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父亲曾资助蒋介石南下广州
我原姓汪，祖籍安徽歙县人。我看到族谱上记载，我们上代有人做过光禄大夫，还有一个文人叫汪藻，是南宋有名的文学家。汪姓在安徽是大姓，我父亲家是这个大家族里头的一脉。太平天国时候我的祖父移民到浙江奉化，其实就是逃难。离开徽州时，每一个人带了一块金砖。到了奉化，他们就用金砖，在奉化常昭村造了房子和祠堂。我父亲汪宝棠生于1882年，一家兄弟四个人，务农为生。我父亲六岁时就下地劳动了，放牛、割草，相当辛苦，生活很艰难。到十二岁时，他看到邻村青年到外地谋生，便也想到宁波去找活干，摆脱农村的艰苦生活。
父亲来到宁波找到一个打铁铺，跟师傅学打铁。我们家乡有旬俗话叫人生三大苦：撑船、打铁、磨豆腐。打铁师傅打的就是自己的心。一开始，我父亲当学徒，从十三岁做到十六岁。这三年里，他每天从早到夜地打铁，也没什么吃，零用钱也很少，空闲时候就算放假。一次，他在一家南货店里，看到家乡奉化的土菜，想买来吃时，碰到店里一个四十来岁的伙计，也是奉化人，姓王。他看到我父亲一个人孤苦伶仃，很可冷，就让他去他家里，烧点家乡菜给他吃。自此我父亲隔两三天就去他家。这个伙计，有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大的是女儿叫梅香。我父亲一直去他家吃饭，不好意思，就想着为人家做点什么。有时，这个姓王的伙计，把南货店多余的东西拿出来做小生意，补贴家用，我父亲看到了就和他一起做。相处时间久了，我父亲看到他家大女儿蛮好，那女孩也喜欢他，就订婚了。父亲三年满师后，师傅让他再做三年。父亲觉得老做这个铁匠没出息，可又想不出自己除了打铁，还能做什么。这时，岳父对他说：“你和我女儿订婚了，应该有出息。我有个同乡在上海，你要不到上海去谋生吧。上海是黄金铺地，去上海的人都能发财。”
父亲觉得这是条出路，说走就走。他一个人乘小船到了上海后，岳父的朋友对他说，你没其他本事，就去做码头小工。经介绍到十六铺码头做了脚夫，即码头小工。做脚夫就是船到码头后，把船上的货卸上岸，当时都是一人掮或两人扛，把货送上岸。掮货上岸要走跳板，跳板一颠一颠很难走。一开始父亲走不好，一下子跌到江里，人跌到黄浦江不要紧，爬上来就是了，货跌到江里就要赔偿。货比人重要。黄浦江货运繁忙，脚夫每天都有活干。脚夫的活重，饭量大，父亲一顿能吃两大碗饭，一碗黄豆汤，汤里难得放几根肉丝，就算不错的了。脚夫一天劳动下来，发一根竹签，一根竹签可以吃两顿饭。住的是“滚地龙”，就在十六铺码头旁。如果船没到，就一天没事做。脚夫有帮口，都要抢生意。父亲的工头待人还算可以。所以，只要不怕苦，卖力干，勉强能糊口。父亲说，脚夫和种地两码事，种田用腰功，打铁用臂力，脚夫用肩功。 大船卸货后，有的还要用小船把货物运到浦东去。十六铺到浦东来回一个时辰，每条船上两个人。如果哪天有船缺船夫，父亲就顶上去摇船。他们大多数运的是棉花。
后来，父亲的一个朋友，在苏州河垃圾桥当工头，那边货物多，比较I亡，缺人手。他让父亲到苏州河去装货物，一天要装很多，挣的钱也多，父亲就在那里干了，活主要是把棉花打包后送到英国怡和纱厂、日本三井洋行和中国纱厂去，每包棉花有两百斤，很重。这样他干了五年苦工，老板看他干活卖力，为人老实，就提拔他做了工头。另外一个工头，姓王，是奉化王溆浦人，大同乡。他对我父亲说：“我们两个人都做工头，合起来就是大工头。”父亲觉得有道理，就两人合起来做大工头，做了几年。虽然，他剥削人家，但他对大家蛮好，大家也就对他好。但时间一长，他觉得做工头虽省力，却责任重又赚不了大钱，不如做商人。他认为，自己人头熟门路多，可以做棉花商人，便开了一爿裕丰棉花号，到浦东高桥、崇明等地设立收购站（旧称放“庄口”），收购棉农的棉花，打包卖给纱厂。这些纱厂他都认识的。他这时在上海无家，晚上无处睡觉，就睡在上海最大的宁波会馆四明公所。不久，结识了叶澄衷、虞洽卿等人。后来生意做得比较大了，就加入了宁波同乡会，认识了更多的人，生意也做得越来越兴旺。当时上海做棉花的商人不少，论实力父亲排到第三位。
父亲还在做工头时，回老家跟梅香结了婚。结婚后，他要贴补岳父家钱，直到两个老人去世。梅香有两个弟弟，小弟弟，叫王鲲。梅香对我父亲说，这个小弟弟要培养，要让他读书。父亲答应了。妻子梅香生了一个女孩，也取名叫梅香。几年后，妻子梅香过世了，父亲托人带养女儿。谁知。不久女儿也病了，父亲赶回去，女儿死在父亲的怀抱里。他很难过，含泪对小舅子王鲲说，一定让你读书。王鲲读书蛮好，长大后到邮政局做事，认得一个叫王任叔的文化人，是同乡。每个月王鲲和王任叔到上海来办事时都到我家吃饭。那时，王任叔用笔名“巴人”写过一些支章，很有学问，父亲也知道，他要小舅子向王任叔学习。
几年下来，父亲生意越来越好。他已娶我母亲任氏，生有三女两男。他大生意要做，小生意也不放过。虽然此刻他已经是个很有钱的商人了，家中已雇用了车夫、厨师，另有三个佣人。但他仍注意开拓新业务，当他看到棉花打包用的麻布袋，运送棉花后有点破时，就关照工人不要扔了，拿回来修补一下还能有用。对那些实在破旧的布袋，他让人拆洗干净。大片的卖给工厂揩机器、擦汽车等。再小的布就卖给居民做抹布。为此，他索性在新闸路口（后门弄堂鸿福里）开了一家汪宝记花袋号，专做这个小生意。这新闸路的房子是44、46号，双开间。店招是请国民党元老谭延闽写的，花了8两黄金。楼上是住家，全家刚搬进去不久我就出生了。这时正是1924年阴历八月初四（9月2日），刚好是江浙战争爆发，双方开炮，打了三日三夜。因为我母亲身体不好，我又胎气不足，所以我一生下来就哭。外面开炮，里面哭，炮开了三日三夜，我哭了三日三夜。炮声一停，我就不哭了。我生下来时，父亲已四十三岁，老来得子，所以特别喜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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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沈寂先生，还是在十多年前。那天，我去拜访他并向他约稿。之后，他陆续给我写来了三十多篇力作，都发表在《上海滩》杂志上。这期间，我只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高产作家，而对他的人生经历却知之甚少。
去年年初，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推荐我担任沈寂先生口述历史的撰稿人，在长达二十多次的访谈中，我逐渐了解了沈老非同寻常的人生经历，并逐渐认识到沈老是一位非同寻常的人。因为，我觉得在沈老身上有一种非同寻常的精神。
这种精神，就是五四运动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思想解放，就是让数千年来跪倒在皇权面前的人们，挺直腰板，站立起来，开始有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因此，受五四运动影响的知识分子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有朝气、最有血性、最有担当的一代人。
沈老就是这样的一位知识分子。
沈老出生时，“五四”运动刚过去五年，中国正处于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代。到他上中学时，正值日寇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他亲眼目睹了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的拼死战斗，激发起他极大的抗日爱国热情：他组织同学一起出版抗日刊物，在校园内四处张贴，不怕被开除；继而，他瞒住母亲，悄悄离开上海，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投入血与火的战斗；而后，又奉命潜回上海，自掏腰包，为部队买了许多药品，交给地下交通线，送往根据地。与此同时，他还写了不少小说，揭露日寇的暴行。抗战胜利后，他又写寓言故事，讽刺蒋介石发动内战，推行假民主、真独裁行径的不得人心。建国以后，他在香港当编剧时，为了讨回拖欠的员工工资，他也是挺身而出，去与老板谈判。最后，被港督驱逐出境。
沈老的勇于担当给自己带来了许多磨难，但他从不屈服。抗战期间，他曾被上海日军宪兵队抓去，受尽酷刑，但他绝不吐实，保护了战友和同学。之后，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他被打入另册，不能当编剧，不能搞创作。反右时，又顶替别人当了右派；“文革”中，更是被扣上五大罪状，遭受批斗，关入“牛棚”，最后在五七干校中，被工宣队开除出文艺队伍，发配到工厂去劳动改造。十年动乱结束后，他创作的电影剧本和人物传记，以及编辑的《上影画报》还继续遭受到某些人的非议……，这一切磨难，都没有能摧毁他的意志。为此，他曾经对我说过：“人们常说，‘一人另册百事哀’。的确，我常有报国无门的痛苦。但是，我始终觉得对自己不幸的命运，哀痛、哀伤都可以，就是千万不能‘哀莫大于心死’！无论在怎样的困境中，都要有乐观精神。尽管我也曾有过心灰意懒、跳江自杀的念头，可是只要一想到我的家人，我的朋友，还有我一生痴迷的文学，我就能忍受一切苦难，就能在逆境中忍耐下去，甚至能忍痛度过最难熬的日子。”沈老的“三哀”、“三忍”真是将中国知识分子的坚忍精神推到了极致。 经历过寒冬的人，更能感受到春天的温暖。沈老就是一位感情充沛，知恩图报的人。他每次说到自己的父母亲，都充满了感恩和歉疚之情。尤其是他说到，当年母亲因为听到自己被驱逐出香港而受惊去世时，当场流下了热泪；同样，当他在说到许多大导演、大明星的凄惨遭遇时，都会难受得说不出话来，泪水盈满了眼眶。
沈老对所有关心他、支持他的领导和亲友，心中都充满了感激。他高兴地告诉我，最近十多年来，他的文学作品得到了更多人的肯定。2009年11月，他被授予“杰出电影艺术家”的荣誉称号；前几年他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后，赵雯副市长在沈祖炜馆长的陪同下，特地登门看望了他。去年，上海文史馆组织口述历史丛书出版工作，沈老被列入第一批名单。他感动地对我说：“赵副市长和上海文史馆对我真是关心，我非常感激。同时，我觉得上海文史馆组织出版这套口述史丛书是非常必要的，是一件大好事。这样可以抢救出许多珍贵的史料，给后人留下一份真实的历史。”
葛昆元
2015年7月10日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成立于1953年6月，首任馆长张元济先生由毛泽东主席提名、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聘。建馆六十余年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由历任市长共延聘近1200名馆员。馆员专业遍及文化历史、金石书画、新闻出版、教育学术、戏剧电影、传统医学、传统体育等多个领域，多以深邃造诣、杰出成就和一定的社会影响，成为专业翘楚乃至具有代表性的知名之士。他们在人生和事业道路上所经历蕴积的波澜起伏、经验见识和丰富阅历，是具有多重价值的宝贵的人文历史资源。
为了充分发掘文史馆馆员群体所特有的珍贵而丰厚的人文历史资源，保存历史记忆，记录时代风云，推动口述历史研究工作，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于2013年7月正式成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姜义华和熊月之先生联袂担任中心主任。中心成立后，即聘请沪上学有专长的十位文史学者担任特聘研究员，启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编撰项目。为了保证丛书的整体质量，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后，确定以下编撰原则：
一、丛书主要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同时适当选取符合要求的馆外人士为访谈对象（即口述者）。
二、丛书恪守口述历史征集途经和开展过程的规范性。凡列选书目，概由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先根据相关原则选取访谈对象。征得同意后，由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约聘的撰稿人拟定采访提纲，经中心审议和口述者认同后付诸实施。访谈结束后，由撰稿人在文字笔录对比录音、影像的基础上整理成文，最终由口述者本人修订定稿。
三、丛书注重口述历史区别于一般“自传”或“回忆录”的独特性。访谈范围涉及口述者家世、经历、事业、交往、见闻等多个方面，尤其重视本人在场或参与之所历、所见、所闻、所传、所思，具有历史价值却缺乏文字资料的内容。
四、丛书本着客观的态度保存口述者的记忆。由于认识水平和记忆偏差，其内容可能与事实有出入。撰稿人应对口述中出现的人、地、物名及时、空、事件等进行必要的核对，尽量减少常识性错误，必要时可加以注释论证，亦可视具体情况在正文后面附录口述者活动年表等相关资料。
五、丛书在整理成稿并交付出版时，除了部分内容因涉及敏感暂不公开，或不得已而有所技术处理外，应努力保持资料原貌，切忌依据主观价值标准任意删除或更改，以此体现对口述者、对口述历史的尊重，同时也给口述资料的使用者保留可供继续解读和分析考证的空间。
六、丛书按照以图辅文、以图证史的原则向口述者征集和选用图片，包括照片、书信、手稿、字画、实物摄影等各种形式的图像资料，基本要求是：图片题材应该与口述内容直接关联，图片质量应该达到刊用水准，图片说明应该以新闻报道原则来撰述，时间、地点、人物、主题，基本齐全。
我们热忱希望丛书的编撰出版能拓展史料搜集的范围，能丰富读者对历史的认知，也衷心希望大家对我们编撰工作中存在的疏漏或差错，不吝批评指正，以利于口述历史的健康发展。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2015年6月
葛昆元撰稿的《沈寂口述历史（精）》中，著名作家、编剧、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沈寂通过口述一个个故事，展示其充满戏剧色彩的一生。孩提时，他遭绑票。以后在抗战的洪流中，出版抗日刊物，投笔从戎，加入新四军。曾被关进日本宪兵队上刑罚。经历了反右、“文革”时期，创作的电影剧本和人物传记，影响深远。他与当时活跃于上海文坛的柯灵、张爱玲、徐讦等不少作家交往，亦熟悉闻人大亨如哈同、黄金荣、杜月笙等。他在逆境中坚忍，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有史以来最有朝气、最有血性、最有担当的一代人。
葛昆元撰稿的《沈寂口述历史（精）》为上海文史研究馆策划的“口述历史丛书”中的一本，采取口述、整理的方式，展现个人的历史。著名作家、编剧沈寂的一生跌宕起伏，孩童时因家庭关联遭绑票。以后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他曾转到苏南加入新四军。在大学读书时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关进日本宪兵队上刑罚。后来他写小说、编刊物，结识了当时活跃于上海文坛的柯灵、张爱玲、徐訏等不少作家，亦熟悉商贾巨富如黄金荣、杜月笙、哈同等“大亨”、“大班”，成了如今写老上海人物的行家里手。全篇通过一个个故事和经历，展示其充满戏剧色彩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