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商人(影响中国的近代实业家们修订版)(精)》的作者傅国涌经历了两年的深耕苦读，一年的寻访，将研究与实践的结果汇集成此书，刻画出中国近代民营企业家的群像，将这些商业先驱的挣扎、反抗、坚持都呈现于字里行间。

现代工商业真正的本土源头在那些开创了各种新式工业的民营企业家身上，张謇、荣氏兄弟、穆藕初、范旭东、卢作孚和刘鸿生，正是他们代表了近代的方向。

何谓企业家？何谓企业家精神？何谓企业家的本土传统？

一、经济创造力，敢于冒险、勇于开创的创业精神；二、核心价值观，这是创立企业的根本；三、社会责任感，以服务社会为最高选择；四、管理制度化。

傅国涌著的《大商人(影响中国的近代实业家们修订版)(精)》揭开近代商业历史的层层帷幕，探究我国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企业家们不平凡的经商历程，从他们的商业活动中吸取宝贵的经验，为我所用。本书不仅是一部企业家的个人经商史，同时也是一卷浓缩着近代经济发展风貌的工商业档案。

学者傅国涌经历了两年的深耕苦读、一年的寻访，将研究与实践的结果汇集成此书，刻画出中国近代民营企业家的群像，将这些商业先驱的挣扎、反抗、坚持都呈现于字里行间。

前言 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

 一、我的追寻之旅

 二、近代企业家的五个来源

 三、外在因素：制度的不可抗力

 四、内部因素：企业家精神

 五、重温企业家的本土传统

第一篇 天地之大德曰生——张謇和大生集团

 一、世界地图上的“唐家闸”

 二、“机枢之发动乎天地”

 三、大生成功的五大原因

 四、大生元老和张三、张四兄弟

 五、第一次大生股东会

 六、江北“小上海”

 七、大生二厂、三厂和副厂

 八、通海垦牧公司

 九、“父教育”和“母实业”

 十、“得尺则尺，得寸则寸”：从立宪到共和

 十一、“中国有力的实业家”

 十二、“张南通”名副其实

 十三、“伶工学社”：五线谱上的毛笔和钢笔

 十四、“南通模式”和王牌“千生”

 十五、黄金时代的消逝

 十六、大生失败原因：“二无二差”

 十七、“一花一谢皆关心”

 十八、“即此粗完一生事”

第二篇 衣食上拥有半个中国——荣氏兄弟和茂新、福新、申新集团

 一、申新搁浅

 二、实业部乘人之危：“可怜大王几被一班小鬼扛到麦田里去”

 三、四台石磨起家

 四、“面粉大王”：“兵船”走向世界

 五、“纺织大王”：“从衣食上讲，我拥有半个中国”

 六、荣宗敬的四项原则

 七、雪上加霜：申新七厂拍卖风波

 八、落井下石：宋子文的如意算盘

 九、“劳工自治区”和“大无锡”之梦

 十、“爱国之心，未敢后人”

 十一、“一生知己是梅花”

 十二、“雄才创业”和“老成持守”

 十三、办厂解决社会就业是积极慈善

 十四、“大迷”和“二迷”

 十五、“有力量要贡献社会”

 十六、三足鼎立

 十七、宁可牺牲个人保全事业

 十八、“我是事业家，不是资本家”

第三篇 穆藕初：手散黄金培国士

 一、外国人眼里的“中国第一人物”

 二、从德大、厚生到豫丰：佩六国相印

 三、纱布交易所：没有股份的理事长

 四、世界不问你是何人，只问你能做何事

 五、手散黄金培国士

 六、毕生最得意之教育事业：中华职业学校和位育小学

 七、昆曲未成广陵散

 八、倡斗黄头鸟

 九、从政非志趣所在

 十、“新兴商人派”代表

 十一、不知自己是延安统战对象

 十二、苏州城外“穆家坟”

第四篇 书生之见VS发财之念——范旭东和“永久黄”团体

 一、久大精盐公司

 二、军阀绑票勒索

 三、永利碱厂

 四、纯碱价格战

 五、“永利是高明的灯塔”

 六、“当了裤子也要办黄海”

 七、亚洲第一大厂

 八、“新塘沽”

 九、“谁人肯向死前休”

 十、三条自我约束原则

 十一、《海王万岁》

 十二、社会的中流砥柱

 十三、“三位一体”中的“李老太爷”

 十四、“三位一体”中的“国宝”侯德榜

 十五、“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

 十六、搪瓷杯盛着塘沽海边的沙

第五篇 从一个变成两个、三个，越多越好——刘鸿生和他的企业集团

 一、“O. S. 的股票，如今不如草纸了！”

 二、“想利用口袋中的现钞做点事”

 三、“火柴大王”

 四、“象”、“马”、“龙”之争

 五、“煤业大王”

 六、“我并没有让我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七、“企业大王”

 八、六个保镖和七只生鸡蛋

 九、点金石：经营之道与用人之道

 十、“在日常工作中发挥个人的才能”

 十一、“在上海我是大老板，到重庆变成小伙计了”

 十二、日落西山

 十三、“我总希望把我的企业从一个变成两个、三个，越多越好。”

第六篇 谁创造了“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卢作孚和民生公司

 一、宜昌大撤退

 二、药王庙创世记

 三、“卢作孚神话”：小鱼吃大鱼

 四、大制度和小细节

 五、“公司魂”：民生精神

 六、朝会和《新世界》

 七、影响和帮助卢作孚的人

 八、“你的跟班比你穿得漂亮”

 九、没有私产的总经理

 十、读书和看戏

 十一、“我从来不想过官瘾”

 十二、“选卢作孚做行政院长吧”

 十三、“这东西不男不女”

 十四、“民生公司的股票交给国家”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九、“父教育”和“母实业”

张謇有个很有名的说法：父教育，母实业。他对教育的热情比办实业还高，他觉得要普及教育就要多办小学，小学是教育之母，但是办小学需要师资，所以他第一步选择办师范。1902年，大生开机不到三年，他就开始筹办“通州师范学校”。那时一般都叫“学堂”，张謇称“学校”还是超前的，十年后，新生的民国教育部才通令全国一律改称学校。

张謇着青衣小帽，坐独轮小车，到处在南通城内外寻找合适的校址，最后选中南门外半废的千佛寺。这是明代万历年间建的一个大寺院，鼎盛时期有两百多个和尚，七进殿堂，千尊佛像，1901年发生一次火灾，正殿被毁，留下了几十间年久失修的房屋，濠河三面环绕，周围空旷，是个比较理想的地址，他还看中了几棵百年老银杏树。加上千佛寺没有田产，只有一个和尚，安置起来容易。

等到破土动工，工人讲迷信，怕得罪神灵，不敢下手，张謇说时不从古，亲自动手拉绳索，首先拉倒一尊佛像，工人才敢跟着动手。改寺院办学在当地曾引起舆论非议，免不了有反对声音，好在朝廷颁行过改天下寺院为学堂的诏令。迄今南通仍流传着一句歇后语：“千佛寺改学堂——时不从古。”

测量、设计、绘图，都是张謇自己动手，接着雇工挑土填河、拓地，光是淤泥就挖了14000船。然后，或改建，或新造，大雄宝殿改成礼堂，文昌阁改成教员室，到1903年共建成平房104间，楼房172间，廊庑116间，可以容纳300多名学生。

1903年2月14日，张謇开始住在通师校园，他在南通办事，几乎都住在这里，直到1909年博物苑的花竹平安馆建成。当月，通师对外招生，分为本科和讲习科。4月23日，本科生复试的试题是他亲自拟的，经义兼国文的题目是“先知先觉释义”，历史题为“三代学制大概”，地理题为“中国生业物产大概”，还有两道算术题，其中大约可以看出他的怀抱、用意。考试那天，大雨滂沱，从早上一直下到中午，学生都是撑着油纸伞来的，监考的教习中就有之后鼎鼎大名的王国维。

4月26日，通州师范开学前夜，总理张謇和庶务宋龙渊检查学生宿舍，宋举蜡烛，张拿锤子，在每个房间门口钉名牌，把钉子敲牢，一直忙到后半夜。厕所、厨房也是张亲自布置的，他说：“办学堂，要注意这二处的清洁；看学堂，先要看这二处是不是清洁。”

第二天举行开学典礼，他穿了翰林院修撰的整齐冠服到场，地方官绅都来向他道贺，在第一届学生、后来留校的教育家顾怡生记忆中，“寿松堂上，一时翎顶辉煌，张先生与之周旋言笑，手持二尺余长之淡色巴菰烟筒，且吸且谈”。那一天，张謇内心的喜悦可想而知，师范开学比大生开机还要让他激动。不过他那天嗓子不好，没有讲话，书面的演讲词当晚在礼堂西廊张贴，“坚苦自立，忠实不欺”的校训就出自其中，他希望这八个字成就南通学风。第二年他又亲自写了校歌，请上海的音乐家沈心工谱曲，并专门到外地请人来教唱，当中“民智兮国牢”一句，连续重复三遍，当年的通师学生终生难忘，都视为座右铭。

张謇并没有直接管理学校事务，主要靠他早年的得意门生江谦（字易园）。他先后请的老师有王国维、陈师曾等，还有8位日本籍教师。王国维当时学术上还没有建树，他教伦理学，讲义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他年仅26岁，比许多学生年龄还小，在那些拥有秀才、贡生、监生等功名的学生眼里，他没有受到多少尊重，只教了半年就离开南通。陈师曾是陈三立的公子、陈寅恪的哥哥，以后成了名画家，1909年到1913年他任教通师，教的是博物学而不是画画。

通州师范开学不久，张謇到日本考察70天，“虚着心，快着眼，勤着笔”，处处留心，向走在中国前面的日本学习，写了一册《东游日记》。参观学校时，他不光对建筑、课业内容等观察得很细，连师范、小学、幼儿园的课桌、椅子长短、高矮，他都一一量过尺寸，详细记下，对儿童做火车游戏的积木玩具也看得出神，连厕所都看得很仔细。到农校，他还和学生共餐，了解学生的伙食。《大阪朝日新闻》多次报道他的行程，称他是知识精英兼实行勇士，不是一般的走马观花者。

开办通州师范的经费大部分来自大生纱厂，在他主持的董事会上作出决议，原来按13份分派的余利，匀出1份，按14份分，1份作为师范的经费。此举得到占官股大多数的南洋大臣同意，商股中许多股东也表示同意。从1903年到1907年，南通师范耗费18万多元，有2/3就来自这笔钱，另外1/3经费则是他和张詧、沈敬夫等人从自己的分红中捐出来的，他说过一句话：“家可毁，师范不可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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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

一、我的追寻之旅

长期以来，中国是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以农为本，重农抑商，士农工商，商居末位，直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古老大陆才开始长出近代工商业的嫩芽，而真正深刻的变化还要等到19世纪末震动整个天朝大国的甲午战争之后，《马关条约》容许日本人在中国的通商口岸任意设厂，给当时具有忧患意识的中国人带来巨大的刺激，清政府也从那时开始允许民间办厂。

“实业救国”、“兵战不如商战”，就是那个时代走在前面的中国人发出的沉痛呼声。

在读史过程中，我渐渐感到，以往我们几乎完全忽略了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他们的情怀和追求以及他们在历史中应有的位置，因此萌生出一个念头——追寻企业家的本土传统。我试图找回中国企业家真正的根，现代工商业真正的本土源头。如果从洋务运动算起，中国的企业史已有，150多年，就算从1895年算起，也有120年了。中国企业家的根到底在哪里？

“当官要读《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据说这是现在办企业的人中很流行的一句话。胡雪岩为什么如此走红？因为他在经营中有这样几个特征：“利用官府资源的能力，和社会各阶层斡旋的能力，资本运营的能力。”“在当今中国，如何迅速聚集财富，从体制内寻求创业资源尤显关键。”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的回答一语中的，他在探访了杭州胡雪岩故居和胡庆余堂之后，对胡氏120年前提出的“戒欺”、“客户第一”、“采办务真，修制务精”等经营理念，对其信用和商德都表示肯定和佩服，并认为胡氏最后虽败犹荣。但这位当代企业界的领军人物也清楚地指出，胡氏毕竟没有投资新式企业，没有在改良工艺、提高品质等方面做出新的努力，所以算不上是一个企业家，只是一个流通领域的商人。

我的追寻结果是，这个根不在“红顶商人”胡雪岩身上，不在曾经辉煌一时的晋商与徽商身上，他们都只是传统农业文明的产物，身上还没有笼罩近代的曙光，简单地说，他们不过是旧式商人。这个根也不在洋务运动后期崛起的晚清中国盛名显赫的盛宣怀、唐廷枢等人身上，他们或是官商，或是买办，最终未能超越身份的限制，踏人现代的门槛。这个根在那些开创了各种新式工业的民营企业家身上，张謇、荣氏兄弟、穆藕初、范旭东、卢作孚和刘鸿生等人，正是他们代表了近代企业的方向。

从张謇到卢作孚，从1895年到1952年，横跨近60年的时光，几代企业家筚路蓝缕、殚精竭虑、大刀阔斧、立志求新，他们到底留下了哪些值得珍视的传统？积累了哪些不能忽略的经验？即便他们当年失败的教训，也可以为后人提供很好的参照。还有，他们个人和企业命运的变迁轨迹，他们的“实业救国”抱负和时代的关系，我试图找到这些答案。  我的追寻之旅始于2005年春天，那时我的《主角与配角》即将完稿，我把目光最终转移到了包括“实业救国”群体在内的历史人物身上，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引起我的强烈关注。当时，他们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还是一片模糊，他们身上几乎都打上了形形色色的阶级烙印和政治标记，几十年来，包括我在内的多数国人对他们始终无法产生足够的敬意，反而更多的是鄙夷和忽视。从那个春天起，我把时间、精力乃至生命埋进了原本不熟悉、不够被关注的史料之中。读了将近两年的史料，我眼前的近代企业家群像才渐渐变得清晰起来，许多人的面容在我心中活了起来，他们的形象和我少年以来被动地建立起来的图谱大相径庭。

同时，我深刻地感受到仅仅阅读史料是不够的，我要走出去，到大江南北亲眼看一看近代企业家们在中国土地上留下的真实痕迹。从2007年2月到2008年1月，我的追寻之旅断断续续，历时一年。我去的第一个地方是无锡，主要是寻找荣氏兄弟当年在故乡留下的遗迹，在水西关、荣巷、梅园……我看到了曾经的繁华，曾经的追求。四台石磨开创的惊世事业，我相信至今仍能打动许多做着类似创业梦的人。在长江北岸的南通，我深切地体会到一个人和一个城市的关系。有张謇才有近代南通，大生集团的事业和南通文化的根基，靠一个人、一个办厂的状元郎而奠定，张謇已和南通融为一体，合二为一，他被称为“张南通”完全名副其实。尽管在我到过的所有地方中，张謇在南通留下的遗迹最多，保存得也最好，但仍有许多重要的旧建筑被无情地毁弃了。因为第一次来去匆匆，我又第二次去了南通，住了整整一个星期，甚至产生过为张謇写一本书的念头。

从武汉到成都再到重庆，然后从涪陵经万州，乘船下宜昌，我寻访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遗迹；从重庆朝天门码头附近的新民生大楼出发，我到了卢作孚的家乡合川，到了他苦心建设的北碚；从“温泉公园”到“作孚园”，我用心体会卢氏当年的万丈雄心和内心苦衷。在宜昌的长江码头，除了对岸的青山依旧，我没有找到宜昌大撤退时的任何痕迹，好在市区还有几个旧时民生分公司的仓库以及留下过卢氏背影的旧时报关行的那条台阶。

……

他们对公益事业的关心，已不是造桥修路、做善事那么简单，而是具有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深刻内涵。张謇是第一个例子，他是中国企业家的标杆、榜样、楷模。他生在一个大转型的时代，以三十年的时间致力于实业、教育、自治和宪政。如果说梁启超是以文字来革新，那么张謇就是在实践上开风气之先。古老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在他的脚下伸展，实业、教育、宪政(以地方自治为基础)正是现代化的三个支点，在他之前的洋务运动中，李鸿章、张之洞这些人意识到了强国，但没有意识到富民和开启民智才是根本，更没有想到在政治制度上的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謇称得上是中国的现代化之父。他在南通大办公益事业，致力于地方自治，由南通师范学校开始的一系列学校，从师范、专门技术学校、普通中小学、幼儿园直到大学、盲哑学校，从南通博物苑、南通图书馆、更俗剧场到公共体育场、军山气象台，从南通育婴堂、养老院、济良所、残废院到医院、公园等，简直是以企业办社会，不仅奠定了南通一地的现代化基础，而且他创造的“南通模式”直接影响了荣氏兄弟、范旭东、卢作孚、穆藕初等人，间接影响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荣家兄弟在无锡创办的一系列小学、中学、大学、公园、图书馆，修建的桥梁、公路等，对无锡这所城市的贡献也不可小看。范旭东在塘沽办化工企业，把一个荒凉的渔村变成繁华的工业重镇，卢作孚建设重庆北碚与他的民生公司发展几乎同步。值得注意的还有，许多地方的因厂成镇，比如大生一厂所在的南通唐闸镇，大生二厂所在的启东九隆镇，大生三厂所在的海门三厂镇，永利南京铔厂所在的大厂镇，都是一个个工业化推动城市化的生动范例。他们办企业的行为因而成为现代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要说企业家留下的本土传统，没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了。

2008年2月18日初稿，2月25日修改，

2015年8月8日再改

读史两年，寻访一年，日历从2005年翻到了2008年。这个冬天，杭州经常大雪飞扬，积雪成灾，多年未见雪的欣喜早已被雪灾冲淡并且冲走了。面对大雪纷飞修改书稿的日子有一种别样的滋味。春天的脚步渐近，从开始着手准备这本书，将近三年的时光从我的窗前和步履中匆匆流走，我和书中的人物同欢喜、共忧虑，他们企业的兴衰成败、人生的悲欣痛欢不仅牵动着我的心，也让我进一步深入思考中国这个大陆型国家存在的问题。近代企业家的处境，他们的命运沉浮背后都与民族命运、制度变迁有着骨肉般不可分离的内在关系，企业家群体从其产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不可能在铺满玫瑰花的坦途上顺利前行，而是在曲折迂回中艰难爬行，每一个脚窝都留有血泪的印记。

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片承载了太多苦难、悲剧的大地上，求新变革、自我超越的不易和每前进一步所要付出的代价。有时好不容易进了一步，瞬间又退后十步乃至五十步，大起大落，仿佛就是老大民族的宿命。历史的一个浪头过来，把什么都卷走了，巨大的落差要让整个民族慢慢承受。

我是一个读书人，与书为伴是我今生的选择，也是上天的安排。但我注定不是书斋中人、学问中人，只能是问题中人。在读史阅世的同时，我无时不在关心脚下这片土地以及与我同样的亿万普通人的命运。我喜欢胡适先生所主张的：“得寸进寸，得尺进尺。”1920年，他就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文章说：

社会是种种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须要改造社会的种种势力。这种改造一定是零碎的改造——一点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无论你的志愿如何宏大，理想如何彻底，计划如何伟大，你总不能笼统的改造，你总不能不做这种“得寸进寸，得尺进尺”的工夫。所以我说：社会的改造是这种制度那种制度的改造，是这种思想那种思想的改造，是这个家庭那个家庭的改造，是这个学堂那个学堂的改造。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不断提及“得寸进寸，得尺进尺”。他不大相信根本改造，不幻想毕其功于一役，一夜之间在地上建起天堂。他只相信一点一滴的改造，所以他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各类“主义”总是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热衷于谈论具体问题。在他看来，即使是世界史上的两次大革命(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虽然震动百世、快意一时，最终还是要回过头来面对枝枝节节的问题。作为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之一，他走的就是一条“得寸进寸”的路。

其实，在胡适之前，本书的主角之一张謇，中状元之后并没有选择做官，而是在故乡南通埋头大办实业、教育、公益事业，他在1906年就提出了类似于胡适“得寸进寸”的说法：“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

胡适和张謇扮演的社会角色不同，但他们一样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进得一寸就是一寸，不奢望，不幻想，温和而执著。与那些大刀阔斧、雷霆闪电般的历史人物相比，他们往往显得不够过瘾，不够雄浑，不够痛快，似乎缺乏颠倒山河、挥洒自如的大气魄。但是，从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来看，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选择可能留下了更多正面的遗产，是后人可以效仿、可以跟进的。一个古老民族在流了太多的鲜血之后，也许更应该珍视那些不流血的本土资源。企业家阶层是近代的产物，从张謇到卢作孚，他们的实绩本身已昭示了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20世纪50年代，胡适挨批和整个企业家阶层被迫集体退出历史舞台几乎同时发生，那是我们民族最重大的损失，毫无疑问，是所有不幸中最深刻的不幸之一，它意味着“得寸进寸”推动社会进步的渐进路径被彻底抛弃，等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并且肯定这一切的时候，数十年的光阴白白耗费了。

追寻企业家本土传统的过程是寂寞而枯燥的，寻访之旅也有一些不愉快的遭遇，这种寻访毕竞不同于轻松愉快的旅游，有时到了一个地方，甚至过其门而不得人。在南通海门的大生三厂，现在被一家港资企业华润集团收购，管行政的一位陈姓经理说什么也不让我进厂，去看幸存的几幢老建筑。上海陕西北路上的荣宗敬别墅被国外的“星空传媒”租用，物业公司雇佣的门卫不让我们进去可以理解，但如临大敌的凶蛮态度和肃杀之气，至今令我心悸。

一路走来，确乎风风雨雨，有的地方门难进，脸难看，身为中国人的感慨不可细说。当然，另一方面，许多初次见面的朋友热情的帮助令我感念不已。从成都开车送我去五通桥的王建军大爷，到无锡接我去南通的朋友寂寞梧桐兄，为我提供大量帮助的丁弘、郭士龙、祖丁远、张廷栖、赵鹏、姚谦、肖正德等先生和金艳女士，从南京去南通接我并陪同我去找南京钮厂遗迹的好友范泓兄嫂，在天津全程陪同我的朋友醉猫兄，在汉口、无锡、重庆、涪陵、宜昌和天津，我的新老朋友刘洪波、胡发云、康志刚、王康、魏勇、周迪谦、黄波、治平诸兄，从北京专程赶到天津一同寻访的几位朋友，陪我去上海的裘黎阳兄以及上海的朋友们，黄晓丹和她爷爷黄志远先生，接受我访问的荣勉韧老先生，以及荣巷中心小学热情帮助我的荣心兰老师，重庆民生公司的项锦熙、龙海先生，宜昌方志办的朱复胜先生，南开大学、天津师大的赵津、邸颜莉教授，送我《钱昌照回忆录》复印本的嘉兴范笑我兄，为我提供《碱业巨擘民族之光》画册的天津碱厂王俊杰先生，海门政协办公室和《海门政协》的编辑，特别是为我提供热忱帮助的张謇先生后人张绪武先生、张慎欣先生，穆藕初先生的幼子穆家修先生，多年研究卢作孚的赵晓铃大姐，借我珍贵史料的姜波兄，赠我珍贵旧书的张华兄，老朋友许志华利用寒假帮我看了全部书稿，杭州外国语学校老师汤萌为我翻译了需要的原始材料……他们的帮助处处让我感受到这片土地上的温暖，我只能在这里诚挚地道一声：谢谢！最后，我要感谢妻子曹丽蓉，她为我提供的强大后援力量，使我能集中精力写出一个个我想写的题目。今天是她的生日，我想以这本书送给她作为生日礼物，感谢她1993年以来与我风雨同舟，为我付出的一切辛苦、操劳和忧心，虽然外面白雪皑皑，但我们都相信严寒过后将是春天。

2008年2月6日初稿于杭州

2015年8月8日—9月5日于白马山—杭州修订