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建辉：我们先按时间顺序，从您的童年和学生时代开始谈起。在做采访功课时，我就觉得您这个名字比较特殊，请问您的“木文”这个名字的由来？
宋木文：其实，这个名字是很普通的，并没有什么很深奥的含义在里面。遵照祖传家谱的习俗，（在我这一大家子里）我这一辈人（的名字）都属“木”字辈：我是木文，我家二弟叫“木生”、三弟叫“木仁”、四弟叫“木权”、五弟叫“木梁”、六弟叫“木铎”、小妹叫“木玲”，这很普通，但是你的提问，我倒觉得也有点意思。因为“木文”这个名字是父亲给起的，我父亲是私塾的教书先生，在农村里面算是有文化的，所以给他的大儿子起名“木文”，而不叫别的，那就是希望我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也只有有文化才能有出息，我想这是他老人家给我起这个名字的含义，也是对我的一种期望吧。
冯建辉：您小时候学习情况怎么样？上过哪个私塾？读过哪些书？
宋木文：我念书算是比较用功的。我家在吉林省榆树县育民乡全民村前五号屯，是比较偏僻的乡村。我开头就跟父亲在他创办的私塾学习，也在同屯的一位老先生，叫王治恒（王子元）老先生所开的私塾里学习。念私塾，不是咱们现代意义上的学校，而是教书先生在那里教孩子们识字念书，主要是念“蒙学”，其中包括《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治家格言》《百家姓》等，我还读过“四书”，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当时有的还能背诵下来，但并不完全真正理解它的含义。尽管不懂，但这对我后来的学习和成长都是有帮助的。我的老朋友范敬宜为我的《亲历出版30年》做过一首诗，里面说“绵绵长白势莽莽，耕读家声育栋梁”，是写我的童年少年在家乡东北长白大地一面干农活，一面念私塾，父亲教我学文化，想让我长大了成才。说到干农活，我放猪、放马、种地、间苗、铲地、拔草、割地、打场、碾米等庄稼活都干过。但这“育栋梁”也是老朋友诗化了的鼓励。其实我的学习所得主要还是在以后。在家里、私塾，我接受的仅仅是初步的启蒙。
冯建辉：在您的《亲历出版30年》中，您提到过，您幼年教育是“受父亲的影响，深得母亲支持”，不知道这该怎么理解？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父母亲当时的情况？
宋木文：我是说，学习上的影响主要来自父亲。我父亲名宋荣，字耀轩，自办学堂（私塾），免费为乡民子弟讲授“四书”（前面已经说过了）、“五经”（《易》《书》《诗》《礼》《春秋》五种儒家经典），其中包括“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被乡亲尊称为“宋大先生”。父亲对我要求比较严格，希望我学有所成。我家当时还有一点藏书，都是线装书，有时候我也翻一翻，有些收获，学习上的影响主要是父亲。 生活上的影响主要是母亲。我母亲名叫郑桂苹，虽然是大户人家出身，但很勤劳、贤惠、心灵、手巧，对她长子的期望很高。我们是六兄弟、一个妹妹，一共七人，现在都健在。我们的成长，在家里来说，生活上主要是靠母亲，包括所有的衣服都是母亲亲手做的，管吃管穿，更管如何做人，兄弟妹幼小时的待人处事乃至生活习惯深受母亲的影响。后来我到北京，“文革”以后，把她老人家接来，一直在我这里住，1990年去世，也算我对老母亲的一种尽孝。她的针线活做得特别好。我们家这么多孩子，衣服都是她做的。后来到北京以后，她还给我做丝棉袄。我现在还保留一个椅垫子，就是我母亲拿用剩的布块，有好几种颜色，再缝拼的，可能还可以找到，我给你找找看（访谈至此，在向采访人示意后，宋老起身去取实物）。找到了！这是我特意留下的，老母亲给做的。这是80年代老人家在北京的时候做的。
冯建辉：多难得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啊！那您读小学的时候是多大年纪？您后来是在哪里上的中学？
宋木文：六七岁的样子。先是到离我家五里多地的西六号屯读小学，以后又到离我家40多里地远的大岭村高小去上学。在那里住校，又学习了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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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手记
宋木文先生是我做“口述出版史”的第一个受访人。美国学者唐纳德·里奇（Donald A.Ritchie）在《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中也提到，口述访谈应优先“从你所探讨的事件或社区里年纪最大和最具关键性的受访者开始谈起”。此处所谓“最具关键性”者，也常被口述史学者称之为“守门人”（Gatekeeper）。没有这些“守门人”的鼎力支持，口述史很难有所作为。我想，宋老无疑就是最好的“守门人”：1989年至1993年间，宋老担任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是维护意识形态一个方面军新闻出版安全秩序的“守门人”；现如今，在我们的“口述出版史”项目中，他同样是学术意义上的“守门人”。有了宋老的支持，我们的口述史项目才能得以顺利开展。
对宋老的预备采访，开始于2012年8月9日。当时是院领导魏玉山亲自带队。有了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平台优势，有了院领导的亲自出面，有了丘淙同志的热情沟通，有了对口述史项目的理解，宋老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邀请。2012年10月16日，项目组正式启动对宋老的口述史访谈。访谈工作主要由我承担，录音摄像工作主要由尚烨同志承担。先后访谈10余次，每次约3小时。在访谈结束之后，为了访谈形成文字，也为了出版这部《自述》，我又多次就相关问题及文稿整理，向宋老请教。宋老把这一部分工作看作是“访谈合作的继续”。2015年1月26日，我终于将《自述》书稿交至中国书籍出版社，这部《自述》正式进入编辑出版流程。需要说明的是，这部《自述》的第一、二、五、六、七章系我与宋老的访谈稿，其中绝大部分脚注均由我提供，以便于读者了解历史情况与采访细节。
采访宋老，当然需要提前认真地做好各种功课。通过资料的搜集和研读，宋老的形象渐渐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但是，真正要开始访谈，我又惴惴不安。实事求是地讲，我是不具备与宋老对话的资格的，这并不是忌惮于宋老过去的职位以及现今在业界的影响力，而是在相对了解之后对这样一位政治过硬、作风正派、领导经验丰富、驾驭全局和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高超、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相当扎实的党内老同志的尊重与敬畏。然而，那一丝惴惴，在第一次见到宋老后，旋即消逝得无影无踪了。当宋老得知我毕业于中央党校，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就问我有没有读过列宁的《怎么办》。面对后学晚辈，一个信手拈来的话题，一下子拉近了谈话的距离，宋老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着实让我感动不已。
口述史同行经验告诉我们，对于年迈的受访人而言，越是久远的记忆，反而往往越是清晰，越是深刻。在访谈中，宋老回顾了名字的来历，表达了父亲对自己“学文化、有出息”的期许，展示了母亲拿用剩的布块拼缝而成的椅垫。当宋老的双手轻轻抚过那均匀而又密密的针脚，流露出宋老对亲情无限的眷恋。 专业史是口述史的一个重要维度。作为访谈人，我尤其关注宋老与书、与出版结缘的经历。从童年时期的《三字经》《千字文》等“蒙学”，到青年时期做《东北戏曲新报》的行政负责人，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干部必读》丛书等理论著作，再到70年代从干校返京参与出版管理工作，更有之后为出版工作站岗护业、谋篇布局，妥善处理热点问题，我想，宋老的记忆和讲述，已然潜藏着自己所独有的文化背景、品性习惯、思维模式和生活态度，而正是建筑于其上的基本信念和人生品格，在驱使、创造和改变着他的人生，进而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在当代中国出版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
“口述＋细节”让历史变得有血有肉，不再干涩，这是口述史独有的价值。宋老是当代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对于重大问题决策、热点事件处理的回忆和讲述，可以为当代出版史增添某些不为人知的珍贵史料。在谈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有关《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的出版往事时，宋老以现今已成为历史资料的当年档案、文件、相关史料为依据，传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当年对《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的认识是有个过程、有所调整的。对违纪出版问题的处理是坚决而又谨慎的，是把违纪出版与对外国文学名著的政策严格区分开来的。在谈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压缩整顿出版队伍”时，宋老的回顾，表明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积极而稳妥地搞好压缩整顿，确保搞压缩不伤元气，抓整顿促进繁荣，确实考验着出版管理高层的政治智慧和勇气。在有关版权立法修法、新闻法出版法起草始末的回顾中，宋老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具有非常宝贵的史料价值。
访谈中，宋老经常是妙语连珠。宋老曾说，“草鞋没样，越打越像”，要取得好的结果，达到好的境界，就要勇于实践，坚持不懈。草鞋成不成样儿，第一要靠“打”，第二还要看你怎么去“打”。宋老还说，“偶然性决定你的命运走向，必然性决定你的成就”。人的一生有很多偶然性，常常是这种偶然性会决定你一生的走向，但是在偶然性发生后，你能不能适应这个环境、工作、业务，在陌生的环境里仍然能有所作为，这里面就有必然性的东西在起作用。
访谈中，宋老的勤奋好学，给了我一次又一次心灵的震撼。宋老说他幼年生活在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文史基础薄弱，在参加工作后注重自学，在干中学，学中干，积极过“文史关”，也因此养成了勤于思考、善于总结的习惯。即使是在“文革”时期，宋老“小事不计较、大事不糊涂”，我想，这和他的谦虚好学、善于反思是有关系的。即使是在当下，宋老以耄耋之年，仍然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并将相关论述归纳为“一提醒”“二指出”“三要求”，又紧密结合总局工作实际，巧借“及时雨”“大风歌”“艳阳天”等比喻，形象地流露出一位老共产党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然而，最让我感动的是宋老那种对党和国家发展命运的关注。宋代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宋老之“忧”，见之于“站岗护业、谋篇布局”诸篇文字；处江湖之远，宋老之“忧”，感之于访谈中宋老对“建设新闻出版强国”“新闻出版与广电管理机构设置”等相关议题的建议书。宋老大概就是范氏所言的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吧！
中国自古就有“当代人不修当代史”的传统，而我们所做的口述史，也可以说是当代人在写当代史，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是，我有幸参与口述史项目，倾听过去的声音，留下往事的回忆。而在我看来，这些沧桑往事，不时闪耀出人性与智慧的光芒。口述史项目固然捕捉了不少通向历史真相的线索，但它同时也记录了许多宝贵的人生感悟。当一卷卷生命的画轴在记忆的维度中徐徐展开，口语、表情，甚至交谈中片刻的停顿，都蕴藏着难以估价的精神财富。
冯建辉
引子
第一章 我的家庭出身与成长路径
一、我的成长背景与人生道路选择
二、过“三关”和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
第二章 我的“文革”遭遇与感悟
一、毛主席“两个批示”后的文化部机关
二、从文化部机关到“五七干校”
三、从“五七干校”到国务院出版口
四、在国务院出版口经历的恢复与反复
五、对江青追查“小简报”事件的回忆
六、对于“文革”选题图书的出版管理与进言
第三章 出版工作的拨乱反正
一、以批判“两个估计”为开端
二、缓解“书荒”的重要举措
三、调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出版方针
四、地方出版社出书立足本省面向全国
五、确认三联书店员工的革命历史地位
六、支持我驻港出版机构转型复兴
七、我的一点思考
第四章 为出版站岗护业无二心不懈怠
一、在部属局任职的三年
二、多变的四年
三、敢于担责的四年
四、站好最后一班岗
第五章 在完成党的政治任务中为出版谋篇布局
一、在反对精神污染和整党中谋划出版改革与发展
二、在1989政治风波后所做的几件事
三、反对和平演变与掌握出版方向
第六章 出版热点问题检验出版管理
一、从处理低俗出版物谈起
二、关于武侠小说出版热
三、回顾《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的出版
四、为《金瓶梅》出版制订专门管理文件
五、出版《性风俗》留下的教训
六、挂历与美术画册出版的放权与收回
七、“扫黄”与“打非”任务的提出与发展
八、集中统一发放书号的提出与实施
第七章 出版改革与发展的探索
一、从哈尔滨会议开始的出版社改革
二、出版的两个基本属性与转企改制中的变与不变
三、出版社改革的首个文件
四、出版体制改革的新目标
五、印刷技术改造推动出版业登上新台阶
六、图书定价制度的三次改革
七、出版业科学发展之探索
八、向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新党组进言
第八章 中国版权立法修法二十年
一、版权立法的缘起和奠基期的工作
二、版权法起草进程中的最大难题及其妥善解决
三、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著作权法的审议
四、一部基本符合国际公约又有中国特色的著作权法
五、适时加入三个主要国际版权公约
六、著作权法修改的艰辛历程和重大进展
七、完善我国版权保护制度的重要决策
八、知识产权保护任重道远
第九章 新闻法和出版法的起草工作
一、制定新闻法和出版法的决定是怎样做出的
二、新闻行政管理要到位又不能越位
三、新闻出版是否要实行“双轨制”改革
四、直言新闻改革与新闻立法
五、新闻法和出版法起草工作的新进展
六、出版法的审议与撤回
七、出版自由条文如何表述的意见
八、我的几点体会
第十章 退居二线及离休之后
一、在中国出版协会的探索
二、为文化传承张罗几套大书
三、以个人名义编著几本小书
四、耄耋之年的学习笔记——谈胡乔木对调整阶级斗争理论的重要贡献
五、向我的任职机关致敬——忆新闻出版管理机构的变迁
六、两次殊荣的鞭策——写在获得出版与版权两个重要奖项之后
七、感谢党中央的亲切关怀——记刘云山同志羊年春节前亲临我家看望
八、尾声
采访手记
我这个“出版官”当得用心又费心
经过两年多的思考与书写，这部定名为《一个“出版官”的自述：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以下简称《自述》），终于定稿了。
《自述》是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两年前立项的“口述出版史”的一部分。我为这部《自述》确也曾一拼，集中一切时间连续做此事，但如果没有郝振省、魏玉山先后两任院长的推动和支持，以及“口述出版史”小组、责任编辑和其他有关人员的尽职尽责，是难以做成的。
我今年86岁了，是“半路出家”搞出版，但我热爱出版，自我定位为出版人。进入耄耋之年，有人称我为“出版家”，有时还加上一个“老”字，或者“著名”什么的，我都认为是不够格的，还是称出版人为好。
“出版官”是我在特定情况下的一种自称。
这种自称，过去好像只有两次。
一次是在中央宣传小组会议上说的。1993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全体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82年版）作出修改后，全国人大办公厅主办的一家出版社自行出版了这部宪法，新闻出版署图书司向这家出版社提出，宪法是国家重要文献，按中央规定，应由人民出版社统一出版，你们自行安排出版是违规行为。没几天，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位领导同志为此事打电话对我进行指责。我坚持了中央有关规定，交谈中有几句不够冷静的话。在随后举行的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我汇报了有关情况，说着说着没有控制好情绪，冒出了一句“只要我还在这个出版官的岗位上，就要坚持这项管理规定”，引起与会者注意。主持会议的丁关根表示，“坚持管理，注意方法”。会后，新闻出版署党组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呈送专题报告，陈述了经中央批准的有关规定，全国人大这位领导同志在事后同我接触时，仍然表示了他的大度和热情。
一次是我思念老朋友戴文葆时说的。2012年我著文思念资深编辑家戴文葆，在回顾我同他的交往时说：“我视他是亦师亦友，而他对我则是亦官亦友，有时官在友上。作为‘政府出版官’，能同这位编辑大家为友，乃平生之幸事！”我写简历时曾说，我是“三无干部”：无大学毕业文凭、无高级专业职称、无政府特殊津贴。主要靠自学和实践习文做事。所以我对真才实学者格外尊敬。戴文葆是我敬佩的编辑大家之一。
如此说来，使用“出版官”的概念，主要是想表明一种责任担当，欲做一个爱岗敬业的出版管理者。这样，尽管“官位在身”，我仍然是以“出版人”为“安身立命”之本的。我视出版是我为之献身的一项事业：在职时，力求在实践中把个人追求与职责担当结合起来；离职后，离开岗位了，但事业还牵挂着。这也成为我的这本《自述》的主题。 我的《自述》曾被院方采访者拟名为《宋木文口述出版史》，经认真思考，我觉得不合适。我的《自述》主要是讲我的出版经历，从政府“出版官”的角度对若干大事和重要问题讲述自己的一些看法、提供一些资料，可以作为新闻出版研究院“口述出版史”的一部分，供研究者和史论作者参考，而不是全面系统地讲述当代中国出版史。
这本《自述》共十章：第一、二、三、四章：“我的家庭出身与成长路径”“我的‘文革’遭遇与感悟”“出版工作的拨乱反正”“为出版站岗护业无二心不懈怠”，是按时间先后讲述我的成长与任职的历程；第五、六、七章：“在完成党的政治任务中为出版谋篇布局”“出版热点问题检验出版管理”“出版改革与发展的探索”，是按专题讲述我是如何为出版事业服务的；第八、九两章，是我对版权法、新闻法、出版法起草与制定工作的回顾；第十章，是讲述我退居二线及离休之后所做的几件主要事情。
出版离不开政治，做好管好出版离不开党和国家的大形势。我过去任职所从事的和现在回顾的，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时期的出版管理，面临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面临着由长期封闭向大步开放的转变，面临着由思想理论文化的一元向以一元为指导多元并存的转变，面临着由传统出版向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转变。为应对这种变革、转折、发展给出版带来的挑战，遵循中央指示精神，我曾提出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出版体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事业，但在实际工作中并不都是自觉的，常常是处于由不自觉向较为自觉的转变之中。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探索，而这种探索，现在也不能说就可以止步了。在《自述》的回顾中，为保留此种历史痕迹，提供历史借鉴，我对所讲大事均引用现今已成为历史资料的当年档案和文件，连带引出的思考，也以史料为据，不空发议论。这也是遵循修史重在实录的好传统。
为给《自述》增添一点历史感，我配文选用了少量文稿手迹和历史资料照片，其中也有反映我延续至今的情理观的。
这本《自述》，开头按事先商定的预案，采用问答式，我按采访人提问回答，由采访人按录音、录像进行文字整理，而我审看文字整理稿时，又常有新的思考，改写较多，甚至多次改动，使采访者徒增劳动消耗，如第一章和其他个别章节，即是如此。后来，我干脆先写出来，送采访者加入提问，再约定时间进行访谈并录音录像，即或如此，我又常有修改或增补，真是积习难改，自我耗时费力，又多有拖累他人。对第三、四、八、九、十章，则全按我的手稿排印（无提问），虽也多有反复修改，却不再像从前那样拖累他人；有问答的几章，有的专题，亦是按自述手稿或发表稿排印的，只要阅过，便知其详。
对院方参与各位，从口述史小组到出版社，我原想全都写到，而写出一看，很难面面俱到，便下决心简化，只在开头一提。这样也能把原有与新加的较为重要的几段文字突显出来。
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石峰、新闻出版研究院原院长郝振省，应我的请求，审看了全部文稿的初稿，给我以鼓励和支持，他们提出的意见推动我对文稿作了进一步修改。振省还应约担任本书的特约编审，帮助我和出版社完善书稿，指导责任编辑以及其他相关工作。
对所有给我以帮助和支持的人们，我在此真诚地表示感谢！
《一个出版官的自述--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共十章：第一、二、三、四章：“我的家庭出身与成长路径”、“我的‘文革’遭遇与感悟”、“出版工作的拨乱反正”、“为出版站岗护业无二心不懈怠”，是按时间先后讲述作者宋木文的成长与任职的历程；第五、六、七章：“在完成党的政治任务中为出版谋篇布局”、“出版热点问题检验出版管理”、“出版改革与发展的探索”，是按专题讲述作者是如何为出版事业服务的；第八、九两章，是作者对版权法、新闻法、出版法起草与制定工作的回顾；第十章，是讲述作者退居二线及离休之后所做的几件主要事情。
《一个出版官的自述--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一书是原新闻出版署的宋木文署长讲述其一生的出版经历，主要是从政府出版官的角度对若干大事和重要问题讲述自己的一些看法，提供了一些史实资料，作为“口述出版史”系列的一部分，给研究者和史论作者以及读者以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