畲村永远意犹未尽!
反映一个民族或族群历史记忆的文本，既可以采取历史叙事，也可以采取文学叙事。一般来说，历史叙事比较常见，它们要求客观、真实，一般没有文学性的描写或者虚构，可读性比较差，各种史籍、方志、民族(俗)调查报告等，大致都属于这类。民族记忆的文学叙事其实也不少见。与历史叙事不同，文学叙事要求有故事性，有艺术感染力，有艺术上的想象，但真实性往往不是重点。其常见形式一般有史诗与小说两种类型，前者如荷马史诗、畲族的《高皇歌》、藏族的《格萨尔》等，后者如《金翼》《尘埃落定》《百年孤独》等。历史叙事能让读者了解相对真实的过去，但枯燥的文字常常让人敬而远之；文学叙事能让人爱不释手，但又常常让人对真实历史的认知越来越模糊。那么，有没有一种既有历史叙事的真实感又有文学叙事的可读性的反映民族记忆的文本形式呢?畲族新锐青年女作家钟红英花费近两年的心血著成的《崖壁上的舞者——古老畲族的文化探秘之旅》，让我真切地感觉到了这种可能性。
《崖壁上的舞者》是以散文的形式记录和反映散落在畲族民间丰富的民族记忆的文学探索。的确，它是一部散文集，但它又不仅仅是一部散文集，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一部散文体式的民族志。个人认为，作者用这种散文形式的文学叙事来呈现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是成功的，她不仅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畲族民间世代相传的“真实”往事，也让我们充分领略了她充满艺术感染力的散文技巧。我不得不说，与史诗和小说相比，散文叙事对于再现民族群体记忆的确有其独特的优势：
其一是散文无须为讲述完整的故事而虚构人物与故事情节，可似尽可能地如实记录族群记忆的实况甚至还原族群历史的真实(通过分析与评论)。如关于“牛栏祖地”的记述，就完全转述自闽西蓝姓畲族的民间传说，虽然传说本身充满荒诞的神话色彩，但它曲折地反映了畲族人民的信仰和对民俗的看重。又如“远去的村庄”里关于久泰村村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和村落的历史演变的描述，不仅文笔优美，而且从作者的第一人称的视角，将村落的历史记忆融化在雅致的文学叙事之中，真实可感。此外，朱熹在连江七里畲寨与狐狸结缘作《凄狸赋》、景宁敕木山惠明和尚对当地畲族开基史的贡献与影响、东阪巫姓畲村崇祀祖先神“民主公”而作的神秘道场等，这些记录并不见于史籍，却真实地反映了畲族民间的历史记忆。类似的记述在书中比比皆是，使本是散文的《崖壁上的舞者》具有浓浓的民族志书写的味道。
其二是散文的书写形式比较自由。既可以叙事，也可以抒情；既可以引经据典，也可以兴之所至；既可以讲故事，也可以论事理；既可以客观引述，．也可以主观评析……总之，散文可以利用几乎所有的写作手法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这种书写形式的多样性，使散文具备了无限的张力，无疑给作者的民族记忆叙述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在《崖壁上的舞者》一书中，作者就充分运用了各种书写形式，以记录和展示畲族民间丰富的族群记忆。其中许多民间传说都充满着奇幻的想象，如畲族始祖忠勇王的传说、朱熹与畲族村寨的传说、牛栏祖地的传说、仙字潭摩崖石刻的传说等等，这些传说是一个民族对自身历史的主观认知和解释，并非真实的历史。作者在如实记录和讲述这些传说故事的时候，并不刻意去判断传说的真伪，而更多地去分析传说产生的情感因素和环境因素，以及传说对畲族的文化意义和自己的特殊感受。作者这样去书写是明智的，因为传说本身就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地判断是非、真伪的命题，更多的是体现一个民族对历史的群体性认识，寄托一个民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反映一个民族的价值观。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传说本身的真伪已经不重要了。
其三是散文叙事可以宏大，也可以琐碎，但尤以琐碎见长。这里的琐碎叙事并不是烦琐无聊的琐碎，而常常是较多关注于宏大叙事的小说、史诗以及历史叙事的史志所忽略的细节。在畲族民间，有无数人口不一、大小不等、风俗各异的畲族村寨，有无数关于祖先、关于过往、关于生活的可以很离奇也可以很朴实的传说、故事、歌谣。这些在史诗、小说、史志中往往被视而不见的细节，恰恰是构成畲族历史与文化的最鲜活的材料。在《崖壁上的舞者》中，作者将这些琐碎而丰富的传说、故事、歌谣、风俗信手拈来，或叙或议，或引或述，娓娓而谈，让你不由感叹畲族的历史过往竞是如此的生动和丰厚，畲族的文化竞是如此的丰富独特而又充满底蕴。谁又能说琐碎叙事就一定是琐碎的呢?
其四是散文“形散神不散”的特点，使作者行文更为灵活自由，充满跳跃性。在《崖壁上的舞者》中，这种跳跃性不仅反映在各篇之中，也反映在各篇之间。如《村居·远去的村庄》中，第一节以久泰村的景观描述开始，很快又通过回忆童年引出生动的畲族乡村生活风情，并通过“忙”与“闲”时山歌嘹亮的生活场景，再现了畲族人曾经“无歌不欢”的豁达乐观性格．最后又回到现实，告诉你“只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样的山歌就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散落，再无人传唱”。第二节则从对村庄的眷恋写起，一转引出祖先与村庄的由来，再转引出村庄祭祖、酬神的风俗盛况与作者的感受。第三节回溯“我”和村人民族身份转变的历史渊源，以及畲汉互动中曾经引发的悲伤故事。因为畲族的身份，引起作者对畲族有意识的考查，由此弄清了村庄畲族文物为何毁灭的历史过程——实际上这应该是“我至今都不会知道自己身上流着的是畲族的血液”的原因。第四节则从族群演变历史与迁徙历程，引出畲族内部曾经很神秘的“寻亲密语”，最后转到“我10岁的孩子”对家乡、对畲族的认知。这种跳跃性的书写看起来散乱，其实是通过不同的视角展示“我”、久泰村、畲族的历史关系，散而不乱。这种跳跃性书写，在各篇中都能看到。而在全书来看，散文集每篇的内容各不相同，但都是从某个视角展示畲族历史、文化的某个断面，主题仍然是集中的。
可以说，《崖壁上的舞者》作为一本民族记忆的文学叙事是相当成功的。全书充满情感的叙述、艺术性的书写和大量鲜活的民族志材料，都是令人称道的。如果不是民族院校的求学背景，仅仅作为中文系出身的作者，要完成这种民族志意义的文学书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需要大量的民族(俗)志调查为基础。钟红英在写作中所展示出来的扎实的民族(俗)志调查功底和实践，令我这个民族学出身的人也自感有所不如。因此，我更愿意把《崖壁上的舞者》当作是一部文学性的民族志或民族志的文学性书写的特殊文本，而不仅仅是一部散文集。
《崖壁上的舞者》是畲族文学的一种探索性文本，它开启了一个更完美地贴近民族记忆的新形式，这在畲族民族志书写和畲族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尽管可能在叙述中和材料运用上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但相对于它所取得的成绩，这些不足甚至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作为校友和朋友，我真诚地祝贺《崖壁上的舞者》的顺利出版，也衷心地期待红英能推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把畲族文化用文学的形式完美地展示出来。
是为序!
钟红英编著的《崖壁上的舞者(古老畲族的文化探秘之旅)》是以散文的形式记录和反映散落在畲族民间丰富的民族记忆的文学探索。的确，它是一部散文集，但它又不仅仅是一部散文集，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一部散文体式的民族志。作者用这种散文形式的文学叙事来呈现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是成功的，她不仅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畲族民间世代相传的“真实”往事，也让我们充分领略了她充满艺术感染力的散文技巧。
钟红英编著的《崖壁上的舞者(古老畲族的文化探秘之旅)》选取广东、福建、浙江三省在畲族迁徒、发展史上一些极富特色、具有深厚历史人文内涵的村寨为落笔点，用散文笔法，多层面多角度阐述、反映畲族的历史、人文、社会发展、族际关系以及民族地方等，是一部“行走”的畲族历史人文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